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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她想，现在毕竟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日，就是所谓的蜜月。要领略蜜月的甜蜜，也许应该去那些名字最响亮的地方，消磨更为美妙悠闲的新婚时光！人坐在驿车上，蓝绸子车帘里，爬着陡峭的山路，缓缓驶去，听驭手的歌声在层峦叠嶂间回荡，应和着山羊的铃声和飞瀑低沉的喧嚣。夕阳西下，站在海湾边上，闻着柠檬树的芳香；而后夜幕降临，只有他们两个人，逗留在别墅的露台上，四只手握在一起，一边眺望璀璨星空，一边计划着未来。在她看来，世界上似乎只有某些地方才出产幸福，幸福就像某种植物，只适宜于特定的土壤，换了地方就长不好。她怎么就不能在一座瑞士山间木屋的阳台上凭栏，或者把她的愁思关在一所苏格兰的农舍里，身边的丈夫穿着长尾垂的青绒燕尾服，足蹬软皮靴，头戴尖顶帽，手上戴着长筒手套！
也许她希望对某个人倾吐这些心声。可是这种苦恼，捉摸不定，像云那般变幻，像风那般飞舞，在人前怎么说得清楚？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也没有这种机会和勇气。
然而，假如夏尔是个有心人，假如他想到了，要么看穿了她的心思，哪怕就只有一次，她觉得，千言万语就会滔滔不绝地从她心里涌流出来，一如墙边树上熟透的累累果实，手一探就会纷纷掉落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生活上越是亲近，她的心却离他越远了。
夏尔的谈吐就像街上的人行道那样平板，人云亦云的见解说来说去，恰似过往行人，衣着普普通通，引不起人的半点激情、笑意或遐想。据他自己说，当初住在鲁昂的时候，从没起过好奇心，去戏院看看巴黎来的演员。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放枪。有一天，爱玛在一本小说里，遇到个骑马的术语问他，他竟解释不了。
而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多才多艺，启迪你领会激情的力量、生活的情趣和种种奥妙吗？可是他这个人，什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希冀。他以为她快乐，而她恨他的，正是他这种安之若素的平静，这种心安理得的迟钝，甚至恨自己给他的幸福。
爱玛有时画画。这时夏尔就站在旁边，觉得十分好玩，看她俯向画夹，眨动眼睛，斟酌她的作品，要不然就拿点面包心子，用大拇指搓成小圆球。至于钢琴，她的手指弹得越快，他就越是惊叹不已。爱玛稳稳地叩击琴键，高高低低，弹遍整个键盘，停也不停。那架老掉牙的钢琴，钢丝虽已走调，经她这么一弹，窗户若是开着，连村头也听得真切；执达吏的书记员，没戴帽子，穿着便鞋，手拿公文从大路上经过，常常驻足倾听。
另一方面，爱玛很会管家。她把诊治账单寄给病人时，总要写一封信，措辞委婉，叫人不觉得是在催账。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吃饭，她总有办法弄出一道别致的菜来，还会用葡萄叶垫底，把李子码得高高的像金字塔，把果酱罐倒扣在盘子上端出来。她甚至于说起，要为餐后用甜点买几个漱口杯。凡此种种，博得了人们对包法利的莫大尊重。
夏尔有了这样一位太太，最终也不免自命不凡了。爱玛有两小幅铅笔速写，他配上宽宽的框子，用长长的绿线挂在厅房的墙上，扬扬得意地指给人看。大家做完弥撒回来，经常看见他穿一双漂亮的绒绣拖鞋，站在门口。
他每天回家很晚，常常十点钟，有时半夜，一到家就要东西吃，女佣已经睡下，便由爱玛伺候。为了吃得自在，他脱掉外衣。他一五一十地讲起自己见过的人、到过的村庄和开出的药方，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吃完剩下的洋葱烧牛肉，再切吃一点奶酪，又啃掉一个苹果，把长颈大肚瓶喝个精光，然后便上床，仰面一躺，打起鼾来。
他多年的习惯是戴睡帽，现在的包头帕子在耳朵边却系不住，一到早晨，头发就会乱蓬蓬地搭在脸上，加上枕头带子系的结夜里又松了，羽绒把头发都沾白了。他总穿一双结实的靴子，从脚背到脚踝有两道斜斜的厚褶，靴筒笔直向上，紧绷绷的，就像是楦头在撑着。他说，在乡下，这就够不错了。
他母亲赞成他这样节俭。她像过去一样，家里吵得凶了点，就来看儿子。但是，包法利老太太对儿媳似乎有成见，觉得她大手大脚，跟他们的家境不相称；柴呀，糖呀，蜡烛呀，用得那样费，就像大户人家似的，厨房灶里烧的木炭，足够做二十五个菜！她替儿媳整理衣柜，教她把上门送货的肉商盯紧点。这些教诲爱玛只好听着，老太太唠叨个没完。婆媳俩整天媳妇呀，妈呀叫来叫去，嘴唇却不免有些哆嗦，双方说的话都很委婉，但颤颤的声音却透着怒气。
迪比克夫人那会儿，觉得儿子是向着她的。如今呢，夏尔对爱玛的恩爱，在她看来，不啻是对她的慈爱的辜负，是对属于她的感情的侵犯。她伤心地默默注视着儿子的幸福，就像一个破了产的人，隔着玻璃窗，看别人坐在自己的老屋里吃饭。她用回忆往事的方式，向儿子诉说她所付出的辛苦和所做出的牺牲，而爱玛却是那样不关痛痒，相形之下，他把全部感情倾注在爱玛一人身上，是有悖情理的。
