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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词的深处
我参加了我的诞生。
阿兰·博斯凯《首篇诗》
我有我的护身符：语词。
亨利·博斯科《风光与景色》
梦与梦想、幻梦与幻想、记忆与回忆，这些词的区分都说明一种需要：这就是把所有具有魅力的、柔和的、超越了过分单纯的阳性名称的心灵状态用阴性来表示。
这种议论在以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说话的哲学家看来，无疑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把语言视为简单工具——因此人们应竭力使之准确表达思想的全部精深微妙——的思想家看来，尤其如此。但是，一个爱幻想的哲学家，一个在幻想时停止思考，并对自己宣布智力与想象力分家的哲学家，当他梦想着语言，当语词从幻想的深处为他出现时，他怎能对他在话语的起源处所发现的阴阳性对立没有感觉呢？梦与梦想早已通过标志它们的性别表现出它们的差异。当人们将梦与梦想看作同是一枕幻梦的两种类别时，他们必然丢失了某些微妙的含义。让我们还是保留我们的语言的明亮特性吧。让我们深入词的细微含义，并努力实现梦想阴性的柔和特征吧。
大致说来——我试图向宽厚的读者建议——梦是阳性的，梦想是阴性的。在下面的篇章中，我们将按深层心理学所提出的区分，把心灵划分为“阿尼姆斯”及“阿尼玛”，同时，我们将指出梦想无论出自男人或是女人皆同样是“阿尼玛”的表现。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通过对语词本身所做的梦想来准备内在信念，这些信念肯定了人心灵中阴性的永久存在。
我们相信词的阴性享有阴性的梦想的核心地位。诗人说：
词的星群，喃喃低语的回忆
在我们的母语中梦想我们的母语时——人能在一种其他的语言中体验梦想吗？而不在这托付给“喃喃低语的回忆”的语言中？——我们感到又体会到梦想对阴性词的偏爱。阴性词尾早已具有柔和感。但是诗句倒数第三音节也渗透了这种温馨。在某些词中，阴性浸润了所有的音节。这样的词是带有梦想色彩的词。它们属于“阿尼玛”的语言。
但是，既然在一本书的开场白中，现象学家的真诚成为一种方法，我应该说，当我认为在思想的时候，我常常对某些表示精神品质的词，如高傲与虚荣、勇气与激情的阴阳性别胡思乱想。我觉得词的阴阳性别突出了对立的特征，使精神生活戏剧化了。然后，我从胡思乱想的思想中，转入到我肯定能在其中从容地梦想的事物的名称。我乐于知道在法语中河流的名称一般都是阴性。这是多么自然！唯有奥布河和塞纳河、莫塞尔河和卢瓦尔河才是我喜爱的河流。
罗讷河及莱茵河对我来说都是语言中的妖怪。
它们流淌着冰山的水。莫非不是必须用阴性名称来命名河流，以尊重水真正的阴性柔美？
这只是我对词的梦想的第一例。因为，只要我有幸能拥有一本字典在手，我总会几小时、几小时地任凭词的阴性来吸引我。我的梦想追随着柔和的音调变化。词中的阴性加强了说话的幸福。但是这必须具有某种对缓慢的音调的喜爱。
这不总是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容易。有某些东西在其现实中是那么的坚固，以至于人们忘记去梦想它们的名字。不久以前我发现了烟囱是条道路，是通向天空袅袅升起的炊烟的道路。
有时，语法规定把阴性赋予一个在阳性中备受颂扬的存在，这纯粹是件蠢事。诚然，桑托尔
确是永远不会落马的好骑手的崇高理想。但桑托蕾斯
能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谁能梦想出桑托蕾斯来？那是在经过很久以后，我对词的梦想才找到了平衡。当我在米涅神父的《基督徒的植物学》这本植物字典中边读边梦想的时候，发现了桑托尔这词的爱梦想的阴性是桑托蕾
。自然，这只是朵小花，但功效不可忽视，真是无愧于喀戎
这超人的桑托尔的医疗学问。普林尼
不是告诉我们说，桑托蕾能治疗肌肉撕裂吗？把桑托蕾和肉块合煮，肉块就能恢复原先的完整。美好的词已成为良药。
当我正犹疑是否把这些常常在脑际浮现的梦想说出来时，阅读诺迪埃
的作品使我重新获得勇气。诺迪埃经常在词与物间梦想，他完全陶醉在为事物命名的幸福中。“在这对自然的研究中，有某种令人感到极其甜美的东西，这就是给所有的存在加上一个名称，给所有的名称加上一种思想，并给所有的思想加上一种感情和一缕缕的回忆。”
假若更多一分敏锐性，将名称、实物以及对正确命名的事物的感情结合起来，就能在我们心中激发阴性的波动。因其使用价值而喜爱事物，这属于阳性。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行动和激烈的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内心里因其本身而喜爱事物，为其悠悠然状而喜爱，这就使我们进入了事物的内在的迷宫。因此，我在“阴性的梦想”中读完诺迪埃结合他对词与物的双重的爱，结合他的语法学家及植物学家双重的爱的饶有风趣的文章。
