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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这种性质常常引起人们的愤怒和不满。许多人指责美学家，说人民群众养着你们，养了两三千年了，你们却连张门票都拿不出，要你们有什么用！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时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这个研究了几千年却仍然不知所云的学科，是不是在扯淡？我承认确实有不少“吃美学饭”的人是在扯淡，连我自己是不是在扯淡也没有把握。
所以我常常想，是不是干脆把它取消算了？不过这样一来，恐怕又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取消美学，却取消不了美。生活中充满了美，大家也都爱美，却又说不清美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类，这么智慧的一个物种，如果连“美是什么”这么个“起码”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也说不过去吧？那时候，恐怕又会有人嚷嚷：那些搞美学的呢？上哪儿去了？把他们找回来！
其实这也是美学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人类的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探索的愿望。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工作，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却为人类文化所不可或缺。对于这一类工作的评价，是不可以太急功近利的。我们民族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喜欢嘲笑那些忧天的杞人。杞人忧天当真就那么可笑？我看未见得。
至少，在并不确知天为何物的时候，你凭什么就敢肯定天一定不会掉下来？没错，它今天不大可能掉下来，明天大约也不会，但明天的明天呢？明天的明天之后的某一天呢？实际上，天体物理学家已经搞清楚了，我们这个宇宙是有年龄的，地球也是有年龄的。有出生的那一天，也有死亡的那一天。那时又该怎么办？这就要弄清楚天到底会不会掉下来，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不会。要弄清楚天会不会掉下来，就要先弄清楚天是个什么“东东”，它和地又是什么关系。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其前提，则是杞人忧天。可以说，没有忧天的杞人，就没有科学的探索，也没有科学的精神。
实际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其实往往可能是最有用的。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就说过，画出来的鞋子不能穿，画出来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艺术有什么用？周谷城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对话。周先生问梁先生：“你说这壁画有什么用？”
梁先生大家知道啦，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大师，大家都以为他会说那壁画如何如何有用的。谁知道梁先生居然一笑说：“补壁。”周先生又问：“这屏风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挡风。”周先生又问：“那九龙壁又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避邪呀！”大家都笑了是不是？当时他们两人也相视而笑。那意思很清楚：没用！
表面上看，艺术这玩意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艺术能当饭吃吗？能当衣服穿吗？能用来抵御强敌保家卫国吗？不能够吧？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说唱山歌就能把敌人都唱跑了，那是扯淡！艺术顶多也就起个辅助作用，鼓舞一下士气啦，动摇敌人军心啦。就这，也有限，还得碰上特殊情况，比如楚汉相争时的“四面楚歌”。
但是这个几乎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你说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艺术？哪个时代没有艺术？哪个阶级没有艺术？潘鹤有件雕塑作品，是长征路上的两个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却在吹笛子。吹的人如痴如醉，听的人如醉如痴。战争年代尚且如此，和平年代就更不用说，歌舞升平么！
事实上，许多民族，经济不发达，科学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的原始民族连文字都没有，但是无一例外地有艺术。达尔文，大家都知道啦，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荒岛，
看见一群土著光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达尔文马上拿出一些红布，要他们做件衣服。谁知道这些土人立即将这些红布撕成布条，绑在手上、脚上和腰上，然后跳起舞来。这让达尔文大开眼界。原来他们宁愿没有衣服，也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美。这样的例子是有很多的。事实上，在人类文化和文明中，艺术差不多是最早诞生的，比科学和哲学早得多，几乎仅次于工具。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必有大用！有什么用呢？这当然是美学要搞清楚的事情，但现在不能说。一说，就扯远了。请大家先想一想，好吗？
现在还是来说美学。美学也是没有用的。艺术已然无用，美学却连一张艺术的门票都整不出，岂非无用之极？如果说它也有大用，我们就很想知道是什么。
先说美学是干什么的。大体上说，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的。人类有艺术，也有审美（包括美和美感），这没有问题，是吧？但人与动物不同，他遇到一个现象，就要提问题。
