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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借去哈尔滨探亲的机会，我访谈了从国企退休的一位工会主席，薛姐。我们聊了四个多小时。从5万多字的访谈笔记中我整理出了下面的文字。薛姐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是个果敢和干练的女干部，说到无奈之处，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就凸显出来，泪水涟涟。坐着聊天，她严谨的叙述和丰富的经历让我觉得她很高大，等站起身来一起去吃饭，发现她中等身材，比我矮一些。和我对话的时候，她端庄而温和；和正在帮助她处理企业职工待遇问题的男性对话的时候，她显得幽默而周全。
薛姐1955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的农村。兄弟姊妹五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薛姐。爷爷家当年划成分的时候属于下中农，不是最贫困的，也因此爸爸小时候上过学，在村子里面也属于文化人。妈妈是文盲，还裹过小脚。妈妈告诉薛姐，她7岁开始绑小脚。
家里五个孩子个个都上学了，有的学得好，有的学得不好。大哥、大姐都是大学毕业，二哥从小逃学不好好学习，二姐高中毕业。妈妈的一句话薛姐至今记忆犹新：“砸锅卖铁我也得供你们念书，我没文化，你们不能没有文化。”家里五个孩子，男孩子不会做地里的活，女孩子不会做针线活，因为妈妈就是要孩子们念书。
从小学到高中，薛姐都是班干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军事化管理，不叫班长叫排长。学生到了农忙的时候都要参加劳动，薛姐永远是干得最多最快的那个。干农活非常累，腰都累得直不起来了，但是薛姐就是有上进心，老师也组织劳动竞赛，掐着手表比谁干得快、谁干得慢。薛姐虽然累，真的挺高兴的。
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批斗大地主。薛姐是班干部，总写发言材料、总发言。学校里面也总填表了解家庭情况，填成分的那一栏，薛姐填：下中农，这个时候薛姐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没有贫农和雇农那么光荣。薛姐爷爷那辈是做小买卖的，分田地的时候给薛家评的是下中农，薛姐家的村子划分的等级包括：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薛姐发言批判地主的时候，自己没有切身的感受，写的东西都是从报纸上摘录下来的，再写成连贯的文字。批斗村子里的地主以前是怎么剥削的、家里屯多少粮、剥削农民干活、干活的时候还不给雇农吃好的。
薛姐她们当时批斗的一个地主是她家的邻居，有时候会有一丝不好意思。现在回忆起来，薛姐觉得那个时候的斗争方式太落后了：游街、揪斗、挂大牌子、戴大高帽。薛姐在想，是不是乡政府领导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法制的观念？无论心里觉得舒不舒服，在那种形势下大家都会去做，因为你觉得必须得那样去做。
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学校都不上课了，搞军训。做红缨枪，天天练刺杀，然后开始跳忠字舞、做宣传，宣传毛主席语录、朗诵毛主席诗词。回忆起来那个时候火热的状态，薛姐不想用“愚蠢”而是倾向于用“落后”来形容。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薛姐带来的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继续升学。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知识还是系统和扎实的，到后来很多东西就都不系统了。等到高中的时候，恢复正规了，但是因为初中没有学好，很多高中知识就衔接不上了。回忆那个时候的教学质量，很多教过薛姐的老师是下乡知识青年，一些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教得非常好，对学生的态度也好。
说起知青，薛姐充满同情，觉得他们从城市到农村，跟下地狱一样，有的地方大队照顾得好，有的大队照顾得不好，都没有吃的东西。开始的时候，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叫集体户，把房子盖得挺好的；到后来，大队就不咋管了，那房子的墙也都破了。
1974年7月，薛姐高中毕业。因为薛姐一直品学兼优，当时村小又正好缺少一名老师，经过大队领导集体讨论，安排薛姐在村小当了老师。学校里有十多位老师，都是包班教学。那时候学校简陋，教室都是土坯房；围墙都是干打垒，就是两个板子一夹，往里送土，然后用铁锤打实；薛姐领着学生一起干。
学校只有两个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剩下的都是民办老师。那个时候，学校的管理非常正规和严格，经常检查教师的备课笔记。薛姐对学生也非常认真负责，争取不让一个学生辍学。当时农村都是小土房、小草房，每家都有很多孩子，不少人家经济非常困难，供不起孩子读书。而且，家里也需要劳力：捡柴火啊、挖猪菜啊，就不让孩子念书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小学的辍学率特别高。薛姐发现哪个学生不来了，就去家里找，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一般薛姐去了都能再把学生找回来，家长也佩服她对学生负责的劲头。薛姐带的班级纪律好、卫生好、学习好。薛姐家离学校很近，走路七八分钟就到了，薛姐每天早上6点多就去学校了，中午经常没有时间回家吃饭，晚上也很晚回家。薛姐年年被乡里和县里评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
