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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接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要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简短的审理。有人提醒他，这种审理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定期进行，也许不是每周一次，但是，准会越来越频繁。一方面，早日了结这个案子，是大家共同的需要；可是另一方面，审理应该全面彻底，这样毕竟十分艰辛，所以每次绝对不能拖得太久。因此，才采取了这种频繁而简短的审理办法。审理的日子选在星期天，是为了不妨碍K的正常工作，他们估计K会同意这种安排。如果K希望放在别的日子，他们也会尽量满足他的愿望。比如说，审理也可以安排在晚上进行，但是又考虑到K的精力可能不够充沛。总之，如果K没有异议的话，就选定在星期天。不言而喻，他到时必须出席，用不着再去提醒。他们告诉了他应该去的那栋楼的门牌号。这栋楼位于郊区一条偏僻的街道上，K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K听完这个通知后，一声不吭地挂上了听筒。他立即决定星期天去，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案子已经开始进入审理，那他就得出面与之对质，这第一次审理也应该成为最后一次。他依然出神地站在电话机旁，这时，他突然听见背后传来副经理的声音，他要打电话，看到K愣在那里挡着道。“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吗？”副经理漫不经心地问道。他并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只是急着让K离开电话机。“没有，没有，”K说着闪到一旁，但没有走开。副经理拿起听筒，趁着让转接电话的时候，越过听筒说：“K先生，我想问你一下：星期天一早愿不愿意赏个光，一起乘我的帆船去郊游？要去的人不少，其中准有你的相识，比如说哈斯特尔律师。一起去好吗？来吧！”K竭力留心听副经理说的话。这对他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他向来跟副经理不大合得来，眼下这邀请意味着副经理试图要和解，也表明K在银行里的地位变得多么重要，银行的二把手是多么重视他的友谊，或者至少是多么赏识他的中立态度。虽说这邀请是副经理在等电话时越过听筒随便说出来的，可毕竟是屈高就下，降尊临卑了。然而，K不得不使副经理再次纡尊降贵。K说：“多谢了！可惜我星期天没有空，我已经有约会了。”“太遗憾了，”副经理说着便去对着刚好接通的电话讲起话来。他打了好长时间，可是K始终神思恍惚地站在电话机旁。当副经理挂上电话时，他猛地吓了一跳，如梦初醒，为自己毫无目的地呆站在旁边解释说：“刚才有人打来电话，约我去一个地方，可是忘了告诉我几点钟去。”“你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吧，”副经理说。“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K硬着头皮说，刚才已经露出破绽的借口，现在越发不能自圆其说。副经理要离去时，还谈了些别的事情。K勉强敷衍着应答，可是他心里真正想的是，最好星期天上午九点就去那儿，法院平常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办公。
星期天，天气阴沉沉的。K感到疲惫不堪，因为头天晚上他在餐馆里参加了朋友的聚会直到深夜时分，他差点儿睡过了头。他来不及考虑和整理一周来所想好的种种计划，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也顾不上吃早点就直奔郊区那个要去的地方。说来真奇怪，虽然他没有时间去四下张望，却看见了那三个参与他的案子的职员：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纳。前两个乘坐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卡米纳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K经过的时候，看见他把身子好奇地俯在栏杆上。这三人也许都望着他的背影，奇怪他们的上司为什么要奔走呢；一种莫名的执拗劲使他偏偏不去乘车。在他这个案子里，他厌恶任何帮助，哪怕是任何微不足道的外来帮助，他也不愿意去求助于任何人，因此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情况。但是，他最后丝毫也不愿意安分守己地准时到达，免得在审查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然而，他现在却奔跑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赶在九点钟到达，虽然他压根儿就没有约定确切的时间。
