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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外出时，她常常打开那橱柜，从叠好的餐巾、桌布之中，拿出她扔在里面的绿缎雪茄匣。
她端详着烟匣，打开盖子，甚至闻一闻衬里的气味，那是马鞭草和烟草的混合气味。这是谁的呢？……是子爵的。说不定是情妇送他的礼物。那是在红木绷子上绣的；绷子是件小巧东西，藏起来不给人看的；满腹心事的绣花人，在上面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轻柔的云鬓垂在绷子上。底布的纱眼曾经透过爱情的气息；一针针扎下去，绣的不是希望，就是回忆，这些交织的丝线，都是默默情思的绵绵延续。后来，一天早晨，子爵把烟匣拿去了，放在宽宽的壁炉台上，花瓶和蓬巴杜式座钟之间，那时候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此刻，她在托斯特。子爵呢，人家在巴黎。在巴黎！这巴黎到底什么样儿？这名字真了不起！她小声咀嚼这两个字，从中获得乐趣。这名字像教堂的钟声，在她耳边回荡；这名字在她眼前闪闪发光，竟至照亮香脂瓶的标签。
夜里，鱼贩子们赶着大车，唱着《牛至》小调，从她的窗户下面经过；她醒了，听着铁箍车轮的声音；车一出镇走上土道，声音很快就小了。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的心跟随他们，上坡下岭，走村过镇，披着星光走在大路上。不知走了多远，总会有个朦朦胧胧的地方，一到那里，她的遐想就断了。
她买了张巴黎地图，经常用指头在图上画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上一条条大街，走到每个街角，走到街与街之间，走到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前面，就逗留一会儿。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又见黑暗里，煤气灯在风中摇曳，常有马车在戏院的柱廊前面，哐啷一声放下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仙子》。什么首轮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字不漏。无论女歌手的初次登台，还是商店开张，她都关心。她熟悉各种新潮时装，知道一流裁缝的地址，知道森林公园和歌剧院的日程安排。她阅读欧仁·苏的作品，研究他的小说中有关家具摆设的描述；她看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从中寻求个人渴望的虚幻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书，夏尔一边吃饭一边跟她说话，而她却在翻动书页。看着看着她就想起了子爵，并且把书中的虚构人物与子爵联系在一起。然而，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扩大，他头上的那圈光晕，离开他的面孔，游移到更远的地方，照亮别的梦境。
在爱玛的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要渺茫，在一片绯红氛围里，闪闪烁烁。茫茫人海，躁动无常，不过芸芸众生，人以类聚，景因情异，还是可以区分的。爱玛只看到其中的两三类，便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其实尽有不同，只是都让这两三类遮住罢了。爱玛看到的，首先是外交家圈子：这类人出入的客厅，地板光洁，墙上都镶着镜子，椭圆形桌子上铺着金色流苏的丝绒桌毯，这里有燕尾服，有重大机密，有微笑掩饰的焦虑。其次是公爵夫人的社交场：人人脸色苍白，睡到四点才起床；女士们，可怜的天使！裙子下摆有一道英国式的针钩花边；男士们，外表平平，怀才不遇，不惜累垮自己的马匹，以逞一时之快，夏天则去巴登避暑，到头来，四十岁左右娶个有遗产继承的女人。最后是饭馆雅间：形形色色一群文人和女优，半夜过后来用夜宵，对着烛光，纵声狂笑。这些人挥霍如王侯，一腔没有着落的雄心，加上荒唐无稽的异想天开，放浪于天地之间，生活于狂风暴雨之中，傲视众人，有那么点超凡脱俗。除此以外的人世，全都看不见，没有确切的位置，仿佛压根儿就不存在。而且，越是近在身边的事物，爱玛心里越是回避。周围近在咫尺的一切，无论是沉闷的田野、愚钝的小市民，抑或平庸的生活，在她看来，只是世间的一种例外，是她偶然陷入的个别环境。在这以外，那广阔无边的，都是充满幸福和激情的世界。爱玛在自己的欲念之中，混淆了声色享受与精神愉悦、举止高雅与感情细腻。爱情难道不是像印度花木一样，需要有精心调配的土壤和特定的气候？月下的叹息，难舍的拥抱，洒在人家手上的眼泪，肉体的沸腾和情意的缠绵，凡此种种，都离不开充满闲情逸致的大城堡的阳台，离不开挂着绸缎帘子铺着厚实地毯的小客厅，离不开枝叶繁茂的一排排花盆，离不开高踞台上的卧榻，也离不开宝石的闪光和制服的饰带。
每天早上，驿站的伙计来刷马，穿着大木屐，在过道上穿进穿出，工作服上有破窟窿，光脚丫子穿着布鞋。这便是家里雇得起的穿束膝短裤的小马夫！而且活一干完，他整天就不再来了。夏尔从外面回来，自己把马牵进马厩，自己卸鞍子、套笼头；这时候，女佣抱来一捆麦秸，使劲扔进料槽完事。