薛姐是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按照男劳力的标准记工分。民办老师拿的工分都差不多，没有男女之分，没有年纪之分，考核的标准就是你的工作量，标准由公社教育局制定。
回忆那个时候自己为何那么兢兢业业，薛姐觉得，首先，希望好好工作，将来转正成为正式编制的老师，虽然转正以后工资上差别并不大，但是，感觉地位上不一样吧；第二，最重要的动力是热爱本职工作，按照那个时候的话语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第三，要对得起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当时自己高中毕业，没有关系没有后台，大队领导选自己当民办老师，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不能辜负家长的信任、不能辜负了孩子们。回忆那个时候整个学校的风气，认真工作的占绝对的主流，大家都有那个劲头，教师之间如果有差距，那是因为人与人能力和责任心之间的区别导致的。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动力来自哪里，都跟钱没有关系。
薛姐骄傲地回忆起一个片段：“我当时带的是五年级，铃声一响，学生走进走廊，不准喧哗，我们班学生没有一个说话的，别的班的学生喊着吵着进教室。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学生在走廊喧哗了，我就告诉体育委员把学生都召集到外边，必须得到外边重新排队，重新进教室；然后学生们“唰”地站好，非常快，非常有顺序地排队进了教室，没有一个说话的。开始上课，书都得好好拿着，距离眼睛一尺；写字的时候，铅笔头和手指距离一寸，都必须做到。”
1984年，为了和在哈尔滨工作的丈夫团聚，薛姐非常不舍地离开了教育岗位。走的时候，民办教师开始有补助了，补助好像是每月18.33元。
薛姐：“那个时候我们家那个屯挺大的，有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单独结算。一小队可能一年10个工分核算1块钱，二小队10个工分可能核算6毛钱，都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家在二队，倒数第一。有一年我记得最清楚了，核算完了，我家还倒欠生产队的，没有拿到现金。”
吕途：“我听说过去的公社里，大家吃大锅饭，生产效率比较低，大家都不好好种地，是这样吗？”
薛姐：“不完全是。我觉得吧，农民还是很单纯的，还是比较听话的。生产队的队长是非常有权威的。干活的时候有一个打头的，就是领着干活儿的；女的有个打头，男的有个打头。这个打头的都非常有权威，打头的在头前领着干活儿，就按着他/她的速度。到中午的时候才能歇着，离家近的回去吃晌饭，离家远还要给送饭。队长干到哪儿，大伙儿都跟着，队长说到这儿休息了，大家都得干到这块休息。你没干完的，干到天黑也得干。打头的人很辛苦，他得挨个儿看着，必须干到都拉齐了。”
吕途：“所以不存在说，因为是集体的，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干了？”
薛姐：“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穷呢？当时旱啊涝啊，可能存在一个大自然的影响；再一个是，那个时候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好的种子。那个时候，有害虫庄稼就完了，全部绝收；玉米棒很小，哪有现在这么大；但是，那个时候吃的都是健康的。”
薛姐和丈夫1979年结婚。丈夫是本村的，初中毕业以后进城参加了工作，后来落户到哈尔滨。夫妻两地分居。1981年，儿子出生。薛姐一直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学生，最后，考虑到儿子去城市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毕竟不是很好，薛姐去了哈尔滨。
丈夫在国企建筑公司工作，在丈夫的帮助下，经过多方长久地努力，薛姐在哈尔滨一家火柴厂找到一份工作，属于大集体企业。那个时候，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是很难的，进入大集体企业也不容易，薛姐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而且，自己做民办教师的教龄也都算到了工龄里面。
1984年到2001年，薛姐在哈尔滨一家火柴厂工作，属于民政系统的企业，有将近三百职工，其中有一百多名残疾人，大多数是聋哑人。哑巴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参加劳动没有问题，开会的时候有个会哑语的做翻译就可以交流了。
80年代的时候，女工比男工多，90年代以后引进机械设备，男工比原来多了一些。男女工资没区别，健全人和聋哑人的工资也都是一样的。薛姐一直做管理工作，各个科室都干过，工资是50多块钱。火柴厂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按事业单位的工资走。每年涨工资，一年涨几块钱，工人评级，升一级好像涨7块多。厂长也按照级别逐渐往上涨。那个时候的厂长绝对有范儿、有魄力，一厂之主，像一家之主一样的。
