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太和九年 |
大人物与小人物 |
楔子 |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是一个山雨欲来的年份,从春明景和的日子开始,敏感的人便总能从都城长安飘满牡丹花粉的空气中,嗅到阴谋的气息。
在这个王纲解纽、天理沦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毫无悬念地沦为禽兽,在仁义道德的旗帜下秉持着丛林法则,众暴寡、强凌弱,尔虞我诈、机关算尽。都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道理其实更适合如此喧嚣污浊的权力场;而最悲哀的是,有时候你仅仅为了自保,便不得不去害人,没有任何明哲可以保身。
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一切人在算计着一切人。皇帝密谋着诛除当权的宦官,宦官密谋着诛除碍眼的朝臣,朝臣密谋着将政敌排挤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密谋着瓦解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节度使们则彼此暗通款曲,秘密地缔结同盟与中央对抗……
于是,就是在这一年里,李德裕,中晚唐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宰相,被诬谋逆,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被愤怒的唐文宗贬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去任闲职。
长安的喧腾并未随李德裕的东行而结束,市井中忽然风传:唐文宗服食以求长生的金丹,竟是用小孩子娇嫩的心肝炼成的。这样的金丹配方岂止残忍,简直邪恶,整个城市转瞬陷入空前的恐慌中。
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金丹用儿童心肝之说过于荒唐,如此谣言一定是某个阴谋家的手笔,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这桩阴谋究竟针对谁,以及有什么样的目的。但这就是长安,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无论你是否愿意,或是否参与其中,总会有一个又一个阴谋盘旋在你头顶,或明或暗地影响甚至操控你的生活。但是,长安的锦绣繁华也好,阴谋诡计也罢,都与李德裕暂时无关了。
洛阳,李德裕东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兼具清心寡欲与纸醉金迷两种相矛盾特质的城市。
在洛阳,一个闲官可以赏花,可以醉酒,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吟诗作赋,可以在余生里挥霍着国家俸禄,尽拥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享乐。政治理想被消磨殆尽的白居易,不就正在这洛阳城里用“处处花相引,时时酒一倾”的方式乐享着晚年吗?与诗友刘禹锡诗酒逍遥,不亦快哉。对此种生活,白居易深深慨叹:“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有闲适,更有隐痛。
洛阳的闲官生活,被白居易笑称为中隐。中隐介于大隐、小隐之间,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名利场中人,若能甘心放弃政治上的追求与理想,大可优哉游哉地享受余生:朝廷愿意花钱买你的不做事,政敌也愿意花钱买你的不生事。不必问钱从何处来,根本无人在意这等琐事,你的退出,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但从来鲜有人会像白居易这般领情,李德裕也不例外。对于那些满怀政治理想抑或恋栈权力的人而言,烦恼即菩提,乱局即机遇。西都长安波浪滔天,东都洛阳古井不波,李德裕渴慕的是前者。渴慕前者却不得不背西面东而行,一路春草萋萋,渐行渐远。
早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时代,东都洛阳曾经烜赫一时,太和年间的洛阳人依然津津乐道着往昔的浩荡仪仗。
那时候,整个中央官署都会随着翠华羽盖下的帝王一起,从长安来到洛阳,把洛阳当作帝国的第二座都城,同行的甚至还有御用乐团。和今天一样,艺术圈中人总是潮流先锋,正是御用乐团,将最前卫的娱乐、最璀璨的歌舞以及最大胆的衣饰带到了古老的洛阳。再因着洛阳人的嬉游天性与开放精神,这里简直取代长安,一时间成为无可争议的时尚之都。当时的洛阳城之于东方,相当于今天的米兰、巴黎之于全世界。
但这绚烂光景终于还是散了,吹在风里,变作尘埃。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却谁也没了东巡的兴致。安史之乱以后,泱泱帝国蹒跚着走向没落,这是每一位官僚、每一个百姓都看在眼里的事。洛阳的官署一年年闲置着,就像被抛弃在这里的失意政客们一样,在一年年的希望中一年年地耗尽希望,最终老态龙钟,不堪再用。
李德裕策马东行,是否也在担忧着自己的命运与唐王朝的国运呢,是否在盘算着什么重返长安、重夺权柄的计划呢?
对于这位失势名相即将到来的消息,洛阳人波澜不惊。这里早已不是政治的舞台、权力的中心,唯有城中名满天下的牡丹,能调动洛阳人灵魂底处的热情。所谓升沉荣辱,对洛阳人来说,尽可以消解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极尽伤感却不失豁达的诗句里。
泯灭了政治锋芒的洛阳已是一座市井趣味过度充盈的城市——富商大贾们在这里置宅安家,闲官们也抛洒着半世积攒下来的或合法或非法的收入,关注着最新的房产交易信息。“求田问舍”这种平民百姓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对于真正的梦想家来说却是最可鄙的,野心家同样也不屑于这般行径;但是,一旦你身陷洛阳,就不妨让那些未曾烧尽的梦想与野心都消歇了吧。
购一所赏得见清风朗月的宅邸,买几名红颜绿鬓的歌姬,去白马寺烧烧香,用金泥工工整整地抄写几部佛经,尝一尝上菜如行云流水的洛阳水席,淘几株珍稀牡丹,便是东都洛阳城里标准的富贵闲人的日子了。
李德裕接到贬往洛阳的任命时,正值牡丹的花期。满城花开欲燃,不是不美的,只是,洛阳以鲜花盛开的姿态迎接这位失势颓丧的名相,想来多少有点讽刺。
唐代以前,牡丹寂寂无名,不见于史册经传。桃李梅兰纷纷入诗书,唯有牡丹,人们似乎对其视而不见。多么不可思议:与雍容富丽的牡丹比起来,桃李梅兰像极了怯生生的小丫鬟,但在唐代之前,牡丹得到的关注不及这帮小丫鬟的百分之一。
任何审美观都不是永恒真理,将随时代精神速速流变。恢宏的时代喜欢恢宏的建筑、服饰、绘画以及恢宏的一切,如同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代举国迷恋气势磅礴的巴洛克风格,大气雄伟的唐王朝怎会欣赏色薄花小的桃李梅兰?浓墨重彩的牡丹,注定成为唐人的心头好。
唐玄宗开元末年,郎官裴士淹在汾州众香寺取得了一棵白牡丹,移植于长安家中。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契机开始,唐帝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对牡丹的迷狂。
牡丹仿佛也昭示着世道人心的奇幻与诡谲。自裴士淹那株白牡丹一枝独秀之后,仿佛只在弹指间,便姹紫嫣红开遍,奇花异朵各擅胜场。在达官显贵的宅邸里,异种牡丹压倒字画古玩,成为第一风雅与时尚炫富佳品。每到花季,在纯洁的花前本该自惭形秽的龌龊政客们,纷纷以赏花的名义将公卿将相们邀集私邸,在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中暗暗进行着拉拢感情、结党营私的勾当。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一切都是政治,哪怕是无心、无事亦无辜的花朵。
上流社会的污浊习气不断改变人们对牡丹的审美趣味,白牡丹渐渐乏人问津,原因是如此简单:白色在唐朝是低贱的颜色,是平民的颜色,那些渴望赢得功名的人多么想脱掉身上这一袭不得不穿的素衣啊!而黄色和紫色的牡丹,尤其是深紫色,毫无悬念地成为世俗新宠。因为黄色是皇家的颜色,而深紫色是高级官员的规定服色,达不到相应品级的人再如何富有也不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否则便是僭礼,是对皇权秩序的大不敬。黄与紫的得宠,正是人心向往权贵的明证。
及至皇帝由玄宗换到代宗,年号由天宝换到大历,裴士淹宅中的白牡丹虽然冷艳不改往昔,赏花者的车马却再也不会于此停驻了。诗人卢纶写诗吟咏其事:“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那白牡丹纵然是牡丹狂潮的渊薮,纵然如盛着露水的玉盘一般晶莹而高洁,但时代毕竟不属于它了。从一花中见一世界,抚今追昔,不由得令人生出世态炎凉的感喟。
在李德裕被贬洛阳的六年之前,他的政敌令狐楚也曾从长安被逐至洛阳。当时令狐楚辞家东行,最舍不得的正是家中的牡丹:“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但细细玩味诗意,可知诗人舍不得的并非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洛阳的土壤比长安的土壤更适合牡丹生长,洛阳的牡丹远比长安的牡丹硕大鲜亮,若令狐楚犯的果真是牡丹痴,那他应火速赶往牡丹天堂洛阳。真真让令狐楚舍不得的,是长安,能实现光荣与梦想的长安。
洛阳的牡丹纵然比长安的更蓬勃张扬,但看在政客的眼里,终归乏味。在云谲波诡的名利场上,怎能出现一个可与鸥盟、鸟兽同群的天真烂漫的赏花人呢?
在平民百姓里其实也找不出几个真正的赏花人来,他们每天挣扎在柴米油盐里,他们浑浑噩噩,寡有主见。当他们在花季里向着牡丹花丛蜂拥而去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何尝是真心诚意的?不过是不由自主地追逐上流社会的审美风潮罢了。在时代的浪潮里,他们是泥沙、落叶、浮萍,是上流社会眼中的群氓。
真正的赏花人或许会是某个与众不同的少女,她可能出身于富家,在溺爱中长大。她从不曾见过污秽,眷恋书本里的幻象,却看不透世界的真如实相;她只听过高高围墙里的丝竹与管弦,却听不到围墙外的嘶吼与刀兵。当她望着一株牡丹的时候,这株牡丹与令狐楚、李德裕眼里的牡丹一定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在太和九年的洛阳城里,她和牡丹正处于同样的花季。她叫柳枝——或者只是被无心泄露她芳名的诗人称作柳枝罢了,是洛阳一名富商的女儿。她就是那样无知无觉、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洛阳的花香月色里,对这里络绎往来的迁客骚人们无动于衷,不了解长安宫廷的龃龉,亦没想过有多少藩镇已经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这些与她有何相干呢?她每天挂念的,不过是诗读到了哪一卷、点心够不够甜、未完成的信以及花开的时间。
她全不曾感觉到大唐帝国此时此刻的风雨飘摇。这个男权社会里的小女子,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幸或不幸地,她的世界里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其他。
就这样,在东都洛阳太和九年的花季里,美丽的柳枝心无旁骛。
柳枝的父亲死于经商旅途中的风波,母亲在所有子女中独独关爱柳枝。也许是母亲的溺爱造就了柳枝任性的脾气,在这太和九年的洛阳花季里,十七岁的柳枝依然不知道婚嫁为何事。她常常等不及梳洗完毕便不耐烦地离开妆台,吹叶嚼蕊,用自己的音乐让自己着迷。那不是小女子的悠悠乐歌,而是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非世俗的耳朵所能领会。
邻居们的耳朵恰恰从不曾超出世俗,这正是任何社会里的标准格局。他们疑惑柳枝为何迟迟还不谈婚论嫁,为何活得疯疯癫癫的如同醉梦一般?除了一桩及时而体面的婚姻之外,碌碌的大多数人从不晓得对一名适婚年龄的少女还有哪些方面值得议论。
柳枝浑然不以为意,毕竟她不是为他们活着,这条里巷中能引她动心的事情并不很多。直到这一天,当一位近邻,年轻的李让山,在柳枝家旁吟诵诗句的时候,那悠扬的音律与幻彩的意象竟然令一向都无忧无虑的柳枝陷入了忧伤。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在流溢并闪动着的春光里,在春天的阡陌上,是谁在连日里追寻着一个娇柔的魂魄呢?“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只是一只蜜蜂,或蜜蜂一般执拗的人,寻遍了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然后仿佛看见“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那是一直寻到黄昏了,当黄昏的光影暖暖地笼在桃树的西边时,朦胧中她就立在桃树之下,不知是桃花遮在了她的发上,还是她的发髻上缀满了桃花。
但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他终归寻不到她,她亦终归寻不到他。路途山一程、水一程,愁绪剪不断,理还乱,索性到醉乡里暂避好了。而醉乡里他就能忘记她吗,我就能忘记你吗?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醉梦中微微欠身,恍惚那夕阳的余光正是清晨的曙光,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希望,而那帘上的光影是你刚刚离去的身影吗?抑或只是梦境的残余,我的耳边还依稀残留着你方才的话语?
