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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是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姐姐，她叫丁连菊，我们都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每天上班很忙，我在家附近上小学，放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下班，我经常去三姐家玩。我管三姐的妈妈叫丁娘，赶上丁娘做好了饭，我就跟着一起吃。世事变迁，老房子早已拆迁，儿时玩耍的居委会向阳院连老照片都没有留下，我们也都生儿育女，而这份友谊和亲情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
我和三姐非常熟悉，虽然成年以后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每次见面都会叙旧，了解彼此和家人的近况。三姐在城市长大，上了大学，职业是一名医生，这些距离今天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都相去甚远。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三姐的故事呐？
农村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打工者“回不去的农村”的境遇，与此平行的，城市社会政策的各种变迁也导致了打工者在城市待不下去的境遇。三姐和丁娘一家人的故事折射了中国城市的制度变迁，这样的变迁影响着城市人的命运，也影响着全国人民的命运。三姐作为个体无力抗争和改变整体结构，但是，她一生坚守职业道德的个人选择不仅对她自己意义重大，对社会和他人也意义重大。
三姐的妈妈丁娘1927年出生，8岁的时候到丁家给大少爷当童养媳。新中国让丁娘这样遭遇的人获得了解放。所以，无论社会上有什么样的理论和舆论，丁娘永远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制度。
三姐的姥姥，就是丁娘的妈妈，是一个小脚女人，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姥爷，一次姥爷外出做买卖，从此音讯全无，再没有回来，姥姥一个人无法养活一对儿女，就让丁娘当了童养媳。
丁家是做衣服的，有一家服装店，比较富裕。别人很羡慕丁娘嫁入富人家，但是，丁娘自己知道，自从进了丁家的门就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每天就是干活，要伺候上上下下家里所有的人。当时东北处于伪满时期，被日本人统治，丁大少爷在外面上学，学校用日语授课。家里人给丁娘缝制了很多漂亮的旗袍，每次听说少爷放假要回来了，就让丁娘换上。穿上旗袍就无法干活，但是那些活还必须干，只能又脱下漂亮的旗袍。16岁圆房的时候在长春饭店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从小到大，三姐经常听丁娘念叨：“真得感谢共产党，如果不是解放，老丁家肯定还会给你爸找二房、三房，因为老丁家需要劳力。”新中国成立后，街道给妇女办扫盲班，丁娘积极参加，丁大爷很不高兴。每次丁娘前脚出去，丁大爷后脚就把门从里面插上。丁娘想起来又会对三姐唠叨：“共产党好，你妈以前不识字，都是因为解放了扫盲了，现在能看书看报。”
丁娘生了五个子女，大哥1949年出生，大姐1953年出生，二姐1955年出生，三姐1957年出生，小弟1960年出生。
大哥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企机床厂；大姐初中毕业后赶上知识青年下乡，在集体户生活了六年；二姐高中毕业，身体不好，没有下乡，直接参加了工作；三姐高中毕业，下乡一年；小弟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警校。
“文革”开始的时候，三姐在上小学。“文革”之初，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工人在讲台上反复念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语录》一百条，每天上学两小时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大量自由自在的游戏时间，让三姐找到了童年的乐趣，每天或者给家里养的鸡收集鸡草，或者去逮蝴蝶和蜻蜓。那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三年，后来就恢复正常了。
三姐从小就很好学、爱读书。那个时候很多书都被禁止阅读，找到书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苏联作品都不让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是被查抄的书，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书，家里几个孩子抢着读，到晚上妈妈把电灯关上了，三姐就打着手电筒看书。有一次，大哥借到一本描写土改的书，没头没尾，很多事情似懂非懂，三姐还是读得很起劲。
1970年的一天，三姐听到从对面二楼一个房间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原来那里搬来了一家小青年，并且秘密成立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每到周末把窗帘拉上就开始唱一些“文革”之前的歌曲。后来知道，他们是40后，他们的诉求是：“还我十七年文化”，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那十七年。三姐印象最深的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唱“我的心上人”，三姐不懂那指的是什么，就是觉得歌声优美、小提琴的旋律悠扬。后来，对面窗户不再传来歌声和琴声，听说他们被举报了，被抓起来了。
