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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哲学的历程是从古希腊开始的。
古希腊美学的开山鼻祖不是柏拉图，而是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由一群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的秘密社团。不过，他们是一群有着哲学兴趣和哲学头脑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至少毕达哥拉斯本人是这样。这就使得他在人类美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一席。另外，顺便说一句——这也许无关紧要，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很漂亮的。他身材挺秀，仪表庄严，经常穿一件白麻布的衣服，还喜欢音乐、健美运动和素食，是个“白马王子”。他成为第一个美学家，我们并不奇怪。
为什么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群有着哲学兴趣和哲学头脑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呢？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一般现象的描述和一般规律的探寻，他们还要找到世界的本原。这个本原，他们认为就是数。因为不管什么事物，也不管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可以还原为数。他们说：“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既然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当然也就是美的本质。
问题是，世界上不仅有美，还有丑呀！丑不是也可以还原为数么？那么，什么样的数和数的关系是美的呢？和谐。和谐的数和数的关系就是美。这个结论据说是从音乐那里得来的。至少，我们可以从音乐那里得到证明。比如中央C，它的振动频率是每秒260次。比中央C高一个八度，振动频率是每秒520次，刚好一倍。如果是G，振动频率是每秒390次，是中央C的1.5倍。你看，所有的乐音都可以还原为数，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实际上，最早用数的比例来表示不同音程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比如第八音程是1比2，第五音程是2比3，第四音程是3比4。这样，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得出了美学史上第一个具有奠基性的命题——美是数与数的和谐。
比方说，十。十这个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是很神圣很重要的。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还原为十个对立，
宇宙也可以还原为十，十个天体。哪十个？太阳、月亮、地球、金、木、水、火、土、银河，九个呀？还有一个，暂时还没有找到。毕达哥拉斯给它发明了一个名字，叫“对地”。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个捏造，黑格尔讽刺说，我们还不能决定他们究竟是打算把它想象成地球的反面呢，还是完全想象成另外一个地球。
毕达哥拉斯说，这十个天体都在运动。但它们的大小不同，速度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也不同，因此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好在这些数的关系是符合音程学的，是和谐的，比方说1比2、2比3、3比4等等。因此，它们就会演奏出一种极其美妙的音乐，宇宙的音乐，天体的音乐，只可惜我们听不见。但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听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正如我们感觉不到地球的运动，而地球却照样在运动一样。
再就是“黄金分割比”，即1：0.618。这可以通过对正五角星的研究得出。一个正五角星是由三个等腰三角形叠成的。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底和边，它们的比率就是1：0.618。我们知道，正五角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也是很重要的。据说派内同志穿的制服——白麻布的毕达哥拉斯服，上面就绣了个五角星。这是他们的“会员证”。黄金分割比当然也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数的和谐”。在古希腊，黄金分割比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艺术领域，建筑、雕塑、绘画，处处可见。据说，最美的人体也是符合黄金分割比的。比如下半身和上半身，胳膊和腿。大家可以回去量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当然，要帅哥靓女，量出来才算数。
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恩格斯这样评价。
当然，美的规律性也第一次被说了出来。或者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这里，美被规定为自然界所固有的规律性。美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们。
如果说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美的合规律性，那么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的合目的性。
苏格拉底这个人就不用介绍了吧。黑格尔称他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一生没有留下半篇文章——如果是现在，肯定评不上职称，却留下许多名言和故事。他的这些名言和故事差不多也都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包括他的勇敢、宽容、雄辩、视死如归，也包括他的怕老婆。苏格拉底的怕老婆是很有名的，以至于他老婆的名字桑蒂普在西语中是悍妇的同义词。有一次，桑蒂普叫骂着把一盆水泼在苏格拉底的头上，苏格拉底却慢条斯理地说，我说嘛，桑蒂普一打雷，天就要下雨。