这样的诗句,交杂着迷狂的爱与沉滞的痛,尤其是痛到如斯的地步:“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你知道怎样从海底捞取珊瑚吗?海边的人会先打造一张铁网,将它沉入海底,等待珊瑚慢慢地从铁网的空隙里生长出来,然后将铁网绞出水面,珊瑚便被完整地打捞出来了。是的,这是怎样一种耗时耗力的工程啊。如果你就是海中的珊瑚,我又何惜这区区的气力与时日。悲哀的是,纵使我持着一张铁网,这茫茫无际的海面啊,我不知该将铁网抛向哪里。
于是“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我只有在无望的相思里日渐消瘦,而渐宽的衣带为何这般无情,分明在每一刻里提醒着我的僝僽,任我在春天的烟景里、在秋天的霜寒里、在一季季的刻骨无望里思念你。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你可知道丹砂与石,丹砂可以被研磨成粉,终归不失其赤;岩石纵然被利斧劈开,终归不改其坚。你可知道我的心亦如丹砂,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研磨成齑粉;你可知我的心亦如坚石,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劈裂成碎块?我只余这一缕魂魄,愿上天将它锁入牢狱吧,其实除了你的身边,哪里不是暗无天日的监牢呢?
季节流转,光阴荏苒,又一个由春入夏的时候了,“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你把春天的夹衣收拾起来,换上了夏天的单衣,琤琤作响的玉佩衬得你的肌肤那般的美。而始终不曾寻到你的我,在你的世界里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看那“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春尽了,春风弱了,化作幽光沉入海面,一如我的幽恨被锁入了天帝的牢狱里。
从没人写过这样的诗,诗句里有光怪陆离的意象,有扑朔迷离的意韵,有缠绵悱恻而一往无前的爱。也许以前那位李贺,那位早夭的鬼才,也可以写得如此斑斓,但这定不是李贺的诗,因为李贺从不曾把爱写得这样深、这样狠。其他人呢,早年间的李杜也好,晚近的大历十才子也罢,都不是,这样的诗从来没有任何人写过,从来没有。
李让山在南柳之下吟咏的诗句惊动了柳枝,她沉睡十七年的青春猛然苏醒,轻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那种激动,好似某个穷其一生皆在寻访知音的人,不经意中觅到了知音雪泥鸿爪的消息。李让山答道:“这是我同里中一个叔辈的少年写的。”
诗人居然近在咫尺,柳枝当即拜托李让山回去向这位叔辈的少年乞诗。许是怕他应许得不由衷,柳枝匆忙中扯断自己的衣带,紧紧结在李让山的臂上。“请你务必记得我的嘱托”,这就是那半截衣带要说的话。
第二天,那位“叔辈少年”,二十三岁的诗人李商隐,与李让山并马而行,行过柳枝家所在的里巷。他或许并不在意自己创作的《燕台四首》是否将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朦胧诗的真正滥觞,倒是眼下一名少女表现出的欣赏和理解更加令他狂喜。
柳枝正在原地等候。她环抱双臂立于树下,一脸骄傲,但精致纤巧的双鬟泄露了她的秘密,她显然认真打扮过。远远瞥见李商隐,她抬起手来指向诗人,故作漫不经心:“写诗的那个人就是你吗?”
年轻时,我们总爱扮演漫不经心,来掩饰自己的殷切与在意。等到年岁增长、激情退去,对大多数人与事失却兴趣,又爱扮演殷切与在意,来掩饰自己的漫不经心。
少女俏皮又傲慢的神情令李商隐忍俊不禁,笑过,他点头称是,长长的一揖既有谦恭,亦有对知音柳枝的感激。
那一刻,春风沿着柳枝抬起的手指灌满她的衣袖,一股突如其来的热切一下子鼓足了她的勇气。柳枝稍为犹豫,旋即发出大胆的邀请,说自己将于三天之后湔裙水上,以博山香相待。
这是唐朝开放风气下特有的浪漫,而柳枝芬芳饱满的面颊,与唇边似有还无的笑意,令诗人再无拒绝之理。
湔裙水上,顾名思义是在水边浣洗衣裙,这是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特殊风俗,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齐聚水边洗衣,认为这可以祓除全年的晦气。其实到了唐代,祓除的意味几乎已消隐无迹,上巳节紧接清明,所有接连起来的这些日子全被用来释放人们游春踏青的热情。那一天里“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会有“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会有各种杂耍、美食、竞技和歌舞,会有少年男女的一见钟情,会有九州豪客的一醉方休。除了烦恼和孤独,那一天的水滨定是应有尽有。
上巳那天,在水滨的踏青盛事上,在东都洛阳所有的嬉游者中间,柳枝将要持着博山香炉,与那个写出了令她心荡神驰的句子的男子,完成一场蓄谋不久的约会。李商隐已经以绝世的才华展示过自己,柳枝亦将以刻意而为的妆容来展示自己。无论她听到他,抑或他看到她,都会在一瞬间惊觉,知晓对方就是知己,彼此能够毫无阻碍地窥见对方的灵魂,正如能够毫无阻碍地窥知自己心底最深处的隐秘。
博山炉对于柳枝,正是这样一个灵魂的符号。
除此之外,博山炉,亦是一句示爱的密语。
博山,是道教传说中的一座东海仙山。汉朝的能工巧匠想象出了博山的奇幻与瑰丽,以山势铸于铜炉,夹杂以镏金或错金的工艺。当香料在山形的炉体中缓慢而恣意地燃烧,烟雾便从铜铸的层峦叠嶂、奇峰怪石间氤氲而出,仿佛云蒸霞蔚。
博山炉的出现甚至改变了汉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人们大爱博山炉,熏香便因此而大行其道。置一尊博山炉在卧室闺阁间,在熏染被褥与衣物的同时看着并嗅着弥蒙的烟霭,怎让人不生出飘飘欲仙的幻觉呢?
但柳枝持以相待李商隐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博山炉,而是它的一种变体,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变体。汉成帝年间,名匠丁缓发明出了球形的转轴熏炉,将博山图案镂刻在大、中、小三只或铜质或银质的空心圆球上,三只圆球依次套在一起,每一只球都悬在外面那只球的转轴上,最里边的小球里挂着焚香的钵盂。这样一来,当钵盂里的香点燃之后,无论这个球形的博山炉如何转动,钵盂始终能够保持水平,使火星和香灰不致外溢。如此博山炉,既可以放在被褥里,也可以随身携带。
这种特殊款式的博山炉不仅精巧、便捷,更有特殊的寓意。南朝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欢”是“你”的昵称,“侬”是“我”的昵称,这是情人间的密约,一如沉水香燃烧在博山炉里,你燃烧在我深深的心底。熏香与香炉,生来就是彼此不可或缺的一体。
寓意还不仅限于此。元稹有诗说:“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这球形的博山炉仿佛是一个理想中的士人,外圆内方,一颗心永远不会欹侧,心中的热情亦终久长燃而不熄;又仿佛是一个理想中的恋人,温柔却坚贞,一颗心永远不会动摇,炽热的恋火亦生生死死陪伴着你。
只可惜诗人的话从来出自激情,未可尽信。写出这般诗句的元稹,其品格——无论爱情的品格还是政治的品格,都配不上自己的诗,更配不上诗句里那只如君子或淑女一般的博山炉。在当时的朋党之争里,元稹作为李德裕一党的干将,对政敌令狐楚极尽倾轧之能事,这纷纷扰扰的高层政坛的斗争余波,将给李商隐的一生带来无尽的磨难。而这一切,都不是此时这位欲赴柳枝上巳之约、年仅二十三岁的天真诗人所能逆料的。
柳枝更无法逆料。十七岁的她尚不能想象诗与人其实未必如一,她笃信李商隐真如“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那般是一个深情至死的人。这个笃信兴许没有错,但柳枝永远不会知道,她失去了了解李商隐的最初及最后的机会。只因诗人并未赴约,留她一个人在喧闹的湔裙水岸,在漫长的等候中冷掉了博山香炉。
三月三,河水共春风悠长,杂花生树,葳蕤摇扬,再加上一炉沉香,本是一段好时光。本是一段好时光啊,柳枝深深叹息。长河的清波在柳枝的脚边不断涌动,柳枝的心情却从巨浪变成死水。当最后一缕香消散在空气里,这段故事尚未开始,便已走到了结局。
唐文宗太和九年,二十三岁的李商隐赴京都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途经东都洛阳,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邂逅了十七岁的洛阳女子柳枝,定下了一个湔裙水岸的约会。
但约会在此戛然而止,因为同赴长安应试的同伴恶作剧地窃走了李商隐的行装先行西去,逼得他无法在洛阳逗留。三日后的邀约再美丽,他也不能等,只能匆忙地追赴长安去了。
春去秋来不相待,转眼间秋天也逝去了。这一年冬天,长安大雪,李让山从雪中带来了柳枝的消息:她已被一名节度使聘为姬妾。
那位有着柳枝般柔嫩青春的姑娘,此时在雪海的哪个方向?她唇边温软的笑意,是否依然如初见时那样,稍一晃神便不可捉摸?罢了,罢了,前尘旧事总是幽寒,唯有酒能暖肠。
翌年,李让山返回洛阳。李商隐恋恋不舍,直送他到戏水驿上。末了,写下一组五言短诗,总题为《柳枝》,托他将诗带回洛阳,带回自己与柳枝相遇的地方。
那相遇的地方花开依旧,但早已没有爱情在等待或游荡。往事不可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不过是纪念。李商隐也一样,也没有能力做纪念之外的事。
“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花房形容花苞,蜜脾形容花粉,在鲜花盛开的季节,一只雄蜂与一只雌蝶被同一朵花吸引了过来。它们有同样的性情与喜好,同样能够欣赏花苞的美与花粉的香,但它们不是同类,命中注定不能相属。这是命运的必然,微不足道的人力又能奈何,彼此的思念又能带来怎样的结果?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柳枝一如春天刚刚生花的丁香,心如束缚的花苞郁结着懵懂不明的情愫,而那珍贵的、本该得到珍重的第一次期待、第一次恋爱,却无疾而终,且不给对方,亦不给自己以第二次机会。看那玉石雕琢的弹棋的棋枰,中心处为何要有覆盂状的隆起呢?那不是棋枰,分明是一颗不平的心。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井口上盘曲的柳枝枯萎了,水泽中断折的莲叶干枯了,世间美丽的事物莫不如此,无论天上的鸟还是水底的鱼,秀丽的羽毛会被北风、烈日和弓箭所伤,绚烂的鳞片会被激流、水草和泥沙所毁,而那个被节度使娶为姬妾的少女,她那明媚的心和容颜,正在那片锦绣淖湴里以流星坠落的速度熄灭了熠熠的光彩吧?
年轻的李商隐尚不曾想到,当他以哀怨的诗句伤怀柳枝的时候,其实也是为自己今后的人生写下谶语。他自己即将变成柳枝的化身,体验一次又一次的失遇之苦,依附一位又一位的节度使,而那副歌咏过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的歌喉终归只能用来或歌功颂德,或迎来送往,在繁缛的政府文牍里,将毕生的热情与才华耗费殆尽。
于是,《柳枝》组诗中的意象还将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不停映现,仿佛是命运之神镌在诗人灵魂上的烙印一般。譬如“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这首七绝题为《闺情》,实则是以闺情暗示僚属生涯,蜜蜂与蝴蝶不再象征着两情相悦的男女,却象征着同僚们各自奔忙,在同一屋檐下同床异梦。
再如一首《无题》:“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钗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诗句以美人初嫁比喻自己初入仕途,说自己早负才名却因才见妒,以至于寥落不偶,心中愤懑难平。
诗句里用到的意象还是原来的意象,只是当意象背后的爱情隐喻随着柳枝的远去而消隐,那些意象便只余忧愤,甜蜜消失殆尽。
李商隐错失柳枝,赶赴长安应考,却只迎来再次落第。设若他在洛阳的春季便预知这样的结果,不知道会否留在东都,赴那个湔裙水上的美丽邀约呢?