爱玛找了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看上去还温驯的孤女，来接替娜丝塔西（她还是离开了托斯特，走的时候，眼泪淌得像小河似的）。爱玛不准小姑娘戴布帽，教她在人前说话要称太太、先生，端茶送水要用托盘，进屋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然后上浆、伺候女主人穿衣服，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贴身使女。新女佣怕辞退，服服帖帖，毫无怨言。太太平常总是把钥匙挂在食橱门上，费莉西泰每晚拿一小包糖，做完祷告，独自躺在床上享用。
下午有时候，她到对面去跟驿夫们闲聊，太太待在楼上屋里。
爱玛穿着室内便袍，领口敞开，交错的圆翻领间，露出带褶衬衫，上面有三颗金纽扣；腰间系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有一簇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沓信笺、一支笔和一些信封，尽管她没有一个要通信的人。她掸去摆设架上的浮尘，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拿起一本书，看着看着走了神，书掉在了膝上。她渴望去旅行，要么就回修道院去过。她想死，又想去巴黎住。
夏尔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总骑着马抄近路赶来赶去。他就在农家桌上吃炒鸡蛋；把手伸进湿漉漉的被窝；给人放血，热血溅到脸上；听病人的喘气声；察看病人的大小便；撩起病人的脏衣服。然而，每天晚上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一炉旺火，预备好的饭菜，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的可人娇妻，身上一股清香，也不知这香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她的肌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爱玛总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讲究令他着迷，不是花样翻新，给烛台做个纸托盘，就是给长裙换一道压边；一个普通的菜，女佣烧坏了，她就取个别致的菜名，使得夏尔高高兴兴，一扫而光。她在鲁昂看见有的贵妇，在表链上吊一串小饰物，自己也买了些。她由着自己，在壁炉台上摆一对蓝色玻璃大花瓶，过了一阵，又放上个象牙针线盒，还带一枚镀金的银顶针。所有这些，夏尔并不懂其中的妙处，愈是不懂愈觉得有意思。它们为他增添了感官的愉悦和家庭的温馨，像金粉洒满他的人生小径。
夏尔身体棒，气色好，名气也有了。老乡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见到孩子就抚摩两下，从来不进酒店，而且他的人品，得到大家信任。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和胸部杂症。其实呢，夏尔很怕治死病人，一般开出的方子，无非是些镇静剂，偶尔也开点催吐剂，再就是给人用热水烫烫脚、用水蛭吸吸血而已。倒不是他怕做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拔起牙来毫不手软。
为了掌握动态，他订了《医林》。这是一份新杂志，他收到过广告征订单。晚饭之后，他总要看一看，但屋里太暖，加之吃得过饱，才看五分钟，就打起盹来，于是他坐在那里，双手托住腮，头发像马鬃一样，披散到灯座前面。爱玛看看他，只好耸耸肩。要知道，有些男人，只知默默用功，总是挑灯夜读，最后熬到六十岁，虽然风湿缠身，但那不大合身的黑礼服上，总可以挂上一排勋章。她怎么就没嫁到这样一位丈夫呢？她多么希望包法利这个姓——如今也是她的姓——不胫而走，在书店摆着，在报刊一再提起，在全国家喻户晓。可夏尔就是胸无大志！前不久，伊沃托一个医生和他一道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事讲给爱玛听，气得爱玛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大为感动，含着眼泪吻了她的额头。可是，爱玛气上加气，恨不得打他一掌。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户，吸着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真是窝囊废！真是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而且，她愈看他愈觉着不顺眼了。年岁一大，夏尔的举手投足也粗俗不雅；饭后吃甜食的时候，把空瓶的塞子切来切去；吃过东西，老用舌头舔牙；喝起汤来，咽一口，咕噜一声；人也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小的眼睛，似乎给挤住太阳穴了。
