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出生的菊兰
十八年的工资单

2014年国庆假期的三天，我访谈了六位S厂的女工。这三天的六个访谈让我完成了下面的故事：

10月2日上午：“1974年出生的辉兰：被宠爱的妻子”

10月2日下午：“1968年出生的菊兰：十八年的工资单”

10月3日上午：“1972年出生的丽英：这一辈子做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10月3日下午：“1976年出生的老赵：二十年”

10月4日上午：“1985年出生的光霞：两个人创造一个家”

10月4日下午：“1975年出生的正先：房子和孩子”

2014年10月2日下午，我来到菊兰家狭小的出租屋。我和菊兰聊天的时候，菊兰的丈夫默默地在旁边择菜、做饭。从10月2日到4日，我吃了六家饭，吃了六顿鲜鱼，口味各异，菊兰家是我国庆节的第二顿大餐。菊兰的老公先把鱼收拾好，然后把所有其他饭菜都做好，最后让菊兰掌勺做鱼，说担心自己做的不好吃。菊兰和丈夫都是非常内敛的性格，菊兰的丈夫从始至终几乎没有说话，菊兰的表情忧郁。菊兰说自己文化不高，对很多政策性的东西懂得不多，但是，当菊兰给我解释社保补缴的过程和各种相关政策的时候，我发现菊兰思路很清楚，说话也在情在理。如果有好的政策，又让老百姓对政策知情，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家 庭

菊兰1968年出生在湖南石门。家里六个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小哥，菊兰排行老四，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菊兰的父母仍然健在，都90多岁了。菊兰读到小学五年级就没有再读书了，家里面困难，小孩子又多，看到父母那么辛苦，自己也读不进去书了。

结婚生子

菊兰那个年代，一般都要通过媒人介绍，年轻男女才彼此接触和相处。菊兰丈夫的家庭比菊兰家还穷。1989年结婚的时候，男方家没有给彩礼，菊兰家还倒贴了一些嫁妆。1990年生了儿子，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很严格，第一个是男孩子就不可以再生了。菊兰说，即使让生也不想生，负担太重了，一个孩子都觉得养不起。

在S厂打工18年（1997年到2014年）

1997年12月，儿子7岁的时候，菊兰和丈夫一起来到广州打工，直接进了S厂。从1997年到现在（2014年10月），一直在S厂。1999年的时候，一个月上班26天，工资还不到400元。2002年签劳务合同的时候，只有450元的底薪。

菊兰回忆，从1997年到2005年那段时间上班还是很开心的，虽然工资很低，但是人与人之间很好沟通，人要和气一点，也没有那么多钩心斗角。不管是工友还是上面的老大都比现在好一点儿。那时候，主管和组长都很会体贴人，工友们有什么难处他们会帮助解决。现在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工友还是组长，都是倚着自己有点权力就随意支使你做什么，爱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开始的时候大家关系还可以，就在S厂待了下来，而且菊兰那个时候已经30多岁了，去其他厂也不好找工作了。后来，上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赶货赶不出来，就要挨骂，做好与做不好都挨骂，真的很累。面对如此不愉快的工作环境，菊兰告诫自己，出来打工在哪里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选择了在外面打工就要有耐心，要不然老是跑来跑去，人也跑累了，钱也没省下来，还是两手空空。

我访谈了那么多工友，菊兰是唯一一位把多年的工资单保存下来的工友。我问她为何保存着这些工资单，她说：“留着工资条根本不是为了争取权益，就是想着等老了带孙子的时候，可以给孙子看看，说，这是你奶奶打工留下来的。”其实，那些工资单即使想用来争取权益也很难，因为上面全都没有写年份，也没有公章。

菊兰将一大把工资单拿出来，我们两个一起把它们按照年份和月份排好。菊兰留着工资单只是为了做个纪念，所以很多年份就只留了一张。菊兰说：“我们打工的都是没有学问的，打工都是打的苦工，挣的钱都是苦钱，都是血汗钱。”是啊，菊兰和丈夫1997年12月来到广州，一直到2012年把新房盖好，15年没有回家过年，就是为了省钱。

争取补缴社保

如果没有辉兰（见另一个故事：“1974年出生的辉兰：被宠爱的妻子”）的解释，菊兰不知道社保可以补缴。当辉兰告诉菊兰，其他厂的职工补缴了社保的时候，菊兰不相信，觉得是骗人的。后来有一天休班，辉兰带着菊兰去别的厂子看了，菊兰才真的相信了。2011年的时候，组长曾经问过菊兰是不是想买社保，菊兰那个时候已经43岁了，买到退休也不够15年啊，就问组长是不是可以补缴几年，组长说：“不可能！”菊兰就放弃了，就一直没有缴社保。从2013年到2014年，经过大家一年的努力，厂里同意从2002年开始给大家补缴社保，但是要三年才给补完。说起这些，菊兰觉得特别无奈。也是在过去一年争取补缴社保的过程中才了解了一些政策和法律的东西，才知道，1998年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就应该给工人上社保。