他心想，那栋楼从老远就可以辨认出来，不是可以看到某种连他自己也想象不清的标志，就是门前热闹非凡。但是，到了尤利乌斯大街街头，K停了片刻，发现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灰暗的高楼，里面住着穷人。据说那栋楼就坐落在这条街上。星期天一早，大部分窗口都有人，穿着衬衫的男人倚靠在窗前，或者抽着烟，或者小心而温存地扶着小孩在窗台上逗乐。另外一些窗口挂满了被褥，上面不时地露出乱蓬蓬的女人脑袋来。人们隔着街互相叫嚷着；一声喊叫正好在K的头顶引起了一阵哄笑。在这长长的街道两旁，均匀地分布着一个个的小铺子，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些铺子位于街面以下，门口有几级台阶。女人们从那里走出走进，或者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聊天。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推着水果车一路朝着楼上的窗口叫卖，像K一样毫不留神，险些儿把K撞倒。就在这时，一架在富人区淘汰了的旧留声机十分刺耳地叫了起来。
K顺着大街一直走下去，看他那慢悠悠的样子，仿佛他有的是时间，又好像那预审法官已经在哪个窗口前看见了他的到来似的。九点刚过。那栋楼位于大街深处，大得几乎让人感到异常，特别是那大门又高又宽。这大门显然是供货车进出用的，因为大院的四周是各式各样的仓库，现在都上着锁，门上挂着公司的牌子，有几家跟银行有业务来往，K挺熟悉。他一反常态，在院子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仔细地琢磨起这院子的全部外表来。一个光着脚板的男人坐在他近旁的一个木箱上看报纸。两个男孩在一辆小推车上玩跷跷板。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穿着宽大的睡衣站在抽水泵前，水哗哗地流进她的桶里。这时，她朝K望过来。院里的一角，两扇窗子间系着一条绳子，上面已经挂起了洗好的衣服。一个男人站在下面，大声地指点了几句。K转身对着楼梯走去，打算上审讯室去。然而，他又停住了脚步。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发现院子里还有三个不同的楼梯口，此外，好像院子的尽头还有一条小过道通向第二个院子。他不禁气上心头，他们居然没有确切地告诉他审讯室在哪儿。他们对他如此的疏忽和冷漠，简直太叫他莫明其妙。他决意要把这一切干干脆脆地摆到他们面前。最后，他依然顺着这道楼梯走上去，思想转到了那个叫威勒姆看守说过的一句话上：罪过对法院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这么说来，审讯室就位于K偶然选取的这道楼梯旁。他上楼时，打扰了一群正在楼梯上玩耍的孩子。他们顽皮地瞪着K打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再来的话，”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手杖来教训教训他们。”就要上到二楼时，他不得不停了一会儿，等着一粒弹子球从面前滚过去。这时，两个长着成年无赖一样痞子面孔的小男孩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要狠劲地把他们甩开，势必会使他们尝到厉害，他怕他们叫喊起来。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寻找起来。他不好张口去打听审讯委员会在哪儿，便编造出一个叫作兰茨木匠的来——他之所以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格鲁巴赫太太那个当上尉的侄子就叫兰茨，并且打算挨门挨户去打听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在那里，以便乘此机会朝屋里探一探。其实，他哪里用得着这样去做呢？差不多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孩子们不住地跑出跑进。屋子多半都不大，仅有一扇窗户，做饭也挤在里面。有些妇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锅灶上忙着。身上好像只裹着围裙的半大姑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家家屋里的床上都还躺着人，有病的，有酣睡的，也有和衣养神的。每走到关着门的住家前，K便敲敲门，打听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在那里。出来开门的大多是妇人，听了他的询问后，便转身回去问屋里的人，他们都一个个随之从床上欠起身。“有位先生问，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一个叫兰茨的木匠？”屋里从床上欠起身的人问道。“是的，”K回答道，尽管他一看就明知道审查委员会不在那里，再去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都以为K确确实实想找到木匠兰茨，苦苦思索良久，想出哪儿有木匠，只是名字不叫兰茨；或者说出名字来，却与兰茨相差甚远；或者又去向邻居打听；或者陪着K去相隔好远的另一家去找，因为他们觉得也许有这样一个人租住在那家屋里，或者那家有人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最后，K几乎用不着自己再去询问。他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被领着向楼上打听去。