那是1967年的一天，可怕的武斗刚刚结束，天渐渐黑下来，三姐还在家门外的马路上贪玩，丁娘做了好吃的，说等丁大爷回来再吃，从午饭一直等到晚饭，丁大爷一直没有回来。这个时候，三姐看见一辆大解放汽车开到家门口停下，有人下车问这是不是丁某某的家，三姐问：“你说的是我爸爸，我爸呢？”那个人说：“你爸回不来了！”就带人气势汹汹闯入家中，对丁娘宣布她丈夫的四条罪状：特务、地主、大资本家和出卖抗日联军。当时三姐还想，听妈妈说土改时给我们定的成分是富农，怎么跟造反派说的不一样呢？这时，造反派开始抄家，三姐才知道家里有那么多好东西：留声机、各种绫罗绸缎和妈妈的旗袍。没有抄出任何文字和照片类的东西，原来丁娘看到别人被抄家并因为那些东西获罪，已经提前偷偷把所有照片都烧掉了，包括丁娘唯一一张穿着婚纱的光彩照人的结婚照。
后来知道，在丁大爷的单位，造反派分为两派，工人一派、干部一派，来抓丁大爷的是工人造反派。丁大爷被关押了四个多月，每天参加劳动改造。三姐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但是，当造反派劝说丁娘和丈夫划清界限的时候，丁娘坚决拒绝。丁娘每天把家里最好的饭菜留出来，让三个姊妹带着弟弟去送给爸爸。丁娘除了照顾五个孩子，每天在家给服装厂做针线活到深夜，补贴家用。
丁大爷在春节前被放了出来。1969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正在包饺子，街道委员会主任来了，说“黑五类”丁某某出去请罪。然后，街道的十多个“黑五类”被带到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附近的一个空场地，站一排，戴着高帽。12岁的三姐战战兢兢地躲在角落里看着：爸爸敲了下锣，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声说出自己被定的罪状。从此以后，三姐很喜欢看反特电视剧，总想看明白爸爸怎么能是特务呢？三姐追着妈妈问爸爸的出身和往事，进一步了解到，爸爸当初对日本人统治很反叛，用不好好学习日语进行抗拒，爸爸当初被家人安排去日本学医，因为时局变化了就没有去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知道自己出身不好，爸爸每天踏踏实实工作，默默无闻。
从此，三姐成了“兔崽子”了，平时一起玩的同学都不跟三姐好了，三姐在学校受到冷落，也被老师歧视。这个时候，三姐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赵叔叔，他是被下放到农村的五七战士，和三姐的大姐在一个生产队。赵叔叔发现三姐很好学，就想办法帮助三姐转学进入当时长春市最好的中学：长春五中。三姐1972年转学到五中，1977年高中毕业，学校很正规、老师很认真、政治活动不影响正常教学，三姐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优异。三姐最喜欢鲁迅的杂文，爱写作文，老师经常拿三姐的作文当范文。
三姐的中学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赶上了“批林批孔”，三姐文笔好，批判文章写得绘声绘色，得到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的偏爱，每当有外地领导参观学校，老师就让三姐参加座谈会。学校每学期的教学计划中，都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的时候，三姐她们被安排到长春市木工厂，在工厂实践中，安排老工人师傅讲忆苦思甜课，吃忆苦饭。学农，是到五中位于双阳的农村分校，这所分校是由老师带领学生从一块空地上亲手建成的，每块砖、每片瓦都凝结着老师和学生的劳动、汗水和喜悦；农村分校除了劳动，也安排上课，结合实践进行学习；如烧砖原理与数理化相结合，语文课与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相结合；更让人欣喜的是，学校开展开门办学活动，让当地的农村学生过来上课。学军，是把军人请到校园进行军事训练。提起在五中度过的中学生活，三姐对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充满回忆。
有一天，活泼好动的三姐发现，不再飘出歌声的那间二楼小屋搬来了新住户，从楼下就可以看到，屋子里面最醒目的是摆满书籍的书架。三姐去别人家玩的时候，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家屋子大、家具好、玩具多，而看到别人家书多就很向往。洞察三姐心思的丁娘通过街道委主任认识了新住户的主人：林叔和吕姨，林叔当时是《长春日报》的编辑，吕姨是党校的教师。从此，三姐每写完一篇作文就送去请他们指点，三姐回忆，有的时候，两位老师的批注比作文本身还要长。当面指导的时间经常长达两个小时，狭窄的空间、昏暗的灯光、温馨的教导，持续了四年多的时光，直到三姐高中毕业。林叔和吕姨言传身教，成为三姐人生的指路人，这样的指导和感情持续至今。
1977年，三姐高中毕业，她去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起走，报名下乡。三姐当时心性很野、志向远大，想做李四光那样的人，四海为家、奉献自己。三姐被安排到长春市农安县前冈村落户。三姐长得瘦小，又是个女孩子，生产队很照顾她，把她当半个劳力用，主要在集体户食堂做饭，不做饭的时候就去弄猪食。
1977年恢复高考了，分别在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举行了考试，于1978年夏季入学。三姐参加的是冬季那场考试，在丁娘的逼迫下，热爱文学的三姐报考的都是医学院。三姐考试成绩轻松超过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后来阴差阳错，被录取到辽源煤矿学校，是一所中专，学习医学专业。学制三年，在校学习了两年半，实习半年。学校老师教学认真，经常邀请名牌医院的名医名师来授课，班主任老师教导学生们：“学医是把人命交你！医生工作很神圣！”校规严苛，不许谈恋爱、不许跳交谊舞，三姐专心致志地学习。当时，三姐在校实习期间去的地方是辽源矿务局职工医院，医疗水平是很高的，开颅手术都能做，学生去实习的时候，有机会做阑尾炎、包皮切割等小手术。
三姐（左一）在辽源煤矿学校和同学合影
