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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天的上午——外面下着雪，一片灰蒙蒙的，K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早早就感到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不让自己在那些下属面前丢面子，他吩咐办事员不许放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一件要事。但是，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坐在椅子里扭过身，懒洋洋地推开摊在办公桌上的几样东西，然后却不知不觉地伸开一只胳膊搁在桌面上，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牵挂着自己的案子。他时常想，如果写一份辩护书递给法院，也许不会有什么坏处。他想在辩护书里简述一下自己的生平，凡是他觉得比较关键的地方，都要加以说明，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看来该不该那么做，理由是什么。这样一份辩护书，跟律师那赤裸裸的辩护相比，毫无疑问会有好处。再说律师通常也并不是无懈可击。K根本不知道那律师为他的案子做了些什么。反正不会多，已经一个月了，他没有再召K去他那儿，而且从以前的谈话来看，没有一次使K觉得可以指望那三个人能帮他什么大忙。按理说，确实有许多情况需要问个清楚，可律师压根儿就不怎么提问题。至关要紧的就是能够提出问题来。K觉得他自己就能提出所有在这里必须提出的问题。然而，那律师却不闻不问，不是自己东拉西扯，就是面对着K一声不吭。他身子微微朝前倾曲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听觉不灵的缘故，捋着一小绺胡子，目光朝下凝视着地毯，也许正好看着他和莱尼躺过的地方。他不时地给K提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在劝说小孩子一样。那些话既无济于事，又无聊透顶，到最后结账时，K为此一个子儿都不打算付给他。律师觉得羞辱够了K以后，通常又会开始给他敷衍塞责地鼓鼓气。他然后总会说，他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地打赢了许多类似的官司。这些打赢的官司，虽说实际上也许不像K的这场官司这么困难，但表面上则更显得没有打赢的希望。这些案例他都保存在这儿的抽屉里——他说着敲了敲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只可惜他不能把案卷拿出来给K看，因为这是法院的秘密。不管怎么说，他从这些打过的官司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现在当然对K很有益处。不用说，他立即就会着手为K的案子奔走，第一份辩护书已经差不多快要递上去了。这份辩护书非常重要，它所带来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决定整个诉讼的进程。但是，他当然觉得有必要提醒K，最初的辩护书到了法庭上，有时会被置之不理，法院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它们塞到案卷里了之，并且说什么目前传讯和观察被告比任何书面的东西都重要。如果辩护律师催问得紧了，他们便补充说，在做出判决之前，只要全部证据齐备了，他们自然会结合起来审理所有的案卷，也包括这第一份辩护书在内。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也未必能办得到，第一份辩护书常常会被搁置到一旁，或者根本就不知去向。即使它最终保存了下来，正像律师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也罢，也难得有人看过。这一切令人感到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K的确不可小看诉讼过程不公开这一点；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诉讼过程才能公开，但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公开。因此，被告和辩护就不可能看得到法院的有关案卷，尤其是起诉书。这么一来，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地知道，第一份辩护书应该针对什么。所以，即使第一份辩护书里可能会包含着对案子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可毕竟不过是偶然的巧合而已。只有当控告的细节及其依据在审理被告的过程中趋于明朗化，或者可能猜得出来的时候，辩护人才能拟定出真正切中要害和有说服力的辩护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自然处于一种非常不利和困难的境地。不过，这也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法律并不宽容辩护，只是允许辩护而已，甚至连有关法律条文在至少可不可以理解成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争执不休。因此，严格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为法院所承认的律师；事实上，所有作为律师出庭的人不过是被挤在角落里的无名小卒而已。这样便使得律师行当蒙受着莫大的耻辱。K下次去法院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间律师办公室，准会叫他大吃一惊。一帮律师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办公室里，这已经说明法院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整个房间里只靠着一扇小窗透进光来。小窗挂得高高的，你要想看看外边，就得请个同事把你架到背上，但扑鼻而来的是附近烟囱里冒出来的乌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把你的脸弄个污黑。只消再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看这样的状况到了何等地步：一年多以前，这房间地板上就穿了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下一个人去，可也足够让人陷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的上层，所以只要有人一跌进去，他的腿就会穿过洞悬吊在阁楼的下层，也就是说正好挂在当事人等候传讯的走廊上方。如果在律师圈里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丢脸，这并非言过其实。任凭律师们怎么向法院管理部门反映，丝毫也没有结果，况且还严格禁止律师自己出钱对办公室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但是，法院这样对待律师自有考虑，那就是尽量不让辩护律师插手，一切都应该由被告自己承担起来。这种立场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由此得出被告在法庭上不需要辩护律师的结论的话，那似乎是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庭比任何别的法庭都更需要有律师来插手。一般说来，诉讼过程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对被告亦是如此。当然，尽管说保密只是就可能的范围而言，但保密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由于被告也无法了解法庭的案卷，要从审讯中推断出审讯所依据的材料谈何容易，尤其是被告有案在身，囿于各种各样使他分散精力的忧虑之中，于是，这里就需要有辩护律师来插手。审讯时一般不允许辩护人在场，因此，他们就得在审讯过后，也就是说，尽可能快地在审讯室的门口向被告询问审讯的情况，从那些往往乱作一团的谈话里梳理出对辩护有用的东西来。可是，这并不是最顶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得到许多东西。当然，这儿同别处一样，有能耐的人会比别人多获得一些。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律师的私人关系，辩护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K现在肯定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法院最底层的组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玩忽职守的和贪图贿赂的大有人在，这个严密的司法制度因此出现了相当多的漏洞。于是，一大群律师就从这儿挤了进去，行贿受贿，打探虚实，甚至发生案卷被盗事件，至少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不可否认，对被告来说，这种方法，一时可以获得一些甚至令人惊叹的有利结果。那帮小律师因此四处自鸣得意，大肆吹嘘，吸引新的委托人。但是那些玩意儿对于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无济于事，就是适得其反。唯独真诚的私人关系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跟较高级的官员的私人关系，这里当然指的只是低层里的较高级的官员。只有借着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即使开始难以觉察，但是往后会越来越明显。当然，能有这种关系的律师则寥寥无几，说来K的选择是很幸运的。不过也许就那么一两个律师能够夸口说他们有像胡尔德那样的关系。不用说，这些人不屑去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一帮家伙，跟他们也毫无关系，相反跟法院官员的联系就更加密切。胡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每次都去法院，在预审法官的接待室里恭候着法官的偶然出现，看着他们的脸色取得一点大多只流于表面的收获，或者压根儿连这个也不是。不，他用不着这样，K已经亲眼看到了，那些官员们，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自己找到胡尔德博士门上了，自愿提供公开的或者至少不难解释的情况，跟他们商量案子下一步怎样进展，甚至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他们会被他说服并且乐意接受他的意见。然而，恰恰在这一方面，切不可过分地信赖他们。即使他们振振有词地发表一通有利于辩护的新意图，可他们也许会径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为第二天做出恰恰与之相反的法院决议。虽然他们声称完全摆脱开了本来的意图，但对被告来说，新的决议也许会更加严厉。对此律师自然无能为力，因为跟他们私下里说的，也不过是私下说说而已，无法摆到桌面上来，更何况辩护人通常也要竭力去博得那些先生们的好感。从另一方面说，当然也有道理。那些先生们跟辩护律师，当然只跟内行的辩护律师拉关系，不仅仅是出于人情或友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离不开辩护律师。这里正好露出了一个从一开始就坚持审讯要保密的司法机构的弊病。法官们高高在上，跟大众相脱离。他们对于一般的案子驾轻就熟，这类案子的审理有规可依，几乎在自行运转，只需要时不时推一推就行。然而，如果碰到过于简单的案子，或者特别棘手的案子，他们往往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禁锢在自己那一套里，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正确的理解，而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难能可贵的就是人际关系。于是，他们就来到律师这儿求教，身后跟着办事员，捧着那通常总是讳莫如深的案卷。谁会料到，就在这扇窗前，屡屡可以碰上他们，看着他们坐在那儿，无所适从地向外望着胡同，而这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前，审理着案卷，帮他们出谋划策。再说吧，恰恰在这种场合，人们会看到那些先生何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职业，看到他们遇到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会陷入多么沮丧的地步。他们的处境说来并不容易。如果把他们的处境看得很容易，那对他们就不公平了。法院的等级层层向上，漫无止境，甚至连内行也难以弄清楚。可法庭上的诉讼程序一般也对低一级官员保密，因此，他们连自己正在处理的案子也几乎难以全弄明白下一步怎样进行，也就是说要审理的案子出现在他们的案头上，而他们往往既不知道这案子来自何方，也不晓得将传到哪儿去。