这是唐文宗太和九年,是李商隐功名挫折、恋情不偶的一年,但这只是大事件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是远在九重宫阙里的权力斗争在动荡着唐帝国的国运之余,毫无怜惜地左右着他这样一个小小诗人的小小命运罢了。
事情仍要从李德裕说起。名相李德裕被贬出长安,赴洛阳任闲官,这并非什么孤立的事件,而是某个大阴谋里的必要一环。贬谪李德裕的唐文宗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皇帝,他处心积虑地想在自己的任上解决困扰唐王朝已久的三大难题: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
三者之中,宦官干政是当之无愧的头号难题。宦官干预朝政,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现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觉得这不可思议,国家大事,岂容几个没文化的阉人插嘴?但细细分析起来,这种现象的产生极为自然,毕竟宦官是皇帝的身边人,皇帝的饮食起居皆由他们照顾料理,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怎能不亲近宦官?因此,宦官对内便于蒙蔽皇帝,对外便于狐假虎威。但是,一旦皇帝觉悟过来,除掉宦官一般都不是什么难事。譬如明朝最著名的权阉魏忠贤,以九千岁之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但崇祯帝才一即位便轻易地除掉了他,他的毕生经营也随之毁于一旦。魏忠贤其实就是这么脆弱,因为他所有的威权都是狐假虎威的结果,一旦老虎不肯再给狐狸机会,狐狸的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但是,唐朝的宦官不同,在京都长安,他们掌握着卫戍部队神策军的军权;在京城之外,他们因为常常以监军或使者的身份与节度使往来,与后者或多或少地形成了某种勾结。他们并不仰赖皇帝的信任,恰恰相反,他们因掌握着军权,不仅操控着一众朝臣的升沉荣辱,甚至可以谋杀或废立皇帝。彼时的长安城中,人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愿得罪宦官。
而对于皇帝来说,藩镇割据不过是减损了帝国的领土和财政收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尚看不到哪个藩镇有谋朝篡位的企图与能力。至于朋党之争,虽然朝臣们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使得朝廷内外遍布倾轧与阴谋,但毕竟都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不致有翻天之虞。所以,相较藩镇与朋党的腠理之疾,宦官之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腹大患。
而诛除宦官,就仿佛在虎狼环伺之下图谋诛除虎狼,稍有不慎便会反受其噬,所以唐文宗不动声色地起用了两个地位卑贱的人——李训和郑注,他们都是被宦官集团引介上来的,若用这二人秘密地对付宦官,当不致引起后者的警觉。
于是,李训和郑注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朋党,得不到党派力量的任何支持,但因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而一路飞升,很快成为朝廷上两大朋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中晚唐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绵延四十年。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党魁,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从政治方针到派系利益,每每斗得水火不容。而当李训、郑注异军突起之后,就在太和九年这一年里,不惮以雷霆手段整肃异己。两位新贵打着清除朋党的旗号,先是将两党领袖贬出长安,继而将自己厌恶的朝官纷纷指斥为牛党或李党,以至于每天都有人遭到贬逐,百官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御临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左金吾厅后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是上天赐予的祥瑞。唐文宗派仇士良和鱼志弘——两名执掌神策军兵权的宦官,前往验查甘露的真伪。仇、鱼二人才到左金吾厅,就发现早有伏兵相候,惊骇之下迅疾奔出,并劫夺了唐文宗退还宫中。李训带兵追击,但良机转瞬即逝,仇士良立即知会神策军将领统兵一千人冲进宫中,逢人辄杀,死者逾千。
血的漩涡迅速扩大,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主谋李训、郑注先后被捕杀,参与其事的舒元舆、韩约等人亦无一人逃脱。对此事茫然不知的宰相王涯等一干朝廷重臣也被强诬以谋逆之罪,游街之后惨遭腰斩,家属不论亲疏老幼一并处死,妻女没为官婢。只有极少数人成功地逃过了追捕。
这场事变,史称“甘露之变”,长安城里先后有上万人死于宦官爪牙或刻意或随意的屠杀。自此之后,宦官集团气焰益盛,唐文宗的生活形同软禁,甚至常常遭到宦官喝骂。
无人胆敢关怀帝王的幽独,唐文宗似一名无辜而被远贬的文学小臣一般,在规行矩步中题诗以抒写寂寞:“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这怎会是一位帝王的诗作呢?帝王坐拥天下,威武尊贵,而诗中人连一个可倾诉的对象都无法找到。
帝王也会在花前月下伤春悲秋吗?那御花园里的牡丹曾见证过天宝年间的大唐盛世,但此时此刻,盛放的牡丹也好,含苞的牡丹也好,低垂的牡丹也好,仰首的牡丹也好,每一种姿态分明都表达着同一种忧愁。行走在牡丹丛中,唐文宗不觉低吟出声:“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才一吟罢,恍然省得这是舒元舆所作,这位与李训、郑注一道谋诛权宦的臣子如今可得到真正的安息了?一念及此,不觉叹息,泣下沾衣。
帝王形同幽禁,宰相更只有仰承宦官的鼻息小心度日。胜负已成定局,但杀戮远未结束,宦官们因痛恨李训、郑注,不断扩大株连范围,无论是与二人沾亲带故者,还是受过二人推荐、提拔的人,纷纷遭到诛戮和贬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往往不是人们能够轻易看懂的。牛李二党的核心成员先后被李训、郑注排挤出朝,那时候的冤屈与失意而今反倒成为一种莫大的侥幸。他们逃过了“甘露之变”这致命一劫,随着事变的结束,两党骨干还会陆续返回朝廷,继续他们未竟的斗争。
牛李二党因祸得福,也有人因福得祸,其中最可悲亦可笑者莫过于宰相王涯的远房弟弟王沐。王沐家住江南,年老家贫,听说王涯当了宰相,便骑着瘦驴千里迢迢进京求见,想求一个主簿或县尉一类的小官。王沐在长安足足等了两年才见到王涯,但王涯对他十分冷淡。
王沐并不气馁,找一切能找的机会恳求自己这位显赫的远房兄长。王涯实在被折磨得不行,勉强同意给他安排一个小官。从此以后,王沐经常到王涯的家里等待自己的任命消息。等王涯被抄家的时候,王沐恰恰又在王涯的家里,任命始终不曾等到,却被神策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捕去,和王涯一同腰斩。
这就是政治斗争,没人在意你是否罪有应得,甚至没人在意你是否无辜罹祸。在那场快速而巨大的杀戮中,谁听得见底层人物的哀鸣?他们顶多算这场悲剧的群众演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连演员表都登不上。
胜利者需要迅速巩固胜局,需要趁局面未稳的时候以霹雳手段借题发挥,最大化自家的战果。上行下效的是,神策军的兵士们也会在完成政治任务之余或抄家或勒索,逆党的头衔可以被随意安置在任何一个他们想要盘剥的富户头上。甚至连长安城里的市井无赖也纷纷弯弓持刀,趁火打劫,借着政治高层以铁与血完成政治目标的机会,完成自己卑微的经济目标。
就这样,在并无一骑敌军的长安城里,整日有硝烟弥漫。
有的人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有的人恨不得用一根长绳将时间系住,有的人在掠食中发迹,有的人从云上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
十二月初九,唐文宗忧心忡忡地询问新任宰相李石和郑覃,不知京城里的街坊和市集是否已经安定下来。李石回答说:“渐渐安定了些,只是近日里天气异常冷冽,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
正是在这个因杀人太多而变得异常冷冽的冬天里,在这个冷冽冬天的一场大雪里,落第的李商隐在戏水驿上送别李让山,写诗缅怀那一段未曾开始便匆匆结束的爱情。
命运是多么讽刺,他错过柳枝之约以奔前程,却被前程抛弃;他抛弃了东都洛阳的繁花似锦,得到的却是西京长安的血雨腥风。而那座血雨腥风的修罗场,不正是他以及每个寒窗苦读的书生毕生追求的舞台吗?
在小径交错的命运花园里,接下来的路该往哪边走呢?那在不经意中错失了的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聆听,亦不知她在另一座小径交错的命运花园里,能否找到第二个可以听懂的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依照这个最传统的标准,商山四皓便是小隐的代表,东方朔则是大隐的代表。小隐最难解决的是生计问题,就连陶渊明原本对隐居的构想都是“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想做地方官来储备将来隐居的本钱)”,但他做了八十多天县令,还是不忍心向百姓搜刮钱财,以至于在真正隐居之后,日子过得相当拮据。大隐最难解决的是仕与隐的界限问题,毕竟置身于名利场的中心,真要做到身仕而心隐,实在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中晚唐时期,政治形势风云莫测,就算闭门家中坐,也难免祸从天上来,譬如“甘露之变”的受害者里绝不乏明哲保身的朝中大隐。大隐难做,小隐也不易。一个人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如何还能平淡地退回渔樵耕读里去呢?所以才出现所谓中隐的说法,避开权力中心,任闲官领干俸,在市区或近郊构筑园林,兼享城市生活的繁华便利与田园生活的悠闲适意,晚年的白居易就是中隐的典范代表。
当中隐成为一个时代里精英阶层并不小众的一种追求时,就意味着社会结构里的赏罚机制已经变得与从前不同了。锐意进取,为人正直,这些在一切好时代里会受到社会赏罚体制嘉奖的品质忽然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无论是显赫者如李德裕,还是卑微者如李商隐,都是不晓得自己是在逆水行舟的人。他们的人生悲剧,是一早就注定了的。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1]
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 [2]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
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 [3]
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 [4]
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 [5]
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
——《燕台四首》之《春》
[1]蜜房羽客:蜜蜂。冶叶倡条:柔嫩的叶子,繁茂的枝条。
[2]桃鬟:盛放的桃花。
[3]罥(juàn):原指捕取鸟兽的网,这里做动词,指用绳索套取。
[4]研丹擘(bò)石:语出《吕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5]箧(qiè):小箱子。
前阁雨帘愁不卷,后堂芳树阴阴见。
石城景物类黄泉,夜半行郎空柘弹。 [6]
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渊旋。 [7]
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 [8]
桂宫流影光难取,嫣薰兰破轻轻语。 [9]
直教银汉堕怀中,未遣星妃镇来去。 [10]
浊水清波何异源,济河水清黄河浑。
安得薄雾起缃裙,手接云軿呼太君。 [11]
——《燕台四首》之《夏》
[6]柘弹:语出《西京杂记》:“长安五陵人以柘木为弹,真珠为丸,以弹鸟雀。”何逊《拟轻薄篇》:“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饰。”
[7]阊阖(chāng hé):天门。
[8]蜀魂:古蜀国的国君名叫杜宇,后来国破身死,魂魄化为杜鹃鸟,啼声悲切。
[9]桂宫:月宫。
[10]星妃:织女。镇:常。
[11]軿(píng):四面以帷幕屏蔽的车子,为女子所乘。太君:女仙。
月浪冲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 [12]
云屏不动掩孤颦,西楼一夜风筝急。 [13]
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
但闻北斗声回环,不见长河水清浅。
金鱼锁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 [14]
堪悲小苑作长道,玉树未怜亡国人。 [15]
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 [16]
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
双珰丁丁联尺素,内记湘川相识处。 [17]
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惜馨香手中故。 [18]
——《燕台四首》之《秋》
天东日出天西下,雌凤孤飞女龙寡。
青溪白石不相望,堂中远甚苍梧野。 [19]
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
浪乘画舸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 [20]
楚管蛮弦愁一概,空城罢舞腰支在。
当时欢向掌中销,桃叶桃根双姊妹。 [21]
破鬟矮堕凌朝寒,白玉燕钗黄金蝉。 [22]
风车雨马不持去,蜡烛啼红怨天曙。
——《燕台四首》之《冬》
[12]凉蟾:秋月。
[13]云屏:云母屏风。风筝:悬挂在屋檐下的金属片,风起时会叮当作响。
[14]金鱼:鱼钥,一种鱼形锁具。
[15]玉树: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音。
[16]愔愔(yīn):安静,悄寂。弄:奏。
[17]尺素:书信。
[18]衔雨:含泪。
[19]青溪:清溪小姑,代指女子。白石:白石郎,代指男子。
[20]蟾蜍:月亮。月娥:嫦娥。
[21]掌中:赵飞燕曾于力士掌中起舞,这里代指轻盈的舞姿。桃叶桃根双姊妹:古乐府有诗“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后人附会为桃叶、桃根姊妹。
[22]破鬟矮堕:头发的一种梳法。黄金蝉:一种首饰。
与颓唐 |
大时代的荣耀 |
第一章 |
知识近黄昏。 |
夕阳无限好, |
驱车登古原。 |
向晚意不适, |
一支一百人的军队,为什么可以控制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暴露了人类历史上全部政治技术里最核心的秘密,即高度组织化的少数人有能力控制住无组织的多数人,组织化的程度越高,控制能力也就越强。谁说人多力量大?只要是个人单干,只要没组织,人再多也是徒劳。
所以,统治者们的统治技术归根结底就两条:第一,加强核心统治团队的组织化程度;第二,弱化被统治阶层的组织化程度。
历史上纷纷杂杂的制度变迁,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法律、财务,所有治象与乱象的背后莫不有着这两条原则在或隐或现、或明或暗。鲁迅先生曾经痛惜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正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刻意打造的“理想局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儒学对政府结构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想,可以概括为虚君贤相。也就是说,皇帝不需要亲自处理政务。那么皇帝该做什么呢?他应当修身齐家,为天下人做表率,身修家齐的流风所及,自然会国治而天下平。宰相统领政府百官,是大政方针的真正决策人,百官臣僚去做具体而微的工作,对宰相负责。在法理上,皇帝对政府的唯一重任,就是选拔一名称职而优秀的宰相。
