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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单就故事发生的环境而言，《在西方目光下》就已经算得上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小说。
将《在西方目光下》视作历史小说，这种看法对故事情节有彻底的影响；但我写作这部小说，主要不是为了表现俄国的政治局势，而是要刻画俄罗斯的民族心理。我斗胆希望人们对这部小说还没完全失去兴趣。我之所以有这种自我安慰的信念，是注意到许多讨论当前俄国局势的文章都提及本书里的一些说法和观点，由此可见我的眼光清晰，判断正确。在写这本小说时，我没有别的念头，只想对那些世人多少都了解的事情在道德层面上讲点自己的真心话，并通过虚构的手段揭示构成小说情节的一般道理。当然这些我无需赘言。
说到实际创作过程，我只能说在动笔之初，自己只对全书的第一部分有个清晰的概念，在脑海中也只有霍尔丁、拉祖莫夫和米库林参谋
三个清晰的人物形象。第一部分完成后，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和情节进展才以完整的轮廓赫然出现在我面前。这时我才尽情发挥创作冲动，充分挖掘小说主题的种种戏剧性。
写作过程无需多加解释。它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理性思索，不如说是情感体验；不是来自某次特殊经历，而是来自认真思索后提炼出的一般常识。写作中最令我焦虑的是，如何做到并保持不折不扣的客观性。在写作中保持绝对客观公正是我需要承担的一项义务，它对我既有历史意义又有传承意义，一部分原因来自民族与家庭的独特经历，还有一部分来自我所秉持的基本信念，即真理本身可以将小说创作中的一切虚构合理化，无论这种虚构一点不讲求艺术质量也好，还是希望发生在男女角色所处时代的文化当中。我至今还没有投入过更大的精力去做到超脱。这种超脱是指不受种种情感、偏见甚至个人回忆的影响。《在西方目光下》在英国甫一出版就遭到公众冷遇，原因或许就在于我的这种不偏不倚。约莫六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回报，那时我第一次听说这本小说在俄国受到广泛认可，并且一版再版。
小说人物各自的所作所为也并非源自任何特殊经历，而是来自关于俄国的普通知识，包括俄国的国情，以及面对残暴专制、目无法纪的压迫时，俄国人作出的各种道德与情感回应。这种情况用一般语言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无情专制催生麻木绝望。我的关注视角主要放在老语言教师的“西方的目光”里，以此来观察每个小说人物个体的外貌、性格和命运是如何呈现的。语言教师这个人物饱受非议，但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解释这个人物存在的合理性。我只能说他对我十分有用，因此我认为，在插入评论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他对读者也很有用。我想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在日内瓦发生的种种事端，必需要在那里安排一个目击者。而且我还要为霍尔丁小姐找个能理解她的朋友，不然她就显得太过孤苦伶仃、无所依傍，反而不真实了。别人也无从窥得她的理想情怀，宽广心胸和纯真情感。
在小说中，拉祖莫夫令人同情。他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同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具有健全的工作能力，怀有理性的抱负。他的良心和普通人的一样。如果说他稍显与众不同，那只是他对自己的身份比较敏感。由于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他比一般人更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否则的话他便什么都不是。因此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整个俄罗斯当成自己的继承物。而现实充满各种罪行和牺牲，如同一堆乱麻，既血腥又虚妄，这一切把拉祖莫夫裹挟起来，将他压垮。我认为，后来拉祖莫夫虽然走上歧路，但他并非恶人。书中没有人被写成恶人——无论是头脑简单的特克拉还是执迷不悟的索菲亚·安东诺芙娜。彼得·伊凡诺维奇和S夫人也是受害者。他们是邪恶丛林里的猿猴，他们的各种丑态也都照实刻画。至于尼基塔，绰号内卡塔
，则是恐怖荒野的恶之花。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最困扰我的不是他如何残暴，而是他的性格苍白。多年来这样的人物已经通过报刊文章、各种秘史和惊悚小说，以所谓的“揭秘”形式呈现在公众眼前。
就我本人而言，现在回顾这部小说，最令我惊讶的是所有人物都不是特例，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生活的地点、时间和种族都很正常。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该主义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个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