当然，一个简单的语法词尾，一个哑音e加在阳性显赫的名词尾，
对于沉浸在对字典的沉思中的我，从来不能引起对阴性的伟大的幻想。要引起那样的幻想，必须使我感到这个词全部阴性化了，并且具有不可改变的阴性特征。
于是，当人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遇到阴性消失，或是阴性被阳性的声音所湮没时，那是多么混乱不安的事！C．G．荣格指出：“在拉丁文中，树木的名称用阳性的词尾，但它却属于阴性。”
这在声音及性别上的不协调，以某种方式说明了许多与树木实体相连的雌雄同体的形象。在这里实体与名词是相矛盾的。雌雄同体与意义混淆交织着。最后雌雄同体与意义混淆终于在词的梦想者的梦想中相互支持。人在说话之初犯了错，在说话结束时却欣赏矛盾对立的统一。普鲁东
是从不梦想而很快成为博学者的人，他立即看到了为什么树木的拉丁名称是阴性的原因。他说：“无疑是树木结果之故。”
但是，普鲁东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梦想从苹果回到苹果树，使苹果的阴性回流到苹果树。
有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不知必须经历多少尴尬情况，才能接受难以置信的阴性名词，这些阴性名词扰乱了我们最自然的梦想。不少有关宇宙的文章中插入了德文的太阳和月亮，这些文章依我个人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奇怪的阴阳性颠倒，使太阳成为阴性而月亮却是阳性。当语法学规定使形容词不得不阳性化以配合月亮时，法国的梦想者难免产生这样的印象：他对月亮的梦想开始落入歧途。
在相反的情况下，当人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赢得一个阴性词时，那是多么美好的阅读时光啊！赢得一个阴性词能深化一整篇诗。例如，在亨利·海涅
的诗篇中，诗人谈到一株孤独的冷杉的梦，它偏居在冷漠的北方平原上，在冰雪中打盹：“冷杉梦到一株棕榈在遥远的东方，在灼热的岩石斜坡上孤独而沉默地暗自忧伤。”
北方的冷杉、南方的棕榈、冰冷的孤独、灼热的寂寞，法国读者可能梦想到的是这些相反的对比。然而，多少不同的梦想却奉献给德国的读者，因为在德文中冷杉是阳性，而棕榈却是阴性！于是，在那株冰雪中的刚直强劲的树干上，多少梦想飞向那株枝叶舒展、聆听着往来微风的阴性的棕榈。至于我，在使这棕榈
林中的一员成为阴性后，我的脑海里泛起了无穷的梦想。看到如此青葱、如此繁茂的绿色棕榈，从粗糙的树干鳞片斑驳的胸衣中脱颖而出，我不禁把这南方尤物视为植物中的人妖、沙漠里的诱惑。
正如在绘画中绿色能使红色“歌唱”，在诗歌中阴性词能给阳性存在增添优雅。在勒内·莫普兰的花园中，一位只能在想象生活中才能邂逅的园艺家使玫瑰沿着冷杉攀缘而上。这株老树因此能“在他绿色的怀抱中摇动着玫瑰”。
从来谁会告诉我们玫瑰与冷杉的结缡？我感谢对人类激情如此敏锐的小说家们，他们仁爱地把玫瑰放在那寒冷的杉树的怀抱里。
当由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出现的性别颠倒、涉及某些具有我们与生俱来的梦幻情调的存在物时，
我们感到我们的诗的憧憬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人们要对出现在新性别中宏大的梦想对象做两次梦想。
在纽伦堡，对着那“可敬的美德泉”，约翰尼斯·岳根森
喊道：“你的名字是如此美丽！‘泉水’这词本身包含着一种使我深深激动的诗，尤其是在Brunnen这德文形式下，它的谐音在我身上延长着一种温和的安宁印象。”为欣赏这位丹麦作家亲自经历的言语的欢快，那么知道泉水这词在他的母语中的性别会很有益的。但是对于我们法国读者，岳根森这文章已经搅乱了根本的梦想，并使之惶惶不安。莫非有某些语言把“泉水”视为阳性吗？突然间，le Brunnen使我坠入魔幻般的梦想，仿佛世界刚刚改头换面。当我继续做梦，以另外方式做梦，le Brunnen终于娓娓动听，我清楚地听到le Brunnen比fontaine
更深沉的潺潺声。它的喷涌不像我国的泉水那么温柔。Brunnen-Fontaine这两个词是为纯洁清凉的水所独创的声音。然而对于喜好边说话边梦想词的人，由fontaine涌出来的泉水和从Brunnen涌出来的泉水不是同样的水。性别的相异颠倒了我所有的梦想。真是整个梦想颠倒了阴阳。但是用非母语的语言梦想，无疑是一次魔鬼的诱惑。我应该忠实于我的fontaine。
语言学家在涉及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阴性价值及阳性价值的颠倒时，无疑会作出不少对这些反常现象的解释。我本来肯定会从语法学家的指教中受益。然而，可以说在我们看到许多语言学家摆脱困境时，我们感到多么惊讶：他们说名词的阴性和阳性纯属偶然！显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找不到那么准确的解释，他们只好满足于近乎情理的解释。对此也许必须进行对幻梦情景的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对详证博引的语文学缺乏好奇心很感失望。她写道