这种政治结构有一个很现实的好处:人非完人,做事难免出错,一旦出错就难免损害自己的威信。皇帝只要不做事,就永远不会出错,威信就永远不会受到损害,而皇帝的威信实在是维护天下臣民向心力的第一要素。那么,在虚君贤相的格局里,当政策出错,不需要皇帝退位或者以死谢天下,永远会有具体的某个大臣负责,只要处罚了相关的责任人,很容易就可以安定人心。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建立在儒家性善学说的基础上的。然而人性未必本善,权力的滋味总可以轻而易举地腐化人心,使一个人建构多年的良知防线一溃千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于政治学里的这一条金科玉律,儒家学者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只要是才智超过中人的皇帝,没有谁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加清楚的是,权力不仅会带来腐败,更重要的是,它会迅速鼓励一个人的野心。
所以在皇帝看来,虚君贤相是行不得的,相权一旦过重,宰相难免会生出不臣之心,贤相会腐化为奸相,相权必定危及皇权。既然宰相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宰相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掌握,那么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将宰相的职能和权力分解成几份,交给不同的人,谁也不能独揽大权,彼此形成制衡。
大唐王朝的政府结构正是秉持着这一思路,以三省六部制取代了汉朝的三公九卿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主管拟定和发布皇帝诏令,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审核通过则交由尚书省发布执行,审核不通过则批注后退还中书省;尚书省只有执行权,并不参与决策。这三省长官的职权合起来,约略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
每有朝政大事,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正副职长官都在政事堂召开联席会议,这几位长官都被唐人俗称为宰相。所以唐代的宰相经常同时有五六个人,而人数一多,难免会分出亲疏轻重,于是与皇帝最亲、决策能力最强的那位宰相,就成为当之无愧的首相——这就是“首相”一词的来历。
在常态运转下,三省六部制的确可以使大政决策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健:不但三省之间彼此制约,任一部门都不能随心所欲;三省与皇权之间也存在制约,最高统治者不能恣意发布诏令,皇帝们并不是想干吗就能干吗的。
这听上去很美,但人事总比制度复杂多变。举例而言,就在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甘露之变”的前一年,皇帝想要提升李训,而李训和郑注作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品格之低劣在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所以当任命诏书从中书省送达门下省审核的时候,门下省的两名给事中郑肃、韩佽决定封还诏书,驳回对李训的任命。这时候,首相李德裕刚要离开政事堂,对另一位宰相王涯说:“给事中封还诏令,真是令人欣慰啊。”谁知李德裕刚走,王涯赶忙召来那两位给事中说:“李德裕刚刚留下话来,让两位不要封还诏书。”李德裕是郑肃、韩佽素来敬重的顶头上司,二人对王涯的话信以为真,便署名通过了对李训的任命。直到第二天,当郑肃和韩佽向李德裕汇报此事时,才知晓受了王涯的欺骗,但木已成舟,后悔莫及。
王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李训背后既有宦官的支持,又有皇帝和牛党的支持。在私利大于公利的计较下,他不惜得罪李德裕而卖给李训一个人情,为此获得宦官、皇帝和牛党的支持,这当然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
追本溯源的话,三省六部制虽然避免不了朋党的出现,却不会与宦官发生任何关系。三省六部为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皇帝的家事则交由宦官打理,内务与外务泾渭分明。
三省六部的官署位于皇城南部,称为南衙;宦官的官署位于皇城北部,称为北司。宦官再如何得到皇帝的宠信,归根结底也只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在初唐的政治建制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宦官的位置。
而到了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北司已有与南衙相争之力,北司从家奴跃升为国家大政的真正决策者。“甘露之变”中,权宦仇士良之所以借机诛杀宰相王涯等一干无辜重臣,正是为了使北司完全凌驾于南衙之上。
唐代中央政府分为三省六部,地方政府则是州(府)、县二级制。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府为州(府),以唐玄宗时代为例,全国有三百二十八州(府);州(府)下辖县,全国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县。
将地方政府分得越多越细,分到每位官员手里的权力就越小越弱,任何人都没有能耐凭一己之力颠倒乾坤,这样一来,皇权的安全系数也就越大。此番道理虽不错,但事情总有两面性,唐政府将州(府)、县划分得如此之细,势必会大大增加管理难度。试想一下,皇帝要直接面对三百二十八名州府长官,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
可想而知,如此庞杂冗繁的政治结构必定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早在唐太宗贞观元年,比州(府)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出现了。这级行政单位被称为道,全国共分十道,地方政府从此演变为道、州(府)、县的三级制,相当于今天的省、市、县。
然而严格来讲,道并非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唐代设御史台负责监察,左御史监察中央六部,称为分察,右御史巡察地方州(府)、县,称为分巡。分巡即分全国为十道,每一道都有相应的观察使督察各州(府)各县的地方行政。久而久之,督察变为常驻,观察使成为最高一级的地方长官。而那些督察边疆的观察使,皇帝会委以符节,临时授予他军政调度的全权,那么这样的观察使就成为节度使。节度使也会变临时为常驻,掌握辖区内的行政、财税、人事等大权,位高权重。中晚唐一直折磨着大唐王朝的所谓藩镇割据,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原本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分化地方力量的政策。
当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后,藩镇辖区内的州(府)、县长官不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节度使自行任免,这样的藩镇就算不曾公然扯旗造反,就算名义上还奉行着唐王朝的正朔,实质上也已经变成独立自治的主权国家了。而在这小小的“主权国家”,在藩镇内部,节度使也会面临本章开头谈到的那个统治技术上的核心问题。
一个权位的危险系数是与它的利益大小成正比的,节度使在自己的地盘上能享受多少荣华与自由,就要面对多少暗算与阴谋。节度使之所以能够独立自治,完全倚赖军队的支持。不过节度使心里也明白,只要对军队的控制稍有松懈,那些早就目无王法的骄兵悍将就会推翻旧主,毫不犹豫地另立新人。彼时,“帝国”再辽阔,亦不会有旧主的立锥之地了。
所以,节度使们一方面建立亲兵体系,也就是要训练一支由自己直接统率的、战斗力极强的近卫部队。他们还会把亲信收为义子,以父子关系维系统治,例如在朝廷委派元老颜真卿招降反叛的节度使李希烈时,后者竟然安排了一千多名义子围着颜真卿威胁谩骂。另一方面,节度使还要注意分割军权,绝不专任一人,使诸将势均力敌,想联合作乱则人多难以齐心,想独自作乱则兵少力微,构不成实质性威胁。
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们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在自己的小王朝里努力经营着。
譬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临终时任命侄儿田悦为留后,开藩镇世袭之先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田悦大败于政府军,只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大本营,阵亡士兵亲属们的哭号之声遍布大街小巷。田悦将残兵和百姓召集到衙门外,流着泪向大家谢罪,甘愿一死,而将士们争相上前劝慰田悦:“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田家的恩情,愿意追随您再去决一死战!”由此可见,田家对军队的统治是极为成功的,而辖内的百姓也是只认节度使,不问远在天边的皇帝。
所以,精明的节度使非但不会以暴虐施政,反而会在保持军队战斗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自己的辖区尽可能长久的繁荣安宁。因为这些地盘对于自己而言,再不是中央朝廷的产业,再不是自己在刮尽民脂民膏之后就可以袖手而去的地方,而是属于自己一辈子的产业,并且还要传给子孙后代。割据的时间一长,本地百姓也就相习而安了,士兵们也都在当地成家立业,在历次战争中多少也会生出些保卫家园的勇气。
于是,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拖愈久,而唐王朝恢复一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
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战国大儒荀子的著名观点,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标榜而广为人知。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不,精明的帝王深知,民心可以被轻易操纵,所以要提防的不是百姓本身,而是那些有能力蛊惑人心的野心家;精明的帝王同样深知,纵然再不得民心,只要军心在自己一边,也足以维护帝国的安宁。
但军队总是令帝王们既爱又怕。军队和百姓最本质的区别并非前者掌握着弓马和铠甲,不,这并不重要,在冷兵器时代,锄头的杀伤力究竟比长枪大戟少几分呢?最重要的是,军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内部具有严格的科层体系,将军指挥士兵可以如臂使指。如果军队起了谋逆之心,那可完全不是所谓农民起义可以与之相比的。
所以,军队的组织化既要保持,也要拆散。保持,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拆散,是为了降低军队叛变的可能性以及叛变之后的杀伤力。要在这两个看似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王朝处心积虑地设计了全国范围里的府兵制度。所谓府兵制,是在各个军事要地设置军区,称为折冲府,总数在六百到八百之间,每个折冲府都招募殷实人家的壮丁当兵,称为府兵。府兵之家自己有田有地,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农时生产劳作,农闲时在折冲府长官折冲都尉的带领下操练军事技能。府兵全兵皆农,自给自足,并不需要政府有任何军费开支。府兵的武器装备全属自备,一来因为家境殷实,二来因为这是保命与立功的关键之资,所以府兵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
折冲都尉虽然是每个折冲府的最高长官,却只负责练兵,不负责统兵打仗。统兵打仗有专门的军官负责,这些军官全部集中在京城长安,隶属于中央直辖的十六卫。每逢战事,折冲府出兵,十六卫出将,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兵是无将之兵,将是无兵之将,李唐皇族因此可以高枕无忧。
但再好的制度,若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也会在人事中凋残瓦解,府兵制也不例外。就在卫将与府兵们功勋最显著的时候,府兵制度却崩溃了。
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建功立业,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才干的皇帝,最显赫的功业莫过于开疆拓土。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一位皇帝,而当诗人杜甫写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时候,其实是以汉喻唐,以汉武帝影射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缔造了开元盛世的伟大君主,以其雄才伟略坚定地执行着令人生畏的扩张政策,帝国府兵在长年的戍边与远征中将青春消磨为白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谁还愿意把身家性命交托给这样的政府呢?在府兵们整装待发的时候,“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府兵中老实些的在边疆或战死,或老死,无论生死都没机会回返故乡了,土地抛荒,人丁绝后;而那些机灵些的,在本府就先自逃亡。虽然皇帝和朝臣们把边疆的捷报、帝国的荣誉看得比府兵们的生命及妻儿老小重要,无奈府兵们自己不这样想。
折冲府渐渐无兵可征,名存实亡。但唐帝国财大气粗,用高薪大举招募职业军人。军队里迅速胡汉相杂,外族士兵占到了极大比重。从此之后,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亦兵亦农、自给自足的府兵一变而为需要军费开支、领取固定军饷的职业军人。
在开疆拓土的浩大战事里,边境的节度使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便宜行事之权,以至于有处置军政、民政、财政、人事任免的全权,这就如同拿到了一把传说中的尚方宝剑,而这把宝剑一旦拿到手里,就再也不肯交回去了。至此,军队与军政大权过度集中在边境的几大节度使手中,大唐帝国已在不经意中演变成了内轻外重的结构,边境军队一旦反叛,一旦入侵内地,内地将毫无还手之力。
安禄山、史思明,北境的这两位大员,正是在这样的局面里慢慢蓄养了自己的羽翼与爪牙。他们手中握持的军事力量,已使帝国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平衡。而失衡的局面注定不可能持续多久,除非安禄山、史思明甘愿放弃自己已拥有的权力,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只是看谁先动手而已。双方所缺的,不过是一条导火索。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中晚唐漫长的衰微期里几乎所有的政治乱象都可以看作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是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那年。长安朝廷里,宰相杨国忠等人向唐玄宗提出建议,希望能召安禄山入朝,以宰相的高位来安置他,然后把他统辖的军队分割成几部分,由汉族将领分别节制,以削弱外族势力并剥夺安禄山的实权。
唐玄宗对宰相们的建议颇有些犹豫,他搞不清究竟是安禄山真有谋反之心,还是宰相们在怀着私心排斥异己。唐玄宗最后决定派人到安禄山的驻节之地亲自观察一下,自己需要依据更加可靠的信息做出决策。那么,派谁去呢?