这么说来，那些官员错过了可以从研究诉讼的各个阶段、最后的裁决及其理由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他们只能囿于审理法律限定给他们的诉讼部分，至于后来的情况怎样，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办案的结果如何，往往比辩护律师知道得还少。辩护律师通常始终跟被告保持着联系，差不多一直到诉讼结束。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获取好些很有价值的情况。当K留心到这一切时，就不会再因为那些法官有时候会冲着当事人侮辱性地——谁都会有这种感受——发泄出神经过敏的脾气而感到大惊小怪了。所有的官员无不神经过敏，无论他们显得多么镇定自若。不用说，尤其是那些小律师首当其冲。比如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能披露这种真相：有一位年高资深、为人善良、心平气和的法官，他接手了一桩难办的案子，特别由于律师呈递了辩护书，案子变得错综复杂。他整整仔细琢磨了一天一夜，——那些法官办事确实孜孜不倦，没有人能比得上。就这样，他苦苦干了二十四个钟头，大概毫无成效。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到大门口，躲在门后，把要进来的律师一个个都推下阶梯去。那些律师们聚集在下面的楼梯口上，商量着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进去，因此，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几乎无法对这法官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就像前面已经提过的，一定要谨慎行事，免得冒犯了法官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一天进不了法院就意味着一天的损失，因此，他们又极力想挤进去。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对这老先生施以疲劳战。于是，律师们轮流一个接着一个冲上楼梯，尽量拉开不过于消极抵抗的架势，听凭法官又给推下来，落到站在楼梯口的同事们的怀抱里。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那位由于通宵工作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先生便感到支持不住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站在下面的律师开头还不敢相信，便指派了一个人上去看看门背后还有没有人。然后他们才走了进去。据说他们进去后连轻轻嘀咕一声都不敢。律师们——就连那些最不起眼的律师至少说也能够部分地看清法院的状况——绝不会自愿提出对法院实行或者实施什么样的改进。相反，几乎每个被告，即便是头脑非常简单的被告，只要一涉足诉讼里，就开始考虑起改进的建议，因此往往耗费了可以更好地留作他用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十分普遍的。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听凭现状。即使说改进细小问题有可能——不过这么想也是愚不可及的，可取得的一点好处也至多不过是对以后的案子有利，而提出改进建议的人反而会给自己招惹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因此惹起了那些始终蓄意报复的法官的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引起他们对你的注意！要安之若素，不管事情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要力图去认识，这个庞大的法院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永远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人们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位置上改变些什么，可因此也毁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到头来会跌个粉身碎骨。相反，这个庞大的机构则会给自身在另外的地方——其实一切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为这个小小的扰动，轻而易举地寻求到补偿，从而保持平衡，甚至很可能变得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更加残忍。既然你把事情托付给了律师，就不要去制造干扰。指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尤其是在自己都不能让人理解自己指责的原因的全部意义所在时更是如此。但是，这里倒有必要指出，K对待法院书记官的无礼行为，对他的案子带来了多少损害。这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从那些多少有可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就是有人顺便提起这桩案子，他显然有意听而不闻。在好多方面，法官们真的跟小孩子一般，他们往往会为区区小事——只可惜K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这类小事——而大动肝火，甚至跟好朋友也反目，见了他们就扭头躲开，并且千方百计故意跟他们作对。可是，过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会来得出人意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因，只是因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会引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于是便跟你重归于好。你之所以孤注一掷开这种玩笑，无非是因为一切看来毫无希望了。要跟他们打交道既容易又困难，几乎没有什么准则可言。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吃惊。你一生孜孜不倦，就是为了掌握那么多的知识，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这一行当里有所成就。当然，你也少不了有心灰意冷的时候，谁都一样。在这种时候，你会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会觉得好像只有那些一开始就注定要成功的案子才有好的结局，似乎不用律师帮忙就成功了，而所有其他的案子，不管你怎么四处奔走，怎样费尽千辛万苦，怎样为一个个表面上的小成功而欢乐，终归都要输掉的，无一例外。这样一来，你自然对什么都没有了把握，甚或人家说正是因为你插了手，使得本来进展顺利的案子走了岔道，而你连这样确切不过的发难都不敢去否定。这的确也是一个自信的问题。不过，到了这一步，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言了。这样的心理状态——这当然不过是心理状态而已——使得律师们苦不堪言，尤其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把案子推向预期目的，不料突然被人从手里夺走了的时候则更甚。这无疑是律师碰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被告从他们手里撤去了案子，这种事情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被告一旦选定了律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得跟律师同心同德，信任到底。既然他已经请人帮忙，他若要独行其是，怎么能招架得住呢？因此，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有时候免不了发生这样的情况：案情起了变化，律师无法继续过问了。案子、被告和其他一切都一股脑儿从律师手里撤走了。这么一来，哪怕律师跟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鞭长莫及，因为连法官自己也一无所知。案子正好发展到了不再允许任何干预的阶段，转到了谁也无法接近的法庭上去审理，律师也无法再跟被告联系。于是，哪一天你回到家里，会发现那一大摞你为之煞费苦心、满怀希望写成的辩护书全部堆放在你的桌子上；那些辩护书给退了回来，成了一堆废纸，因为审判的新阶段不再需要它们了。这里肯定还不能说官司已经打输了，绝对不能，至少没有确切的理由这么推论。你只是不能再了解案子的现状，也不会再得到案子进展的情况。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只是例外，即便说K的案子属于此类，那么眼下看来，还不至于很快就发展到这种阶段。而现在，还大有律师派上用场的机会，K可以放心，这个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份辩护书还没有呈递上去，不过这也不必着急；更重要的是跟有权威性的法官进行磋商，这些已经做了。坦率地说吧，成效不一。最好暂时别探问细节，这会给K带来不利的影响，要么会使他忘乎所以，要么会使他忧心忡忡。这里只说一说，有的法官谈得很投机，也表示十分乐意帮忙，而另一些谈得并不那么投机，可是绝对不能说他们不肯帮忙。总的说来，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可千万别就此得出超乎寻常的结论来。所有的预备谈判大都是这样开始的，只有在案子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才会显示出这些预备谈判的价值所在。不管怎么说，迄今一切进展顺利，没有失策的地方，要是还能够使法院书记官既往不咎，把他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整个案子——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伤口，人们就可以放心地期待着案子的下一步进展。
K的律师一谈起这样或者类似的话题来，就会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每逢K去拜访他，他总要重弹一遍老调。每次都说有进展，可没有一次告诉他进展到底是什么。他一直忙于准备第一份辩护书，可总也写不完，而且下一次去拜访时，这反倒成了件好事，因为最近几天不适宜往上呈递辩护书，这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有时候，K实在听厌了律师的讲话，便插上一句说，即使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进去，说到底，事情也进展得太慢了。于是，律师就反驳道，事情进展得一点也不慢。不过话说回来，要是K能及早求助于律师的话，他的案子无疑已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可遗憾的是K坐失了良机，这种疏忽还会带来其他的不利，不只是时间上的。
唯有莱尼的出现，才能打断这一次次的拜访讲话，这叫K打心底里感到求之不得。她总是有意趁着K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然后，站在K的身后，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而深深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倒上茶呷起来，实际上却偷偷地让K握着她的手。屋子里寂静无声。律师在呷着茶，K在捏着莱尼的手，莱尼有时会壮起胆子，温情脉脉地抚摩K的头发。“你还站在这儿？”律师喝好茶后会这样问道。“我要等着把茶盘子端走，”莱尼总是这样回答。K最后又捏捏莱尼的手。律师抹抹嘴后，又乘兴对K振振有词地讲起来。
律师是在力图安慰他呢，还是要使他失望？K说不上来。但是，他认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肯定无疑。当然，律师所说的一切也许都是实情，尽管他想极力置自己于显赫地位的用意显而易见，大概从来还没有办过一件在他看来像K的案子这样重大的案子。然而，他口口声声吹嘘自己跟那些法官有私人交情，倒叫人好生疑窦。难道说他利用这些私人关系肯定都只是为了K的利益吗？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都是低一级的法官，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办案中出现的某些转机很可能会对他们的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他们在利用律师，有意来制造这种当然永远不会对被告有利的转机吧？也许他们不是办每一件案子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不大可能的。而在办一些案子时，他们准会给律师一些好处，有劳就有酬，维护律师的职业声誉无疑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会怎样插手K的案子呢？按律师的说法，这案子是很棘手的，因而也很重要，一开始就在法院里惹起了很大的注意。他们会做些什么，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迹象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虽说这案子已经拖了好几个月，可第一份辩护书至今还没有呈上去，而且照律师的说法，一切都刚刚开始。这话当然是拿来迷惑被告的，使他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以便后来不是突然下个判决使他措手不及，就是至少发个布告，说什么预审已经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案子已移交上一级法院审理。