夏尔无言以对，他敬重母亲，深爱妻子。他觉得她们俩的看法，一个句句在理，一个无可非议。老太太一走，他怯生生地试着把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一两条最无关紧要的意见，原原本本说给爱玛听。爱玛一句话就证明是他弄错了，打发他去看病人。
然而，爱玛根据自以为正确的理论，还是想让自己得到爱情的。明月皎洁的夜晚，她常常在花园里，吟咏她所记得的情诗，或者一面叹息，一面给他唱忧伤的柔板小调。可是她过后发现，自己仍同吟唱之前一样平静；夏尔呢，也看不出增添了一分爱情或激动。
就这样，她在自己心灵上敲了一阵打火石，却没迸发出一点火星。况且，没体验过的事物，她不可能理解，正如没以习惯方式表现的事物，她无法相信一样。她轻易地认定，夏尔的爱情没有丝毫超乎寻常的成分。他表示感情，早已成了例行公事，他吻抱她，只在一定的时刻。这仅仅是许多习惯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晚餐单调乏味，用过以后，再上一道事先就知道的甜点。
有个猎场看守人，得了肺炎，经包法利先生治好了，送给他太太一条意大利小猎兔犬。爱玛散步时便带上它。她有时出去走走，一则为了独自待一会儿，二则免得眼皮底下，老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花园，那条尘土飞扬的大路。
她一直信步走到巴纳镇的山毛榉树林，田野那边墙角的弃屋附近。深沟乱草之中，长有叶片锋利的高高芦苇。
她先望望四周，看她上次来过之后有什么变化。毛地黄和桂竹香还在老地方，大石块周围荨麻丛生，三个窗户框上覆盖着一片片地衣；窗板仍然关着，腐烂的木屑落在锈迹斑斑的铁档上。她的思绪起初飘忽不定，漫无目标，宛如那条小狗，在田野里兜着圈子，忽而吠黄蝴蝶，忽而追逐鼩鼱，忽而又去咬麦畦边上的丽春花。渐渐地，思绪集中了，爱玛在草地上坐下，用阳伞尖头轻轻拨弄着青草，心里一次又一次问自己：
“天哪！我干吗要结婚？”
她思忖，如果机会凑巧，她本来是否有办法碰上另外一个男人？她竭力想象那些不曾发生过的情景，那种不同的生活，那个无缘相识的丈夫。不会人人都像这一个的。那一位可能长相英俊，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引人注目，也许就像修道院当年的同学们所嫁的男人吧。那些同学现在都干什么呢？在城里，街道热热闹闹，戏院人声鼎沸，舞厅灯火辉煌，她们过着心旷神怡的生活。可是她呢，她的生活冷冰冰的，一如那窗户朝北的阁楼；烦愁像一只蜘蛛，在她的心灵各个幽暗的角落，无声无息地结着网。她记起一次次发奖的日子，她走上台去，领她的小花冠。那时，她梳着辫子，穿着白色长裙和敞口斜纹呢鞋，举止招人喜爱；当她回到座位上时，男宾们都探过身子来向她祝贺。满院都是马车，大家从车门里探出头来向她道别；音乐老师拎着提琴盒，经过她身边时还向她打招呼。这一切，已是多么遥远！多么遥远！
她把佳利唤过来，抱在两膝之间，用手指抚摩它细长的脑袋，对着它说：
“来，亲亲你的女主人，你这个无忧无虑的小东西！”
纤瘦的小狗懒懒地打着呵欠，她看着它的那张苦脸，不禁起了怜爱之心，把它比作自己，大声和它说话，仿佛是在安慰一个愁眉不展的人。
有时，狂风骤起，海风一下子扫过整个科州大地，把清凉的咸味，一直送到遥远的田野。灯芯草伏在地面，簌簌作响，山毛榉叶子飒飒直抖，而树梢则在不停地摇摆，林涛的声音此起彼伏。爱玛连忙裹紧披肩，站起来。
林荫路上，树叶映下一片绿光，照亮地面的青苔；青苔在她脚下微微发出沙沙声。夕阳西沉，枝丫间的天空红彤彤的；整齐划一的树干，排成直线，宛如金色底子衬托出棕色廊柱。爱玛蓦地感到恐惧，叫上佳利，走大路匆匆返回托斯特，倒在扶手椅里，整个晚上一言不发。
可是快到九月底的时候，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安代维利耶侯爵邀请她去沃比萨尔做客。
这位侯爵在复辟时期当过国务大臣，如今想重返政治舞台，早就在准备竞选众议员。冬天他大量布施木柴；每次省议会开会，他都慷慨激昂，要求为本区修几条路。夏天大热的日子，他生了个口疮，经夏尔用柳叶刀轻轻一划，恰到好处，手到病除，奇迹一般。派到托斯特送手术费的管家，晚上回去说，看见医生的小园子里有极好的樱桃。沃比萨尔的樱桃一直长不好，侯爵先生便向包法利讨了几枝插条，因此觉得理应亲自登门道谢，正好看见爱玛，发现她体态窈窕，礼数上又丝毫看不出是乡下女人。过后，侯爵府上觉得，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到城堡做客，既不至有失身份，也没什么不妥。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包法利夫妇坐上自家的轻便马车，动身去沃比萨尔。车后捆了一口大箱子，挡板前面放一个帽盒，夏尔两腿之间还放了一个纸盒。
他们到达时，天刚擦黑，大花园里掌起了灯，给车子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