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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写亲人的故事，是重要的亲人，我三婶，就是我亲三叔的妻子，她叫吕岫玉。我三叔1999年去世，那一年正好我大女儿溪溪出生，为了让三婶不要完全陷入痛失亲人的悲伤中，我请三婶来帮我照顾孩子，就这样，三婶和我一起生活了八年，陪伴了我两个女儿从出生到幼年。不过，现在讲我三婶的故事不是讲她如何照顾我的女儿们，而是关注她年轻时候当工人的经历。
我三婶是个乐天派，嘴巴不停，而且特别善于描述，经常跟我讲她当工人时候的趣事。三婶是个无比善良的人，是个说不出谎话的人，给我讲述了很多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和她的亲身感受。三婶常讲她当工人的时候大家献工献时、不计劳动报酬的情景，为什么这样的集体企业最后就办不下去了？三婶不能给我答案，问她“干了什么”她可以说很多，问她“为什么”就难为了我善良可爱、活泼乐观的婶婶。
三婶有兄弟姐妹六个，大哥1949年出生；我三婶是老二，1951年出生；然后是二妹1953年出生；二弟1959年出生；小弟弟1963年出生；小妹1965年出生。三婶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爷爷和我爸爸出生的地方——辽宁省岫岩县，那是个坐落在大山里面的县城。
三婶，摄于1973年
三婶1966年上初一，念了不到两个月就“文化大革命”了。闹革命就不上学了，学校也不上课了。三婶回忆，自己当时什么也不懂，不懂什么是反动、不懂为什么批判老师，只要给个袖标戴上就高兴。学校里最先成立的学生组织叫“毛泽东主义红卫队”，大伙儿都去报名，三婶也去报名了，但是三婶刚上初一，年纪太小，没有排上号，没有拿到红袖标，她很失望。后来又有其他组织成立起来，名字三婶都记不得了，反正参加了就戴上了红袖标，三婶就觉得特别幸福，每天都戴着，回家也戴着。后来发现，参加了组织要批斗老师，还得打人，太吓人了，三婶胆小不敢打人，也不想打人，就不去参加活动了。学校不上课了，在家又没事干，三婶就去找工作帮家里挣点儿钱，记得干过剥云母片的工作。
就那样混着到了1969年复课。复课以后经常下乡劳动，挖大坑、修梯田、铲地、割麦子、割苞米都干过。学校都是军事化管理的，不称为班级，称为连队。三婶她们初三一班就称为三连一班，外出劳动就叫作拉练，动不动学校组织拉练就出发了。1970年，三婶初中毕业。初中期间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到两年，但是也获得了正式的毕业证书。那个时候，岫岩县还没有高中。三婶初中毕业的时候赶上招工，就没有下乡。
三婶回忆，那个年代有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大伙儿对念书不太重视，有工作能上班挣钱就行了。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生活水平很低，百姓人家也不寻思太多的事儿，就赶紧挣钱吧。三婶兄弟姊妹六个都先后分配了工作，小弟弟是接爸爸的班，在车队开车。
三婶的妈妈不识字，是家庭妇女，她爸爸上学也不多，是车队的司机，会修车。我三叔高中毕业，成绩很好，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上大学，我爸爸、我二叔都在“文革”之前考上了大学，从此走出了那个山沟沟。
三婶1970年初中毕业，同年毕业的同学一部分下乡、一部分分配工作，三婶被分配到了车辆厂当工人。车辆厂属于大集体企业，有两百多人，属于重工业产业，男工多、女工少。工作类型大都是摆弄车辆、钢筋，抬那些铁玩意儿，女的抬不动啊。开始的时候分配三婶去做质检，三婶不喜欢坐着，要求去做车工，觉得有趣。车工是厂子里最累的岗位，要倒班，但是那个时候三婶年轻、爱干活，车工岗位挣钱也稍多点儿，觉得特别满足。
三婶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工资是19元（每月，下同），第二年是21元，第三年是24元，第四年是32元，第五年是37.4元。三婶回忆，她大哥分配在工厂工作，头一年的工资也是19元，她二妹分配到粮食部门工作，第一年工资就是30元。