现在到了绝对需要K亲自过问的时候了。在这个冬天的一个上午，K陷入精疲力竭的心境中，听凭千头万绪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这个要亲自过问的信念更加不容推卸地占据了他。往日对这案子的轻视也不复存在了。如果在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无牵无挂地对这案子嗤之以鼻。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可是现在，叔叔把他拖到了律师那儿，家庭的顾虑一起搅和进来了。他的地位已经维系在这案子的进程中，不再完全超脱得了，他自己怀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自鸣得意劲儿，在熟人面前轻率地提起案子的事，另外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也晓得了这事。他跟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关系似乎也随着案子而动摇不定，一言以蔽之，他几乎再也没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审判的可能了；他身陷其中，就得保卫自己。如果他打不起精神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眼下还没有过分忧虑的必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有能力在银行里奋斗到他今天令人仰慕的职位上，而且在这个职位上左右逢源，赢得公众的认可；他现在只需要把那些能够使他有今天的才干稍稍用在这案子上，毫无疑问，结果一定会如愿以偿。如果要想有所得，首先必须立即摒弃任何自己可能犯有罪过的心理。根本就没有罪过可言。这种诉讼不过是一大交易而已，如同他为了给银行带来好处所做过的交易一样；在这个交易中，隐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正等待着你一定要去消灭掉，这就是交易的规律。为达此目的，你当然不能有犯罪的心理，而应该尽可能地抓住对自己有好处的考虑。从这个观点出发，下决心从胡尔德律师手里撤走委托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最好就在今天晚上。按照律师的说法，这样做是闻所未闻的行为，而且很可能要大伤人心。但是，叫K忍无可忍的是，他在这案子中所付出的努力，碰到的也许正是出自于他自己的律师一手制造的障碍。一旦摆脱掉律师，那就得立刻把辩护书递上去，而且尽可能天天去催法官来考虑它。要达此目的，K当然不能像那帮人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走廊里，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这样做远远不够。不管K本人，还是请那几个女人，或者派别的听差也好，必须天天有人去盯着那些法官，迫着他们坐到自己的桌前去研究K的辩护书，别再透过木栅往走廊里张望。这样的努力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切都得有组织，有监督，要让法院领教一个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被告。
然而，即使K有勇气去实施这一切，可起草辩护书的事真难住了他。以前，大约在一个星期前，他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被逼到起草这样一份辩护书的地步，竟然只能有一种丢脸的感觉。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事也会难住人。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在埋头工作，突然把一切事情都推到一边，顺手抓来记事本，试图拟出这样一份辩护书的提纲来，也许拟好后可以提供给这个慢性子的律师用。但就在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K当时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尽管副经理自然不是在笑他写辩护书，他对这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副经理笑个不停，因为他刚刚听来了一个交易所的笑话。为了让K明白这个笑话，需要画出图来示意。于是，副经理把身子俯到K的写字台上，从K手里拿过铅笔，在K准备草拟辩护书的记事本上画起图来。
今天，K不再觉得有什么丢脸了，这辩护书非写不可。如果他在办公室里找不到时间——这是很可能的，那就得晚上在家里写。如果晚上时间还不够，那就请假来写。无论如何也不能半途而废；不仅是做生意，就是干任何别的事情，半途而废是再愚蠢不过了。辩护书无疑意味着一项几乎没有止境的工作。不用说是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人，就是一个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人都很容易相信，要写成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有意偷懒或者存心拖延——只有那律师才会玩这种永远也写不完的鬼把戏，而是他对现有的控告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由此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指控。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回顾整个一生，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经历过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从方方面面去检查一番。说来这事是多么无聊啊！也许他有朝一日退休以后，成了返归童心的老头子时再来做这事倒是挺合适的，那时可以借此来消磨难熬的日子。可是现在，K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十分紧迫的境况中度过。他还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已经威胁到了副经理；作为年轻人，他还要享受那短暂的夜晚。而现在，他却要坐下来写这个辩护书！他不禁又思潮起伏，怨天尤人，自怜自叹起来了。他不能再这样漫无边际地思来想去了，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把手指伸向按钮，按响了接待室里的电铃。他按铃的时候，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两个钟头，一大块多么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虚晃过去了。他当然比先前更加无精打采。然而，这段时间毕竟也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做出了可能对日后很有价值的决断。办事员送来了各种函件和两位在外面已经等了K好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可都是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按说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那么久。他们为什么要来得这么不是时候呢？而他们似乎又会在关着的门外问，为什么一向兢兢业业的K竟会让自己的私事占去大好的业务时光呢？K厌倦了刚才那浮想联翩的思绪，烦恼地等待着还要履行的业务。他站起身来，准备接待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进来的客户是一个K很熟悉的工厂主。这人身材矮小，性情开朗。他一进门就表示抱歉，打扰了K的重要工作，K也向他道了歉，让他等了这么久。可是，就这道歉的话，他说得是那么的不自然，语气几乎让人听不出诚意来。如果这工厂主不是只顾着考虑自己业务上的事，就一定会有所觉察。工厂主并没有注意K的语气。他急急忙忙地掏出装在各个文件袋里的账目和表格，摊在K的面前，逐条逐项地向K解释，改正了一个他匆匆过目时都不会漏掉的小错，提醒K约莫一年前曾跟他做过一桩类似的生意，顺便还提到，这回另有一家银行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来承揽这桩生意。他一气说完以后，便不声不响地期待着K的反应。一开始，K确实十分留心地听着工厂主的陈词，想到有这么一桩重要的生意可做，真也叫他动心，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走了神，再也听不进去了。工厂主慷慨激昂地说着，有那么一阵子他还不时地点点头，可到后来索性连头也不点了，只是一边瞪着那俯在文件堆上的光秃秃的脑袋，一边心里自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这一席话全都是白费唇舌。工厂主住口不讲了，K一时真以为他之所以停住讲话，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好让他说明他现在不适于谈生意。但是，让他遗憾的是，他发现工厂主那凝神专注的目光显然是随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对意见，也意味着这桩生意非继续谈下去不可。于是，K像接到命令似的低下头，开始用铅笔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来画去，不时地停住笔，凝视着一个数字。工厂主猜度K会提出异议，也许那些数字真的站不住脚，也许它们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工厂主用手掩住那些文件，紧紧地凑到K的近前，重又开始总体描述这桩生意。“这很困难，”K说着噘了噘嘴，显得无所适从地倚靠在椅子扶手上，因为那些文件是他唯一可以当作依据的东西，现在给遮住了。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K甚至只是稍稍抬起眼看了看，只见副经理那模模糊糊的身影出现在门前，仿佛蒙在一层薄纱里。K无心去考虑副经理的来意，而只是关注着副经理的出现带来了使他十分高兴的直接效应。工厂主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径直朝副经理奔去，而K真巴不得他再快十倍；他唯恐副经理又会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位先生碰了面，握过手，接着一起向K的办公桌这边走过来。工厂主一边抱怨说，这位襄理对谈生意漠然置之，一边指着K；在副经理面前，K又低头去看那些文件。然后，这两个人倚在他的办公桌旁，工厂主现在极力想把副经理争取到手。这时，K仿佛觉得在他的头顶上，这两个他想象得过分高大的男人在拿他做交易。他小心翼翼地向上转动着眼睛，漫不经心地寻思着他们在头顶上干些什么。他从摊在办公桌上的那些文件中随意拿起一份，放在展开的手掌上，慢慢地捧给这两位先生看，自己也随之站起身来。此时此刻，他这么做，并没有任何确切的目的，他只是觉得，为了有朝一日写完这份可以使他彻底得到解脱的艰巨的辩护书，就非得这么做不可。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只是草草地瞥了一眼那文件，上面写些什么根本视而不见；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不屑一顾。他从K手里拿过文件说：“谢谢，我已经都知道了，”说着便从容不迫地把文件又放回桌上。K愤愤不平地从一侧凝视着。然而，副经理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或者说，即使他注意到了，也只是借此来开开心而已；他不时地高声大笑着，一次机智而俏皮的反驳使工厂主陷入了无法掩饰的窘境，但是，他却来了个自我反驳，立刻又使工厂主摆脱了难堪，最后他请工厂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谈完这桩生意。“这可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对工厂主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襄理先生，”其实他说这话时，也只是对着工厂主，“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桩事接过来，他是求之不得的。这件事需要的是十分冷静的思考。可是，他今天好像应接不暇，有几个人在接待室里已经等他好几个钟头了。”K总算还有足够的克制力，转过脸去不理睬副经理，只是对着工厂主友好而呆滞地微笑了一下。除此而外，他根本不再去理睬，他两手支在办公桌上，身子微向前倾，好像一个站在柜台后的伙计，眼巴巴地看着这两位先生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收拾起桌上的那些文件，最后消失在经理的办公室里。工厂主走到门口时，还转过身来说，他不会就这么走开的，自然还要把商谈的佳音告诉襄理先生；此外，他还另有一点小事要禀告。