谁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帝王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既紧要又难解的问题。宫廷向来都是阴谋家的舞台,善男信女能爬上高位的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属凤毛麟角。唐玄宗本人就是靠搞阴谋才登上了帝位,他深知什么叫翻云覆雨,什么叫两面三刀;他深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什么父子夫妇之亲,什么君臣师友之义,全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而在对安禄山的处置上,朝廷上会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呢?如此重大的人事变迁又将牵涉多少朝臣的切身利益呢?谁才是最可靠的人,谁才可以无党无派、无偏无私地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帝王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宦官。
在帝王看来,宦官只是自己的家奴,知根知底,和朝廷大员们也无甚瓜葛;宦官也没有子女,不致为了家庭而藏有私心;宦官整日服侍在自己的身边,百依百顺,不像朝臣们有直言顶撞的,有阳奉阴违的,总之都不让自己省心,更不让自己舒心。
于是,唐玄宗委派了亲信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探听虚实。辅璆琳回报说,安禄山没有任何谋反迹象,对朝廷除了耿耿忠心之外再无其他,唐玄宗因此彻底放下心来。而到了翌年初春,门下省给事中裴士淹奉使河北慰问军民时,安禄山却称病不起,连带着也收起了所谓拳拳赤胆与耿耿忠心,给了这位朝廷使者以十足的冷遇。
裴士淹不是第一次出使河北了,早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一名郎官的时候,就曾在这条官道上往来,回程中经过汾州众香寺,带回了寺中的白牡丹,引发了整个大唐帝国的牡丹狂潮。而这一次他的出使,带回的是另外一种席卷全国的狂潮,惊醒了唐人的牡丹梦和霓裳曲。
几个月后,随着中央政府和安禄山矛盾的激化,辅璆琳被查出在出使时,接受了安禄山的巨额贿赂。于是,安禄山到底会不会反这个问题再一次令唐玄宗困扰不已。他下令处死了辅璆琳,但他依然信用宦官,也许是觉得一两个害群之马不足以损害纯洁忠诚的宦官队伍吧。然而,就是在这一年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儒家呼吁孝道,认为孝道即治道。
在孝道的传统里,有两个很要紧的原则。第一是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所以不要说肢体伤残,就连头发也不可以剃掉。古人讲“理发”的时候,意思是说梳理头发,而不是剪发、剃发。第二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三种最严重的不孝行为,一是家长作恶的时候,儿子非但不加以劝阻,反而曲意逢迎;二是家里贫困,父母老迈,儿子却不肯工作赚钱;而第三种情形是最恶劣的,也就是生不出后嗣,使祖先断了香火,再也享受不到后代子孙的祭祀。
儒家还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这里的刑特指伤残肢体的肉刑。庶民犯罪,可以用肉刑来惩罚他们,或者削掉鼻子,或者砍掉双脚,在他们的身体上留下陪伴一生的屈辱记号,让大家都晓得要规避这些恶人。士大夫阶层若是犯罪,可杀而不可辱,绝对不可以处以肉刑。儒家认为,如果对犯罪的士大夫处以肉刑,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庶民百姓心中的威严感势必受到减损,后者会觉得前者无非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不高人一等。而如果庶民百姓有了这样的想法,统治秩序也就不再稳固了。
所以,身体被刑法伤残的人,断绝了祖宗香火的人,在儒家社会里都会受到严重的歧视,而宦官恰恰以一身兼具了这两种被歧视的理由。因此,和宦官同列或同乘一车,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辱。
所以,宦官干政,在任何时代都被看作政治乱象的标志。但宦官明明也是人,和士大夫一样的人,也许净身手术会使他们的性情变得古怪一点,他们一般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修养,但除此之外,他们和士大夫还有什么不同呢?宦官为什么就不能具备勇敢、忠诚、智慧、清廉这些美好的素质呢?
很多时候,宦官看上去的确比朝官可靠。在安史之乱中,宦官曹日昇曾经奉命到南阳宣慰士卒。当时叛军名将田承嗣正在围攻南阳,城内弹尽粮绝,饿殍遍地,一只老鼠可以卖到数百钱,眼看城池就要失守。曹日昇只带着十名骑兵,硬是闯过了叛军的重围,进入南阳宣读皇命,极大地鼓舞了守军的士气。随即曹日昇又冲出重围,到襄阳筹集粮草运进南阳。这一进一出,叛军无人可撄其锋。
曹日昇如此向世人证明:宦官纵使比朝官卑贱,但至少不比朝官还无能。宦官,在这个乱世之中,为什么不可以担负起皇帝的信任和重托呢?
安史之乱最终被艰难地平定了,但后遗症始终无法根除,直至唐王朝气数败尽。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皇帝深感无人可以信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轻轻松松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眼见着士兵们没人拼死作战,四十多天里没有人率兵勤王。而唐代宗才一逃出长安,老百姓就鼓噪着冲进皇宫,哄抢府库里的财物。这个乱象令人寒彻了心,眼见得军心、民心、士大夫之心都像旧山河一样,一经破碎便再难收拾。
人心越散,皇帝也就越容易信靠身边的宦官。唐代宗安排宦官出使各地、监督军务,一贯任其索贿。而最滑稽的是,如果宦官收到的贿赂少了,唐代宗还会大为不快,认为自己间接地受到了轻视。
唐德宗继位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亲近士大夫而疏远宦官,先后重用了精通儒学的张涉和温文尔雅的薛邕,朝廷面貌似乎为之一新。但没过多久,张涉和薛邕先后爆出贪赃丑闻,宦官讥讽说:“文官贪赃动辄巨万,反而说我辈败坏朝政!”自此以后,唐德宗疑虑重重,不知道究竟何人可以信靠。
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似乎是最不可靠的一群人,昨天的平叛功臣转眼就变成今天的乱臣贼子,旧患才去,新患便生。所以每逢用兵,皇帝越来越喜欢委派亲信宦官前去监军。如果必须依靠暂时还对自己效忠的藩镇去制衡那些已经叛乱或行将叛乱的藩镇,那么除了宦官监军,谁还能制衡那些或许明日就反的节度使呢?
建中四年(783年),曾经的平叛功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叛乱。唐德宗匆忙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没想到五千泾原兵才到长安便发生兵变。京城素来由神策军卫戍,但神策军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任由乱兵杀进皇宫。唐德宗仓皇出逃,在这最绝望的时刻,只有窦文场和霍仙鸣,两名在德宗当太子的时候就侍奉过他的宦官,集结了仅有百人的宦官侍从,追随、护卫在德宗身边。
唐德宗事后才知道,神策军的兵员早已严重短缺,颇具经营头脑的将领们在缺员之后非但不去招募新兵,反而把编制名额卖给长安的商贩。而这些名义上的新兵一边享受着政策优惠,一边继续在长安市井里经营买卖,在“从军”的全部生涯里连一次军服都没穿过。当召集神策军紧急平乱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伙同乱军趁火打劫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经过此劫,唐德宗除了对两位功臣大加恩赏之外,终于明白了谁才是最可以信靠的人。他建立了新的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由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统率。这是唐王朝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自此以后,宦官始终掌握着神策军的兵权,对外抑制藩镇割据,对内左右朝臣任免,甚至可以轻易地废立皇帝。
当宦官掌握的权力如此之大以后,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君子耻与刑余之人同车”,这些儒家道德终于泮涣冰释。是的,人情逐利,在任何时代这都是最不可逆的大势。一旦士大夫阶层升沉荣辱的枢机被宦官掌握,操守也就往往让位于实利了。而那些尊严未泯又前程心重的士子,那些在操行与实利之间挣扎、纠结的官宦,是这个大时代里最难挨的一群人。
在这样的时代里,节度使们彼此联姻,缔结军事同盟;朝廷大员们各结朋党,进取者以之牟利,淡泊者以之自保;只有庶民百姓无党可结,无盟可缔,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叛军的洗劫、官军的洗劫、朝官与宦官的洗劫、外族友军的洗劫,以及大唐政府的税收、专卖与役力政策的合法洗劫。
若你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一个对爱与美有着狂热执念的人,一个头顶着理想主义光环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究竟该怎样幸存下去呢?
少年时,忆江南 |
第二章 |
碧海青天夜夜心。 |
嫦娥应悔偷灵药, |
长河渐落晓星沉。 |
云母屏风烛影深, |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亘古如一的清皎月色里,人的生命显得渺小又无常。
与今人相较起来,古人对“无常”的感受无疑要深切得多。即便在和顺的太平年间,古人的生命亦脆弱得如同蝉翼。只消一次小小的意外、一场平常的疾病,一个正在盛放的生命弹指间便已消殒,任你是帝王将相、公子王孙,不经意中就会被死神的镰刀收刈,人间药石终归回天乏力。
但是,即便在见惯了生命无常、命运翻云覆雨的古人眼里,李叔恒家族的命运也无常得过分了些。
李叔恒少年聪慧,才气逼人,年近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唐代科举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形容进士科之难考,知命之年若能及第已属不易,弱冠而及第者自是凤毛麟角,李叔恒就属于这凤毛麟角。无奈才命相妨,李叔恒只活到二十九岁,妻子卢氏青春守寡,一个人抚养幼子李俌,教他继续走读书应举之路。
李俌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人之后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被朝廷委任为邢州录事参军。虽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但既然已经迈进了官僚体制的大门,总会一步步升迁调任、光耀门楣的。李家的远祖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第八子李翻,李翻的二哥李歆则是唐王朝皇室的远祖,如今说起来虽然关系远到了几乎毫无瓜葛的地步,但自家毕竟与皇帝同宗别派,都是西凉武昭王李暠的后裔,这样看来,唐王朝的事业又何尝不是自家的事业呢?
年轻的李俌踌躇满志,已经上了些年纪的卢氏看着儿子一步步登科做官、娶妻生子,自己也从母亲升格为祖母,在欣慰的笑容下,不知道是否也会偶尔缅怀被命运牺牲掉的大好青春呢?
李俌给儿子取名李嗣。“嗣”是继承的意思,这个人丁单薄的家庭需要子孙们顽强地抵御无常的命运,守住祖先的香火,不可让它熄灭。这大概是李俌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吧,在生下儿子、留下了家族的血脉之后,他便像父亲李叔恒一样,匆匆忙忙地辞别了人世;也像父亲一样,将抚育幼儿的担子完全甩到了女人肩上。
十年之后,含悲忍痛的卢氏夫人病故,其时孤孙李嗣尚未成年。人从来不会因为坚忍和善良就受到命运额外的眷顾,但命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卢氏一次:没有拖长她的寿命,不许她看到李嗣将来完完全全地继承了父亲的命运——几乎是一模一样地考试做官、娶妻生子,然后,在一个成年人事业和家庭生活的起跑线上客死他乡。
李嗣一系原籍怀州(今属河南省),李叔恒的坟茔就在怀州之东原,从李俌开始迁居二百里之外的郑州荥阳,而到了李嗣这一代,全家人随着家主李嗣远赴江南千里入幕。当李嗣过早地死于江南之后,妻子拖着幼小的儿女们,千里迢迢地将李嗣的灵柩运回荥阳安葬。李家三代孤寒,家境原本就不宽裕,这一次的千里之行更是耗尽了家里最后的一点财力,当孤儿寡母回到荥阳老宅之后,不知道生活将何以为继呢?
那时候,作为家中的长子,李商隐年仅十岁。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式微的大唐王朝正在展露出一些中兴的气象。人们仍然沉浸在去年全国大丰收的喜庆氛围里,虽然黄河在初春时分冲毁了东受降城,但灾情不重,而且这该算是风调雨顺的大势里唯一的不和谐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三月丙戌,当唐宪宗驾临延英殿听政,宰相李吉甫进言说“现在天下太平,陛下理当为乐”的时候,听上去也不算十分的阿谀刺耳。
但是,另一位宰相,以刚直敢言著称的李绛不留情面地反驳道:“汉文帝的时候,天下承平已久,家给人足,而名臣贾谊仍然认为天下之势犹如积薪之下埋着火种,不可以称为太平。而今日大唐境内,中央法令行不通的地方有黄河南北五十余州,游牧政权屡屡侵略边境,水灾和旱灾时有发生,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这正是陛下该宵衣旰食操心费力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呢,又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松懈作乐!”