他为自己这个当初觉得那么切实可行的想法感到懊恼。到了六楼前，他决定不再去找了，告别了一个要领他继续往楼上找的热心的青年工人，便转身向楼下走去。可是，一想到他奔来奔去，白白折腾了一阵，又不禁气上心头。他掉回头上了六楼，敲开了第一家的门。他在这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大挂钟，时针已经指到了十点。“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这儿吗？”他问道。“请吧，”一位少妇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向门敞开着的隔壁房间。她长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正俯在木盆上洗小孩衣服。K觉得好像进入了熙熙攘攘的人堆里。一间不大的屋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去留意这位新进来的人。屋里开着两扇窗户，屋顶下面，有一圈回廊，上面也挤得满满的，人们只能佝偻着身子站在里头，脑袋和脊背都紧挨着屋顶。K觉得里面的空气污浊不堪，便又退了出来，并且对那个可能听错了他的话的少妇说：“我是向你打听一个木匠，名叫兰茨。”“是的，”这女人说，“你进去就是了。”K本来也许就不会照她说的去做，他哪会料到这女人径直走到他跟前，抓住门把手说：“你一进去，我就要关起门了，不许再进人了。”“很明智，”K说，“可是，里面现在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去了。大厅门口有两个男人站在门旁谈着话，一个双手伸得好长，做出像点钱的样子，另一个神情严肃地紧盯着他。这时，有一只手从他们中间伸过来抓住K。伸来手的人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来吧，跟我来，”他说，K听凭他带着走去。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间，留着一条狭小的过道，好像以此为界划开了不同的两方；果不其然，K走过几排人，左右两边看不到一张脸朝着他，两旁的人都是背着他，跟自己那一派的人又是说话，又是打手势。大多数人都身着黑色服装，披着又宽又大的传统礼袍，松松垮垮的像挂在身上一样。唯有这服装使他摸不着头脑。要不然，他准会以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大厅的另一头，也就是K要被带去的地方，是一个十分低矮，而且也挤满了人的讲台。上面横摆着一张桌子，在桌子的后面，几乎就在讲台的边缘上，坐着一个又胖又矮呼哧呼哧喘气的男人，他正在与一个站在他身后的人——这人交叉着两腿，胳膊肘支在椅背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时而在空中挥舞着胳臂，仿佛在漫画着某个人的怪相。小伙子领着K走过去，却难以上前报告情况。他两次踮起脚尖，试图转告些什么，但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当讲台上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小伙子时，那人才朝他转过去，俯下身子倾听起小伙子的低声报告。接着，他掏出怀表来，目光很快地投向了K。“一小时零五分前你就应该到这儿，”他说道。K正要去解释，但是来不及了。那人话音一落，大厅的右半边顿时吵吵嚷嚷响成一片。“一小时零五分前你就应该到这儿。”那人现在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并且随即朝下面看去，这吵吵嚷嚷的响声立刻又沸腾起来，因为他没有再说什么，那吵嚷声也就慢慢地消失了。这时，大厅里比K刚进来那会儿安静多了，只有回廊上的人还不停地发着议论。虽然上面尘烟缭绕，半明半暗，但也不难看出，他们比下面的人穿得寒酸。有的人还带来了软垫，垫在自己的脑袋与天花板之间，免得碰伤脑袋。
K下定决心，多观察，少说话，不再打算为自己迟到去辩解，只是说道：“我是来得太迟了，可是我毕竟现在已经到了这儿。”话音一落，大厅的右半边，又响起了一阵掌声。“这帮人也真容易争取过来。”K心想；可是，他一听到自己身后左半厅里零零星星的掌声，又不免为这部分人保持沉默而忐忑不安。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厅的人一下子都争取过来，即使这个办不到，至少也得暂时把沉默的那一部分人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可是我现在不再有义务来审问你，”——大厅里又响起一阵吵吵嚷嚷声，可是这一次却弄错了，那人向大家摆摆手让大家安静后，接着说下去：“不过，我今天要破例来审理你的案子，下一次可不允许你这样迟到了。你现在上前来吧！”这时有人从台上跳下来，给K让出了地方。K走上台去，被挤得紧靠在那桌子旁。他身后的人挤作一团，他不得不强撑住身子，要不连预审法官的桌子，甚或连法官本人一起都会给挤到台下去。