K终于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了。他毫无心思再去会见任何顾客，而只是恍恍惚惚地寻思道：外面等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跟工厂主商谈，这多么叫人爽心呀！这样一来，任何人，就连那办事员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一只手抓着窗把手，望着窗外的广场。雪还在下，天还不见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很久，弄不清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不时地扭过头，目光越过肩膀，惴惴不安地朝着接待室望去。他以为听到了响声，其实是幻觉。不过，看不到有人进来，他又镇定下来，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洗把脸，头脑清醒多了，然后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现在看来比原来估计的要严峻。他把辩护委托给律师的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就没有真正为案子操过多少心。他远远置身事外，观察着案子的进展，几乎跟案子没有过直接的接触。他兴头来了，会去问问案子的进展，可不高兴了，也会扭头扬长而去。而现在，如果他要承担为自己辩护的责任，就得完全听任法院的摆布，至少眼下必须如此。这样做，到头来是要为自己讨回个完全彻底的无罪开释。可要达到这一点，他无论如何免不了要担当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风险。要是他不把心思花在这上面的话，那么，今天跟副经理和那工厂主这样凑到一起，就足以能够使他相信，必须采取与之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来应酬。刚才他是多么一筹莫展呀，只为那么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决定就神魂颠倒到这般地步？以后又会成为什么样儿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会找到一条冲破重重困难最终如愿以偿的路子吗？要准备一场丝毫也疏忽不得的辩护——任何别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不就意味着他必须尽可能地放弃其他所有的事情吗？他这样做能幸运地拖得过去吗？而他在银行里又怎样使之有效地付诸实施呢？想来想去，这不光是写一份辩护书的问题；要写一份辩护书也许请一段时间假就行了，尽管现在请假恰好要冒很大的风险；这牵涉到整个的案子，它要持续多久，那是遥遥无期的。一个什么样的障碍，突如其来地抛落在K的前程上！
而现在，难道他还要为银行工作吗？他望了望办公桌。难道现在他还要接待顾客，跟他们谈业务吗？难道说他的案子正在进行，法官们正在阁楼上琢磨他的案卷，而他在这里还能有心思料理银行的业务？这看起来不就是法院蓄意强加给他的一种苦刑吗？它跟这案子息息相关，又陪伴着他形影不离。难道说人们在银行里评价他的工作时，会考虑到他的特殊处境吗？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的。对他的案子，银行里并不是毫无所知，虽然到底谁知道，知道多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这话似乎还没有传到副经理的耳朵里。但愿如此，要不然，谁都不难看出，副经理会无视同事与人情关系，借机极尽给K大做文章的能事。那么，经理呢？毋庸置疑，他对K有好感，一旦他知道案子的事，很可能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给K减轻一些工作负担。但是，他的意图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随着K迄今所形成的抗衡力量开始日益衰弱，经理现在越来越受到副经理的牵制。除此之外，副经理也会充分借经理精神受挫之机来扩充自己的权力。这么说来，K还有什么指望呢？他这样想来思去，也许就削弱了他的抗争能力。不过，无论怎么说，千万不可自己抱有幻想，要就眼下之所能，凡事都得看个清白。
这时，他打开窗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只是还不想回到办公桌前去。窗户可不那么容易打开，K不得不用双手去扭动把手。随后，一股弥漫着烟尘的雾气穿过敞开的窗口涌入房间里，室内顿时充满一股焦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多么可恨的秋天啊，”K的身后传来了那工厂主的说话声。他从副经理那里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K的办公室。K点点头，忐忑不安地看看工厂主的文件包，心想工厂主这会儿准会从包里拿出那些文件，把自己跟副经理谈判的结果告诉他。但是，工厂主却顺着K的目光看去，只是拍拍自己的文件包，并没有打开它，他说道：“你不是想知道结果？签订交易合同的事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你们的副经理，可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不过也是一个绝对不好对付的人。”他一边哈哈笑，一边摇摇K的手，也想让他笑起来。但是，K现在又觉得迷惑不解，工厂主为什么不愿意给他看那些文件，而且他从工厂主的话里觉得并没有什么要笑的。“襄理先生，”工厂主说，“你准是让这天气折腾得够呛吧？你今天看上去这么无精打采。”“是的，”K说着把手按在太阳穴上，“头痛，家庭烦恼。”“一点儿不错，”工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说完话，“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K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跨了一步，好像要送工厂主出门似的，可工厂主却说道：“襄理先生，我还有一件小事要跟你说说。我就怕今天来跟你说，正好不是时候，也许会惹你讨厌，可是前些日子来过你这儿两次，都忘了跟你提。要是我再不提的话，以后很可能就没有提的必要了。这样未免有点可惜了。我要跟你说的，实际上对你也许不是没有用处。”K还未来得及回答，工厂主就走到他的近前，用手指节骨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胸口，低声对他说：“你犯了一桩案子，是不是？”K十分吃惊地向后一退，立刻大声说道：“这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噢，你弄错了，”工厂主说，“副经理哪里会知道这事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的？”K极力地定定神问道。“我时不时会听到法院里的事，”工厂主说，“我今天要对你说的，也就是这么得来的。”“居然有那么多的人跟法院串通一气！”K垂头丧气地说，拉着工厂主回到办公桌旁。他们又像先前那样坐下来，工厂主说：“只可惜我能提供给你的情况太少了。不过碰上这样的事情，千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再说，我打心底里真想来帮帮你，尽管我帮不了你什么大忙。我们一向都是生意场上的好朋友，可不是吗？既然如此，也该为朋友尽绵薄之力。”K试图去为他今天谈话时的态度道歉，但工厂主容不得K打断他的话；他把文件包紧紧地夹到腋下，拉开急着要走的架势，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梯托雷里的人那儿听到你案子的事。他是个画家，梯托雷里是他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已经好些年了，他时不时来我办公室一趟，带些小幅画来，我总是收下画——他简直就像个乞丐，施舍似的给他一些钱。那倒是些不错的画，画的都是荒原风光之类。这种买卖一拍即合，我们俩已经习惯了。可是有过一度，他来得太频繁了，我不高兴地说了他几句，于是我们谈了起来，我很想知道他完全靠画画怎么能维持生计。他的话叫我听了很吃惊，他主要靠给人家画肖像度日。他说，他在为法院工作。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于是，他就把这个法院的事讲给我听。你准能想象得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一次来，总会让我听到法院里的最新消息。这样，我就逐渐对法院里的事有所了解了。当然，梯托雷里爱多嘴，我常常不得不让他闭上嘴，这倒不是因为他肯定也在撒谎，而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意人，连自己生意上头痛的事都难支撑得住，哪里还会有心思去管闲事呢？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我心里这么想，说不定梯托雷里能帮你点什么忙。他认识许多法官，即使他本人不会有多大影响，但他起码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怎样来对付各种各样有权有势的人。再说，即使他出的主意本身不怎么重要，可照我看来，一旦到了你的手里，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我看你跟律师就不相上下。我常常在说：K襄理简直就是个律师。噢，哪里用得着我为你的案子操心呢？不过说说也好，你愿意去找找他吗？只要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帮你的忙。我确实在想，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一定今天就去，什么时候找个机会都行。但是，我还要说一句，你别因为我劝你去，就觉得非去梯托雷里那里一趟不可，千万可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他也行，那当然最好就别把他扯进来，或许你自己已经成竹在胸，而梯托雷里一介入反倒会碍事。要是这样的话，你当然绝对不去的好！毫无疑问，要去跟这样一个家伙讨主意，未免也叫人勉为其难。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他的地址。”
K颓丧地接过信，塞进口袋里。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远远抵不住他所遭受的损失。工厂主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那个画家在四处宣扬着这个消息。这时，工厂主已经朝门口走去，K简直难以让自己说出几句感谢工厂主的话来。“我会去找画家的，”他在门口跟工厂主道别时说，“或者写信给他，让他上我这儿来，我眼下忙得不得了。”“我知道，”工厂主说，“你会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的。不过，我倒觉得，你最好不要把像梯托雷里这样的人请到银行里来，别跟他在这儿谈案子的事。再说，让你的信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也总不大合适吧。不过，你肯定把什么都再三考虑过了，你知道该怎么办。”K点点头，又陪着工厂主穿过接待室。但是，他尽管表面上显得镇定自若，可内心对自己的茫然失态，不禁诚惶诚恐。他说要给梯托雷里写信，本来只不过是为了向工厂主表示一下，他会很珍重这份亲笔介绍信，马上就考虑怎样去跟梯托雷里联系。不过，照他的本意，当他认为梯托雷里的帮助十分有用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真的写信给他。而工厂主的一番话，才使他幡然醒悟，那样做会潜伏着危险。难道说他真的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吗？他居然有可能直言不讳地写信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仅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为了自己的案子向这个人讨教？难道他这样做就不会忽视其他的危险，或者糊里糊涂地陷入危险之中？难道说他简直可能这样做吗？而偏偏现在，正当他要全力以赴出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不禁这样怀疑起自己的警觉能力来了！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疑虑。难道他在处理业务时所感受到的那些困难现在也开始出现在自己的案子里了？此时此刻，他思来想去，就是弄不明白，他居然会想到要写信给梯托雷里，请他到银行里来。
