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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惊醒过来，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打断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对学监小声说：
“罗歇先生，交给您个学生，先上五年级吧。功课、操行都好的话，再转到高年级，按年龄他该上高年级了。”
新生在门后墙角，我们几乎看不见。他是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沿额剪齐，很像乡村教堂里的唱诗童，样子懂事却很局促。肩膀不算宽，可是那件黑扣绿呢外套，抬肩处紧巴巴的，人不太自在；袖口开衩的部位，露出裸惯发红的手腕。浅黄色的长裤用背带吊得高高的，穿蓝袜子的小腿露了出来。脚上穿一双结实的皮鞋，擦得不亮，钉了好些钉子。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听，专心得像在教堂听布道，不敢把腿架起来，也不敢把胳膊往桌上支。到两点钟，下课钟响了，学监不得不提醒他一声，让他加入我们的队列。
我们进教室有个习惯，就是把帽子往里扔到地上，好腾出手来；而且非得一进门就扔，从凳子底下飞过，还要碰着墙根，扬起一片尘土。这才叫派头。
但这新生，不知是没留意这种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祈祷已经完了，还把帽子放在并拢的膝上。那是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有点像毛皮帽、有点像骑兵帽，又有点像圆筒帽、獭皮帽、棉布帽，反正是件寒碜玩意儿，说不出的难看，活像一张表情让人看不透的傻瓜脸。帽子是椭圆形的，里面有撑条撑着；帽口有三道绲边，往上是交错拼接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用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以及硬纸板衬里的多角帽顶；顶上绣着图案复杂的饰带，从帽顶垂下一根细长细长的带子，下端吊着个金线编的小十字架作坠子。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请站起来，”老师说。
他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捡了一回。
“别管你那顶战盔了吧。”老师说，他是个很风趣的人。
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这可怜的孩子狼狈不堪，不知道应该把帽子拿在手上好，撂在地上好，还是戴在头上好。他重新坐下，把帽子放在膝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新生叽里咕噜，说了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照样叽里咕噜又说了一遍，淹没在全班的喧哗声里。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嘴巴张得大大的，像呼唤什么人似的，扯着嗓门喊出这样几个字：夏包乏力。
教室里顿时闹开了，喧哗声crescendo响起来，还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嚷，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夏包乏力！夏包乏力！），接着变成此起彼伏的个别音符，好不容易这才平静下来。但不时还会从某排座位上，冷不丁冒出忍俊不禁的笑声，东一声，西一声，就像还没燃尽的鞭炮。
然而，罚做作业的警告雨点般落下来，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老师又要新生把名字好好报一报，自己写出来，叫他一个一个字母拼读，再连起来读一遍，这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当即吩咐这可怜虫坐讲台前面的懒生凳。新生行动起来，正要去，又迟疑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朝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那声Quosego，止住了一场新的风暴。“大家安静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嚷着，一边从帽子里抽出手绢擦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sum抄二十遍。”
然后，他的语气缓和了些：
“哎！你的帽子嘛，会找到的，没人偷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脑袋都俯在功课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出小纸球，飞来溅在他的脸上。他只是用手摸摸脸，依然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上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理齐，小心翼翼，用尺在纸上画线。只见他学习认真，每个词都查词典，不厌其烦。大概，他就是凭着这股子用功的劲头，才不至于降班吧；因为，他的语法虽说过得去，可是造起句来却不敢恭维。他的拉丁文，当初是村里本堂神甫开的蒙，父母图省钱，拖得不能再拖了，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是一名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前后，在征兵案件上受到牵连，不得不退役。他靠了个人天资，顺手牵羊，捞到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那是一个内衣商的千金看中他的仪表，给他带过来的。美男子，说大话，把马刺碰得铿锵响。络腮胡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总戴着几个戒指，穿的衣服颜色光鲜，外表像条好汉，那股子见面熟的热络劲儿，又像个跑江湖的生意人。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老婆的钱财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细瓷大烟斗抽烟，夜戏不散场晚上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父死了，没留下什么遗产；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实业，结果亏了本，只好退居乡下，指望谋个出路。可是，他对种地，并不比织布在行，几匹马只供自己骑乘，却不打发它们去耕地；家里的苹果酒一瓶瓶喝完，却不运去卖钱；好鸡好鸭全部吃光，猪的油膘用来擦拭打猎的皮鞋。不久他就发现，一切发财的念头最好还是就此打住。