然而，预审法官对此却毫不理睬，他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椅子里，对身后那个人吩咐完几句话后，随手便抓起唯一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笔记本。那笔记本看上去像是一本学生练习册，破旧不堪，由于长久翻来翻去，已不成样子。“开始吧，”预审法官一边说，一边翻着那本子，并且以十分自信的口气转向K，“你是室内粉刷工吧？”“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声回答引起了大厅右边一阵十分开心的大笑，连K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人们两手撑在膝盖上，浑身抖动，仰上弯下，就像突然强烈地咳嗽个不住似的，甚至回廊上也有人跟着哈哈大笑。预审法官顿时勃然大怒，他显然无力去对付大厅下面的人，便气呼呼地要把火气发泄到回廊上。他跳了起来，冲着回廊，怒目而视，那平日并不引人注目的两道眉毛在他的眼睛上方紧皱成黑乎乎的一团。
然而，大厅的左半边依然无动于衷，他们一排排地站在那里，面朝着讲台，不动声色地听着台上的谈话和大厅那一边传来的嘈杂声，他们甚至容许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时而跟着那一边的人一起去闹哄。大厅左边的人虽然要比右边的少，可实际上同他们一样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镇定自若好像要告诉人们别小看他们。当K开始讲话时，他深信他是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讲的。
“预审法官先生，你问我是不是室内装修工，或者更确切地说，你根本就不是在提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给我听，这就典型地表明了施加给我的这场诉讼的全部特性。你也许会反驳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诉讼。你说得一点儿不错，因为只有我承认它是那样一个诉讼的话，才可称作是诉讼。不过，我眼下之所以承认这是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怜悯。如果我要特别重视这场诉讼的话，对此也只能抱以怜悯的态度。我并不是说，这是一次无中生有的诉讼，不过我倒想把这个词送给你，让你自己斟酌吧！”
K停了下来，从台上朝大厅望下去。他说得够尖刻了，比他想要说的还要尖刻，但是他说得确实入情入理。他的这番话本来应该在这边或那边赢得掌声，可是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显然在急切地等着他说下去；在这沉默中，也许酝酿着一个将使一切结束的突发举动。就在这时，大厅那头的门打开了，那个看来已经干完了活的年轻洗衣妇走了进来。尽管她异常的小心，却分散了一些人的注意力，K对此甚为恼火。唯有预审法官的神态叫K看了觉得开心，他好像让这番话一下子刺到了痛处。K的讲话使他大为震惊，在他冲着回廊上的人站起来以前，他竟然一直站在那儿侧耳静听。现在在间歇的瞬间，他才慢慢地坐了下去，好像不想让人注意到似的。也许是为了平复一下自己的神色，他又翻起了那个笔记本。
“没有什么帮得了你的忙，”K接着说，“连你这个可怜的笔记本，预审法官先生，也会证实我所说的话。”在这个异乎寻常的集会上，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个人镇定自若的讲话，K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勇气倍增。他不假思索地从预审法官手里夺走笔记本，用手指尖夹住中间的一页拎得高高的，仿佛他对此有所顾忌似的。那污迹斑斑、页边发黄、写得密密麻麻的页子随之垂向两旁。“这就是预审法官的案卷，”他说着让笔记本又掉落到桌上。“你就继续从从容容地在里面去翻吧，预审法官先生，对你这个账本，我一点也不在乎，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不可接近的，因为我只能用两个指头去动它，更不用说拿在手里了。”预审法官伸手抓起掉在桌上的笔记本，试着整了整，接着又翻开看起来。他这样做，不过是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侮辱，或者至少应该这样理解。
坐在第一排的人，神情那么紧张地注视着K, K也朝下看了他们一会儿。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几个已经须眉苍苍。也许他们就是能够左右整个会场的关键人物吧？从K开始讲话以来，整个在场的人都陷于无动于衷的心态里。现在他当众侮辱了预审法官，也没有把他们从这种心态里拖出来。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K接着说，他稍微放低了声音，并且一再搜索着第一排人的神情，他的讲话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这种个别的事件也无关紧要，因为我并不太把它当回事。但是，这却代表着像施加给许多人一样的诉讼。我现在在这儿是替那些人来受审的，而不是为我自己。”