他对这件事依然大惑不解地摇着头。这时，办事员走到他跟前，提醒他坐在接待室长凳上的三位先生在等着他。他们要见K，已经等了好久。现在，他们一听到办事员向K通报，都立刻站了起来，谁也不甘坐失这个有利的机会，争先要凑到K的跟前。既然银行一方如此无所顾忌，让他们在接待室里白等着浪费时间，他们也就不想有所顾忌。“襄理先生，”其中一个已经开口说。然而，K却让办事员给他拿来了大衣，在办事员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对这三位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很遗憾，我眼下没有空接待你们。十分抱歉，我有一桩非常紧迫的业务要去处理，必须马上离开。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我刚才给拖去了多长时间。你们最好明天或者别的日子再来行吗？或者咱们可以在电话里商量？或者你们现在可以三言两语把要谈的事简单说说，我过后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不过，最好还是下次来再说吧。”听到K的一番建议，三位先生似乎现在才觉得他们全都白等了，惊愕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咱们就这么办，好吗？”K问道，朝着正好已经给他拿来帽子的办事员转过身去。透过自己办公室敞开的门，K看见外面雪下得更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就在这时，副经理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笑眯眯地看了看穿着大衣正在跟几位客人商量事的K，问道：“你要出去吗，襄理先生？”“是的，”K说着挺起身子，“我得出去办事。”可是，副经理已经转向那三位先生。“那么，这几位先生怎么办呢？”他问道，“我想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吧。”“我们已经说好了，”K回答道。然而，这三位先生却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围住K，你一言我一语抱怨说，要是他们的事情不重要，哪会在这儿等上几个钟头呢，更别说他们来就是有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商量不可，而且要私下仔仔细细地谈。副经理听了他们一会儿，一边又注视着K把帽子拿在手上，不时地这儿或那儿弹着帽子上的灰尘，然后说：“诸位先生，倒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很愿意替襄理先生来代劳。你们的事情当然应该马上商议。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生意人，知道时间对生意人有多宝贵。你们愿意跟我来吗？”他说着打开通往自己接待室的门。
这位副经理多么善于钻空子，他把K现在不得不放弃的一切贪婪地据为己有！不过，难道K非得要放弃这么多吗？他要是怀着懵懵懂懂的、甚至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十分渺茫的希望赶着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那么，他在银行里的声望便会遭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也许他现在最好再脱去大衣，至少应该把那两位肯定还在旁屋等待着的顾客再争取过来。K也许会去试一试。可就在这时，他看见副经理在他办公室的文档里翻来找去，仿佛这文档是他的。K非常愤慨地走到门口，副经理高声说道：“啊，你还没有走！”他朝着K扭过脸去，满脸绷得紧紧的皱纹似乎不是年龄的标志，而是权力的象征。他立刻又翻起来。“我找一份合同书的副本，”他说，“那家公司的代理人说，副本就在你这儿。你愿不愿帮我找一找？”K向前挪了一步，但是副经理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说完拿着一大沓文件，显然不只是那合同书的副本，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文件，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现在我敌不过他，”K自言自语道，“不过有朝一日，等我个人的困境结束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叫他真正尝尝我的滋味，而且要叫他尝个够。”想到这里，心里多少感到有所安慰，于是他吩咐那个早已打开通往走廊的门而恭候着他的办事员，叫他抽空跟经理打个招呼，说他外出办事了，接着便离开了银行。他终于能够拿出一段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案子里，心里感到几分欣慰。
他立刻驱车赶去找那个画家。画家住在另一个郊区，正好跟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郊区遥遥相对。那个区更为贫穷，房屋更加灰暗，大街小巷污秽不堪，融化了的雪水夹带着泥污缓缓地流来流去。在画家住的那栋楼里，大门只开着一扇，可在另外一扇下面贴着墙的地方打开了一个缺口，K走到近前的时候，发现一股令人作呕、直冒热气的黄色液体，从那缺口里喷发出来，有几只老鼠吓得钻进邻近的阴沟里。在楼梯口的下面，有一个小孩趴在地上哭叫，可是谁也难以听见他的哭叫声，因为在大门的另一侧有一家铁匠铺，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铁匠铺的门敞开着，三个学徒站成半圆形，手抡榔头，锤打着一个要加工的东西。一大张挂在墙上的白铁皮闪现出苍白的光芒，射在两个学徒身上，映照着他们的面孔和围裙。K对这一切不过是匆匆地扫了一眼，他巴不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只想跟那画家说几句话打探一下情况，然后马上回银行去。如果他来这儿哪怕有一丁点儿的收获，对他今天最后结束银行的工作也会带来好处的。他上到四层，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放慢脚步。楼梯和楼层一样，都高得出奇，而那画家又说是住在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况且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楼梯层没有回廊，狭窄的楼梯死死地夹在两道高墙中间，偶尔才看得到几乎开在墙顶端的小窗。正当K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有几个小姑娘从一户人家里跑了出来，嘻嘻哈哈地顺着楼梯奔上去。K慢慢地跟着她们走，赶上了其中的一个姑娘。她准是绊了一跤才落在了后面。K和这姑娘一起上楼时问她说：“有个名叫梯托雷里的画家住在这里吗？”这姑娘看上去还不满十三岁，稍稍驼着背。她随之用胳膊捅了捅K，打一侧盯着他。她虽然年纪小小，身体畸形，但一副水性杨花的样儿却叫人不堪入目。她脸上无一丝笑容，投去富有刺激性的挑逗的目光，正儿八经地注视着K。K假装没有留意她的神情，只是问道：“你认识画家梯托雷里吗？”她点点头，反过来问道：“你找他干什么？”K觉得趁机快快了解一点关于梯托雷里的情况很有必要：“我想请他给我画像，”他说道。“给你画像？”姑娘照问了一遍，嘴张得老大，用手轻轻地拍了拍K，仿佛他说了什么特别出人意料或者愚不可及的话。接着，她用双手提起她那本来就短得可怜的裙子，拼命地奔去追赶其他姑娘。她们的喧闹声已经模模糊糊地消失在楼上了。然而，等K再上到楼梯的一个拐弯处时，又跟姑娘们撞上了。她们显然从那个驼背姑娘嘴里知道了K的意图，所以都在这儿等着他。姑娘们站在楼梯两侧，身子贴着墙，而且用手抚弄着自己的裙子，好让K舒舒畅畅地从她们中间走过。一张张面孔，连同这夹道排队，无不混合着天真幼稚与放荡不羁。现在，姑娘们聚拢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跟在K的后面，为首的便是驼背姑娘，她充当起了向导。多亏有了她，K才很快找对了路。他本来打算一直顺着楼梯走上去，而她指给他走旁边的一道小楼梯，就可以找到梯托雷里。通往画家房间的楼梯特别狭长，也没有拐弯，一眼就可以看到顶。梯托雷里的房门就在楼梯的尽头。门的斜上方，装着一扇透光的小天窗，跟这道楼梯的其他部分相比，这里显得相当明亮。这扇门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木板做成的，上面用红颜色龙飞凤舞地画着梯托雷里的名字。K和随来的姑娘还没有上到一半楼梯，显然这嘈杂的脚步声惊动了楼上的人，那扇门随之开了一条缝，一个好像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后。“啊！”他看到一群人走上来时喊了一声，顿时又消失了。驼背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其他的则簇拥在K的身后，要推着他快快上去。
但是，当他们还正在往上爬着的时候，画家已经霍地把房门打开，深深鞠了个躬致意，请K进去。而那群姑娘，他全部拒之门外，一个也不让进，无论她们苦苦央求也好，还是她们不听画家的阻拦，硬是往里冲也罢。只有驼背姑娘乘着他伸开两臂的当口溜了进去，可画家连忙追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裙子，拽着她打了一个转转，然后把她拖到门外，让她回到那群姑娘中间。可当画家离开门口的时候，她们却不敢擅自跨越过门槛。K一点也摸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表面上看，似乎彼此友好默契，一切入情入理。站在门外的姑娘们，一个个伸着脖子，冲着画家高声嚷着各种各样打诨卖俏的话。K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而画家却哈哈大笑，驼背姑娘在他的手上几乎飞了起来。然后他关上门，又向K躬身致意，跟他握握手后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家梯托雷里。”姑娘们在门外窃窃私语。K指着门说：“看来你在这里人缘非常好。”“啊哈，这群野丫头！”画家一边说，一边试图去扣上睡衣的领子扣，可就是没能扣住。另外，他光着脚，仅仅穿着一条黄色的麻布宽腿裤，束着一条腰带，长长的带梢摆来晃去。“这群野丫头真让人头疼，”他接着说下去，不再抚弄睡衣了，最上边的那个扣子正好掉了。他搬来一把椅子，请K坐下。“我曾经给她们当中的一个画过像——这姑娘今天没有来，从那以后，她们就缠住我不放。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她们必须得到我的许可才能进来；可是，只要我一走开，至少总会有一个溜进屋里。她们专门让人配了一把开我房门的钥匙，相互转来借去。你简直难以想象，这有多么讨厌。比如说，我带着一位要画像的女士回家来，掏出我的钥匙打开门一看，就发现驼背姑娘坐在小桌旁边，用我的画笔，往她的嘴唇上涂红，而她照看的小妹妹在屋里翻来捣去，弄得一片狼藉。或者是，这也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来——请别见怪，我现在这副狼狈相，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全都是她们给搞的，接着说吧，我昨天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正准备上床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拧住我的腿。我往床底下一看，就又拽出这么一个野丫头来。她们干吗要这样缠着我呢，我也弄不明白。我又没有企图去引她们过来，想必你刚才也看到了。自然啰，这也打扰了我画画。要不是这画室是免费提供给我的，我早就搬走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纤细的声音，听来像是温情脉脉，也像是焦急不安：“梯托雷里，我们现在可以进来吗？”“不许进来，”画家回答道。“就我一个也不行吗？”她又问道。“不行，”画家说着走到门口，把门锁上。
