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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铿
最近赏析傅雷译文全集修订者罗新璋先生相当古雅的《红与黑》的译文，便拿了一本英译本对照着读。对于罗译的“信、达、雅”，只能说是五体投地。我们从前看的是著名法文翻译家郝运的译本，他的儿子还曾是笔者二十年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于是便又想到了找同书的一些其他译本来看看。这一找不得了，居然找出了不下十个《红与黑》的译本。从一九四七年赵瑞蕻先生的译本，到最近郭宏安的译本等大家的手笔，中间还有许渊冲和王瑾泽另两位名家的译本。此外译林江湖上的好汉亮出尊姓大名的还有张冠尧、水木、魏裕和杨剑敏的译本，至于那些不知为何隐姓埋名的《红与黑》译本也另有一大把。
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说过一部西方小说有十个以上译本的。即便是《神曲》，也不过是七八个译本而已。然而《神曲》是史诗，是出名的难以翻译，译本多还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在想，那么多人翻译《红与黑》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字拥有巨大的挑战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读者和译者在心灵的深处都深深地被那种“卢梭情结”给迷住了。从“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特别迷恋卢梭的著作，从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到《爱弥儿》和《忏悔录》，几乎本本都是在进步青年中间相当流行的热门著作；无独有偶，这种“卢梭热”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国青年中的时髦在中国的翻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左派都依然热衷于卢梭的思想，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现的新著《独行者的呓语》（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在法国更是人手一本，洛阳纸贵。然而在中国，卢梭的理论著作毕竟还是太艰深，《红与黑》动人的悲剧性故事情节则正好既轻松地弥补了深奥理论的空缺，又满足了跳跃社会阶层之龙门的美梦。
行文至此，读者会问，何谓“卢梭情结”？在我看来，“卢梭情结”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的问题。卢梭认为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构成了最不合理的不平等，是人间罪恶的渊薮：“人天生是善良的，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成邪恶。”这种煽情的、对社会等级刻骨铭心的忌恨在近代不能不最先归功于卢梭，而且它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社会公平不仅仅是指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社会机会平等，还意味着人人拥有致富和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也应该是均等的，社会弱势群体则有权得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任何社会等级制度，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都是不合理的。斯当达将这种对等级制度的忌恨在《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身上刻画得淋漓尽致。于连最初对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感情都根本不是所谓的爱情，而是冷静算计之下标志他的聪明才智的战利品，所以当他初次得手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时候，心里的最大快意是扬扬得意，而绝不是那种得到终身异性知己的喜悦。斯当达在描叙瑞那夫人和于连第一次偷情后的心理时说“于连走后，使她神魂失措的云情雨意并未消歇，同时令她撕心裂肺的悔恨交并也未中止”（为了体现罗新璋的神译，特将英译附上：Julien’s departure did not in any way bring to an end those ecstasies which thrilled her in spite of herself, and those troubles of remorse which lacerated her）。此外，斯当达在描写于连两次和瑞那夫人及拉穆尔小姐幽会中，都让于连用一把梯子从窗口爬进她们的房间。这个“梯子的隐喻”不仅表明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爬升者，同时也象征着于连不惜任何人身屈辱，在社会等级忌恨的驱使之下，会用尽心计，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的梦想。
“卢梭情结”的第二种成分是对贵族的爱憎交织的情感。卢梭作为一个钟表匠的儿子，十六岁便逃离了家乡，后来遇上了一位比他大十几岁的贵族恩人德·瓦郎夫人，她把他收留下来，给他以系统的教育，并使他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沙龙之中。德·瓦郎夫人对于从小失去了母爱的卢梭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然而卢梭后来在贵族社会的沙龙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贵族的冷眼歧视。因而卢梭对于贵族的情感混杂着又恨又爱的复杂心理，既不能融入贵族社会，又脱离不开贵族的扶持。相比之下，同样受到过诸多贵族的侮辱的伏尔泰则没有卢梭那种贵族的嫉恨或爱憎交织的情感。伏尔泰的策略是融入贵族社会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锯木匠的儿子，从小也没有母爱；于连也是一个像卢梭一样聪颖过人的才子，最后在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之间还是更爱比他大十几岁的瑞那夫人，因为他实在感激瑞那夫人对他没有偏见和杂念的爱心。斯当达所刻画的于连形象留下了半个多世纪前卢梭的真实身世的痕迹。就连对于贵族的那份爱憎也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也有不同的话，那便是于连的野心恐怕比卢梭更为雄伟，更为高大：于连的终极梦想是要做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将军（红色是当时法国军服的颜色），复辟时期的法国粉碎了于连的梦想，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教会里终日穿黑服的神父。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贵族制度，但是“欺贫媚富”的势利眼在社会剧变的今天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欺贫媚富”则不过是卢梭那种对贵族爱恨交织情感的变相体现而已。