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大厅里，有人举起双手鼓掌喝彩：“好极了！说得太棒啦！好极了！接着说下去吧！”坐在第一排的人不时地捋着他们的胡子，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突然的叫喊声转过身去看。K对那人的喝彩也不大在意，但是他确实受到了鼓舞；他现在根本不再认为有必要赢得大家的鼓掌喝彩，只要能使众人开动脑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说服争取过来，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不想去哗众取宠，”K出于这种考虑说，“这我也不可能办得到。预审法官先生或许更善于辞令，这当然跟他的职业密切相关。我只希望公开地来讨论解决一个公开的弊端。请听我说：大约十天前，我被捕了，那被捕的经过连我也觉得可笑，但是在这里也用不着赘述。一大早，我在床上遭到了突然袭击，也许那些人——按照预审法官的说法完全是可能的——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某一个像我一样无辜的室内装修工，可是他们选中了我。两个粗暴无礼的看守占据了我隔壁的房间。假使我是一个危险的强盗的话，他们也不会采取比那更缜密的防范。再说。那两个看守都是道德败坏的无赖，他们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想诱使我向他们行贿，企图以卑鄙的借口来骗取我的内衣和外套。他们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瓜分了我的早点，却又假惺惺地向我要钱，说是去给我买早点吃。还有让人更不可忍受的。我被带到第三间屋子里去见监督官。那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女士的房间，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间屋子由于那看守和监督官的出现而遭到某种程度上的亵渎。虽说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我没有一点过错。那当儿要保持镇静谈何容易，可是我做到了。我泰然自若地问监督官，为什么逮捕我——如果他要在这里的话，无疑会证实这一点。那么，监督官是怎么回答我的呢？他的样子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他就坐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的椅子里，好一副悠然自得、麻木不仁的傲慢神气。先生们，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许他真的一无所知；他逮捕了我，便也就心安理得了。他甚至还另有准备，把我银行里的三个下级职员也带到那女士的房间里，听凭他们把那女士所珍爱的相片翻腾个乱七八糟。他找这三个职员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指望着他们同我的女房东及其佣人一样，四处散布我被捕的消息，借以在社会上损害我的声誉，尤其是动摇我在银行里的地位。然而，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可以说彻头彻尾地落了空，就连我那女房东，一个十分平平常常的人——在这里，我想说出她的名字以表示敬意，她叫格鲁巴赫太太——就连格鲁巴赫太太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样的逮捕跟街头上那些无人看管的毛小子耍的恶作剧没有什么两样。我再说一遍，这一切只是给我带来了麻烦和暂时的恼怒。可是，难道说这就不会招致更坏的后果吗？”
K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眼睛朝着一声不吭的预审法官瞥去，似乎发现这家伙正在给人群里的某个人递了个眼色。K微笑着说：“坐在我旁边的预审法官先生，刚才给你们之中的某个人递了一个暗号。在你们里头有人受台上的指使。我不知道这个暗号是要叫人鼓掌呢，还是叫人嘘我，现在我既然已提前揭穿了事情的真相，我也就完全意识到不用再去追究这个暗号的实际意义了。这对我来说丝毫无关紧要，而且我在此公开允许预审法官先生，可以大声地去命令他下面所雇用的人，随他去说：‘现在就发嘘声吧！’还是：‘现在鼓掌吧！’用不着再去给他们打暗号了。”
不知是窘迫还是不耐烦了，预审法官在他的椅子里挪来挪去。身后那个早些跟他说过话的人又朝他俯下身，看样子不是冠冕堂皇地给他鼓气，就是给他出些什么特别的点子。台下，听众们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原先似乎截然对立的两方现在结合在一起了，有的人指着K，有的人指着预审法官，议论纷纷。大厅里烟雾弥漫，让人简直难以忍受，甚至连站得远点的那些人也无法看得清楚。尤其对回廊上的人来说一定更加糟糕。他们不得不一边低声问着楼下的听众，想进一步弄个明白，一边也少不了胆怯地斜着眼去望望预审法官。答话的人用手遮在嘴边，同样低声悄悄地回答。
“我马上就完了，”K说着用拳头敲了敲桌子，因为桌上没有放铃。预审法官和他的顾问因此吃了一惊，两颗凑在一起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分开了一会儿。“这件事我全然置之度外，因此我能够冷静地来评判它。如果你们对这个所谓的法庭感兴趣的话，你们仔细地听我说，对你们会大有好处的。我所说的，你们相互要议论的话，在此请你们过后再说吧，因为我没有时间了，马上就得离开。”
大厅里顿时一片肃静，K已经强有力地控制了会场。听众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乱喊乱叫了，甚至也不再鼓掌了，他们似乎已经被说服了，或者就要被说服了。