这期间，K四下扫视了一番房间，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把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小洞窟叫作画室。整个房间里，从东到西，由南向北，几乎不足两步长。屋里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由木板拼凑成的，木板之间处处是缝隙。对着K的墙边摆着一张床，上面铺着五颜六色的被褥。房间中央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一张被一件衬衫遮盖着的画，衣袖一直拖到地板上。K的身后是一扇窗户，透过窗户望出去，一片雾蒙蒙的，除了能看见邻近白雪覆盖的屋顶外，远近什么也看不见。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响声提醒了K，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里久待。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工厂主的信，交给画家，并且说：“我是从这位先生，也就是说你的熟人嘴里听说你的，我照他说的来这儿找你。”画家草草地看了看信，随手就把它扔到床上。要不是工厂主十分肯定地说起梯托雷里是他的熟人，是一个靠着他施舍的穷汉子，那么，谁现在还真的会相信梯托雷里认识那工厂主，或者至少说还能记得起他呢？此外，画家居然问道：“你是想来买画呢，还是来让我画像？”K十分诧异地看着画家。信里究竟是怎么写的呢？K理所当然地以为，工厂主一定是在信中对梯托雷里说，K来这里别无所求，只是为了打听一下自己的案子的情况。只怪他操之过急了，匆匆忙忙就跑到这儿来了！但是，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得应酬一下。他看着画架说：“你正在画像吗？”“是的，”画家说着就把那件衬衫从画架上拉下来，顺手扔到那封信上。“这是一张肖像。一幅佳作，不过还没有最后完工。”真是天赐良机呀，K觉得现在真的来了谈论法院话题的机会，因为这画上显然画的是一位法官。另外，它跟那幅挂在律师办公室里的画惊人地相似。这里虽说画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法官：此人身躯肥胖，一大把乌黑浓密的络腮胡子一直伸延到面颊上。再说，那幅是油画，这幅则是用水粉颜色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但是，其他各个方面却十分相似：这幅画里的法官也是正要从那高脚宝座上站起来，两手紧紧地按着扶手，一派咄咄逼人的气势。“这准是个法官吧，”K差点儿脱口说了出来。可是，他暂时却还按捺住自己，走到画前，好像要来仔细地琢磨一下这幅画的细节。K看不明白，一个站在高脚宝座靠背中间的高大人物是什么人，他因此问起画家。“这个人物还得再三加工，”画家回答道，随手从小画桌上拿来一支彩笔，在这个人物的轮廓上稍稍勾了几笔。可是，他这样做依然使K摸不着头脑。“这是正义女神，”画家终于开口说道。“这下子我认出来了，”K说，“这儿是遮眼罩，那儿是天平。可是，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吗？她不是会飞吗？”“是的，”画家说，“我得遵照嘱托来画成这个样子。其实这是正义女神与胜利女神的结合。”“这可不是理想的结合，”K笑着说，“正义女神应该巍然屹立，要不天平就会摇晃起来，这样也就没有了公正的判决可言。”“我只听凭于我的委托人的意图，”画家说。“当然啰，一点儿不错，”K说，他这样评头论足，无意去伤害任何人。“你画的这个人物，站在宝座上，就跟实际中一样。”“不，”画家说，“我既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宝座，这些全都是虚构的。不过，人家叫我怎么画，我就得怎么画。”“这是什么意思？”K问道。他故意装作好像没有完全听懂画家的意思，“那不就是一个坐在法官椅上的法官吗？”“是的，”画家说，“可他不是一个高级法官，他从来就没有坐过这样的宝座。”“这么说他是有意让人家画得如此威风凛凛了？他坐在那里俨然一派法院院长的神气。”“是的，那帮先生们就是好虚荣，”画家说，“不过，他们有尚方宝剑，可以这么画像。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规定，应该画成什么样儿。遗憾的是，你正好不能拿这幅画来分辨服饰和座椅的细节，用水粉颜色不适宜于表现这样的题材。”“是的，”K说，“很奇怪，这幅画是用水粉颜色画的。”“那个法官要我这么画，”画家说，“他要把这幅画送给一位女士。”他看着这幅画，一时似乎产生了作画的兴致，便挽起袖子，顺手抓来几支彩笔挥舞起来。K在观看着，只见那沙沙震颤的彩笔尖下，那个法官的脑袋四边形成了一道淡红色的光圈，似一束束光芒愈来愈暗淡地射向四方。这道逐渐围绕住法官脑袋的光圈，是富丽堂皇的象征，又像是崇高称颂的标志。可是，在这正义女神的周围，除了有一点不易为人察觉的色调外，画面显得十分鲜明，也正是在这种十分鲜明的画面上，正义女神的形象似乎特别地突现了出来。她不再使人联想到什么正义女神，也不用再说什么胜利女神，更确切地说，她现在看起来活像一个狩猎女神。K没有料到，看画家作画居然会使他不知不觉地入了迷。可是，他最后却又责备起自己来，来了这么久，居然连自己的正题还一字未提。“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K突然问道。“这我不能告诉你，”画家回答道，深深地倾着身子，俯在画上，明显地冷落了这位他一开始那么彬彬有礼地接待过的客人。K觉得画家的脾气喜怒无常，这使他感到恼火，因为这样白白浪费了他的时间。“你肯定是法院信得过的人吧？”他问道。画家立刻放下彩笔，挺起身子，搓搓两手，笑眯眯地看着K。“你就干脆实话实说吧，”他说，“你想探听有关法院的事，介绍信里也是这么写的，你首先跟我聊起我的画，好把我争取到手。可是，我并不生你的气，你也许不知道，在我这里不兴来这一套。噢，你用不着来解释！”K正想要说明一下，却被画家断然拒绝了。然后他接着说：“另外，你说的一点儿不错，我是法院信得过的人。”他停顿了片刻，好像要留给K时间，让他甘心去接受这个事实。这时，他们又听到姑娘们在门外发出的响动。她们似乎都拥挤在钥匙孔跟前，说不定可以透过门缝看进屋子里来。K打消了任何解释的念头，不想让画家再转移话题，也不愿意助长画家的威风，叫他得寸进尺，盛气凌人，以致使人难以接近。于是，他问道：“你这可是官方认可的位子吗？”“不是，”画家简短地回答道，仿佛K的问题使他无话可说了。可是K急于要让他说下去，便又说道：“也是，这种非官方的职务往往比官方的职务更有影响力。”“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画家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尖，频频地点着头。“我昨天跟那工厂主谈起了你的案子，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你的忙，我对他说：‘什么时候让那人来我这里谈谈，’我很高兴，这么快就在这儿见到了你。看来你很关心这桩案子。我觉得，这当然一点儿也不奇怪。或许你把大衣脱掉，好吗？”虽然K并不打算在这儿久待，不过他倒十分乐意接受画家的请求。他渐渐觉得屋子里的空气闷得难受，好几次诧异地望着墙角上一个显然没有生火的小铁炉子，屋子里的闷热无法解释。当他脱下大衣，正解着上衣扣子的时候，画家抱歉地说：“我就需要暖和。这儿还是很舒适的，不是吗？就这一点而言，这房间的位置十分理想。”K听了这话，一声不吭。实际上，使他感到难受的并不是太热，而更多是那污浊霉腐、几乎令人窒息的空气。这屋子大概已经好久没有通风了。画家请他坐到床上，自己却坐到这屋里仅有的一把放在画架前的椅子上，K越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此外，画家似乎也不理解K为什么只是坐在床沿上。确切地说，他请K坐得舒服些，见他蛮不情愿的样子，干脆自己走上前去，把K深深地推到床里头的靠枕上。然后他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终于向K提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使得K把其他一切全都置之脑后。“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是的，”K说。他回答这个问题，简直是脱口而出，尤其是他跟人私下这么说，也就用不着去顾忌承担任何责任。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如此坦率地问过他。为了品尝这心头的喜悦，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完完全全是清白无辜的。”“噢，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下头，似乎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又抬起头说道：“如果你是清白无辜的，那么事情就很简单。”K听了这话后眼前一阵发黑，这个自称为法院信得过的人，说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的清白无辜，并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尽管如此，他不得不赔着笑脸，慢慢地摇摇头。“事情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微妙关系，法院就沉醉于这微妙的关系网中。可是，到头来，法院不知从哪儿便会拽出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大罪名来加在你的身上。”“对，对，一点儿不错，”画家说，仿佛K毫无必要地打断了他的思路，“不过，你毕竟是清白无辜的吧？”“那当然啰，这还用问，”K说。“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他是不会受反面看法影响的。不过，尽管他讲得非常果断，却叫K弄不清楚，他这么说到底是出于深信不疑呢，还是敷衍塞责。K首先要摸准这一点，于是便说道：“毫无疑问，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我所知道的不外乎是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道听途说来的。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起诉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法院一旦提出起诉，就会认定被告有罪。要想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那可是难上加难呀。”“难上加难？”画家问道，一只手向空中一挥，“法院从来不会改变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在这儿把所有的法官依次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幅画布前为自己申辩，那么，你将会得到比在真正的法庭上还要多的成效。”“果不其然，”K自言自语道，竟忘了他只是想刺探一下画家。
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喊叫声：“梯托雷里，他还要待很久吗？”“别吵吵嚷嚷了！”画家大声朝门口喊去，“你们没看见我在跟这位先生商量事吗？”可这姑娘并不甘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理睬，于是她又说：“请别给他画了，这么一个丑家伙。”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乱作一团的起哄声。画家一步跨到门口，打开一条小缝，只见姑娘们那一双双伸开合拢的手在哀求着。他冲着姑娘们说：“你们再要吵闹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都扔下楼去。坐到楼梯上去，放规矩些。”也许她们没有立即听从，因此画家不得不厉声吼道：“全都坐到楼梯上去！”这样一来，门外才安静了下来。
“对不起，”画家再回到K跟前时说。K几乎没有朝门口看一眼，他完全听任画家的摆布，随他愿不愿或者怎样保护他。即使现在，当画家朝他俯下身子说话时，他也几乎无动于衷。为了不让门外的姑娘们听见，画家有意凑到K的耳边悄声说：“这群姑娘也是法院子弟。”“什么？”K问道，脑袋扭向一旁，注视着画家。可是，梯托雷里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说：“你不想想，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这一点我还没有注意到，”K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这句概括性的议论打消了他刚才讲到姑娘们时的那句话给K所带来的一切不安。尽管这样，K还是朝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门外边，姑娘们现在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有一个姑娘从门缝里穿进一根吸管来，慢慢地移上移下。