：“在词的性别这问题上，语文学可说颇为神秘；所有语言学家都一致承认，实词在性别上的划分纯属偶然。然而在法语中，大部分的实词属于阴性，如美、忠诚，等等。”所谓“等等”稍稍略去了更多的证明。但是有关词的阴性的重要论题在文章中得以指出。女人是人性的理想，是“男人摆在自己面前作为本性的他的这样一种理想，他将这理想阴性化，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可感形象，因此，几乎所有的寓意（allégories），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
词在我们渊博的文化中，曾如此经常地一次再次地被定义，它们在字典中曾被如此准确地分门别类，以至于它们确实成为思想的工具。它们失去了其内在的梦幻情调。为恢复这种名词固有的梦幻色彩，必须深入地对某些仍在梦想的名词做研究，以及对那些“夜的孩子”的名词做研究。正是如此，当克莱芒斯·朗努（Clémence Ramnoux）研究赫拉克利特
的哲学时，她的研究是从书的副标题出发进行的：寻索“物与词之间的人”
表示巨大事物的名词，如夜与昼、睡眠与死亡、天与地，只在指明为“成对的事物”时才具有它们的意义。一对词统辖另一对，一对词产生出另一对。全部宇宙论是一部被说的宇宙论。在人们为宇宙塑造出神灵时，他们加速了意义的出现。但是，假若像现代历史学家那样仔细看待问题，例如克莱芒斯·朗努，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一旦世界的某个存在具有一种力量，它几乎立即自我表明为阳性力量或是阴性力量。任何一种力量均具有性别。它甚至可能具有两种性别。任何力量都永远不会是中性的，至少永远不会长期保持中性。当宇宙的三位一体被固定时，那必须以1＋2的方式来表明它，如混沌产生乾坤。
当某些词义由人性演变到神性时，由明确的事实演变为梦幻时，词即得到了意义的某种厚度。
但是，一旦人们明白任何力量都伴随有性的和谐时，那注意聆听关键的词及具有力量的词，就成为很自然的事。在这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生活中，我们受到了物质的包围。每一物质皆是一群物件的代表：物件既然已不再有其个性，如何还能具有“力量”呢？然而，且让我们稍稍回顾物件遥远的过去吧。且让我们在一熟悉的物件前恢复我们的梦想。然后，更远地去梦想，如此远地梦想以至于当我们想知道一种物件如何得到其命名时，我们将迷失在我们的梦想中。在朴实的熟悉物件中梦想于物与名之间，正如克莱芒斯·朗努为人类命运的宏伟而梦想于赫拉克利特般的暗处时，物件、普通的物件，终于扮演了它在世界上的角色，扮演了它在一个事物无论巨细均在的世界上的角色。梦想使其对象神圣化了。从热爱的熟悉物件到个人的神圣物件只是一步之差。不久，物件成为一件护身符，它有助于我们生活，并在生活中保护我们。物件对我们的协助是母亲或父亲一般的。任何一件护身符均有性别。护身符的名称没有权利弄错性别。
总之，由于缺乏对语言学问题的认识，我们在这卷闲情逸趣的书中并无意向读者传授知识。真正的梦想、畅快的梦想、无羁无绊的梦想，并非从一门 学问 产生。在本章中，除介绍一种“情况”之外——我个人的情况——词的梦想者的情况，我别无其他目的。
但是，语言学的解释真能深入我们的梦想吗？我们的梦想将永远是由奇异的、几乎是冒险的假设所激发的，而不是由于科学的证明。我们如何能不对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给予命名行动的双重帝国主义感到有趣呢？这非凡的梦想者说：“有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就是探索一下阳性名词是否由女人命名的，而阴性的名词则由男人命名的，是各自给对每种性别特别有用的东西命名的。而且是否第一类词之所以为阳性，是因为具有力与能的特征；而第二类之所以是阴性，则因为具有优雅与魅力的特征。”贝谢雷尔（Bescherelle）在他的字典里“词性”的条款下，引用了圣皮埃尔的观点而未指明出处，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位心安理得的词汇学家，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搪塞问题说：对于无生命的存在，阴性阳性的称呼是任意的。然而，只要人稍具梦想，说出哪儿有生物的王国是那么简单吗？
而且，假若是生物统辖一切，难道不应该把万物中最富于活力的人，将成为人格化的原则的男人与女人放在首位？对于谢林