有时，爱玛不是替他把编织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替他正正领带，有时手套旧了他还要戴，被她扔到一边。她这样做，并非如夏尔所想，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那是自私的表现，神经质的表现。有时候，她也给夏尔讲讲她读过的东西，例如一段小说、一部新剧本，或者报上登的上流社会的逸闻趣事，因为夏尔好歹是个人，总会洗耳恭听，随声附和。即便是对她的猎兔犬，她也是无话不说呀！就是对壁炉里的劈柴，对座钟的摆锤，她也有知心话要倾诉。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搜寻，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水雾溟蒙的天边，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彼岸，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三层大船，装得满到船舷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醒来，就希望机遇当天会来，细听种种声音，一骨碌跳下床，纳闷怎么还不见来。于是夕阳西下，还是愁上加愁，恨不得已经身处明天。
春天又到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
刚进七月，她就扳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多少星期才到十月，心想安代维利耶侯爵说不定还会在沃比萨尔举行舞会。可是，整个九月都过了，不见来信，也没人登门。
失望之下，百无聊赖，她的心又空虚起来，于是类似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周而复始。
如今，这种日子还要一天接一天，翻来覆去，天天一个样，数也数不清，什么也没带来！别人的生活，无论怎样平淡，起码总会发生点什么意外之事。一次偶然事件，有时也会引发无穷波折，环境也会变动。可是她呢，什么事也碰不到。这岂不是天意！未来就像一条黑洞洞的走道，尽头的门关得死死的。
乐曲她也不练了，还弹它做什么？谁是知音？既然她永远不会在音乐会上，身穿短袖丝绒裙，坐在一架埃拉尔钢琴前，轻盈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没那机会，又何必费神去练。至于画夹和绒绣，她让它们在衣橱里睡大觉。何苦来？何苦来？想起针线活，她就来气。
“书报杂志嘛，我读遍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无所事事，不是把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外面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敲响时，她是多么惆怅！她呆呆地细听那喑哑的钟声，一下接一下。屋顶上，有只猫拱起背，在黯淡的夕照下，慢条斯理地走动。风在大路上扬起阵阵尘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单调的钟声，按着均匀的节奏，还在敲响，消散在田野里。
这时教堂里的人出来了。妇女们穿着上过蜡的木鞋，农夫们穿着新罩衣；孩子们没戴帽子，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大家都往家里走。只有五六个人，而且总是那几个，留在客栈大门口打瓶塞，一直要打到天黑。
冬天寒冷，每天早晨，窗玻璃结满霜花，宛如毛玻璃，透进来的日光白蒙蒙的，有时整天不见变化。一到下午四点，就得掌灯。
遇到晴天，爱玛就下楼到花园里走走。露珠给白菜叶子镶上了银色的镂空花边！还有一根根晶莹的长丝，从这棵牵到那棵。听不到鸟语，仿佛万物都还在沉睡；墙边的果树裹上了草；葡萄藤像生了病的大蛇，盘在墙檐底下；走近了，就见有些多脚虫在那里爬来爬去。篱笆旁边的云杉底下，头戴三角帽的神甫读着经书，但右脚早掉了，而且由于霜冻，石膏剥落，脸上有了一块块白癣。
随后，爱玛回到楼上，把门一关，拨拨炭火，火炉热烘烘的，她只觉得浑身酥软，感到烦闷更加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本想下楼跟女佣聊聊，可又碍着面子，只好作罢。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刻，头戴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打开他的护窗板；乡警工作服上挎着刀，从路上走过。一早一晚，驿站的马三匹一组，穿街而过，去池塘饮水。小酒店的门铃不时丁零零响。理发店门口，两根铁杆上挂着小铜盆，当作招牌，风一吹就碰得嘎吱作响；作为门面装饰，窗玻璃上贴了张旧时装画，还摆了一尊黄发女人半身蜡像。理发师也叫苦连天，哀叹生意停滞，前景惨淡，渴望去大城市开店，譬如去鲁昂，在码头上，靠近剧院。他成天愁眉苦脸，在村公所和教堂之间游来荡去，等待顾客。包法利夫人一抬眼，总望见他在那里，歪戴着希腊式无边软帽，穿着厚呢上衣，像个值勤的哨兵。
下午，厅房玻璃窗外，有时会露出个男人脑袋，脸上饱经风霜，黑黑的络腮胡子，脸上挂着微笑，又从容，又随便，又温和，露出一口白牙。接着华尔兹舞曲就开始了。手摇风琴上面，有个缩微沙龙，手指般高的小人儿在里面翩翩起舞；系玫瑰红头巾的女人，着盛装的蒂罗尔山民，穿黑色燕尾服的猴子，穿短套裤的绅士，一齐旋转起来，在扶手椅、长沙发和靠墙的半圆桌之间转来转去。旁边那些小镜片，角上用金纸粘着，映照出他们变幻的舞姿。那人一边摇动手柄，一边左顾右盼，还往窗户里张望。他不时朝界石吐一口又长又黄的老痰，同时用膝盖把琴箱往上顶一下，因为皮带硬硬的，勒得肩膀酸痛。琴箱上有一道带阿拉伯图案的铜筋网格，里面蒙一块粉红色塔夫绸帘。绸帘里面，呜呜地飘出阵阵音乐，时而凄切舒徐，时而欢快急促。全是在别处，在舞台上演奏的曲子，在沙龙里吟唱的曲子，在吊灯下夜舞的曲子。这些上流社会流传的曲调，一直传到爱玛的耳畔。萨拉班德舞曲无尽无休，在她的脑际徜徉，一首接一首；她的思绪，就像在彩花地毯上起舞的印度寺院舞女，随着音符跳跃，左右摇摆，一个梦去一个梦来，旧愁未消新愁又起。那人用帽子接过赏钱，然后拉下蓝色旧呢罩子，把手摇风琴往后面一背，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爱玛望着他渐渐走远。