“看来你对法院的事还不太了解，”画家说，他朝前叉开两腿，脚尖不住地点在地板上。“不过，你既然是清白无辜的，那也就没有必要知道了。要把你解脱出来，有我一个就行了。”“你怎样来解脱我呢？”K问道，“你自己刚刚还说过，法院对证据完全是充耳不闻。”“充耳不闻的只是在法庭上对质的证据，”画家一边说，一边跷起食指，好像K没有意识到一个微妙的差别。“然而，在这一方面，如果在幕后活动，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也就是说，在顾问室里，在法院的走廊上，或者，比如说，就在这画室里。”K似乎觉得，画家现在所说的不再是那么不可信了。其实，他的话跟他从别的人那里听来的如出一辙。是这么回事，他所说的，甚至充满着希望。如果像律师所说的，法官们都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受私人关系的左右，那么画家跟那些好虚荣的法官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了，无论如何也绝不可低估。这么一来，画家也就当之无愧地加入了K逐渐搜罗聚拢在自己周围的帮忙人的圈子。曾有一度，K的组织才能在银行里有口皆碑。而现在，他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左右应付，这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充分考验这种才能的良机。画家注意到了他的一席话使K动心了，于是有点不安地说：“你就不觉得我讲起话来几乎像是一个法学家吗？老跟法院那帮人打交道，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就变成了这样。当然，我从中受益匪浅。可是，一个艺术家的激情也快要荡然无存了。”“你当初是怎样跟那帮法官拉上关系的？”K问道，他企图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才把他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行列。“那很简单，”画家说，“这关系是我继承来的。我父亲本来就是法院的画家。这个位子向来就是祖传的。新手也顶不了用。要画不同头衔的法官，就得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特别是秘而不宣的规则。可除了一定的世家外，谁也不会知晓这些规则。比如说，在那边的抽屉里，我保存着我父亲的所有绘画，从来不给任何人看。可是，只有懂得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画像。不过，即使我失去了这些画，也没有人动摇得了我的位子，那许许多多的规则都深深地扎在了我的脑袋里。确实也是，哪个法官不想让人家把自己画得跟以前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呢？这就非我莫属了。”“你这位子真让人羡慕，”K说，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在银行的位子，“这么说来，你的位子是不可动摇的？”“当然是，谁也抢不去，”画家得意地耸耸肩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不时地帮助可怜的人打官司。”“那么，你是怎样来帮人家忙的呢？”K问道，好像画家刚才所说的可怜的人不包括他似的。可是，画家不让他打岔，接着说下去：“比如说你的案子吧，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那么，我的做法如下所述。”画家一再提起K清白无辜，已经使K厌烦了。有时候他觉得，好像画家这样说来说去，无非是想把判定这案子必然有好的结果作为他要提供帮助的前提，而这样的帮助自然而然也就毫无意义了。尽管K心里有这样的疑虑，但他还是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打断画家讲话。他不想放弃争取画家的帮助，这一点他已打定了主意。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帮助绝对要比那律师的帮助可信。在这二者之间，他甚至宁可选择画家的帮助，因为他显得更善良、更直率。
画家把他的椅子拉到床跟前，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你，你希望获得哪一种开释。有三种可能性，那就是：真正开释，假释和拖延审理。真正开释当然是最理想的，只是我对这种解决方式无力施加丝毫影响，一点儿法子也没有。照我看，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了就能够达到真正开释。在这里，也许唯有被告的清白无辜会起决定作用。然而你是清白无辜的，那你单凭着这一点似乎就真有可能。不过，这样一来，你便不需要我和别的任何人的帮助了。”
这番井井有条的议论开初惊得K目瞪口呆，可是，到了后来，他也像画家一样低声说道：“我觉得你说的自相矛盾。”“你说怎样自相矛盾呢？”画家非常坦然地问道，笑眯眯地把身子往后一靠。画家的笑容唤起了K的感觉，仿佛他现在要着手揭穿的不是画家言语上的矛盾，而是法庭审讯之中的矛盾。尽管如此，他没有踟蹰不前，而是直言相对：“你开头说道，法庭不管证据不证据，过后你把这话又仅限于公开的法庭上，而你现在甚至说，一个无罪的人在法庭上是不需要任何帮助的，这其中就包含着矛盾。再说，你开头说过，法官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左右，而你现在却否认，你所称道的真正开释从来都不会通过个人施加影响获得。这便是矛盾之二。”“这些矛盾都是不难解释明白的，”画家说，“这里所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一个说的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一个说的是我亲身体验的，你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在法律中——不过我也没看过，一方面自然有无罪者应无罪开释的规定。可另一方面，却不会写上法官可以受人左右的条款。那么，我所经历的恰恰与之相反。我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开释的案子，可我经过许多靠着人际关系了结的案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案子里，没有一个被告是无罪的。可是，这真的可能吗？在那么多的案子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是无罪的吗？我小的时候，每当父亲在家里谈到案子的事，总是听得很仔细；还有那些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是谈法院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简直就是唯一的话题了。等到我有了自己上法院的机会，我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去关注那些处于关键阶段的案子，而且，只要案子不是遥遥无期，就关注到底。可是，我得承认，我连一次真正开释的案子都没有碰到过。”“这么说来，一个无罪开释的都不会有了，”K说，仿佛他在对自己，对着自己的希望在说话，“不过，这倒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存在的看法。由此可见，就是从这方面来看，法院也是一个名存实亡的躯壳。一个刽子手就可以包办整个法院。”“你可不能这样一概而论，”画家不高兴地说，“我不过是谈谈经验而已。”“这就够了，”K说，“或者你还听到过更早以前有过无罪开释的案例呢？”“这样的无罪开释，”画家回答道，“应该说肯定是有过的，只是十分难以断定。法院的最终裁决是不会公布的，连法官们都无法摸得透。因此，要说过去的案例，不过是存在于传闻之中。可以肯定，这些传闻甚至大多数说的是真正的无罪开释，而且可以使人相信，可就是无法查证。尽管如此，这些传闻可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因为其中无疑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再说，它们也非常优美动听，我自己就拿这样的传闻当题材，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可改变不了我的看法，”K说，“到了法庭上，总归不能拿这些传闻当依据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当然不能这么做，”他说。“那么，现在谈论这个就没有什么用处了，”K说，他打算暂且接受画家的所有看法，即使他认为那些看法是难以置信的，而且跟别的说法相矛盾，那也无妨了。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追究画家所说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更没有时间去反驳他；他最迫切希望的就是打动画家来帮他的忙，无论怎样都行，哪怕帮不到点子上也行。因此，他说：“那么，我们就撇开这个真正开释的话题吧。你刚才不是还提到另外两个可能性吗？”“假释和拖延审理。就剩下这两个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你要不要先脱掉上衣呢？然后我们再谈这些。我看你好像很热。”“好吧，”K说，他一直只顾听着画家没完没了的解释，竟什么都忘了。可是现在，画家一提起热，他的额头不禁汗珠滚滚。“简直受不了。”画家点点头，好像十分理解K不舒服的感觉。“可不可以打开窗户呢？”K问道。“不行，”画家说，“那不过是一片固定在上面的玻璃，打不开。”K现在明白了。他一直在盼着画家或者自己突然走上前去打开窗户，即使是吸进去尘雾也不在乎了。在这里，跟空气彻底隔绝的感觉不禁使他头晕目眩。他把手轻轻地搭在自己身旁的羽绒被上，有气无力地说：“这样真的不舒服，也不健康。”“噢，不对，”画家替自己的窗子辩护说，“这窗户固定在上面，虽说只是单层玻璃，却比双层窗更能保暖。我要想通通风，只要打开一扇门，或者两扇门就行了。其实通气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到处都有空气从这些缝隙钻进来。”听了这番解释，K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四下看看，想找出第二扇门来。画家注意到了他在干什么，便说道：“门就在你背后，床放在那儿，只好把它堵住了。”K这才发现墙上那扇小门。“这地方做画室用实在小得可怜，”画家说，好像有意抢先说出来，要堵住K挑剔的嘴似的，“我得想方设法来布置。床挡在门前，当然摆得不是地方。就说现在正让我给画像的那个法官吧，他总是打床边这道门进来，我也给了他一把开这道门的钥匙。万一我不在家时，他便可以开门进来在里面等我。可是，他一般都是一大早就来，我还在睡觉呢。当然，不管我睡得多么熟，只要床边的门一开，我总会被惊醒。当他从我的床上爬过去时，欢迎他的就是我不绝的叫骂声了。你要是能听得到的话，任何对法官的崇敬之意顿时就会烟消云散。我当然可以从他手里收回钥匙，不过，这么一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要弄开这两扇门，根本用不着费吹灰之力。”画家讲这番话时，K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上衣脱掉。然而，他最后意识到，如果不脱去上衣，就无法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于是他脱下上衣，把它搁在膝盖上，以便谈话一结束，马上就能再穿上。他刚一脱下上衣，门外就有个姑娘大声叫道：“他把上衣都脱了！”随后便听到姑娘们一个个挤到门缝跟前，想亲眼看看里面的洋相。“姑娘们以为，”画家说，“我要给你画像了，所以你脱去了衣服。”“是这么回事儿，”K并不怎么感兴趣地说。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坐在这儿，可觉得比先前好不了多少。他几乎闷闷不乐地问道：“另外那两种可能性怎么说？”他连这两个名称都忘掉了。“假释和拖延审理，”画家回答道，“这两种怎么选择就在于你了。反正我都可以帮你实现，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得费一番艰辛。而在这一方面，两者的区别在于：假释要求短时间内集中力量使足劲，拖延审理则要持续性地使使劲就行了。那么就先谈谈假释吧。如果你要选择这一种的话，我就拿张纸来，为你写一份无罪证明书。这样一个证明书的文本是我父亲传给我的，那可是无懈可击的。然后，我就带着这份证明书，把我所认识的法官都跑一跑。那么我想先从现在正让我画像的这位法官开始。我今天晚上等他来开会时就把这个证明书递给他。我把证明书交给他，向他申明你是无罪的，并且我自己担保你是无罪的。但是，这可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担保，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有责任的担保。”在画家的目光里，似乎隐含着一丝责怪的神情：K居然要把这么一个担保的重任放在他的身上。“你真是太好了，”K说，“法官是会相信你的。尽管如此，他真的会无罪开释我吗？”“就像我刚才说的，”画家回答道，“再说，谁也不敢完全肯定，每个法官都会相信我。比如说，有些法官会要求我领着你去让他们见一见。这样一来，你就得跟我跑一趟。可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事先自然会详细告诉你，见什么样的法官，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糟糕的是那些一见就把你拒之门外的法官，这样的事也难免不发生。要是碰到这样的法官，我们也只好作罢了。但是，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多方的努力。不过，我们甩开他们也无妨，因为法院里不可能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说来，等我争取到足够数量的法官在这份证明书上签了字，马上就带着它去见正好审理你这案子的那位法官。我也可能得到他的签字。这么一来，一切事情就比平常进展得要迅速些。一般说来，案子办到这一步，就不会再出现太多的障碍了。对被告来说，这就是他感到充满信心的高潮时刻。人们在这个时候要比真的无罪开释后更充满信心，似乎不可思议，但实实在在如此。他们用不着再特别费心了。主审法官手头上握着由一些法官签名担保的证明书，也可以放心地判你无罪开释了。毫无疑问，尽管还有各种各样的手续需要履行，但他看在我和他自己一些朋友的面上会这么做的。而你就能走出法院，获得自由。“这么说来，我到时候就自由了，”K将信将疑地说。“是的，”画家说，“不过只是表面上自由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暂时自由了。