薛姐记得她们的大厂长好像是学包装装潢的，函授学校毕业的；副厂长挺年轻的，好像是学经济管理的。厂长有专车，是一辆破吉普，有的时候是小货车，前面拉领导后面拉货。厂长会议多，经常出去开会，厂长一回来大家都静悄悄的，趴那里赶紧好好干活。遇到任务紧急的时候，车间人手不够，管理人员全下去参加劳动，厂长也下去；如果晚上加班一宿，厂长和管理人员也跟着加班一宿。那个时候的厂长真有范儿，拿的薪水不多，付出的劳动不少。工人之间讲感情，很团结，你这块活儿多，他那边干完了就去帮你干点儿。大家对公共财物和设备也比较爱惜，真是挺好的。
管理很正规。每天工作8小时，早上8点上班， 11点半到12点半休息1个小时；下午上班到5点半。各部门都有考勤，迟到和早退都是要扣工资的。劳动部门来厂里组织《劳动法》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要求干部和职工按照法律要求办事。
管理都是自上而下地完成。上面开个会说现在有什么什么精神，回来厂长找办公室主任把它形成一个文件，在工会上宣读一下，大家提提建议，就基本落地了，就按照这个执行了。比方说，医疗费报销标准，住院的按75％报销，在什么样的医院按75％报销，哪些药费包括在内，等等，上面有一个大概的框框，然后到了企业层次通过工会来讨论和明确一下，就执行。
各项职工福利和活动都是厂里组织和安排的。厂里有托儿所、食堂和职工卫生所。托儿所是免费的，办得很不错，有几十个孩子，有个小活动场地，滑梯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有这样的配套服务，国家有要求的。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演出也都有，还都要参加比赛的。工会定期组织各种活动，还发电影票。乒乓球台、篮球架都有。
后来，出现很多问题，货源问题、三角债问题，企业越来越困难。最后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时支付。一到开支之前，厂长必须得召开一个销售会议，抓紧清账，好开支。因为欠贷款，得去人在银行看着，否则很可能一笔货款通过法院直接就截走了。
1998年，企业开始酝酿改制。2000年，私人老板一分钱不用给，零价买断火柴厂，直接接手了。当时拖欠职工的账目都经过公证处公正了，但是那个私人老板也没给。后来，找老板都找不到了，换了几个老板，没人管你了，账目可能都没有了。
薛姐说：“不愿意回顾这些事情，往事不堪回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领导指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改制完了，火柴厂变成一个私人企业了，换牌了，翻牌了。托儿所和卫生所不是在改制以后没的，在企业90年代的‘升华’过程中就自灭了，不知道原因就没了，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托儿所的那些小床，卫生所那些玻璃的装药的小柜子不知道怎么就都没了。篮球架哪儿去了？乒乓球案子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就都没有了。”
吕途：“听你的描述，企业开始运转得挺好的啊，怎么就运转不下去了呐？”
薛姐：“等到后来我也确实发现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风气有点不太正了。”
吕途：“那这种风气的转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大家都挺好的，风气怎么就变得不好了呢？”
薛姐：“我觉得好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人们的思维可能就复杂了。”
吕途：“技术进步了，我们的风气反而不好了？按理说，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那我们的财富就会积累得更多，那我们的生活应该变得更好，结果反而变得不好了。会不会是因为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比如说，当社会上存在少干多得的时候，这个风气就会带到我们厂里。”
薛姐：“我觉得有直接关系。过去大家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等到后来，八几年到九几年以后全变了。”
吕途：“比如说，如果厂长还像以前一样，跟大家一起来到生产线干，干不完了跟大家一起加班，我就不相信那些耍滑的会得逞。”
薛姐：“对。另外吧，一个企业在运作的时候，是有很多关系户的，一点一点地这事情就复杂了。厂长需要拉关系啊，销售人员开始拿回扣啊，就变化了。”
吕途：“企业出现困境，为什么非要改制呢？为什么一定要变成私营的呀？”
薛姐：“亏损。当时就说，谁有能力使这个企业扭亏为盈，谁有资金使这个企业复活起来，谁就来管理这个企业，逐渐地就走到现在了。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肯定受了什么影响，所有的企业稀里哗啦全下来了。不过，大家也都看到了，企业的领导，特别是企业的一把手肥透了。那个时候搞更新改造，今天整一个项目改改，明天整一个项目改改，上项目啊，越上项目企业越不行，越上项目贷款越多，贷款越多企业越亏损，入不敷出了。我亲眼看到企业从挺发达到没落，到最后停产，到破产，到翻牌成了私企。职工都有感叹，和过去的干法不一样了，在私人企业里，你有技术有能力的确实能挣点钱，但是你辛苦得多、付出得多很多。就跟给你喝了麻醉药一样，按照人家的安排一步一步走了过来，就像当时跳忠字舞没想到会荒废学业，现在改制你也没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生存情况。最感触医疗这块啊，职工在单位看病、吃药多好，又能报销，医药费也不高；现在这医药费升得这么高。那些人先了解和掌握情况的，该做的都做了，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发一笔财，吃亏的都是老百姓，现在有多少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啊？！”