于是他每年出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第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处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他闷闷不乐，懊恼不已，怨天尤人，四十五岁起就闭门不出，说是厌倦尘世，决意只过清静日子。
他的女人从前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反倒把他惯得不冷不热。当年妻子有说有笑，无话不谈，一心相夫，后来上了年纪，性子就变得（就像葡萄酒走了气，酸得像醋一样）别别扭扭，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当初丈夫围着村里那些骚娘儿们转，夜晚从污七八糟的地方，让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她看了心里那么难受，也没抱怨。后来，自尊心抬了头。于是她索性不言不语，忍气吞声，一直到他死。她奔波劳碌，忙个不停，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庭长，想着期票什么时候到期，就办好展期手续。在家里又是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雇工，结账付钱；而先生呢，却无所用心，成天浑浑噩噩，还总像跟谁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一个劲在火炉边抽烟，往炉灰里吐痰。
她有了孩子，只好送到奶妈家喂养。小家伙回来，惯得像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甚至摆出哲人的样子，说他可以学幼畜，光着身子过日子。关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有某种男子汉的理想，所以处处与母亲作对，偏要按着他的这种理想去训练儿子，要用斯巴达人的方式，让他经受磨炼，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孩子去睡不生火的屋子，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教他朝着圣事队伍骂粗话。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驯，辜负了他的用心。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跟他讲这讲那，快乐中有几分忧郁，絮絮叨叨，温情脉脉。她过得孤单寂寞，渴慕虚荣却又支离破碎，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有才有貌，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儿子读书，甚至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教他唱两三首抒情歌曲。可是包法利先生不把文化教育当回事，见妻子这么做，总是说，不值得！难道他们有钱送儿子上公立学校？将来能捐个一官半职，还是能盘进一家店面？再说，一个男人，只要拉得下脸皮，在社会上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太太只好咬住嘴唇，孩子就在村里闲荡。
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面，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他沿沟摘桑葚吃，拿一根竿子照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粮食，在树林里跑来跑去，下雨天在教堂的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敲钟，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上，荡来荡去好玩。
就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有劲，肤色红润。
十二岁上，母亲给他争到开蒙，请本堂神甫执教。可是，上课时间太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什么效果。神甫要么是忙里偷闲，趁洗礼和葬礼中间的空隙，匆匆忙忙在圣器室，站着给他讲点功课；要么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把学生找过来教。两人上楼，到神甫寝室里坐下，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来飞去。屋里暖和，孩子打起瞌睡来，老头子手搭在肚皮上，昏昏沉沉，不一会儿就张开嘴，打起鼾来。也有时候，神甫先生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看见夏尔在田地里撒野，就把他叫住，在树荫底下开导他刻把钟，顺便让他练练动词变位。天上掉下雨点，或是有熟人路过，他们就打住。不管怎样，神甫对学生一直是满意的，居然还说小家伙记性挺好。
夏尔不能就这么下去呀。太太下了决心，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主要是嫌烦，竟不加反驳就让步了。但还是又拖了一年，等孩子行过初领圣体仪式。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这才决定送夏尔上鲁昂中学。那是十月底，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