唐宪宗很欣赏李绛的进谏,在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一味阿谀奉承,像李绛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宰相。”
李吉甫虽有阿谀之嫌,其实也算不得奸臣。他一生谨小慎微,虽然官居宰辅,但对自己素来厌恶的人也能容忍而不加伤害,这已经算是十分难能可贵了。而唐宪宗英武有为,既能任用保守得近乎陈腐的李吉甫,也能同时信用直言无忌的李绛,其判断在关键时刻总能保持澄澈灵明。人们之所以期待元和政治会一扭安史之乱以来的颓唐风气,是因为唐宪宗确实让大家看到了中兴之望。
就是在这一年里,李嗣在获嘉县令的任上喜得贵子。他为儿子取名商隐,这两个字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一生的无限厚望。是啊,父亲留给他的全部东西也不过寥寥几样:郑州的老宅,一星半点模糊的回忆,以及这个激励他一世亦磨折他一世的名字。
商隐,取“商山隐者”之意。后来取字义山,字与名意义关联,寓意着商山隐者之高义。
商山距离长安并不远。这一带原本不属于隐士,而是渴慕功名者汲汲向往的所在,因为以变法闻名的商鞅曾食邑于此,因而被称为商鞅。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军事强国,终于一扫六合,吞并天下。嬴政称皇帝之后,选拔了七十名高才饱学之士授予博士之职,以资顾问。及至秦末大乱,有四名博士避官隐世,就在商山之上岩居而穴处,采紫芝以充饥。因为四人皆年逾八旬,须发皓皓,便被合称为商山四皓。汉高祖刘邦久闻四皓的高名,多次派人礼聘他们出山做官,但每一次都遭到拒绝。四人作《紫芝歌》以明志,表明自己将会终老山中,再也不会出山用世。
后来天下大定,大汉王朝却出现了第二代继承人的危机。刘邦宠爱戚夫人,想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求助于张良。这虽然是帝王的家事,但废立太子终归是朝政大忌,严重者会引起血雨腥风,使天下为之扰动。于是张良献策,请动了商山四皓,只拜托他们一件事,就是在一次筵席上侍立于刘盈身边。当刘邦看到连商山四皓这样的隐士都甘心为刘盈所用时,不禁失色,这才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废立之念。后来刘盈顺利继位,即汉惠帝。至于商山四皓,一战功成之后便悄然隐退,继续回商山过那不问世事、云淡风轻的生活去了。
这就是“商隐”一名的含义。士人之家,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里都蕴含着父亲的期望。“商隐”一名虽然颇有隐逸的色彩,但李嗣似乎期望儿子平居之时可以高义而不仕,但在国家的关键时刻仍能挺身而为帝王之佐,谈笑间安定江山社稷。
士人一生的关键,就在于“出”“处”二字的分寸。出,即踏入仕途,安邦定国;处,即躬耕林下,洁身自好。孔子为士人定下的出处纲领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就意味着士人在清白的时代里应当勇于进取,以天下为己任;在污浊的时代里应当勇于退却,严守最后一寸道德底线,绝对不可以为了私利而同流合污。孔子还有教诲说:在清白的时代里,贫贱的人是可耻的;在污浊的时代里,富贵的人是可耻的。
是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淘汰机制,或者淘汰卑劣无耻的人,或者淘汰清廉正直的人。君子不该随着时代风气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尤其在污浊的时代里。你可以不求或无力改变社会,但至少不能让社会改变你自己。
商山四皓正是对出处分寸拿捏得极好的人,而李嗣也正是以此期待李商隐的。但李嗣不会知道,李商隐在成人之后的生涯里将会时时处处受着出处抉择的困扰,将会在入仕与退隐的矛盾里纠结,在朝廷与藩镇的矛盾里纠结,在藩镇与藩镇的矛盾里纠结,在家庭与党派的矛盾里纠结。李商隐在每一个抉择关头都不肯辜负自己的名字,不肯辜负父亲的期许,于是在时人的眼里,乃至在今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他的悲剧生涯分明是咎由自取。
如果李嗣能够预见儿子的一生,不知道是否会后悔给他取商隐这个名字。如果孩子的一生只可以在清高的悲凉和苟且的丰裕中选择其一,父母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譬如杜甫,他感叹自己的生活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为人父母者,究竟会希望儿女成为衣轻裘、乘肥马却庸俗可鄙的富儿呢,还是坚贞高洁却一生困顿偃蹇的杜甫呢?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彼时已过而立之年、备尝人世艰辛的李商隐从江南返回洛阳,途中经过商山脚下的四皓庙,不禁百感交集。《商於》一诗记载了他当时的心境,其中有两句:“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
两句诗涉及商山背后的两则历史掌故。后一则掌故正是商山四皓的故事,绮季即绮里季,四皓之一,诗人以之代称四皓。前一则是说战国末年,张仪在秦国为相,为了破坏楚国和齐国的同盟关系,张仪向楚王提出条件:只要楚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割让商山一带的六百里土地作为酬答。楚王见利心喜,派人出使齐国,在朝堂上痛骂齐王,提出绝交之意。齐王大怒,果然与楚国绝交。然而,当楚王的信使去秦国索要土地的时候,六百里却变成了六里。
人世间尔虞我诈,人们以智力、勇力、势力相角逐,只论成败而不论是非,只有张仪那样的人才能左右逢源,才能痛快淋漓地展现自我,并且乐在其中。然而那些正直、良善的人,在这样的世道里除了处处碰壁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也许唯一的归宿就是退出竞争,在山林田园里过甘于清贫而与世无争的日子。所以商山四皓是明智的,他们看得清世界,也看得清自己。他们很明白世界是属于张仪之辈的,自己不该进取而求功,只当退守而避害。
此时,李商隐颇动了一些商山隐逸之念,但他毕竟还记挂着商山四皓的定国之功,他在诗里继续犹疑而纠结着:“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今日看云意,依依入帝乡。”四皓庙沉浸在清冷的月光里,伴着清渠、黄叶和秋霜,而云朵在头顶上缓缓摇扬,看那势头,应该是向着京城长安飘去的吧?
所谓云意,其实只是诗人自己的心意罢了,功名之念终归占了上风。他以不符合年龄的天真执拗地期待着,想在这个让张仪之辈如鱼得水的浮华世界里觅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年,当他再次经过四皓庙的时候,感触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首诗直接题为《四皓庙》:“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这首诗用典奇巧:秦始皇封禅泰山时,半途遇到暴雨,匆忙中到一棵大松树下躲避,事后赐予这棵松树五大夫之爵。紫芝则是山中的菌类,商山四皓隐居时采摘紫芝以果腹,作《紫芝歌》以明志。而四皓庙前的山路上,只有供隐者食用的紫芝,却无被封为五大夫的青松,正如商山四皓建下定国之功,却在事后被帝王弃置不问一般。
此时,李商隐已经见惯了政坛的人事沉浮,见过了自己素来最为钦敬的名相李德裕是如何被罗织罪名,最终贬死在穷乡僻壤的,于是难免生出这样的疑惑:这样一个薄情寡义的朝廷,究竟值不值得为之付出?在这个无道的天下,自己是否应该追随着商山四皓的足迹,在滔滔浊流里死守灵明的清白?
这些皆是后话,元和年间的李商隐还只同一般孩童一样,天真烂漫,懵懂无知。彼时小商隐的眼里、心里,只有邻家小子藏起来的九连环,昨儿才买的蟋蟀金鱼,桥边糕饼店永不令人失望的时令点心,以及桃花笑春风、江水绿如蓝。他还不知晓,“商隐”这两个字,将会像谶语与符咒一般地作用于自己的成年世界。
从元和九年到长庆元年,李商隐跟随父母在江南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烟波边读书,碧柳下习字,不自觉地沾染了江南的灵秀之气。
父亲全心全意教导李商隐,从他五岁起,就开始领他背诵儒家典籍。小小的商隐拿笔还不稳,就那样认真地跟着父亲,用稚嫩的口吻大声朗诵“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或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类。有些句子太艰涩,习读好多遍仍记不牢,父亲不责怪,小商隐也不慌乱。
江南的孩子会念书是有道理的:学得烦了倦了,抬眼即湖光山色,这湖光山色不是冷的,不是青灰的,它染有草木之香与和煦的阳光,是令人胸怀暖畅的。学童放开笔,略一伸手,扑簌簌碰下许多粉的白的花瓣,直将书页铺满……再多浮躁亦被这怡人光景抚平。就在这光景里,一个字一个字,一遍又一遍,父亲耐心地教授,直至把君子之道通通植入儿子的头脑和血脉中。
李商隐童年的回忆,是父亲慈爱的语气,是握不稳的毛笔,是江南的和风细雨,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是风轻帘幕燕争飞,是那些温良恭俭让的道理。
这样的生活如果可以无风无浪地延续下去,应该也不会和幸福偏离太远吧?
但李嗣过早地辞世了,不能再庇护他挚爱的幼儿与妻子。而失去支持的孤儿寡母,显然无力在物价高昂的江南立足,年仅十岁的李商隐只能随母亲一路北上还乡,每日每夜里护送着父亲的灵柩,每一步都在远离江南这个美丽而熟悉的异乡,接近那个早已记忆模糊的陌生故土。
别了,江南。别了,莲蓬、桂花、莼菜、蛙声。别了,乌溜溜的小船、怎么走也走不完的石板桥和如水般流泻的阳光。未来的生活突然变得不可预期。
而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被命运突然从熟悉抛到陌生,从按部就班的轨迹里抛到吉凶未卜的混沌里,在他小小的心里,惶惑不安的种子会枝枝蔓蔓地攀缘到所有感官的最深处吗?
古人极重丧葬,凡客死异乡者必须归葬祖茔,无论艰险,不计资费。诗人李白年轻时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地,吴指南意外死于洞庭湖,李白先将挚友暂时葬在湖滨。几年之后李白重来此地,在洞庭湖冷冽的波光间,他亲手执刀,剔去挚友尸体的筋肉,收纳骸骨,徒步携负,最终将挚友营葬于鄂城之东。
一场丧葬,有时候可以彻底拖垮一个中产之家。在李嗣去世的二十余年后,李商隐在给堂姐撰写的祭文里回忆起这件绝不愉快的童年往事,说当时自己陪着母亲,“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当父亲的灵柩终于安葬在荥阳祖茔之后,孤儿寡母已经衣食无着,形同难民了。正是“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父亲的死亡不但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亦使这个稍见起色的士人家庭陡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
在这个命运的转捩点上,刚刚从童年步入少年的李商隐作为家中长子,也许从此只能辍学务农,为现在而牺牲将来。许多人会批评说这样的选择实在太过短视,怎能为了家里一时的生计,牺牲一人一生的前途?然而越是长远的打算,越是需要当下的资本。人生很多所谓错误的选择并非因为计拙,仅仅是因为无可奈何。
李商隐后来到节度使卢弘正的幕府谋职的时候,在给卢弘正的投书里谈及自己在老家郑州的家境:“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
文通就是南朝文人江淹。江淹曾经论及隐居生活,说只要有五亩之宅、半顷之田,屋檐上有鸟儿栖息,台阶下有溪水流淌,那么自己甘愿从此隐遁,再也不羡慕世间的浮华。元亮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诗人陶渊明,他在诗中写过自己清贫的田园,说自己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隐居生活被历代文人想象的过于诗情画意:闻的是“荷风送香气”,听的是“竹露滴清响”,吃的是“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可以“临风听暮蝉”,亦能“狂歌五柳前”,没有一点尘世的气息。白天吹花嚼蕊、看书弹琴,若有知音来寻,相对而坐,在藤萝下煮一壶清茗;夜深了,缓缓摇舟,缓缓吟唱,向月光与芦花深处前进……然而,从诗歌回到现实,现实生活中即便是最为简陋寒酸的隐居,至少也要有江文通所想与陶渊明所居的基本物质材料。
初回郑州老家的李商隐,陪着母亲——一个无力经济的妇道人家,陪着幼小的弟妹——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纵使自己甘愿躬耕劳作,愿意独立撑起家庭,又能做些什么呢?