2001年到2008年，薛姐被调到哈尔滨一家钟表厂当工会主席。这是一家国企，但是，调薛姐过来不是为了组织工会工作，而是安排工人下岗。1998年，这家钟表厂就开始部分停产，到2000年，已经全线停产，薛姐2001年到钟表厂的时候，企业已经由托管方托管了，但是单位三百多职工联名上访，政府主管部门不得不重新组建领导班子来和托管方协商，薛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的。
托管方肯定是私人老板，通过和主管部门协商，处理意见是：给退休职工开支，给在职干部开支，留下少部分年轻和身体好的职工，其余大部分职工下岗。对于这样的安排，下岗的和在岗的都有意见。没有下岗的职工跟着组织随随意意地工作已经习惯了，在私人企业里很难受。薛姐说：“现在，工人的地位在咱这个国家当中是最底层的。过去工人和领导是一起的，我这个年龄过来的人还享受过那段时光。过去，工人敢提意见，对厂长不满意可以想办法跟主管部门反映意见给他换下去；现在变成私人企业以后，私人企业厂长那么黑心，工人也没有办法。”
薛姐不想接手这份工作，但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接受领导安排，领导怎么安排她就怎么干，还硬是接受了这份工作。薛姐发现，无论她和其他领导班子的人如何努力，都成不了救世主，无法扭转局面。而且，薛姐是带着任务上任的，任务就是改制。最后的结局是，钟表厂全员退出，托管方是房地产开发商，把工厂拆了开发成了房地产。
吕途：“在工作过程中，作为女干部和妈妈，又要工作又要承担母亲这个责任，这中间有没有出现过矛盾或者是纠结？”
薛姐：“孩子小的时候吧，我也年轻。每天起早贪黑的。早晨送孩子去幼儿园，下班回来了把孩子接回来，晚上就是洗洗涮涮，把孩子整得干干净净的。饭做得不是特别好，但孩子愿意吃就行。后来，单位搬迁到郊外去了，离家很远，我爱人为了帮我分担，就不下工地了，他接孩子、送孩子时候就比我多了。孩子的作业归我管，我天天督促孩子学习，听孩子讲这一天发生的事，跟他唠一唠啊，告诉他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作业应该怎么写，培养孩子的上进心。每次家长会都是我去，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老师说我儿子道德品质特别好。我回家跟我儿子说：‘你遗传了你爸爸妈妈的道德品质。’等孩子上了高中了，我就很少干家务活儿了。那个时候老伴挺有意见的。”
吕途：“他有什么意见？”
薛姐：“那个时候我们单位都不按时开支，我老公就说，这个破工厂你天天去干什么啊？我说那没办法，既然答应干这个工作了，领导安排了，我同意了，我不能中间给撂挑子。我说我没办法，厂子里有那么多职工，我是为了我自己吗？当时在钟表厂，换托管方就换了十多个，每换一个我就得重新整材料，起早贪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他说：‘你不要命啦！’我说：‘命得要。’他说：‘那你饭也不做！’我俩就产生矛盾了。后来时间一长了，他看我这么累，也养成习惯了，他家务活儿干得越来越多。现在，我做菜都有点不会了，煤气都有点不会开了。我也挺感动的。”
钟表厂改制过程中出现错综复杂的问题，薛姐作为单位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跑前跑后把相关问题反映给主管部门。后来，托管方房地产公司又出事儿了，好像是那个老总被抓起来了，就把和钟表厂对接的事情委托给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了。薛姐开始的时候转不过来弯，觉得主管部门把职工问题推出去不管了，不应该这么处理。企业改制的时候，大权都由托管公司掌控了，对接的时候，薛姐这些企业领导不一定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债权债务做完之后是不是应该张榜上墙啊？处理文件是不是应该按照文件要求给每个职工提前十天发到手上，让每个职工看完之后分别提意见啊？所有这一切，主管部门已经无力处理，让法律来处理吧。
2010年的时候，薛姐和她们职工的材料都被移交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了。很多过去主管部门和托管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依靠法律法规得到部分解决，职工的一些权益得到了补偿，包括：医药费、拖欠的工资、生活费，也补足了医疗保险。这些都是薛姐当初没有想到的。法律就是要证据，需要阳光下的操作。职工应得的权益要按照法律条文和相关政策来办理，比方说低保，生活费应该给多少，法律条文都有规定。
薛姐说：“我到2015年就退休了。我希望在这之前把事情办完。我们跟保险公司还有一笔账，我还得清回来，清不回来我心里就不对劲。认真负责干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心里挺坦荡的；为别人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挺欣慰的。从到钟表厂到现在，我心里非常痛苦。当一件事翻来覆去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内心非常迷茫。往事不堪回首，今天说起来了，我心里酸溜溜的，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就不要想太多了，时间可以淡化一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不知道你要写出的这个书是啥样，我说的话不一定完全都对，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