来说，所有的对立都几乎自然地以阴阳性的对立来表示。“任何一种命名难道不已经是某种拟人化？由于所有的语言都以不同的性别来指明具有对立性的物体，例如由于我们说天地（乾坤）……我们不是很奇特地接近于以阴阳性的神灵来表达某些精神概念吗？”这段文字摘自《神话哲学导言》
，它指出性别的对立，自万物以至于神，其中经历了人这一漫长的命运。正因如此，谢林补充说：“我们几乎要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被剥夺活力的神话，一种可说是苍白无力的神话，语言仅保留有抽象及形式状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神话中，却处于生气勃勃的有形的状态。”假若一位如此杰出的哲学家能如此高瞻远瞩，这也许说明，词的梦想者在其梦想中，为被遗忘的词的对立，重新注入少许“活力”，并非毫无道理。
对于普鲁东来说，“在所有动物种类中，雌性一般是最小、最弱、最娇柔的生物，因此自然要以显示它的特征的表语代表它。为达到这一效果，名词以一种特有的词尾延长了，因这形象表示柔软弱小的概念。这是一种通过类比的图画，而且首先是阴性在名词中构成我们称为‘指小物’的东西。因此在所有语言中，阴性词尾可说比阳性词尾更温柔亲切。”
这段涉及“指小物”的言论使不少幻想被束之高阁。普鲁东好像没有梦想过那些成为小东西的美，但是他提到与阴性词相连的柔和的元音，这不能不在词的梦想者的梦想中激起共鸣。
但是，运用完全系统化的音节不能说明一切。有时，为表达所有的微妙心理，一位杰出的作者会在性别的题材上创造出或兴起某些“对偶词”，并突出结合巧妙的阴性词及阳性词。例如，几片磷火——性别很不明确的东西——在引诱男人或女人的时候，它们按照要使之迷途的对象变为“flambettes”或“flamboires”。
当心火小子呀，姑娘！
当心火丫头呀，傻瓜蛋！
这一见解在能以足够热情喜爱词的人听来，是多么有声有色啊！
小说家在表达不祥的方式中，为使恐吓对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起更大的作用，将黑乌鸦变成了“肥老鸹”。
当人们给最难分解的矛盾、最局促不安的感情相通增添使词成为阳性或阴性的色彩时，人心理中的所有冲突或吸引力就得以明确地表现及突出。因此，由于语法老化而失去最初的性别真实性的语言遭受到了何等的“损坏”啊！法语这不愿保留“中性”的、充满激情的语言，它使人们受益匪浅！中性是无选择的性别，而使选择的机会多种多样却是何等快事！
姑且从选择的乐趣举一个例证吧，从阴性词及阳性词配合的乐趣举一个例证吧。词的梦想不知为诗的梦想增添了多少韵味。我们觉得，文体学如在其各种研究方法中，增加一次更系统的对阴性词及阳性词相对出现量的研究，将会大大受益。但是在这一领域内，统计学是不够用的，必须决定某些“分量”，并衡量作者偏爱用词的基调。为对作者的词汇准备好进行这种种感情色调的衡量，也许必须在某些美好宁静的时辰中乐意成为词的梦想者，提出这样的建议，我深感不安。
但是，倘若说我在方法上感到迟疑，我对诗人亲身体验的例证却有更充足的信心。
首先请看一个阳性词与阴性词结合的典范。
让·佩兰这位善良的神父常常梦想，因为他是诗人。
将晨曦许配给月光
在此出现的是一个永不会出现在英国圣公会牧师嘴唇上的愿望，因为英国牧师只能在一个没有名词性别的语言中梦想。为这次诗人所欢呼的词的结合，法尔木蒂耶教区的所有喇叭花的铃儿，无论是挂在篱笆上的，或是挂在灌木丛上的，都一个劲儿地吹响了。
第二个例证却颇不相同，它将述说在物件中的阴性王国。我们从作家拉希尔德
的一个故事中将它借来。这是她青年时代的一则故事，可能也是在她写《维纳斯先生》的时期写的。拉希尔德的故事述说一群蜂拥而至的鲜花把肆虐托斯卡恩平原的瘟疫医治好了
。当时，玫瑰是精力充沛的阴性征服者和支配者：“玫瑰，火红的嘴，火焰般的肌肉（舐着）不可腐蚀的大理石。”其他属于“攀登手那一类”的玫瑰登上了钟塔。“以尖拱形投射出她们葳蕤如林的凶刺”，她，——攀登手那一类——“紧紧抓住一根绳子往上登，使绳子在她年轻的头颅下荡漾”。当她们成群结队而来拉动绳子时，可以听到警钟敲响的声音。“玫瑰拉响了警钟。在多情的天空中的一片烈火上，又增添了玫瑰热烈芬芳的火焰”。于是，“群花的队伍响应了皇后的号召”，要以花团锦簇的生活战胜受诅咒的大地。各种具有雄性名字的植物，以比较缓慢的节奏，紧随着普遍的冲动：“雌蕊犹如指尖的忍冬，好像用它们带爪的手前进，那些绿色灰色的平民、狗牙根、石松、木樨草，源源不断地在无垠的地毯上涌现，先锋队喇叭花在地毯上迅跑，狂热的喇叭花托着酒杯，杯中散发出蓝色的陶醉。”
因此，在这样一篇文章里，阳性名词及阴性名词是经过仔细挑选并明确对照的。如果继续沿着拉希尔德的故事进行我们已开始的性别分析，我们不难再找到其他证明。
说到舐大理石的玫瑰，精神分析学家很容易编出一篇故事来，但是给一篇富于诗意的文字加上太不相干的心理责任时，他们就会剥夺我们说话的快乐。他们就会把词从我们口中撤销了。对一页文学作品用词的性别分析——词性分析——是根据某些价值准则的，这些价值准则在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及思想家看来，似乎相当肤浅。但是这样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却是一条研究路线——自然还有许多其他路线！——可用来安排言语单纯的喜悦。