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也就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就产生了各种学科。比方说，他看到天上有各种天体，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他就要问：这是什么？这就有了天文学。他看到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月亮却不会，他就想知道为什么。这有了物理学。他看到有的人穷，有的人富，有的时候丰衣足食，有的时候通货膨胀，他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就有了经济学。现在，他看到生活中有美，他就想知道美是什么；他看到同一个对象有的人觉得美，有的人觉得不美，甚至自己也有的时候觉得美，有的时候觉得不美，他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还看到大家都爱美，他自己也想变得美一些，这就要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美学。
但是，要知道“怎么办”，就得知道“为什么”；而要知道“为什么”，就要知道“是什么”。所以，“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篇对话体的文章，叫《大希庇阿斯篇》。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自以为是的希腊贵族希庇阿斯，还有一个就是柏拉图的老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希庇阿斯这家伙是很有些牛逼哄哄不知天高地厚的。
所以，当苏格拉底问他“美是什么”时，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这个很容易的啦，美就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呀！苏格拉底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丽的小姐当然是美啦！可是一匹母马呢？一匹身材匀称毛色光滑跑起来飞快的母马，难道不是美的吗？《荷马史诗》上说了，连神都赞扬过的，难道不是美吗？希庇阿斯也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是一匹美丽的母马。苏格拉底又问，那么一个陶罐呢？一个做得很好的陶罐，有两个耳朵，能装两公升水，难道不美吗？希庇阿斯只好又说，美是一个美丽的陶罐。苏格拉底就笑起来，说，你看，美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又是一匹美丽的母马，又是一个美丽的陶罐，那么，请问尊敬的希庇阿斯先生，美到底是什么呢？
这下子，希庇阿斯就答不上来了。
事实上，不但希庇阿斯，就连我们，也答不上来，如果不改变思路的话。实际上柏拉图很可能是在暗示我们，从感性具体的审美现象出发，我们永远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同学们或许要问，怎么，美难道不是感性具体的吗？没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美”，比如美丽的小姐，美丽的母马，美丽的陶罐，美丽的风景，美丽的音乐和舞蹈等等，都是感性具体的。不但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这些审美对象是感性具体的，就连它们的“美”，也是感性具体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不可感知的“美”，美不能作为概念而存在。审美对象也好，对象的美也好，都是感性具体的。
但是，当有人要我们明确说出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的“美”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答不上来了。你可以说小姐的眼睛很美，母马的毛色很美，陶罐的造型很美，但你不能说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如果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那么，为什么同样有眼睛、毛色、造型的别的小姐、母马、陶罐却不美？更何况，当你回答小姐的眼睛很美时，你其实已经跑题了。因为我们问的不是小姐美在哪里，或者小姐为什么美，而是问小姐的美是什么。总不能回答说是眼睛吧？如果是眼睛，那么，只要眼睛行不行？把她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行不行？还有，就算这位小姐美在眼睛，我们还是可以问：眼睛的美是什么？也许你会回答：她眼睛大呀！这又跑题了，又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了。
何况，就算回答“为什么”，这个答案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眼睛大就美？牛眼睛倒挺大，为什么不美？
可见，美虽然离不开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却又不是，也不等于眼睛、毛色、造型。它是超越于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
超越于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也就是抽象的。而且，正因为它是抽象的，这才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不管它是小姐、母马、陶罐，还是风景、音乐、舞蹈，只要具有了这种抽象普遍的性质，就是美的，而那些并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则是不美的。美不美，全看他们或它们能不能获得被我们叫做“美”的这样一种性质或价值。能获得，哪怕只是一只陶罐，也是美的；不能获得，哪怕她是公主，也是不美的。美不美，与对象是公主还是陶罐，没有关系。
这样一种可以普遍用在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等一切事物身上的性质或价值，显然只能是抽象的。不是抽象的，就不可能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美又不可能是抽象的。因为我们无法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进行审美。在抽象的概念面前，我们什么美感都不可能获得，这就等于说没有美。一方面只能抽象普遍，另一方面必须感性具体，因此美是一个悖论。或者说，美是什么，是个悖论。
现在请大家说说，“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