“卢梭情结”的第三种成分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亵渎神灵心理。于连内心的终极傲慢正体现在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父，神根本就不在他心里。于连对他的恩人彼拉神父坦白了他内心一丁点儿都不相信上帝，他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神父完全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斯当达在描叙于连的心理时毫不隐讳地告诉读者，于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拯救五个人，还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杀死一个人。卢梭本人曾为了个人便利而从天主教改信新教，后又从新教返回天主教，最后沦为既不信传统的天主教，也不宗奉新教。他在《社会契约论》里阐述了一种“最高主宰教”，认为那是社会团结所需要的宗教情感，成了现代世俗的“公民宗教”的鼻祖。至于于连，他恐怕连“最高主宰教”都不放在眼里。当他踌躇满志、将和拉穆尔小姐缔姻、得到了拉穆尔侯爵的封地、又升到了军队中的上尉之时，正是他性格中的这种亵渎神灵的高傲，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弱点一样，导致于连因旧情人的一封书信而竟去枪杀旧情人，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笔者以为，斯当达所安排的这个最后结局主要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同情，而是象征着“卢梭情结”的种种炽烈情感最终必将导致个人的毁灭；至少是在当时法国的国情之下，这种“卢梭情结”导致个人毁灭的象征完全合乎社会的逻辑，乃至合乎历史的逻辑：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即是“卢梭情结”走过了头。
至此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于连有那么多的致命性格弱点，为什么他仍然得到读者普遍的同情呢？简单地说来，这是因为于连仍然是社会不公的一个牺牲品。于连是当时法国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弱者，他的出人头地的想望仍然受到贵族社会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的限制，使他感到受尽屈辱。同时，那个怂恿瑞那夫人写信、出谋划策陷害于连的维璃叶市新市长所代表的旧贵族也确实痛恨于连这个不择手段又毫无信仰的平民觊觎者，所以作为陪审员，必欲置于连于死地不可。再者，于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度翩翩的才子，那种天生我才而无用武之地的处境也赢得了法国和中国读者的广泛同情。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有形无形的歧视，要是机会确实是人人平等的，要是法律是公正的，那么于连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因此，也可以说斯当达是在用于连的悲剧控诉当时法国社会的不公。斯当达的高明就在于，他笔下的于连使人产生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情，而是混杂着某种可怜、可悲乃至可鄙的同情，以致说不清到底是同情，还是可叹。这比后来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使人产生的那种单纯同情感似乎更有力量。
“卢梭情结”最容易在社会公平缺乏保障的社会之中盛行。美国的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恐怕是数一数二的，公司CEO的平均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三百多倍，而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一万五千美元）；然而除了那年华尔街拿了纳税人的钱乱发奖金引起民愤之外，美国人似乎对贫富差别的忍受力相当之大。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美国梦”所宣扬的，即是人人都有致富和成名的机会；确实还是有很多社会立法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此外，司法相对来说是独立而公正的。所以仇富心理在“美国梦”的诱惑面前大都消解了。没有人会对亚马逊的贝索斯、股神巴菲特或雅虎的杨致远产生忌恨或仇富的心理。
中国当前的仇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梭情结”的一个变种。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还是社会立法不完善。中国几千年来尚没有一个完善而独立的民法系统，以致老百姓总是要跑到老远的京城去诉冤或上访。这种诉冤或上访的传统本身即说明了司法系统的不独立，或者说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然而社会体制有其自身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乃至个体的一生中彻底改变。这里笔者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读者会如此着迷于《红与黑》这样一本反映社会等级制度之不公的小说。笔者甚至在亚马逊网站上读到一位美国研究生的评论说，美国大学生中读英语专业的学生居然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斯当达的这部小说！
——原载《书城》二〇一一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