桑蒂普当然不知道她丈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太太们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多半认为自己的丈夫也没什么了不起，要不然就是认为他伟大得不得了。再说苏格拉底好像也没什么建树，他不过就是每天走来走去和人辩论，最有名的话则是“自知其无知”。一个不过就是知道自己很无知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当然没有。不过苏格拉底好像并不认为他有这样一个老婆是什么坏事。他曾经对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学生说，恭喜你！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好老婆，你就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学生问，如果我娶的是一个坏老婆呢？苏格拉底说，那我就更要恭喜你了。因为那样一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好，苏格拉底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还是讲他的美学。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东西美不美，不在于它合不合规律，而在于它合不合目的。
比如矛和盾，美不美呢？要看用在什么时候。进攻的时候，矛是美的；防御的时候，盾是美的。反过来，再好的矛，再好的盾，也是丑的。又比如，木勺子美，还是金勺子美？要看它们和谁配。是和陶罐配，还是和金碗配。如果和陶罐配，那就是木勺子美，金勺子不美。反过来也一样。
于是，苏格拉底也得出了他的美学结论适，美就是有用。
当然啦，苏格拉底的思想没有这么简单，他的意义就更不简单。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这里先说柏拉图。柏拉图也是很了不起的。他被称作“美的先知”，称作“爱美者，爱智慧者，爱神和美神的顶礼者”。他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要寻找美的本质，不能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美的事物，而应该找到一个“天下之通则”。靠着这个“天下之通则”，就能解释一切美的现象。柏拉图认为，这就是理念。
理念就是概念，或者说一切事物的普遍形式。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物，它们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都共有一个普遍形式，这就是理念。比如桌子，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张，但它们都叫“桌子”，也都是“桌子”。不管你是多么奇怪多么异样的桌子，也是“桌子”。因此“桌子”这个概念，就是普天之下所有桌子共有的普遍形式，也就是它的理念。同样，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美的事物，它们也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它们既然都叫做“美”，就说明它们也共有一个普遍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美”，也就是“美的理念”。于是，柏拉图也得出了他的美学结论——美是理念。
这就为客观美学的原则——美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找到了一个确定的形式。有了这个确定的形式，客观美学就站住了脚，就可以在西方美学史上雄霸两千多年了。不过同时也带来一个麻烦，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把握这个“美”。美，如果像希庇阿斯讲的那样，就是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等等，是比较好把握的，毕竟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理念却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你让我们怎么审美？
柏拉图说，途径也是有的。审美的途径就是迷狂。因为真正的美，或者说，至真、至善、至美，都只存在于理念世界。这是只有灵魂才能到达的地方。要到那里去，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活着的人要想把握理念，就只有“假死”。这就是“迷狂”。迷狂也有三种。高级的是理智的迷狂，低级的是宗教的迷狂，处于二者之间的是诗性的迷狂。这就是灵感。灵感就是诗人在迷狂的状态下和神交通，不知不觉地说出“神赐的真理”，即“为神灵所感”，因此叫“灵感”。顺便说一句，“灵感”这个词，翻译得非常准确，可谓“神译”。
诗性的迷狂就是艺术。所以艺术低于哲学高于宗教。哲学是理智的迷狂。它是哲学家直接进入理念世界把握理念，也是对理念的自觉把握。艺术对理念的把握则是不自觉的，是“为神灵所感”的结果，所以低于哲学。但艺术又毕竟说出了“神赐的真理”，因此又高于只有癫狂信仰的宗教的迷狂。当然，这里说的艺术，是“迷狂的艺术”或者“灵感的艺术”，不包括“模仿的艺术”。“模仿的艺术”是手艺人的产品，和诗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在柏拉图看来，“模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不道德的，没有用的，根本就应该取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六讲第一节）。
上面讲的，就是西方美学第一个历史阶段（古希腊罗马美学）当中的第一个历史环节——“美的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围绕着“美是什么”来进行研究的。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话题就变了，变成了“艺术的研究”，也就是《诗学》。再到普罗提诺那里，又变成了“美和艺术的研究”。
普罗提诺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把美和艺术统一在一个美学体系里的人。不过，我们不是专门讲美学史，所以普罗提诺就不讲了（关于普罗提诺，请参看本书附录一），亚里士多德则放在后面的问题里讲。
那么，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历史环节——“美的研究”。透过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三重唱，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基调——美是客观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美是客观规律；在苏格拉底那里，美是客观目的；而在柏拉图这里，美是客观理念。反正美是客观的。这也是整个古希腊罗马美学的基调，甚至是康德以前西方美学的共同基调。而且，后来那些美学家，也确实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们的范围，没有跳出他们的路子——或者从事物的客观属性那里找答案（毕达哥拉斯的路子），或者从事物的客观关系那里找答案（苏格拉底的路子），或者把美归结为一种客观精神（柏拉图的路子）。但是，客观美学的调子，唱着唱着，他们就唱不下去了。为什么唱不下去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