“毫无疑问，”K十分温和地说，他喜欢整个会场里听众这般屏息凝神的关注劲儿。出现在这鸦雀无声的气氛中的一个嘘声，也要比那欣喜若狂的掌声更富有鼓动力。“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以我的案子来说，也就是在逮捕及今天预审的背后，活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贪赃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监督官和养尊处优糟糕透顶的预审法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个高级的和最高级的判决组织。那里有一群数不胜数、必不可少的追随者，诸如侍从、秘书、警察以及其他助手之类，甚或还有刽子手，我不忌讳用这个词。先生们，这个庞大的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诉讼，就像我这桩案子一样。既然这一整套都如此的荒唐不堪，又怎样来禁止官员们恶劣至极的贪赃枉法呢？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连那最高法官本人也办不到。正因为这样，那些看守们才不择手段地从被捕的人身上窃取财物；正因为这样，监督官才敢于闯入民宅；也正因为这样，醉翁之意，不在于审判无辜，而是要让无辜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人格的侮辱。那两个看守口口声声只说被捕人的衣物都给送到仓库里保存，我倒要看看这些仓库，看看那些被捕的人辛辛苦苦攒来的、只要还没有被小偷似的仓库管理官员偷窃的财物是怎样在其中霉烂的。”
这时，大厅那头发出了一声尖叫，打断了K的话。昏昏暗暗的光线使烟雾弥漫的大厅里出现一道道闪烁耀眼的雾障，K把手搭遮在眼睛上方，想要看个清楚。原来是那个洗衣妇。她一进来时，K立刻就看出她会添乱的。现在到底是不是她的过错，谁也弄不清楚。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旁的一个角落里，紧紧地搂在怀里。但是，大声尖叫的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嘴张得老大，眼睛直盯着屋顶。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一小圈人，附近回廊上的人显得很兴奋，K给这个会场所带来的严肃气氛就这样被打破了。凭着一开始的印象，K本能地想冲过去，恢复那儿的秩序，至少要把那一对男女从大厅里撵出去。他也心想着这样做当然会中大家的心意。但是，坐在他面前的头几排人像固定住了似的，一个个动也不动，谁也不让他过去。相反，还有人阻拦他，老头子们伸开胳膊挡住他，而且有一只手——他来不及回头去看——从后面揪住了他的衣领。这时候，K再也顾不上去考虑对付那一对男女了，觉得好像自己的自由遭到了限制，仿佛他们真的当他被捕了。于是，他无所顾忌地从讲台上跳了下去。现在，他对着拥挤在一起的人群站在那里面面相觑。是不是他看错了这些人？是不是他过分地相信了自己讲话的影响？是不是他讲话时他们故意在装腔作势？是不是他讲完了话后，他们现在对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厌倦？看看他周围是一副副什么样的神态？一对对黑色的小眼睛诡谲地闪来闪去，一个个都耷拉着脸，活像酩酊大醉的酒鬼，那长长的胡子稀稀拉拉，又僵又直，一触上去，就觉得好像碰到了尖爪，而不是胡子。但是，在这大胡子下——这才是K真正的发现，外衣领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徽章闪闪发光。一眼看去，人人都佩戴着这样的徽章。表面看去，他们分成了左右两派，其实都是一丘之貉。K猛一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领子上也佩戴着同样的徽章，他双手抱在怀里，悠然自得地看着下面的场景。“原来是这样，”K大声喊道，两臂挥向空中。他突然明白了，心中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总算明白了，你们原来全都是些官员，你们就是我刚才所说过的那帮贪赃枉法的家伙。你们挤到这里来，充当听众和密探，表面上分成两派，一派为我鼓掌喝彩，企图摸清我的底细。你们要演练怎样去玩弄无辜人上当的鬼把戏！好吧，但愿你们在这儿没有白费气力，你们或者是拿别人期待着你们去为无辜辩护来为自己开心，或者是——让开，不然我就动手了，”K对着一个特别靠近他的、战战兢兢的老头子吆喝道，“或者是你们真的领悟到了一点什么。我就拿这番话祝愿你们在自己的职业里走运吧。”他匆匆地抓起自己那顶放在桌边上的帽子，在一片鸦雀无声——至少是地地道道的目瞪口呆的寂静中，挤到门口去。可是，预审法官似乎比K还要来得快，他已经在门旁等着K。“等一等，”他说道。K停住步，但他的眼睛依然看着门，不屑去看预审法官一眼；他的手已经抓住了门把手。“我只想提醒你，”预审法官说，“你今天——想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吧——放弃了对被捕者必然会带来的好处。”K对着大门哈哈一笑。“你们这帮恶棍，”他大喊道，“我把一切审讯都赏给你们，”说着打开门，匆匆地走下台阶。在他身后，从沉寂中解脱出来的大厅里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议论声。他们也许正以学者的姿态开始探讨刚才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