1980年，三姐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医院内科，一干就是七年。当时，三姐的志向就是：成为像林巧稚那样的医生。三姐第一年工资32元（每月），转正之后36元。三姐后来在职工医大参加了四年的半脱产学习，当时入学需要参加正规的入学考试，三姐考取全长春市第36名，经过四年苦读，获得了医学大专学历，工资随之涨到40多元。1987年离开医院的时候工资一个月60多元。
白衣天使，1982年
1981年，三姐谈恋爱了，男友是一位军人，来自唐山农村，入伍后上了军校，毕业后留校成为教官。三姐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追求者不少，为何选择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学历比自己低的男友？原来，三姐当初答应和男友交往是为了搪塞众多的追求者，三姐对男友说：“我要继续进修学习，我要实现医学理想，十年之内不打算结婚。”男友的回答是：“无论多久我都等！”男友的真情感动了三姐，1983年1月两人结婚了，同年11月，儿子降生了。结婚和育儿都没有阻挡三姐刻苦学习和热爱工作的劲头。
三姐在医院工作期间属于年轻的医生，也不是同行中学历高的，但是三姐的医术和态度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很多患者专门找三姐看病，要求住在三姐负责的病房。医生少，患者多，医生的工作很累，但是再累三姐也面带笑容。三姐和丈夫旅行结婚到北京，三姐给自己买的礼物是《医学心理学浅谈》，这是一本让三姐受益终身的书，三姐认识到，患者60％的情况下是心理疾患，这更坚定了三姐微笑服务的理念。一些重病住院的病人这样评价三姐：“小丁大夫一进屋，不吃药都好一半！”那个时候一周休息一天，如果遇到病房有重患，即使是休息时间三姐也骑自行车去医院关照一下。在三姐心中，患者比自己的家庭还重要，因为三姐始终记着学医的时候老师的教导，以医生为职业的人必须如此。
1983年开始，医院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医生看病、开药和经济收入挂钩了，医生给患者开多少药，直接与医生以及科室的提成挂钩。三姐不适应，看不惯，三姐从来都尽量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特别是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三姐直接向院领导提出质疑，但是领导告诉三姐：“医院现在需要挣钱，因为财政部现在只管60％的开支，剩下的40％需要自己挣出来。”
三姐认识到，医院这样的环境自己已经无法适应了，三姐不忍心用多开药来挣提成，护士跟着她也少拿钱，还拖累了科室的创收。每次一开早会，别人开了2000元的药费，三姐最多开到1000元。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抗争就如同蚍蜉撼大树，三姐非常痛苦，不得不告诉自己：事业不需要我了！后来，丈夫所在的军校幼儿园需要一名保健医生，三姐毅然决定：放弃理想、回归家庭，到丈夫和儿子身边工作。就这样，1987年三姐开始担任幼儿园保健医生，1995年当上幼儿园园长，一共在军校幼儿园工作了十年。后来三姐在军校计生办和军校医院门诊工作，直到2012年退休。
三姐退休了。丈夫依旧身强力壮，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家庭不需要牵挂太多，三姐希望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学识，特别是医学知识贡献给需要的人。三姐在2005年考取了国家认可的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她同时具备内科专业医师职业证书，有处方权。三姐一直认为，心理咨询和医学治疗必须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在这样的心愿之下，三姐受邀去一家民营医院应聘，老板承诺很高的薪酬，三姐把薪酬降到一个月6000元，觉得已经足够高。第一天上班，老板一方面对三姐所说的为患者服务的理念满口答应，另一方面带三姐参观了医院投入巨资购买的各种先进仪器设备：脑电仪、脑血流仪等。三姐立刻明白了，老板期望她多给患者做仪器检查，每项检查费用都比较昂贵。三姐认为，患者一个小时最少支付200元的心理咨询费，这已经很高了，她实在不忍心用可做可不做的仪器检查来提高个人和诊所的收入，当机立断，谢绝聘任，三姐离开了尚未落座的专家咨询室。
吕途：“三姐，你一辈子都那么重视理想和价值的追求，而最后放弃了事业，回归家庭，不觉得遗憾吗？”
三姐：“我觉得很值得。丈夫一直深爱我，几乎支持我的所有选择。我培育了思想正直、身体健康的儿子，教育他不伤害他人，不危害社会。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家庭和睦，包括孝敬和爱戴文盲的婆婆。回归家庭是不得已的选择，当事业和社会大环境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很庆幸家庭可以成为港湾。我的事业没怎么成功，但是我至少养活了自己。”
吕途：“三姐，你一辈子爱读书，但是，如果没有目标，读书又有何用？”
三姐：“我一直有写作梦。我很高兴退休，因为退休之后年轻时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1997年12月12日，我的精神导师吕姨去世了，那时候我儿子十岁，我告诉儿子：‘你吕姥姥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儿子问：‘什么是精神财富？’我告诉儿子：‘物质财富就是钱和有形的财产，精神财富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都忘不了你吕姥姥的那些东西。’儿子说：‘妈妈，那我不要物质的，你就给我多留点精神的吧。’那个时候儿子十岁，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情景。我必须实现对儿子的承诺。今年儿子结婚，一分钱都不要我们的，我给儿子写了一封两万字的信：吾儿结婚。给林叔看了，林叔给予高度评价，鼓励我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