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间,法国发生了一个非常事件,一个轰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事件。在大仲马诞生两百周年之际、逝世一百三十二年之后,法国政府作出一个非常决定,给大仲马补办国葬,让他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搬进巴黎的先贤祠。
先贤祠是何等地方,乃是真正不朽者的圣殿。它始建于1764年,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埃芙山上,右依巴黎索邦大学,左拥巴黎高师,俯临法国参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
永久居住在先贤祠的文人,先前已有五位。
首批入住的是伏尔泰和卢梭,即法国18世纪启蒙时期的两位大师,法国现代文明的两座思想灯塔。随后则是19世纪的两位代表人物:大文豪与共和斗士雨果;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发表《我控诉……》的文学家和社会正义的卫士左拉。20世纪法国仿佛进入迷惘的时代,先贤祠险些空缺,最后总算将马尔罗安排进去,虽有以争议替代尴尬之嫌,但这位神主毕竟有人格力量,是当代人类生活状况的勇敢探索者。
进入21世纪,仿佛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法国人作出了非常之举,将逝世一百三十余年的大仲马请进先贤祠,完成了跨世纪的工程。不过,法国人虽然素有别出心裁的名声,但这种史无前例的非常之举,如果选错了对象,还是会造成超现实的大笑话。
必是非常之人,才配得上这种非常之举,而大仲马恰恰是这种非常之人。因此,法国这一超越文坛的盛事,只给世人以惊喜,并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如果在全世界的读者中搞一次差额选举,我敢断定大仲马会赢得多数票,尽管别的候选人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比大仲马的还可能高出一筹,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我拈出“非常”这个含义宽泛的字眼儿来界定大仲马,就因为给风格鲜明的那些作家冠名的用词,放到大仲马的身上都不大合适。提起雨果,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提起司汤达或者巴尔扎克,必然想到批判现实主义;而提起左拉,则回避不了自然主义。大仲马和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是同时代人,他们都投入了在法国刚刚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大仲马的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于1829年在巴黎演出又打响了第一炮,可是称大仲马为浪漫派作家,就难免以偏概全了。
不少文学批评家称大仲马为通俗作家,这倒有一定道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刮起了小说连载风,于是,连载的通俗小说大量涌现,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通俗小说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等,也都给报纸写过长篇连载小说,但是最负盛名的,还要数当时并驾齐驱的大仲马和欧仁·苏。然而,通俗小说大多是短命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个时期大批通俗小说及其作者,都已湮没无闻了。可是大仲马的代表作品,如《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基督山伯爵》等,在世界上却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赏阅,显示出特别的生命力,这便是大仲马的非常之处。
大仲马名下的作品(因为某些作品有合作者)非常庞杂,难以计数,有的材料上称多达五百卷。仅就戏剧和小说而言,他尝试了所有剧种,创作出约九十种剧本,而小说的数量则近百部。这种庞杂招致批评,说他的作品多有疏漏,流于肤浅,缺乏鲜明的风格。这些指责都有一定道理。大仲马的写作往往高速运转,疏漏明显存在。此外,他搞的不是命题文学,也不专门探讨某一社会问题,只是讲故事,讲好听的故事,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创造出一个非常生动的大世界,不能拿文学精品去衡量的一个充满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的大世界。
非常景、非常事、非常人,构成了大仲马的非常世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大仲马一生都那么放诞、夸饰、豪放、张扬,因而,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景非常景,事非常事,人非常人,一切都那么非同寻常,就好像童话,就好像神话。
景非常景。大仲马不像巴尔扎克等人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去描绘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大仲马总是开门见山,起笔就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本书正文第一句话便是:“话说1625年4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读者也一定要跟着跑去,“想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无独有偶,《基督山伯爵》开头一句话也是:“1815年2月24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的里稚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紧接着便是码头上“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两部小说一开场,主人公就在变故中亮相,这就决定了故事情节展开和发展的速度,也决定了故事背景的特异和不断变幻。大仲马总把他的主人公置于命运的变化关头,或者历史的动乱时期。不断变幻的特异场景,恰好适应故事情节快速进展的需要,与巴尔扎克“静物写生”式的场景大相径庭。
《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唐代斯刚刚升为船长,在同心爱的姑娘结婚的婚礼上,因遭诬陷而突然被捕,并且很快被押往伊夫狱堡终生监禁。于是他开始了由命运安排的非常经历,越狱逃生,找到财宝,报恩又报了仇。非常的经历,自然都发生在非常的场景中:海水环绕的狱堡地牢、荒凉岩岛的山洞;就是沙龙和花园、各种交际场所,也都因为密谋而笼罩着特殊的气氛。