总之，姑且将拉希尔德的这页文字归入超阴性的档案吧。同时，为避免任何混淆，我们姑且回想以下事实：拉希尔德于192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为什么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根据以上所引例证，我们要补充说，某些明显标有受偏爱的语法性别或对阴阳性精心平衡的文章，若在一个没有性别的语言中表达出来，就失去了它们一部分的“魅力”。现在适逢一篇颇典型的文章，我们重复了这一看法。但是这看法并未离开我们的思想。它将永远是增强我们在阅读中幻想的信心的一种论战依据。
那么，让我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某些满足我们癖好的文章吧。
如果我们没有对“草原”及“黎明”等名词的阴性产生反应，那怎么能体会一个渴望爱的孩子的回忆呢：“黎明呈现在金黄的草原上，她正在奉承那羞答答的
大丽春花
。”
丽春花
是为数很少的阳性花，花瓣疲沓，一碰即坠，毫无活力保卫它的名称所表现的鲜红色。
但是所有的词，按它们各自固有的性格，已经在相互“奉承”，正因如此，黎明这金发姑娘，通过诗人的声音，逗弄着满面通红的丽春花。
在圣乔治·德·布埃利耶的其他文章中，黎明与丽春的爱情就不是那么情深意柔，而且，倘若可以这么说的话，就不是那么具有先决性：“黎明在丽春的雷声中嘟哝。”
说到诗人所钟爱的花，那温柔的克拉丽丝，“那太高大的丽春使她恐惧”。
后来有一天，当诗人从童年进入更雄健的年龄，他写道：“我采摘了一些极大的丽春花，而没有在接触它们时感到激动。”
丽春的阳性火焰已经停止了它们“过分羞答答的腼腆”。这样，有些花伴随我们一生，在诗篇改变时，它们的存在也有所改变。往日的丽春，它们那乡野间的美德到何处去了？对词的梦想者而言，丽春这词引人发笑。它的声音听来太喧嚣。这一词很难成为舒畅地进入梦想的萌芽。巧妙的梦想者会为丽春寻觅能展开梦想的阴性对立词。雏菊（la marguerite）——另一无诗意的阴性词也与梦想无缘。必须靠更有天才的人制作文学的花束。
梦想在《幽谷百合》中费利克斯为德·莫特索弗夫人准备的花束，我们将得到更大的欢快。巴尔扎克笔下的花束，不只是鲜花的花束，而且是词的花束，甚至是音节的花束。在对词性的分析者听来，这些花束恰到好处地平衡了阴性词和阳性词。例如：“多居士蓬松的花边、羊胡子草的绒毛、草原皇后的华盖、香叶芹的小阳伞、乳白色十字龙胆可爱的长项链，以及多叶蓍的伞，它们中间稀疏地点缀着孟加拉的玫瑰……”
阳性的修饰词配合着阴性的花，而阴性的修饰词则配合着阳性的花。我们不能不想到作者有意做了这样的平衡。对这样一类文学的花束，一位田间的植物学者也许能看到它们的形象，但是一位具有巴尔扎克这样敏锐感觉的读者，却能听到它们的声音。整页整页的文字完全充满了发音的花朵：“围绕着瓷瓶喇叭口的颈部，请设想一条很宽的边缘，纯粹由景天科特有的白色花簇和都兰的藤萝组成，这以希望的形式构成的隐约形象，宛如一个顺从的女奴弯曲的形体。从这一底层涌现出系着白铃的喇叭花的螺旋藤，绯红的刺芒柄花的细枝，陪衬着几枝蕨，以及几枝树叶丰润而有光泽的栎树嫩条。所有的枝条都如垂柳一般谦卑地向前俯垂，羞怯而又恳求的形容好像在祈祷。”一位相信词的梦想的心理学家也许能深入这样的花束的感情组成。每朵花都是一次感情表白，审慎的或鲜明的、有意的或无意的供认。有时一朵花表示出一种反抗，有时却是一种顺从、一种苦恼、一种希望。倘若单纯的读者设想我们坐在小说家的书案前，那我们将多么亲切地参与到那写下的爱情中。巴尔扎克本人不是曾说过他文章中所有的鲜花点缀，都是“墨水瓶里长出的鲜花”？
在这几页中，当小说的故事停顿而花束荟萃的时候，巴尔扎克是一位词的梦想者。这些鲜花花束实际上是鲜花名称的花束。
当阴性词不巧未出现在一页文字中时，文体呈现出笨拙而趋于抽象的特征。诗人的耳朵在这方面是准确无误的。因此克洛岱尔揭露了福楼拜
的单身汉和声的单调：“阳性词尾占据了统治地位，使文章气势以沉闷生硬而告终，既无灵活性也无共鸣。法语所具有的那种加速往前奔去并一头栽在最后音节上的缺点，在此未得到任何补救。这位作家好像忽略了阴性词尾所起的气球作用，忽略了插入句巨大的翅膀，那不仅不会使句子拖沓沉重，反而使之飘逸轻快，在句子言不尽意时绝不让它着地。”
此外，在一条应引起文体学家注意的按语中，克洛岱尔指出，如何在加上一阴性的插入句后，句子能够变得铿锵悦耳。他说：
假定帕斯卡尔
写道，“人只是一根芦苇”，那么声音没有得到任何可依靠的支点，而思想也停留在一种痛苦的悬念中，但是他却写道：“人只是一根芦苇，大自然中最软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于是句子以一种优美从容的音韵全部震动起来。”
在另一条按语中（
此处