每天上班八小时，三婶觉得在工厂干活儿挺好的、挺有意思的。记忆中，那时候工人特别爱干活，大伙儿都抢着干活。工作任务忙的时候就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多干活多要钱那个事儿。那个时候，干多少活儿工资都是那么多。谁干得好了领导就表扬，一给表扬大伙儿特别高兴。那时候思想单纯，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三婶家离工厂近，工作任务多的时候，三婶的同事晚上就住她家里，早上起大早去献工献时，没有工厂大门的钥匙就翻墙跳进去干活。那个时候，领导一号召大伙儿都响应。很多事情连号召都不用，自己就集体行动了。有一天半夜，县城发大水了，大伙儿知道以后，穿上雨衣、拿锹、拿镐自觉上厂里集合。三婶感叹：“那个时候真挺好。那个年代都过去了。”
现在的社会舆论说起过去国企的年代，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吃大锅饭，所以效率低，我反复问三婶：“工人们是不是偷懒？大伙儿工资一样是不是就没有积极性了？”但是，在三婶的记忆中，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三婶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偷懒，每个人都有岗位，你要是不干你就完不成任务，就会很掉价啊。”
到了70年代末，厂里开始发生变化了。三婶回忆说，后来就开始车间核算了，就是挣工时了，一天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实际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工资和过去是一样的。厂里叫三婶去做核算员，三婶没同意，三婶只喜欢做最普通的工作。三婶是个人人都信任的人。按照领导的话说：“吕岫玉当不当先进一个样，给钱多少一个样，领导在不在一个样。”
后来就改革了，一改革就说车辆厂生产的产品落后了，卖不出去了，厂子就黄了。在三婶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对于东北和岫岩来说就是工人下岗。下岗并不是不干活了，而是去给私人干活了。而且说是厂子黄了，其实就是私人承包了。
我三婶1973年11月和我三叔结婚，三婶是我们全家公认的模范媳妇。我爷爷和我奶奶各有个性。我爷爷读书读得好，新中国成立前中学毕业的时候考了县城第一名。我奶奶是地主家的小女儿，得到父母的宠爱，别人家的女儿都裹小脚，老地主心疼女儿就没有裹脚，到了出嫁的年龄却嫁不出去，正好遇到我爷爷有个性，说，“大脚好，走路稳当”，爷爷奶奶就结婚了。奶奶是女孩子，家里面虽然有私塾，但是只有男孩子有资格进去，奶奶就每天在窗户外面“听”课和“看”课，所以，我奶奶识字，对各种书籍倒背如流，但就是不会写字，因为从来没有机会拿笔练习。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奶奶怕爷爷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汉奸，敲开了当时在岫岩的丹麦教会办的“丹国医院”的大门，爷爷从此在那里信教和学医，学习护理四年，学习医学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丹国医院”收归国有，成为岫岩县第一人民医院，爷爷在那里当医生到退休。爷爷医术很好、沉默寡言、性格倔强，在家里面说一不二。三婶为了家庭和睦，每个月的工资如数上交给爷爷，自己一分钱都不留，三婶每次看电影都得向爷爷要钱，跟小孩子一样。但是三婶有话：“只要你爷高兴，全家人就高兴，大家在一起生活嘛，只要高兴就行了，钱都无所谓了，家里的东西反正谁买都行，我什么事儿都不管了还觉得很轻松。”
三婶1974年生了女儿小丹，1976年生了儿子小彤。产假是56天，医疗费厂里报销。生小丹那个时候厂里没有托儿所，刚好爷爷退休了，就由爷爷照看；生小彤的时候厂里有托儿所了，就把孩子送过去。哺乳期是一年半，上午9点和下午3点可以回家或者去幼儿园喂孩子母乳，一般给30—40分钟的哺乳时间。
在车辆厂，男工、女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是有差别的；如果是同样的工作岗位，工作任务也可能有差别，像干车工的，女工车小件，男工车大件；车的大轴一百来斤重，女工拿不动。不过，没有人歧视女工，因为各有各的任务。男工和女工工资是一样的。三婶说：“不记得男工有什么意见，因为车间主任的工资也和大家差不多啊。”