爱玛尤其不堪忍受的，是吃饭的时候。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着烟，门嘎嘎作响，墙上渗着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进了她的盘子。随着肉汤的热气，内心深处不由得泛起一阵阵恶心。夏尔吃饭吃得慢，而她呢，除了嗑几粒榛子，就是把胳膊支在桌上，用餐刀的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
现在，爱玛对家里的事，一切听之任之。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托斯特住了一段日子，见到这种变化，很是诧异。可不是吗，过去她那么细心，那么讲究，如今整天不事穿着，穿的是灰线袜，点的是土蜡烛，还口口声声说应该节俭，因为他们不是有钱人家，还说她过得很称心、很幸福，什么她很喜欢托斯特这地方，以及一些别的新说法，叫婆婆无话可说。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居然说，做东家的也该管管下人的宗教信仰，爱玛狠狠白了她一眼，冷笑一声，算是回答，于是老太太不再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吩咐给她做几样菜，端上来后连碰也不碰；今天只喝鲜奶，明天又要喝几杯清茶。她说不出门就不出门，后来又嫌气闷，把窗户全都打开，只穿一件薄裙。她责骂女佣，过后又送她礼物，或者让她去邻居家串门。有时，她把兜里白花花的钱币，统统撒给穷人，尽管她当时并不是心肠软，也轻易体察不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正如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人，灵魂深处还存有类似父辈手上的老茧样的东西。
快到二月底，鲁奥老爹念着女婿为他医好腿的情分，亲自送来一只肥壮的火鸡，在托斯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便由爱玛陪他。鲁奥老爹在卧室里抽烟，往柴架上吐痰，聊的全是庄稼、牛犊、奶牛、家禽和乡镇议会，所以他一走，爱玛把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此外，如今她再也不掩饰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故意发表些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而种种有悖常情、伤风败俗的事却被她叫好，丈夫听了，睁大一双眼睛。
这种不幸的处境，难道会永远继续下去？难道她就跳不出吗？可是，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哪一个她比不上！在沃比萨尔，她也见过几个公爵夫人，腰身比她臃肿，举止比她粗俗。她怪上帝不公，常常头倚墙壁，暗自落泪。她向往热闹生活、通宵假面舞会、放浪形骸的愉悦及种种狂欢，她虽然未曾体验，想必一定令人沉醉。
她的脸色日见苍白，常常觉得心慌。夏尔让她服缬草汤，洗樟脑浴。试来试去，她的火气好像反而更大了。
有些日子，她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兴奋过后立刻又萎靡不振，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要恢复过来，得往胳膊上洒一瓶科隆香水。
由于她时时抱怨托斯特不好，夏尔心想，她的病根可能是水土不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当真考虑要搬家了。
从这时起，爱玛又喝醋减肥，结果得了干咳的小毛病，而且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要搬离托斯特，夏尔并不合算，在这里待了四年，正开始站稳脚跟。可是，不得不走啊！他把她领到鲁昂，去见他当年的老师。爱玛得的是神经官能症，需要换个环境。
夏尔多方打听，得知新堡区有个重镇，叫永镇院。镇上的医生是个流亡的波兰人，上星期搬走了。于是，夏尔给当地的药剂师写信，了解镇上有多少人口，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前任每年收入多少等等。得到的答复令人满意，所以他拿定主意，如果爱玛的病情不见好转，开春就搬家。
一天，为准备搬家，爱玛清理抽屉，不小心手指让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的新婚花束上的铁丝。橘花蓓蕾蒙上了灰尘，已经发黄，银丝缎带的边上也开了纱。她把花束扔进火里。花束霎时就烧着了，比干草还快。不一会儿，就像一丛小红树摊在灰堆上，慢慢地销蚀。爱玛看着它烧。硬纸板做的小浆果一个个炸开，铜丝一根根扭曲，缎带化为灰烬，纸做的花瓣慢慢卷曲，像一只只黑蝴蝶，沿着炉膛壁扶摇直上，最后从烟囱里飞走了。
三月份他们搬离托斯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有了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