《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背景,则是一桩宫闱密谋和拉罗舍尔围城战,场景频频变化,忽而路易十三宫廷,忽而红衣主教府,忽而火枪手卫队队部,忽而乡村客栈,忽而修女院,忽而拉罗舍尔围城战大营,忽而英国首相白金汉府……每一处作者都不多加描述,但是每一处都因为有参与密谋的人物经过,便丧失了日常的属性,增添了特异的神秘色彩,故而常景而非常景了。
事非常事。大仲马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无意像巴尔扎克等作家那样,绘制社会画卷。基督山伯爵恩仇两报,犹如神话,表面常事掩饰着非常事,事事都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三个火枪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然而大仲马坦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这一比喻不大合乎中国读者的习惯,换言之,历史不过是大仲马讲故事的幌子,他不但善于讲故事,还善于戏说历史。达达尼安的雄心和恋情,同宫闱密事、国家战事纠缠在一起,事事就都化为非常事了。他和三个伙伴为了挫败红衣主教的阴谋,前往英国取回王后赠给白金汉的镶有十二枚钻石的别针,一路险象环生,绝处逢生,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保全了王后的名誉,但是与权倾朝野的红衣主教结怨,性命就握在黎塞留的手中了。神秘女人米莱狄为了要达达尼安等人的性命,就奉红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国权相白金汉发兵,救援被法国大军围困的拉罗舍尔的新教徒。于是,双方暗中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故事情节演进发展,铺张扬厉,逐渐超越社会,超越历史,成为超凡英雄的神奇故事了。
多少读者的历史知识,是从阅读历史小说中获取的。中国老百姓所了解的三国历史,大半不超过《三国演义》,而有关清朝历史的知识,更是来自各种戏说和历史武侠小说。同样,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也向法国读者提供了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通而观之,人类阅读追求故事情节的兴趣,多少世纪以来并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大仲马的一些小说至今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此外,大仲马讲述故事的轻快语调,情节每发展一步都同读者的兴趣所达成的默契,也都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
人非常人。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如唐代斯、达达尼安等,当初就是普通的海员、乡绅子弟,但是命运(作者的安排)把他们变成了非凡的人物。何止主人公,就是其他重要人物,如路易十三、火枪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首相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等这些历史人物,本来都在尘封的历史书中长眠。可是,他们一旦被大仲马拉进小说,就改头换面,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历史人物摇身变为历史小说人物,从而有了超越历史的非凡之举,他们特异的性格与命运,也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
大仲马的小说人物的非凡之举,原动力固然因人而异,其中不乏高尚的忠诚、友情、正义感和侠义精神,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贪欲的驱使。他们贪图荣誉、金钱、女人、权力,贪图美酒佳肴,还渴望报仇……由希腊宙斯等诸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发扬光大;从拉伯雷到伏尔泰,再到大仲马,可以说一脉相承。
大仲马笔下人物的超常胃口,也正是大仲马的胃口,他在生活中的各种贪欲,都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他的人物身上。例如达达尼安,差不多他什么都贪,贪图功名、金钱、地位、女色,等等,正是这些贪欲激发出他的冒险精神,促使他走上一条充满各种诱惑的人生之路。三个火枪手也各有所贪,连最清高的阿多斯,也还贪酒和复仇,更不用说波尔托斯了。位极人臣的黎塞留贪权贪名,国王路易十三贪钱、心胸狭隘又贪图“正义”的名声,让人们称他“正义者路易”。
大仲马在生活中和作品里,都毫不掩饰,甚至炫耀各种欲望,而在他的笔下,不炫耀者便是心怀叵测的人物。当然,在达达尼安和三个伙伴身上,如果没有忠诚和豪爽的一面,贪欲就成为讨厌的东西了。他们四个人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朋友,谁有钱都拿出来大家花,遇到事情也一起行动。达达尼安多想当官,他拿到空白的火枪卫队副队长的委任令时,还是先去逐个请求三个朋友接受。在大家都拒绝,而阿多斯填上达达尼安的名字后,达达尼安禁不住流下眼泪,说他今后再也没有朋友了。
大仲马的人物贪欲而不求安逸,他们认为安逸是仆人和市民过的日子。不冒任何风险,无异于慢慢等死。他们是躁动型的,往往捅马蜂窝,自找麻烦,冒种种危险而乐在其中,凭智慧、勇敢和天意,最后总能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大仲马一生充满贪欲和豪情,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花费二十余万法郎建造基督山城堡,每天城堡里高朋满座,食客如云,多至数百人,豪华的排场名噪一时。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赚钱,又不断地挥霍,屡次陷入债务的麻烦,最后连他的城堡也被廉价拍卖了。有福同享的大有人在,有难同当者却不见一人,这就是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差异。
大仲马深知,唯一借用而无须还债的东西,就是智慧。他以自己的大智慧,创造出一个由非凡的人、非凡的故事构成的文学世界。但是千虑还有一失,有一个非常动人、出人意料的故事,没有写进他的作品:在逝世一百三十二年后,大仲马作为这个奇异故事的主人公,完成了从家乡小镇迁入巴黎先贤祠的非凡之举。
李玉民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