雪上加霜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束缚加在他身上:按照儒家的礼教,他必须为父亲守丧三年(实际多是两年零一个月,只要时间跨到第三年就算满三年之数),守丧期间严禁任何生产性活动。
儒家认为家族伦理是国家伦理的根源,孝道是家族伦理的根源,而丧服制度则是孝道不可或缺的形式。所以儒家最重丧制,各种对丧服制度的礼仪规定以及相关的经典文献可谓连篇累牍,甚至丧礼可以成为专门的学问。所以,对丧礼仪式最细微的疏忽,也会被视为对儒家礼制的根本性背叛。
严格的丧礼仪式少不得要人付出惊人的时间、精力与经济成本,而以李商隐一家当时的处境来看,已经连普通农民的境况都不如了。儒家礼制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对庶人阶层不以礼法要求,守丧期间该种地还要种地,该做工还要做工。这个规矩实在是有些人性化的,庶民百姓谋生不易,真要在守丧期间不事生产的话,多数人家其实是无力承受的。但李商隐一家,家道虽然败落,毕竟是自祖宗传下来的书香门第,守丧的规矩就算无力遵行也必须遵行不误。
对这一点的坚持想必应该归功于李商隐的母亲,她不能容许李家这个曾经的名门望族摧折在自己手里。作为妻子与母亲,她的责任不仅是延续李家的香火,也一样要延续李家的诗书之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坚强的女人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用她苍白细弱的双手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带着家人挨过时光中最艰苦的一段的;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李商隐确实严格地守满了三年之丧,直到完全除掉丧服之后,才开始了他跌宕的谋生之旅。
唐人讲究门阀,也看重所谓书香门第,这实在有一个物质上的原因。
今天的孩子,只要肯学,书籍无处不在,价格也极其低廉。除了专业论文需要通过专门的渠道获得,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需要有专业的资历才能查阅之外,其他任何资料都是不难获得的。
而在唐代,书籍在历代战乱中流失严重,加之印刷术还很不发达,所以就连一些很基本的经史书籍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随意置备的。若无书籍,要怎样学习?若不学习,怎能考取功名?书是宝贵的财富、进步的阶梯,此话在当时绝不为虚,因此那些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往往重视书籍的传承。得来不易的书籍,能够使自家子孙赢在起跑线上,这是平常人家远为不及的优势。
印刷术既不发达,书籍便无法普及,人们保存书籍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抄写。抄写的份数越多,保存下来的概率也就越大。另外,政府发布的公文也需要抄写多份,分发到各个官僚机构里去。所以,只要你的书法过关,对薪资的期待够低,在唐朝可以轻松谋到一份抄写文书的工作。
唐朝立国伊始,唐太宗便命令魏徵主持抄写四部群书,在这个类似清代《四库全书》的工程的班底里,有二十名校对员和一百名抄写员。直到唐高宗即位,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依然看不到完工的希望。于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实行了一次精简机构的改革,遣散了校对员和抄写员,不让这些人占用政府编制,以雇佣的方式招募民间人士来做抄写和校对,计值酬佣,也就是按照工作量的多寡来支付报酬。
从此之后,唐代社会上以抄书和抄写公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多了起来。工作虽然辛苦,待遇虽然微薄,但是,对于那些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却未曾取得功名,又不甘心做工或种田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简直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了。
守丧结束时,李商隐已是十二三岁的光景。满腹诗书与风月的他,自然不会选择做工和种田,顺理成章地找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谋了一份兼职:贩舂,具体来说就是买进带壳的谷物,舂成细粮之后再转手卖掉。李商隐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说那时候“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贩舂一天天磨炼他的体格与意志,佣书则可在谋生之余扩大阅读,在抄书中读书,在读书中成长。
但是,仅仅靠这样不成体系的自学,将来注定无法博取功名。若不能博取功名,便不能改变命运。不知道此时的李商隐是否对未来怀有什么美好的理想。也许摆脱现状的渴望要大于经邦济民的宏图吧?他需要一位老师,一位虽不失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也懂得现实的老师。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
但幸或不幸的是,在这位老师的身上,只有清高,没有一丝半点的现实。
在成长的关键年龄段里,李商隐幸或不幸地被这样一位老师认认真真地言传身教着。
士君子居家不仕者称为处士。
甘愿以处士身份终老一生的人一般都是些耿介孤高的人,很为人们敬服。
但朝廷不喜欢处士,因为在孔子的教导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处士是一个刺眼的标志,社会上的处士越多,就说明天下越是无道,这让皇帝很是难堪。
如果甘做处士的人太多,相形之下,那些达官显贵岂不正应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处士的存在,也会让那些名利场上的成功者难堪。
所以朝廷总是喜欢延揽处士,不管是不是真有合适他们施展才能的职位,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总之,只要能将他们通通纳入官僚体制,使他们由“天下无道”的标志变为“天下有道”的标志,不给统治阶层制造不和谐的声音,那就够了。如果处士最终放下清高姿态,穿朝衣、领朝俸,那么朝廷的形象就会得到提升。
于是,对于狡黠者来说,做处士竟然可以成为做官的捷径。只要你肯把自己打扮成处士,伪装一种清高,仔细地经营一下自己的名声,吸引中央政府或藩镇的延揽,做官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在唐中宗朝累居要职的名人卢藏用就是一个典范,他为了求官,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以各种手段为自己散播名声,终于得偿所愿。后来他有一次送别道士司马承祯,指着终南山缅怀自己的处士生活,说“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不客气地答道:“在我看来,这座山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卢藏用大有惭色,而这段对话为后人留下了“终南捷径”这个极具讽刺色彩的成语。
世事就是这般反讽,人们以清高对抗庸俗,清高却反过来变成了达至庸俗的工具,所以庄子早就睿智地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借重圣人本是为了治理天下,反而是大盗得益最多。制造斗斛来量,却连斗斛也窃取了;制造权衡来称,却连权衡也窃取了;制造印章来取信,却连印章也窃取了;推行仁义来矫正社会,却连仁义也窃取了。”
在这样的世道里,纵然是一位真正耿介孤高的人,想做一名真正的处士也不容易。所以,当武宁军节度使、以统管骄兵悍将名闻天下的王智兴礼聘荥阳李处士出山入幕的时候,并未料到自己会遭受对方拒绝;他更未料到的是,这拒绝居然很带羞辱性。
荥阳李处士,后世不传其名。他是荥阳当地的一位传奇人物,十八岁便通晓儒家五经,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还进入太学读书深造。这个时候,父亲忽然患病,李处士便放弃学业,回老家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而父亲这一病就是二十多年。
父亲去世之后,李处士绝意功名,只是在家治学,钻研儒家五经。而愈见离奇的是,在写成著作之后,李处士不肯拿给任何人看,仅仅选出其中一些浅显的内容来教育李氏宗族的子弟。著述与教育之暇,李处士也会像大多数文人一样撰文写诗,只是他的文章与诗歌莫不是词古义奥,与时下流行的雕琢辞藻、讲究对偶的骈文与今体诗绝不相合。对于时人来说,李处士是一位被误植入当下时空里的活生生的古人。
李处士书法极佳,但是,正如他不愿意自己的著作流传于世一样,他也不喜欢让世人见到他的书法。就连写信,他都会口授内容,请别人代笔。有一次他为父亲祈求冥福,抄写佛经,请人镌于石板。后来摹写的人太多,他不耐烦起来,便将石板运入佛寺,移入古代的碑林里,无人再能辨识。
当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慕名礼聘李处士时,后者的回答是“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然后长揖不拜,拂衣而归。
李处士这个简洁的答复实是对王智兴不留情面的讥刺。王智兴行伍出身,本在节度使崔群帐下听用,后来借一次率兵平叛之机收买军心、屠戮异己,成功地逐走了老上级崔群。朝廷对此无能为力,只好认可了这个既成事实,将原属崔群的职位转授王智兴。这段史事,正是孔子最为切齿的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乱象。李处士的言下之意是:你王智兴居然想要我侍奉你,请你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么侍奉崔群的?我们不难想象王智兴听闻此言的愤怒与难堪,更不难想象李处士的拒绝需要多大的勇气。
曾有友人读至这段故实,之后大生感慨,说李处士不明智,若实在不愿出仕,只轻轻推辞便罢,何必得罪如此显贵?即使冒死直言又如何,难道王智兴还能在聆听直言之后改过自新吗?对友人的感慨我不以为然。是,当时当地李处士的耿介并未带来一丝效用,但我相信,正是这些“无用”的正直,延缓了虚伪、谎言、谄媚、卑鄙的蔓延;我相信,一直正直下去,总能唤醒某些沉睡的良知,总能感动一个什么人,让他也学会正直。
人们都说言传身教,身教的意义远远大于言传。少年李商隐就拜在这位同族叔父李处士的门下学习,学习儒家经典与诗歌文章,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老师的忠直、朴实与理想主义。
少年时期正是塑造一个人一生性格的关键时期,于是,少年李商隐跟着这位同族叔父,养成了一副不肯苟全的兀傲性格,学成了一身不合时宜的诗文本领。
每一个王朝都会追求意识形态的统一,任何统治者都不爱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明代的八股取士,清代的文字狱以及编修《四库全书》,并非什么标新立异的做法,只不过是把这种亘古相传的政治理念贯彻到极致罢了。
大唐王朝也在统一意识形态:一方面官修《五经正义》,为儒家经典确立标准的阐释,为科举考试确立标准的儒学教材;另一方面不许百姓擅立私学,在家自学的儒生需要获得州郡的保荐才能进京参加科考。
知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李处士在家钻研儒学五经,明明有心得、有著述,却偏偏秘不示人,这不仅因为他刻意远避名利,实在也是出于自保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若自己的著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难免会招来祸事,所以把著述藏起来更安全。
李处士是一位标准的民间学者,治学仅仅出于个人兴趣,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与官方的标准阐释是否相悖。他拿自己的学术来教育宗族子弟,宗族子弟却未必与老师一样只为了兴趣而读书。
至少李商隐读书不是为了兴趣,至少不仅仅是为了兴趣。
因为父亲的早逝,他的家庭骤然由中产沦为赤贫,而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如果自己读书无成,将来通不过科举考试,非但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佣书贩舂的贱役,家庭的累世书香与士人清誉也将彻底断送在自己手里。
于是,少年李商隐怀着一颗不得不功利的心跟着这位与功利彻底绝缘的老师潜心学习。那时候,他尚无力辨别,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异。对李商隐的成人生涯尤其重要的是:当“苟且”成为这个社会里位列第一的生存技能时,老师偏偏教会了他耿介和清高。
唐代儒学考试的科目是九部儒家经典,按照重要性的不同分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考生至少要精通一门大经和一门小经,此外还要兼通《论语》和《孝经》。
另外,唐朝皇帝自神其姓,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人,于是尊崇老子,以道教为国教,还把《老子》《庄子》也列入了科举考试的范畴。《红楼梦》写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之后,宝钗有一次见宝玉读《庄子》读得出神,不禁心头烦闷,责怪他不肯用功准备科举,两人狠狠地拌了一次嘴。设若宝玉生活在唐朝,兴趣和功名之间或许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差了。
在唐朝的科举用书里,《左传》是儒学重镇,《庄子》是道学重镇。这两部书虽然卷帙最繁,但论起情节之跌宕、文采之斑斓、哲理之通透,均远在诸经之上。所以资质驽钝的人往往会硬啃《礼记》《仪礼》之类虽然枯燥至极却相对易于掌握的典籍,聪慧而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则会不自觉地被《左传》和《庄子》迷住。李商隐就是后一类学生,在他后来的诗歌文章里,《左传》和《庄子》的典故用得真可谓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为了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士子们一方面要精通《左传》和《庄子》,一方面又要努力使自己不太受这两部书的行文风格的影响。
在唐朝人看来,《左传》和《庄子》的文风属于“古文”,是一种完全散文化的文章,古奥朴拙,松散恣意;而当时流行的文章是骈文,行文就像写格律诗一样,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数要求,相邻的两句还要构成精致的对仗。
骈文是从六朝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因为辞藻华美、音律铿锵,很受时人的喜爱,以至于就连政府文书、法律判决也要用骈文来写。原本枯燥干瘪的公文,在六朝及唐代却是字字珠玑,美学价值比实用价值还高。闭目遥想,彼时政府的文档里,皆是类似“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锦水丹鳞,素书稀远;玉山青鸟,仙使难通”之类流光溢彩的句子,多么美丽。
今天的古文教育里已经很少有骈文的身影了,而在唐代,几乎清一色都是骈文的天下,古文鲜有用武之地。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开创的古文运动就是逆潮流而动,提倡古文而反对骈文的。而所谓“唐宋八大家”,并不是指唐宋两代中文章最好的八个人,而是指当时写古文写得最好的八个人,而古文在唐代其实属于“小众文体”。