我的熟人都属于最低一级法官，他们没有最终判决无罪开释的权力，这种权力只由最高法院掌握，而最高法院是你、我和大家都无法接近的。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再说，我们也不想知道。说到底，我们的法官没有最终判处无罪开释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无疑有权力暂时解除你被控告的罪责。这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开释了，便暂时摆脱了控告。但是它依然继续盘旋在你的头上，只要上面一来命令，立刻就会再加在你的身上。我跟法院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我也能够告诉你，在法院各项办事规章中，真正开释与假释的区别纯粹流于形式。宣判无罪开释时，诉讼案件应该全部封存，从审理程序中彻底消失，不仅是起诉书，还有审理程序文件，甚至也包括判决书都从审理程序中销毁，一切都从审理程序中销毁。而假释时就不是这样；案卷本身只是加了无罪证明书，无罪判决书和判决说明书，别无其他。此外，案卷依然辗转于审理程序之中，依照法院那持续周转的办事原则，呈转到高一级的法院，又退回低一级的来，呈上递下，紧一阵儿，慢一阵儿；这儿停停，那儿歇歇，就这样转来转去，案卷的辗转旅程是无法计算的。从局外看，人们会得到一个假象，以为一切早已被忘却，案卷丢失了，无罪开释已成为彻底的无罪开释了。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不会这么想。其实，案卷安然无恙，法院里根本没有忘记这一说法。有朝一日——谁也无法预料，哪位法官忽然拿起案卷来琢磨出了味道，觉得这个案子的起诉依然有效，立即就会下个逮捕令。我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从假释到重新逮捕隔着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我就听说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可能：被无罪开释的人从法院回到家，却发现已经有人奉命等着又要逮捕他。于是，他刚获得的自由又化成了泡影。”“那么，这桩案子又得从头审理吗？”K简直难以置信地问道。“当然啦，”画家回答说，“这桩案子是得从头审理起。不过，又会像前一次一样，有可能再次争取到无罪开释。人们又得全力以赴从头做起，千万不能泄气。”他讲出最后这句话，也许是冲着K的，他发现K垂头丧气的样子。“可是，”K说，仿佛他现在有意要抢先在画家吐露说法前似的，“第二次争取获得无罪开释岂不是比第一次更困难吗？”“在这一点上，”画家回答道，“谁也不敢断言。我看你的意思是，第二次逮捕会影响到法官们做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对吗？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官们在第一次宣判无罪开释时，就已经预见到可能再次逮捕。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也许由于种种别的原因，诸如法官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对案件的司法判断等等，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争取第二次无罪开释的努力必须顺应业已变化的情况。一般说来，也必须像争取第一次无罪开释时那样想方设法，顽强不屈。”“可是，第二次无罪开释依然还不是最终判决，”K说着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当然不是，”画家说，“有第二次无罪开释，就会有第三次逮捕，跟着第三次无罪开释，还会有第四次逮捕，依此类推，没有穷尽。这就是假释的本质所在。”K不置可否。“很显然，你好像觉得假释不可取，”画家说，“也许拖延审理更合你的心意。要不要我给你说说拖延审理是怎么回事？”K点点头。画家满不在乎地往他的椅子上一靠，睡衣大敞了开来。他伸进一只手，抚摩着胸部和两肋。“拖延审理，”画家说，他向前方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寻思着一个完全贴切的解释似的，“拖延审理就是让案子始终徘徊在最初的诉讼阶段。要想取得拖延审理，就需要被告和帮忙的人，尤其是帮忙的人，始终跟法院保持直接联系。我不妨再说一次，这么做并不需要像争取假释那样耗费精力，但是却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你得时时密切关注案子的情况，定期去找找主办法官。要是碰到紧急情况，还得专门跑跑，而且要想方设法跟他拉好关系。如果你本人不认识这个法官，那就应该通过你所认识的法官去给他施加影响，但万万不可因此而放弃争取直接跟他面谈的努力。如果你把这些事都办得妥妥帖帖，那你就可以蛮有把握地断定这桩案子出不了它的第一阶段。虽然诉讼并没有停止，但是被告几乎逍遥法外，就像一个自由人一样。跟假释比起来，拖延审理好在被告的前程不是那么虚无缥缈，他不会遭受突然逮捕的惊恐，用不着提心吊胆，也免得在种种特别不适宜的时候承受紧张和惊恐的刺激，而这些在获得假释后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对被告来说，拖延审理也有某些不利之处，这是不可忽视的。我这么说，考虑的并不是被告在拖延审理中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其实，从根本上说，得到假释后，也不是真正自由了。我这里说的是另一面的不利。要想拖住案子，起码得找些掩人耳目的理由。因此，对外得做做样子，让人觉得案子没有停下来。这就是说，必须时不时做出各种安排，如传讯被告、进行调查等等。尽管案子人为地限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但它恰恰必须持续不断地运作。这当然会带来一些让被告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可你别把这事想得太严重了。说实在的，这一切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传讯只是简短了事。如果你有时候没有空或者不想去，就可以找个托词不去；你甚至可以跟有些法官事先商量好一个长时间的安排。说来道去，归结为一句话：因为你是被告，所以就要时时去找一找你的主办法官。”画家讲最后几句话的时候，K已经把上衣搭在胳膊上站了起来。“他已经站起来了！”门外立刻有人喊道。“肯定是这儿的空气让你待不下去了。实在很抱歉。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我不得不长话短说了。但愿我所说的你都听明白了。”“是啊，”K说，他由于极力强迫自己去听画家讲话，有些头昏脑涨。尽管K已经表明画家讲得很清楚，可画家把他所说的一切又总结了一遍，好像要给踏上归程的K送去一份安慰：“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使被告免受宣判。”“可是它们也不能使被告真正获得无罪开释，”K低声说，仿佛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你一语点破了事情的本质，”画家连忙说道。K把手搁在大衣上，却连穿上衣的决心也下不了。他恨不得把大衣和上衣卷成一团，拎上就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门外的姑娘也不可能打动他去穿上衣服，尽管她们已经过早地嚷嚷起他在穿衣服。画家极力想猜度出K的心境，因此说道：“你大概对我的建议还没有做出抉择吧。这是合情合理的。你真要立即做出了决定，我还要劝你三思而后行呢。现在利弊分明，一切都得仔细权衡。当然，事情也得抓紧，不宜拖得太久。”“我很快会再来的，”K说道，他突然下了决心，穿好上衣，随手把大衣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门口走去。门外那群姑娘一下子尖叫起来。K觉得自己透过那扇门看见了她们在尖叫。“你说话可要算数啊，”画家说，他没有去陪着K，“要不然我就自己去银行里找你过问了。”“你们把门打开好吗，”K说着去拉了一下门把手，发觉姑娘们在门外死死地拉住不放。“难道你想叫那帮姑娘给缠住吗？”画家问道。“我看你最好还是从这边出去吧，”他指着床后的那扇门说道。K照着画家的指点，转身回到床跟前。可是，画家却没有去打开那扇门，而是钻到床底下问道：“且再等一会吧，你想不想再看看一两幅画？也许你有兴趣买它呢。”K不想失礼，画家对他的确够热心了，而且答应继续帮他的忙，更何况由于K的疏忽，还根本没有提起帮忙付报酬的事。因此，K现在无法拒绝他，只好让他拿出画来看看，尽管他急得浑身打战，恨不得立即离开这间画室。画家从床底下拉出一叠没有镶框的画来，上面盖着一层灰尘。他试图吹去最上一层画上的灰尘，顿时尘埃在K的眼前飞飞扬扬，呛得K好久喘不过气来。“一幅荒野风光，”画家一边说，一边把画递到K的手里。上面画着两棵弱不禁风的枯树，彼此隔得老远，孤零零地立于苍苍茫茫的草地上，背景是绚丽多彩的落日。“漂亮，”K说，“我买下了。”K不假思索地说，如此简短地敷衍了事。他看到画家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而是从地板上又捡起一幅画来，心里不免高兴起来。“这幅跟那幅是姊妹画，”画家说。这幅或许是打算画成姊妹画的，可是却让人看不出跟那一幅有一丝一毫的不同：这里也是两棵树，也是一片草地，也是一轮落日。然而，K心不在此。“两幅优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了，我将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你看来好喜欢这个题材，”画家说着又拿起一幅画来，“很凑巧，我这儿还有一幅类似的画。”又是一幅荒野风景，与其说是类似，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雷同。画家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机会，要把一堆推不出去的老画都塞给K。“这幅我也要了，”K说，“这三幅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你现在急着要走，我们反正来日方长啊。再说，你喜欢这些画，叫我好高兴，我要把床底下所有的画一起送给你。全都画的是荒野风景，我已经画了许多荒野风景画。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这样的画，说什么气氛太忧郁。可是，另有一些人，比如像你吧，偏偏就爱的是忧郁的格调。”然而，K现在毫无心思去听这位乞丐画家的职业经验之谈。“你把这几张画包起来吧，”K大声说，打断了画家的唠叨，“明天我让办事员来取。”“大可不必，”画家说，“我想，我可以找一个人跟你把画送去。”说完，他终于身子俯在床上，把门打开了。“不要紧，你就踩着床过吧，”画家说，“谁进来都要打床上过。”其实，就是画家不这么请，K也会毫不顾忌地这么做，甚至已经把一只脚踩到了弹簧床的中间，从敞开的门往外一看，跨出去的脚不禁又收了回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问画家。“你这么大惊小怪什么呢？”画家反问道，自己也觉得奇怪了，“这儿是法院的办公室。难道你不知道这儿是法院的办公室吗？法院的办公室几乎遍布于栋栋楼房的阁楼上，为什么偏偏这栋楼里会少了呢？我的画室本来也是法院的办公室，不过法院把它让给我用了。”K并不太吃惊在这里也发现了法院的办公室，他在为自己对法院的事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在他看来，一个被告行为的基本准则就是时时事事有备无患，永远不会使自己感到出乎意料，绝不能当法官出现在你的左面时，你依然稀里糊涂地看着右面，——他偏偏一次又一次地违反了这个基本准则。在他的面前，伸展出一条长长的走廊，一股气流冲面而来。相比之下，画室的空气倒还新鲜。走廊两边摆着长凳，跟审理K一案的法院办公室的走廊里一模一样。看来法院办公室的布置都有统一明确的规定。眼下走廊里来来往往也没有多少办事的。一个男人欠着身子靠在长凳上，脸趴在胳膊上，似乎在睡觉；另一个男人站在走廊半明半暗的尽头。这时，K从床上踩过去，画家拿着画跟在他后面。他们一出门就碰上了一个法院听差——K现在已经从金纽扣上辨认得出所有的法院听差；他们身穿便服，上面除了普通的纽扣外，都有一枚金扣子，画家吩咐他，陪着K把这些画送去。K掏出手帕，捂在嘴上，踉踉跄跄地往前晃去，哪里像在走路。他们快到出口时，那帮姑娘朝他们蜂拥过来，K终归还是未能避开她们。姑娘们显然是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打开了，便急忙绕个圈子赶了过来，想打这边冲进去。“我不能再送你啦！”画家哈哈笑着大声说道，他被姑娘们团团围在中间。“再见吧！别考虑得太久啦！”K连头也不朝他回一下。到了马路上，他立即叫住了迎面而来的第一辆出租马车。他急于要甩脱这个听差，那枚金扣子直刺得K惶惶不安，尽管它平常很可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殷勤的听差上了车，还要坐在车夫的身旁，K却把他赶了下去。K回到银行时，早已过了中午。他真想把这些画都扔在车里，可又怕哪一天画家来让拿出来看看。因此，他让把画拿进办公室，锁在自己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里，至少在往后的日子里，免得让副经理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