三婶虽然生孩子、带孩子，但是自觉也没有比别人干得少，一个人守一个车床，每个人都有任务，不能少干。后来等孩子大了，三婶常常比别人多干，谁的零件车坏了，三婶就帮忙重新车一个。
三婶1980年转到针织厂，也是大集体企业。转到针织厂没有多久就听说车辆厂解散了。到了针织厂之后，三婶第一个感觉就是比车辆厂累多了，一天到晚在那里缝衣裳，一直低着头，一坐一天，真累。针织厂生产的针织品卖不出去，改成了地毯厂。没过多久三婶就听说厂子被个人承包了，工人纯粹是给私人干活了，说是多干多得，但是大伙儿使劲儿干也没有多得。私人承包了以后工人就挣不着钱了，就业都成了问题，老板愿意用你就用你，不愿意用你就可能找临时工，因为临时工可以给更低的工资。
三婶在岫岩地毯厂
质量也成了问题。三婶是实在人，干活认真。扎地毯的时候两人一组，三婶和同伴一起干得很认真。如果想要地毯质量好，就得扎得结实和密实，自然速度不会太快，但是车间主任只看数量，反而说三婶她们干得慢。干得快很容易啊，三婶她们就也跟别人一样做质量差、不密实的地毯。后来，厂长想尽办法排挤正式工、雇用临时工，三婶干不下去了，转到还维持着国营性质的丝绸厂。三婶在地毯厂干了快十年，离开的时候工资是一个月45元。
三婶1990年转到丝绸厂，属于国企，那个时候也叫全民企业，是个大厂，有上千职工。三婶的工作岗位是在捻线车间捻丝。1993年，丝绸厂也黄了，就是解散了。三婶刚到丝绸厂的时候工资一个月80多元，离开的时候涨到100多元。
1993年三婶转到“595”工作。在那个年代，从集体企业转到国营企业是很不容易的。“595”化工厂是岫岩县比较好的国营企业，进去不容易。三婶因为有丝绸厂的国营企业工人的档案，才能进入“595”。进厂就赶上涨工资，三婶一个月可以拿到150元。“595”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工企业，国家文件规定，女职工45岁退休。干了三年三婶就退休了。三婶退休几年之后，“595”也被私人承包了。
三婶当了26年的工人，回忆这一生的工作经历，三婶说：“我在车辆厂干活的时候，我守个车床认认真真在那儿干活就行了，很踏实的感觉，只要我认真干活，一辈子不用挪地方；干活的时候心情也好，大伙儿都平等啊，谁也不忌妒谁啊。后来大集体的厂子和国营的厂子都被私人承包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人员都散了，谁都想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儿。以前我们脑子里没有那个想法，我多干不多得也觉得没啥。等后来，不再为集体干了，反正就是随大溜了，也没有什么出息了，把任务完成就行，就等着退休了。”
1996年三婶退休，1999年三叔去世。从1999年到2006年，三婶一直和我一起生活，我们辗转各地。三婶是个活泼快乐的人，教了我两个女儿一口东北话，也教了她们很多红色歌曲。2006年，三婶回到岫岩老家，那个时候三婶的退休金一个月有500多元，现在（2015年）退休金一个月1937元。三婶的女儿小丹，我的堂妹，学会计职高毕业，在邮局工作，不是正式工，工资不比三婶的退休金多，没有社保。小丹的女儿去年上了大学，学审计专业。三婶的儿子小彤，我的堂弟，在县城开一家小店，维修电脑，三婶、儿子、儿媳，三个人共同支撑一个家，把希望寄托在小孙子身上，小孙子刚上小学。小丹在邮局工作了十年还不能转正，三婶说：“我说咱就这命，现在咱们运气不好，但你心情得好，运气不好心情好就妥了。”
三婶最后把一切归结到命和运气，想想，的确，三婶的好运和不好的运的确是时代潮流裹挟所致。三婶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确定了地位和岗位以后的表现。从三婶这一位女工身上是否可以推测过去那个时代大多数工人的状态呢？虽然三婶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三婶对事情和状况有清晰的判断，好恶也很明确。时代大潮是如何形成的？有多少朴素和善良的工人会不认命？如果当年国企工人不认命，会不会保住主人翁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今天的新工人认命不认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