韩愈首倡以古文对抗骈文,理由是骈文容易使人对文章的形式美倾注过多的精力,以至于牺牲内容以迎合形式。譬如,你想写一首七言律诗来抒情,某句话你必须用八个字才能说清,但严格的形式使你无论如何都要删掉一个字才行,意思就被损害了;再譬如,你明明写到迤逦的绿水已觉意尽,已觉恰到好处,但对仗的规矩要求你必须连带着把峻峭的青山也写了,意思同样也被损害了。
少年李商隐沉迷于《左传》和《庄子》之中,同时深爱韩愈的文章,而他的老师李处士恰恰又是古文运动的忠实拥趸,毕生只写古文,不沾骈体。自然而然地,李商隐爱古文远甚于爱骈文。文学天赋极高的他,仅用几年时间,便写得一手出色的古文。多年之后,他在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时回忆少年往事,还喜滋滋地说起自己在十六岁那年就写成了《才论》和《圣论》,以古文造诣受到长辈们的赏识。
《才论》和《圣论》今已不传,李商隐的古文才华我们如今只能在极有限的几篇文章里领略一二。《柳枝诗序》就是其中之一,记述了诗人年轻时和洛阳少女柳枝传奇般相遇而又痛失的故事,文字颇有几分韩愈的神髓。
遗憾的是,朴拙大气的古文在李商隐一生的写作中只如昙花之一现、惊鸿之一瞥,如今我们在厚厚几大册的李商隐文集里只看到连篇累牍的骈文。成年之后的他,必须背弃自己早年的教育与喜好,改弦更张写骈文以谋求生存,一如浑金璞玉被雕琢、被打磨,被世俗的铅华肆意沾染。
他毕竟天资过人,从古文天才蜕变为骈文名家,这之间并不曾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当我们今天读着他的文集,那骈文写得越好,越发感到那蜕变背后的隐隐悲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华采和质实,是一对相反的概念。要做一个合格的君子,就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就文章而论,形式之美不可以压过内容之美,反之亦然。这就像一个人的穿衣打扮,既不可以不修边幅,也不可以让衣服压过人——很多人都在这两类偏颇中非此即彼,后者的情形显然比前者要多。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整个唐代,不仅华美的骈文压倒了质朴的古文,华美的今体诗同样压倒了质朴的古体诗。
所谓今体诗,顾名思义就是新诗,对唐人而言的新诗。在诗歌史上,唐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汉魏时代的那种粗手大脚的诗歌形式被格律谨严、对仗工巧、音色经过细腻雕琢的新的诗歌形式彻底压倒。这个转变是从初唐便开始的,所谓“初唐四杰”的诗歌成就,并不在于他们真的把诗歌写得多好,而在于今体诗是在他们手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使有唐一代的诗歌大势从他们所打开的门径里一泻千里。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所写的“当时体”一度遭受过轻薄之讥,杜甫之所以会为他们鸣不平,是因为杜甫本人就是写今体诗的大师,对今体诗的初期遭遇特别理解和同情。
而在唐诗的两大宗师巨擘里,李白一生都在写古体诗,只是偶尔才写一下今体诗。正是两位大诗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脾气造就了彼此的不同选择:写古体诗不受什么束缚,所以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只要兴之所至,诗句就可以信手拈来,一泻千里;写今体诗正如闻一多所谓是“戴着镣铐跳舞”,所以杜甫写诗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句是慢慢打磨、锤炼出来的。
古体诗偏于“质”(内容),今体诗偏于“文”(形式)。古体诗虽然音律不够铿锵,辞采不够华美,但独有一种古朴浑拙之美,与上古风格也最接近。所以在古代文人眼里,单以诗歌风格的高下而论,总觉得古体诗毕竟胜今体诗一筹。我们看《唐诗三百首》的编辑体例,古体诗就是排在今体诗之前的。
所以,即便在唐代,即便在今体诗最流行的时期,也有一些人顽固地守卫着古体诗的世界,追求遗世独立的高古之风。不难想见,李处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在文章上只写古文而不写骈文,写诗也是只写古体而拒绝今体。因此,李商隐最早接触到的诗歌教育,亦是以高古之风为贵的。
在所有的古体诗里,李商隐最爱鬼才李贺的作品。李贺的诗写得光怪陆离,带着三分仙气、七分鬼气,就是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李商隐早年的诗里,譬如本书楔子里介绍过的《燕台四首》,就很有一点李贺的味道。但是,李商隐毕竟是一个渴望入世亦必须入世的人,而为了入世,他就必须改变自我以迎合主流的社会风尚。他必须忘记古体诗,必须投身于今体诗的世界里,用流行的腔调和他必须去交往的人相交往。
他成功地改变了自己。今天,在他传世的所有诗作里,最为脍炙人口的那些篇章,清一色全是今体。
诗歌在今天仅仅是一种文学性语言,而在唐代,它还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语言。
是的,进士科的考试要考诗歌,士大夫阶层的人际交往需要诗歌酬唱,在长官安排的酒筵上也需要有诗歌来助兴,帝国出现了祥瑞更需要有诗歌来歌功颂德。尤其在人际交往的环节上,诗歌堪称最理想的婉语,诸如请托、投靠、拒绝……所有不方便直接说出口的话语都可以在诗歌的包装下变猥琐为优雅,变唐突为妥善。
所以,只要你有入世之心,诗歌技巧就必须好好掌握。诗歌不再是私人趣味,而成为公共语言当中的一环。诗歌既然属于公共语言,自然需要迎合公共的风尚。这,就是李商隐必须弃古体诗而改写今体诗的原因。
李商隐不是李白,他没有李白那种可以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经济资本,更缺乏与之相应的脾气性格。他只能谨小慎微地,在底层世界的泥泞里踮起脚,辛苦地向上张望,希望能一点点地挤回李氏门庭曾经属于过的那个阶层。
他的一生,的确都在这样艰难地努力着。但是,任他如何练习妥协,任他如何了解背叛,童年与少年时养成的性格终归是骨血里的东西。正如一个人纵使一辈子都在矮檐下行走,他的脊椎与颈椎也永远不会失去挺拔的天性。对于李商隐来说,在自己还没有成长到学会选择与防御的年龄时,老师李处士那孤高耿介、遗世独立的气质,以及一生不弃的理想主义,已经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自己。
而李商隐将来的悲剧就在于,他必须以一个出世的灵魂,去做一个入世的人。
古人的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规矩是绝对不能松动的。因为这正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禽兽完全遵循天性行事,而人类懂得道德廉耻,懂得以礼自防。
所以,自由恋爱在古人看来实在是一种无耻的行径。司马相如以琴声撩拨卓文君的芳心,完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之旅,这种事情只有今人会为之赞叹,并口口声声大呼浪漫;在古人看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堪称寡廉鲜耻、伤风败俗。
白居易曾写过一首《井底引银瓶》,流传甚广。白先生坦言写作此诗的目的就是为了“止淫奔也”,全篇以私奔女的视角写就,诗末痛心疾首道:“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翻译过来就是:家乡父母健在,亲情满满,这样温馨的家我却回不去了,因为曾经私奔,即使我现在无处可去,我又怎有颜面回家去?就因为你一时的欢情,我一辈子都给耽误了。痴情的小女子们,且谨慎些吧,不要轻易以身相许、随人私奔。这首诗充分证明,时人对自由恋爱并不那么赞许。
在古代,如果你深深爱上了一个女人,如果你不可救药地想要追求这个女人,你一定要征求父母的批准,然后由父母出面委派媒人,由媒人撮合你们的婚事。因为在求婚的时候,你总要讲出自己有哪些好处,但自己总不方便自夸;父母夸自己的儿子也不可取,至少对于外人来说是毫无说服力的;只有媒人,有着中立的立场,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讲你的诸般好处,这些话如果你有机会亲耳听到,一定会觉得无地自容。
所以,提亲之类的事情你切切不可亲自出面、亲力亲为。若你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人讥为“自媒”,顾名思义,就是自己为自己做媒。
孟子讲过:男人天生就需要女人,女人天生也需要男人,但如果只顾着遵循天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定终身、逾墙相从,那么父母和国人都会轻贱他们。同理,古代的君子都有急切的出仕之心,但再急也会遵循正道来求仕,如果求仕却不由其道,那就和男女私定终身一样了,会被所有人看不起的。
所以,在传统的儒家观念里,求婚的“自媒”和求仕的“自媒”都是同样性质的事情,同样卑劣,同样有失尊严。只有当你希望能在某位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你才可以“自媒”,即亲自拜访老师——这是一种放低姿态、自我贬损的表示,而不可以派人去请老师过来教你。《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说的就是这个规矩。
在婚姻和仕宦的问题上,自媒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极佳的心理素质,自尊心稍强的人就做不来这些事情。然而,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有点特殊,它虽然一般无二地秉持着儒家传统,但帝国上下总是洋溢着一股进取的力量,越是个性张扬、不惮于自我推销的人,在这个时代里越吃得开。而所谓个性张扬,所谓自我推销,归根结底都是自媒。
唐代的著名诗人里不乏自媒的高手。李白向韩朝宗自我推荐,吹捧对方说“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夸赞自己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在今天看来实属肉麻至极。杜甫到长安求仕,不断写诗投赠王公显贵,甚至在诗中还拜托京兆尹鲜于仲通帮自己走通巨奸杨国忠的门路,一天天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子。
之所以这种“斯文扫地”的事情会成为有唐一代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的。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所以唐才子们奔走八方,告诉许多人,自己有多么优秀;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展现给那些有力量与资源的人,希求通过那些力量与资源,闻达于天下,做出一番事业。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唐代的科举考试并不以一次考试成绩来论英雄。一名士子是否能够中举,主要并不取决于当次考试的成绩,而取决于他在考试之前是否做好了行卷工作。
所谓行卷,就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前,应试的举子们精心挑选代表自己最高水准的作品,递呈给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这些贵人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或者提高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唐代的科举考试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考卷不糊名,哪张卷子属于哪个举子一目了然。主考官评阅试卷之外,自然而然还会参考举子在文坛上的名声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说参考都不准确——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决定着考场内的胜负。而考场外的名声与作品,靠行卷来提供。
所以,夸张一点来说,科举考试是否成功,士子是否擅长自媒实在是第一要因。而少年李商隐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与人格培养,都使他疏离于唐代的主流社会,这使他在将来的成年世界里对自媒行径充满鄙夷。
于是,世界对他也投以同样的鄙夷,将来他在科举中会一次次败给那些擅长自媒的竞争者——资源总是过度稀缺的,纵然你全力以赴地去争夺,也未必能得到自己的一份,更何况你甘愿被各种道德锁链缚住手脚呢。
不知道李商隐是否为自己的坚守或不得不坚守而后悔过。他那首著名的《常娥》似乎蕴含着非常耐人寻味的情绪: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当银河渐渐隐没,群星在又一度的曙光中又一度沉入海底的时候,在高寒的月宫里,烛光深深地在云母屏风上镌刻下嫦娥孤寂的影子。此时的她,是否懊悔当初的选择呢?抛弃繁华纷扰的人世,她获得了永生。世间沧海桑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她却拥有一张不老的脸,任它一千年一万年。但凡事皆有代价,嫦娥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凡人高不可攀的天堂,自己是自己唯一的伴,固守一片孤寒。想来多么寂寞:自己永恒的青春与笑靥,无人欣赏或钦羡。即使皮囊始终如一地光鲜,但灵魂最终凋敝,不复在凡间时的丰美鲜艳。
李商隐应当有过疑惑,亦有过动摇的时刻,但是,正如嫦娥一偷灵药便从此寂守广寒,他那少年的心志一旦塑成,终生都不可能改变。他并非一个拒绝妥协的人,只是不肯把底线也一并妥协出去。
没错,他可以弃古文而为骈文,可以弃古体诗而为今体诗,但妥协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自媒,就是他一生中无论如何都跨越不过去的障碍。
李商隐后来在一篇祭文里谈及自己的性情:“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坚守,使他在科举与仕途中屡屡碰壁。人生总是在权衡与取舍中度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其实只有一点:前者的权衡总是在底线以上做出来的,后者的权衡从来不问底线。
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只有改变自己。
如果你不肯改变自己,就必须坦然承受世界对你的遗弃。
全部的人生哲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政府公文应该总是刻板枯燥的高头讲章,如果太过讲究文采,反而令人感觉不伦不类,有失体统。然而唐代的观念恰恰相反,骈文是标准的公文文体,一定要写得对偶工整、辞采华丽、用典丰赡才行,即便是法官断案撰写判词也要用这种调调才好。流风所及,直至明清,人们认为正经的公文、判词都应该是骈文写就的才对。
就连话本小说里都是这样编排情节的。《初刻拍案惊奇》有一回《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吴太守主审一桩婚姻官司,亲笔写判词道:“韩子贫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声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弃。只缘择婿者原乏知人之鉴,遂使图婚者爰生速讼之奸。程门旧约,两两无凭;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百金即为婚具,幼女准属韩生。金声、程元、赵孝,构衅无端,各行杖警。”全篇判词骈四俪六,读来朗朗上口,令人不自觉地就会摇头晃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