发现厂子里的订单越来越少，而且很多货拿到其他省份的分厂去生产，菊兰她们觉得很不踏实，说三年补完，要是一年以后厂子关闭了又怎么办？年轻一些的工友对补缴社保并不太在意，因为她们有的是时间，厂子倒闭了，她们还可以去其他厂子工作，但是菊兰就不一样，按她的年纪已经不可能在其他工厂找到工作。所以，菊兰她们这些年纪大的工友就不同意三年才补缴完，要求一次性补缴完。厂里办公室的一位年纪轻轻的工作人员对菊兰她们的请求不以为然，说：“我们就是这样规定的，有本事你去告啊，你去法院告啊，你去纪检科投诉啊！”

2013年4月29日，菊兰等十多个员工就追缴养老保险的诉求在社保局稽查科备案。这样合理合法的做法引起了厂方极大的不满，厂方要求菊兰她们立刻撤销备案，否则后果自负。菊兰反问：“我立案也是维护我自己的权益，不可以吗？而且前一天是你们说让我去起诉啊。我都还没有起诉，只是去备案你们就这个样子啊。”厂子的人继续逼菊兰撤诉，厂方的人虽然态度很不好，菊兰也没有和他们顶撞，只是说自己的道理，因为这些郁积得太久了：“说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十几年没回家过过年，我身为爹妈的女儿，没尽到女儿的责任；作为儿子的母亲，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你们说官话的时候说一视同仁，但是零几年的时候你们只给干部上了社保，我们员工却没资格，你要是那时候一视同仁给我们买了就不会有现在的结局。”

工友想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很难很难：第一，工友天天上班没有时间；第二，工友不了解政策、法律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第三，工友手里几乎没有资料和文字性东西可以作为证明材料。菊兰她们本来也想去劳动监察部门立案，但是她们十几个人中，只有菊兰保留了一份过期的劳动合同，其他人或者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劳动合同，或者过期了就扔掉了。没有劳动合同就没法立案。按照合法程序，劳动合同应该是一式三份，即使工友手里没有，也可以去劳动部门或者厂里去索要，但是，对于本来就不希望工友去立案的企业来说，是不会配合工友的请求的。

菊兰她们为了社保的事情折腾一年了，菊兰一脸愁容。她们十几个比较积极的工友受到公司的惩罚，最简单的一个惩罚手段是不给加班。菊兰对我说：“现在上班也上得很累，没有心情上班。如果没有我老公支持我，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我有的时候想，人为什么那个样呢？我们要求的只是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追社保也没有叫那些主任自己掏腰包，是公司欠我们的。还有那些当官的，本来是素养方面都很好的人才会被选择当官，但是，我们遇到的有些当官的没有涵养，糊弄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懂，还糊弄我们。等我们自己弄懂了，他们反而非常非常生气。”

菊兰在厂里打工这么多年，干得够够的，一天都不想再干了，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菊兰说：“我一天都不想上班，到了工厂就觉得跟见了鬼似的。我现在就是希望他们把养老保险两年半给我补完，今天给我补完，明天我就走了。”

亲情常在

菊兰1997年年底来广州打工的时候，把7岁的儿子托付给了二嫂，就是菊兰的妯娌。二嫂尽心尽力照顾菊兰的儿子。2003年7月25日，二哥打来电话，说二嫂去世了，菊兰听了感觉像晴天霹雳一样。当时26日发工资，菊兰拿了工资就往家赶。回到家，邻居告诉菊兰：“天啊，你回来了，快看看你儿子吧，哭得那么伤心。”当时菊兰的儿子13岁了，在上初中。后来，菊兰的儿子考上了（株洲）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物理专业，是大专学历。当时上学的学费一年1万多元，再加上一个月大概1000多元的生活费，3年下来，花了7万多元。现在儿子大学毕业了，在长沙工作，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有的时候，儿子钱不够花，菊兰背着丈夫偷偷给儿子汇钱，因为丈夫知道了肯定不让。菊兰想的是，不希望儿子因为钱的事情学坏，搞得偷啊抢啊杀啊的那些，菊兰希望儿子本分做事，先学一下社会经验，然后慢慢去赚钱。

菊兰的二嫂去世以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当时上高中，菊兰这么多年一直帮助负担他的费用。二嫂的儿子后来考上了湘南学院，学费一年4000元，头两年他爸给了，后两年菊兰她们负担了很多，包括生活费。菊兰自己很困难，但是，再困难也不能不管二嫂的孩子。菊兰和丈夫2012年终于在老家盖了房子，一共两层半的楼房，花了将近20万元，欠了10万元的债，是从菊兰的两个妹妹那里借的。当初，菊兰的二嫂得了癌症之后给菊兰打过一个电话，说：“我这个病如果治不好，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儿子，我走了之后，你一定要帮我管他，管到他娶老婆为止。”菊兰说：“做人就是这样的，人家说的：生人不比死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