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谁也记不清了。只知道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学的时候就学，到课堂用心听讲，回寝室安分睡觉，进饭堂就好好吃饭。他的家长联系人是手套街一个五金批发商，每月一次找个星期天，在店铺打烊之后，把他接出来，打发到码头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七点钟一到，赶在晚饭之前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三个面团封口；然后他就复习历史笔记，或者看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阿纳喀尔席斯游记》。散步的时候，他跟校工聊天，那人像他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
靠了用功，他在班上始终保持中不溜儿；有一回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可是，到第三学年末时，父母让他退了学，准备让他去学医，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他靠自学就能达到。
母亲到罗贝克河边相识的染匠家，给他在五楼挑了间屋子，讲定食宿费，弄来几件家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个生铁小火炉和一堆劈柴，供她的可怜孩子取暖。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说他一人在外，务必好自为之。
布告板上的课程表，把他看得晕头转向：什么解剖课、病理课、生理课、药剂课、化学课、植物课、临床课、治疗课，还有什么卫生学、药材学，所有这些名称，他都搞不清来历，它们就像一座座圣殿的大门，黑洞洞的，让人敬畏。
上起课来，他像腾云驾雾，不得要领，听也白听。可是他用功，笔记订了一本又一本，每课必上，临床查房一次不落下。他完成每天的功课，就像一匹推磨的马，两眼蒙住，绕着磨盘转呀转，却不知磨的些什么。
为了替他省钱，母亲每星期托邮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熟的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拿它就午饭吃，一边靠着墙壁跺脚取暖。饭后，又是上课，跑大教室、跑救济院，然后穿街过巷，回到寓所。晚上，他用过房东的粗茶淡饭，又上楼回到房间，埋头功课，身上的湿衣向着熊熊炉火，直冒热气。
晴朗夏日的傍晚，热气尚未散尽的街上空荡荡的，女佣在门口打板羽球，他打开窗户，凭窗观望。打窗下流过的小河，在一座座小桥和护栏之间，颜色发黄发紫发蓝，把鲁昂的这个街区变成了难看的小威尼斯。一些工人，蹲在岸边，在水里洗胳膊。阁楼顶伸出的竿子上，晾着一束束棉纱。从前面一排排屋顶望过去，是一片高旷明净的天空，挂着西沉的红日。那边该是多么宜人啊！山毛榉林子里多么凉爽！他张大鼻孔想吸进田野的清香，但是没有嗅到。
他瘦了，个子长高了，脸上有了某种哀怨的表情，开始引人注目了。
他懒散起来，早先下的决心，自然而然，全都抛到脑后。有一次，他没去参加查房，第二天又逃课，尝到了偷懒的滋味，渐渐地索性就不回头了。
他养成了坐酒吧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钻到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在大理石赌台上，拍打着带黑点的羊骨牌，在他就如自由的可贵体验，平添了几分自尊。这无异于涉世入门，初尝禁果；每次进门，一碰到门把手，就有一种近乎肉感的快意。于是，许多心里被压抑的东西膨胀开来；他学会了几个小调，唱给女伴们听，迷上了贝朗瑞，会调潘趣酒，最后，还领教了情爱的滋味。
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医士资格考试当然彻底考砸。当天晚上，家里人还等着向他庆贺呢！
他步行回家，在村口停下，托人把母亲找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她。母亲原谅了儿子，把这次不及格推到考官身上，说他们评分不公，鼓励他两句，答应把事情兜起来。直到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实情；事过境迁，他也就认了，再说，他不能设想，自己生的孩子会是蠢材。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用功，坚持不懈，温习考试科目，事先把题目全部背得烂熟。这回他通过了，分数还相当高。那真是他母亲大喜的日子，家里大摆酒宴。
他到哪里去行医呢？去托斯特。那里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着他死，老头子还没卷铺盖，夏尔就在对面安顿下来，俨然要接他的位置。
但是当母亲的，把儿子养大成人，让他学医，帮他在托斯特找到地盘行医，这还不算完，他还要娶媳妇呀。她给儿子找到了：对方是迪耶普一个小吏的遗孀，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收入。
这位迪比克夫人虽说其貌不扬，瘦得像根干柴，一脸的粉刺疙瘩，却不愁嫁不出去。包法利太太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出局。其中有个开肉店的，背后有教士们撑腰，用尽心机，还是被她巧妙地击败了。
夏尔满以为，结了婚，状况会好一些，人就自由了，身子可以自主，用钱可以随意。谁知当家做主的是太太；他在人面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每星期五要吃素，按太太的意思穿衣，照她的吩咐不放过不付诊费的病人。太太拆他的信件，窥探他的举动，若有女病人，就隔着板壁偷听。
太太每天早上要喝巧克力，要人一个劲儿疼她。老是叫神经麻、胸口痛、心里烦。听到脚步声她受不了，你走开，她又嫌闷得慌；你回到她身旁，莫不是想看她死。晚上夏尔一回家，她就从被子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臂，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对他诉起苦来：说他不在乎她，心里必定另有所爱！人家早就说过，她命苦；说到最后，要他为她的身子配点糖浆，再多来点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