），克洛岱尔补充道：“福楼拜有时能达到某种适中的成就，忘记这一点是不公正的。例如：‘而我在那最后的树枝上，我以我的面孔照亮了夏夜。’”
当人们带着偏爱沉湎于对语词这样的梦想时，在阅读中巧遇一位爱幻想的同伴真是令人欢欣鼓舞。最近我读到一位诗人的文章，他在从心所欲的高龄，具有远胜于我的胆识。每逢一词开始在其实体中梦想时，他就一反任何实际用法，将之置于阴性类。埃德蒙·吉利雅认为，首先是“寂静”这一词，他梦想着从其阴性本质中感受它。
在他看来，寂静的性质是“很女性的；它应让任何话语深入其中，直至言语的内容……”这位诗人说，“我真难于将语法规定为阳性的冠词保留在寂静前”。
也许，因为寂静这词被用于命令式，它才染上阳性的冷酷生硬。教师说：静一静！因为他要求学生抱着双臂听讲。然而当寂静给一个孤独的心灵带来安宁时，人们清楚地感到寂静正准备着宁静的“阿尼玛”的气氛。
心理学研究在此遇到取自日常生活的证明的阻挡。将寂静描绘为一种充满敌意、积恨、气恼的退避是太容易不过的事。诗人要求我们舒畅地梦想，超越这种种心理冲突，超越分化了不善于梦想者的心理冲突而舒畅地梦想。
人们清楚地感到，必须越过一种障碍才能逃避心理学家，才能进入不“被观察”的领域。在那领域中，我们不再把自己分裂为观察者及被观察者。这时梦想者完全融入他的梦想中。他的梦想是他的寂静无声的生活。诗人要传递给我们的正是这无声的寂静。
幸福的人是那些经历了这样寂静无声的夜晚的人，幸福的人是那些能回忆起这样的夜晚的人，那时，寂静本身就是心灵交融的象征！
弗朗西斯·雅姆在回想这样的时光时，带着无限温情写道：
在你一声不响的时候，我对你说：别作声。
那时，那漫无计划的梦想，没有往事的梦想展现出来，整个地倾注于寂静与阴性安宁中的心灵的交融。
在寂静一词之后，埃德蒙·吉利雅以阴性的梦想围绕的另一词是空间。他说：“我的笔撞到那个冠词，它卡住迎接我们的空间的入口。空间被颠倒为阳性有辱于它的丰富性。我的寂静是阴性的，因为它与空间具有同样性质。”
在两次抖掉语法常规后，埃德蒙·吉利雅找到了寂静与空间相互支持的双重阴性。
为使寂静更好地保留在阴性的领域，诗人要求空间成为一个羊皮袋。
他将耳朵伸向羊皮袋的开口，以使寂静让他听到阴性的喧哗。他写道：“我的‘羊皮袋’是一个巨大的监听口。”在这样一个监听口中，某些声音即将产生，从寂静与空间极其女性化的繁殖力中产生，从空间无声的宁静中产生。
埃德蒙·吉利雅有关诗的沉思的著作，其书名是——阴性的胜利——《羊皮袋的复归》
。
精神分析学家将会不假思索地对这样一首诗加上“返母倾向”的标签。但是词的柔和作用却并未在此泛泛的决断中得到解释。假若只是“返母倾向”的问题，那如何解释要转变母语的梦想呢？或者，如何解释来自恋母的如此古远的冲动，能在诗的语言中起如此建设性的作用呢？
研究古远渊源的心理学不应过分使用当前的人的心理学观念，当前的人处在他的语言中，生活在他的语言中。无论诗的梦想古远的源头在何处，它同时也产生于语言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表达方式对所表达的感情又反过来起了强烈的作用。当精神分析学家仅满足于以“返母倾向”，返回某些在表达中不断增加的谜作为回答时，他就不能帮助我们去体验语言的活力。这种活力存在于细微差别中，是通过细微差别才得以存在的说话的活力。我必须更多地梦想，在语言的活力本身梦想，才能感觉人类如何能够，按普鲁东的话来说，“将性别赋予他的言语”。
埃德蒙·吉利雅在由《红方形》杂志转载的一篇旧文中，
谈到他作为语言工匠的欢欣和苦恼，他写道：
假若我对我的职业更有把握，我会自豪地挂上一块招牌：“本店清除词语污垢……”成为词语的刮洗匠，言语的除垢匠，这是个艰苦而有用的职业。
说到我本人，在诗人帮助下的那些幸福的早晨，我喜欢对我熟悉的词进行一次小小的整顿。我公平地支配两种性别的喜悦。我想象当人们把一种性别的词和另一种性别的词相配合时，它们就享有小小的幸福——它们也落入小小的敌对中。在文学上出现恶作剧的日子里，阊（l'huis）与门（la porte）关闭的功能孰好孰坏？
在令人生厌的阊与欢迎人的门之间有多少“心理学的”细微差别啊！不同性别的词怎能成为同义词呢？这只有不爱写作的人才能相信。
和述说城里老鼠与乡间老鼠对话的寓言家一样，
我喜欢让友善的台灯与愚蠢的落地灯对话，后者是客厅光亮的特里索丹。
万物均在静观并交谈，善良的爱德华·埃斯托尼耶
这样想，他让这些静物像嚼舌妇似的讲述房中居住者的故事。倘若在诸种事物与物件中，“每个它都能找到它的她”，它们的谈话会更加有声有色而亲密无间。因为语词相互爱恋。正如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们是“天生而就的男与女”。
就这样，在无穷无尽的梦想中，激起了我的词汇的婚姻价值观。有时，在一些平民性的梦想里，我使匣子与瓦钵配合。但是那些从阳性到阴性极近似的同义词更使我着迷。我不断梦想着它们。我所有的梦想都对偶化了。所有的词，无论涉及事物、世界、感情抑或妖怪，都开始寻找它的伴侣：镜（la glace）与鉴（le miroir）、忠诚的手表与一丝不苟的计时器、树叶与书页、树林与森林、云彩与云、（传说中的）蛇与龙、诗琴与里拉琴、泪珠与眼泪……
有时，我对如此多的来回摆动感到厌倦，我在一个词——我开始因其本身而喜爱它——中寻找避难所。在词的心脏里休息，在词的斗室里明辨秋毫，并感觉词是生命的萌芽，一次逐渐增长的黎明……诗人却在诗句中，一语道出所有这一切：
词可能是一次黎明，甚至是可靠的隐蔽处。
从那时起，在读米斯特拉尔的文章时，当我们听到普罗旺斯的诗人把摇篮一词变为阴性，那是多么欢快的阅读和多么悦耳的声音啊！
那故事情景很美，叙述起来会很有意味。为采摘几朵“格莱丝花”，四岁的米斯特拉尔掉进了池塘。他的母亲将他从水中拉出并给他换上了干衣服，但池塘里的花是那么美，孩子为了摘花又坠入水里。由于没有其他衣服可换，母亲只好给他穿上星期日的袍子。孩子穿上星期日的袍子，引诱更压倒所有的禁令。他回到池塘，又一次掉了进去。慈爱的母亲用围裙为他擦干，而且，米斯特拉尔说：“由于害怕孩子受惊恐，她让我喝了一小匙驱虫药后，将我放进我的摇篮筐里，在筐里，我哭累了，不一会儿我睡着了。”
我们必须读这整篇故事的原文，我不过是叙述一个梗概而已，因为我只记得凝聚在一词语中的温情，这一词语给人以安慰并有助于入睡。米斯特拉尔说：在我的摇篮筐里，在摇篮筐里，是童年多么酣甜的睡眠啊！
在摇篮筐里，人们经历的是真正的睡眠，因为人睡在阴性词中。
某天，一位最杰出的造句大师曾提出这一看法：“您肯定观察到这件稀奇古怪的事，当您在常用语言中听到抑或运用某个词时，它是明白无误的。当它在普通句子的快速进展中，它并不造成任何困难。但是，一旦将它从日常的流通中撤出做仔细研究时，一旦使它脱离瞬时的功能而为它寻找一种意义时，这词立即变得不可思议，令人尴尬。它招来奇怪的阻力，使所有为之下定义的努力均归于失败。”瓦莱里
用来作为例子的词，是长久以来就“自命不凡”的两个词，那就是：“时间”与“生命”。这两个词从日常的流通中撤出后，两者均立即成为高深莫测的谜。但是对某些不如这两者荣耀的词来说，瓦莱里的观察也道出了微妙的心理。于是简单的词——极其简单的词——也都来到梦想深处憩息。瓦莱里不无道理地说，
“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自己，只是由于我们从词语快速通过的速度”，梦想、慢悠悠的梦想发现了在静止中的词的深度。我们认为通过梦想，能在一个词中发现为它命名的行动。
词梦想着人们给它们命名
一位诗人这样写道。
词要人们一边梦想一边为他们命名。而这是很简单的事，并不用深挖词源学的无底洞。词在其当前的存在中，一面累积着幻想，一面变为现实。有哪个词的梦想者在读到路易·埃米耶的下面两句诗时能停止梦想呢？
词在影里徘徊
鼓起了帘幔。
我将乐于用这两句诗做一次测验，考察涉及语言敏感性的梦幻敏感性。应该问的是：您是否相信某些词的声音如此铿锵，以至于它们来到房里的物体内安然就座？是什么东西真正鼓起了爱德加·坡房里的帘幔？是一个生灵、一个回忆还是一个名词？
一位思想“清楚明辨”的心理学家会对埃米耶的诗句感到惊讶。他会要求人们至少说出这使帘幔鼓起来的词是什么；在被指出的词的基础上，他也许会追随一次可能的幻想活动。这位心理学家在要求明确细节时，并未感觉到诗人刚才为他打开了词的天地。诗人的房里充满了词，充满了在影里徘徊的词。有时，词并不忠实于物。它们这些词试图从一物到另一物建立起梦幻一般的同义词。人们总是用视觉幻象的语言表达对物体的幻想化。但对词的梦想者而言，语言本身已是某些幻想化活动的作为。为达到这梦幻的深层，必须给词留下梦想的时间。正因如此，在人们沉思瓦莱里的话时，他们已被带上了从句子的目的论中自我解放的道路。
因此，对词的梦想者而言，某些词是“言语海洋的贝壳”。在聆听某些词的时候，正像孩子在贝壳中听到大海一般，词的梦想者听到了一个幻想世界的喧哗。
当人们不阅读也不说话而是像在小学生时代一样拿笔书写的时候，别有一番梦想油然而生。倾注于优美的书法中，人好像走进了词的内部。一个字母令人惊讶，以前读它时没有听清它的声音，现在在专注的笔下，人宁静地倾听它。因此一位诗人写道：“在从不回响的辅音环链中，在从不出声的元音的结节中，我能否安置我的陋室？”
对字母梦想者能远征到何处呢？且听诗人的见证吧：“词是躯体，字母是四肢，性器官则总是一个元音。”
在加布里埃尔·布努尔为爱德蒙·雅贝斯的诗集所作的精辟的前言中，可以读到下面的话：
诗人“知道在文字书写与语气贯通中展开了猛烈的、反抗的、有性别的、类比的生活。勾画语词阳性结构的辅音与阴性结构的元音的变化色调，以及细腻微妙的色彩相互配合。词与人同，具有性别，是逻各斯的成员。
和我们一样，词在真理的王国中寻求它们的成就，寻求它们的反叛、它们的向往、它们的亲缘性。它们的倾向也如同我们的倾向一样，受两性同体的原型所吸引”。
阅读是否足以使我们进入如此深远的梦想？不是必须提笔写作吗？像我们在过去小学生时代一样提笔写作，在那个时代，正如布努尔所说，字母一个接一个被写出来，要不是歪歪扭扭驼着背，就是自命不凡地表现优美。在那个时代，拼写是一场戏剧性事件，是我们的教养在一个词内进行的戏剧性事件。爱德蒙·雅贝斯就这样将某些已忘怀的回忆带回给我。他写道：“我的主啊，请让我明天到学校时能写出‘菊花’这个词，让我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的写法中，恰好碰上正确的写法。我的主啊，请让所有能将它写出的字母来协助我，请让我的老师明白这些的确是他所欢喜的花，而不是那我可以随意涂染它的躯壳，将它的影子和眼底变成锯齿形的蒴果，那常出现在我梦想中的蒴果。”
菊花这词内部是那么热烈，它可能是什么性别呢？这一性别对我来说，取决于从前的某几个11月。在我那古老的故乡，人们有时用阳性，有时又用阴性形容它。假若没有颜色的（形容词的——译者）协助，怎能在耳朵里决定它的性别呢？
在书写时，人们发现语词中内在的铿锵音调。双元音在笔下发出不同的声响。人们听到双元音的声音分离开来。这使人痛苦吗？还是给人以新的欢快？谁能告诉我们诗人在词心插入一重复元音时所感受的苦楚的乐趣。
请听马拉美的一句诗中的苦楚吧，
诗句的前后两半都有元音的冲突：
为聆听肌肤里钻石的哭泣
（Pour ouir dans la chair pleurer le diamant）
这钻石碎裂成三块，显露出其名字的脆弱性。这样，一位大诗人的暴虐也显示无遗。
过快地阅读时，这诗句是十音节。但是，当我的笔在拼写时，诗句重新复原为十二音节，于是耳朵只好履行一句罕有的亚历山大体的典雅技艺。
但是，这些富于诗句音乐性的伟大作品超出梦想者之所识。我们对词的梦想并不深入词的底蕴，我们只能在内心的话语里吟诵诗句。确实，我们只是独自阅读的信徒。
在坦白承认——无疑带有过分的自我宽容——这种种围绕一个固定概念的散漫思想和这在梦想时涌现的阵阵疯狂之后，请允许我指出这些思想在我治学生涯中所占有的位置。
假若我必须对这个不规则而艰辛的生涯作出总结，而这生涯由不同的书籍所标记，那最好是将它置于相反的阴性及阳性的象征下，置于概念与形象的象征下。概念与形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合题的，其间也没有演变关系；尤其是那一贯所说的，但从未发生过的演变关系，心理学家用以使概念从众多的形象中演变出来的关系，将其全部心智献给概念的人，将其整个心灵献给形象的人，清楚地知道概念与形象的发展是在精神生活的两条不同的路线上出现的。
或许，最好是使概念活动与想象活动之间的对立激化。总之，倘若要使这两者合作，只能落得没趣。形象不能为概念提供素材，而概念倘若赋予形象以稳定性就窒息了形象的生命。
我也无意以混乱的妥协削弱理智与想象的明确之极性。从前我曾认为应写一本书为处于科学文化中的形象驱魔，因为这些形象声称能产生并支持概念。
一旦概念开始其基本活动后，就是说当它运转于概念的场地时，运用形象将是多么柔弱——多么女性的表现！在理性思想这一强劲的织物中，就介入了中间概念，即只在其理性关系中具有意义及严密性的概念。我们曾在《应用理性主义》一书中列举这类中间概念的例子。在科学思想中，概念越脱离任何附带形象，越有利于运转。科学概念在其充分活动中摆脱了其发生演化的全部缓慢进展，因此这种演化属于单纯的心理学。
知识每次取得具有建设性的抽象化后，其雄健性就有所增长。这种进行抽象化的行动与心理学著作的描述颇不相同。数学中抽象思想的组织力量很显然。正如尼采
所谓：“在数学中……绝对知识纵情欢庆其佳节。”
热衷于理性思想的人能对非理性主义者所散布的烟雾无动于衷，后者试图以烟雾在紧密组合的概念闪耀出的光明周围散布怀疑。
烟与雾，这是阴性的反对。
但是，反言之，在表述对形象的忠实热爱时，我也并非应用大量概念研究形象的人。理性主义的诗评永远不能引人入胜，达到诗的形象所形成的中心所在。我们必须避免像催眠术家支配梦游者那样，对形象颐指气使。
要交上捕捉形象的好运，最好追随梦游般的梦想，如诺迪埃一样，聆听梦想者的梦呓。形象只能通过形象来研究，把形象作为在梦想中的会聚进行梦想。所谓对想象力做客观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只有在欣赏形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它。而将一形象与另一形象相比较时，已可能失去分享形象的独特性。
因此，形象与概念形成于心理活动的那相反的两极，即想象与理性的两极。在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的极性在起作用。这与磁性的两极毫无共同点。在此，两极并不相互吸引，而是相互排斥。假如我们既喜爱概念又喜爱形象，那么必须以两种不同的爱来爱这两种心理功能：心理的阳极及阴极。我对此领悟太晚。我对在形象与概念交替的工作中的良好意识认识得太晚，这是两种不同的良好意识：白天的意识和接受心灵黑夜一面的意识。在终于认识我的双重天性的良好意识后，为使我能享有这双重的良好意识，我应该能再写两本书：其一应论说应用理性主义，其二则应叙述活跃的想象力。无论作品多么不足，良好的意识对我来说，是一个充实的意识，它从来不是虚空的，是工作直到最后一刻的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