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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我访谈了将近100名女工。我本来计划从100个访谈故事中选择50个故事写出来，后来选择出了40个故事，现在和读者见面的是34个故事。我一共写出了36个故事，有一个故事在给主人公反馈的时候，她删减的内容太多，我没有收录；还有一个故事，当我征求反馈意见的时候，主人公说，故事把她的人生都暴露了，不想收录。在此，由衷感谢34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跟我分享你们的人生故事，允许我用笔记录你们的生命轨迹，并且愿意和读者“见面”和“对话”。
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我认识我写的每一位主人公，有的见面一次，有的见面多次，有的是挚友，有的是亲人。对于所有我可以保持联系的人，在书稿杀青之前我都进行了回访，每个人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此时，当某个有缘的读者读到某个故事的时候，那位主人公的人生一定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生，人生的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正是人生的魅力所在，也是人生的乐趣吧。
这是一本需要用心去读的书。我的写作风格平铺直叙，故事的结构也千篇一律，从文学角度，估计没有可读性。这是一本用心写就的书，当我做访谈的时候，我和我的访谈对象一起走过一遍她的人生；当我写作的时候，我的身心完全投入到她的故事中，梳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多面的，经历本身是客观的，讲述过程是主观的，我记录的是主人公想告诉我的，我写出来的是我觉得适合分享的，一字一句都尊重原始记录。
这是一本开启对话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等书出版以后，希望分专题论述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本书中的故事是开启这样一个思考和对话的基础。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分析和思考部分，目的性是比较强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任何一种断言都是不全面甚至不公平的，把生命故事不加分析地原貌呈现是更加尊重生命的做法，虽然这样说，但我并不否认，无论如何尊重主人公的原意，我在书写过程中必然渗透主观视角在里面。书中每篇故事的字数从4000多字到1万多字不等，平均5000字左右，很多故事的访谈笔记超过5万字，从5万字到5000字的取舍和书写过程就是无法尊重原貌的。故事中融入了我的观察和对话，但是，几乎没有掺杂任何分析内容，因为我不想用我不全面、不周到的论述和判断打破故事本身的复杂、纠结、无解、萌动、细微、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只有在这书和故事之外来进行讨论，我才能放开胆量、畅所欲言，觉得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这些我尊重备至的女工们身上。我反对没有判断和模棱两可，一个人应该沉着和慎言，但是不应该不去思考和判断；一个人可以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但是不能害怕做判断。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和分析错误而招来批判，那是学习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无法避免地包含诸多错误和遗憾。
这是我写的关于“新工人”的第三本书。并不是我要写，而是我被要求写，这个要求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任务给予我的，而是社会现实和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所要求的。
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时候，现实的要求是，打工群体需要对群体现状有真实的和整体的认识，否则无法思考未来。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时候，现实要求是，无论当下和未来如何展开，如果一个个工人和工人整体没有主体性的思考和劳动价值观的建立，工人群体和社会都没有出路。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是对生命本身的体会，是对生命力的歌颂。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是漫长的，社会的变化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中都非常短暂，但是这一生却是这一个人的全部。当我们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候，大可不必为自己人生的成功失败而嗟叹；当我们审视自己这一辈子的时候，应该认认真真对待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一言一行也是此时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一路走过来，回顾这三本书，我看到了自己的思路：《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预期是直面现实、认识现实、从一个个个体看到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这是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预期是思考方向与出路、思考价值观，从一个个个体的命运和选择思考社会的命运和选择，这决定了个体和社会的未来；《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预期是焕发生命的力量，谱写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交响曲和变奏曲。面对现实、继承历史、有了方向，个体才能发挥出生命的力量，社会才有希望。
我们都会走过从生到死的过程，没有人永生，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过，小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会决定，而长大成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个人主体选择的结果。通过讲述一个个人生故事，也许可以从中认识到人的生命力，进而认识到，过一个主动的人生是可能的，获得解放也是可能的，不用等到共产主义社会。我所说的解放不是说无牵无挂，而是不为物质所累，不为功名利禄所累，不为他人的闲言碎语所累，不为别人而活，不为社会舆论和压力而活，而是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过程而活。
我所说的生命力指的是什么？最初对生命力的思考来自于苏浩民的故事。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我详细书写了苏浩民的生命故事。当我第一次访谈了他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浩民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生长于多灾多难的家庭，亲人没有给予他太多积极的言传身教，反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他就如同丛林中的一棵小树，本能地追求阳光和温暖，本能地去反对错误和邪恶的东西。我当时就想，正是这样的风吹雨打都无法改变的“做正常的人”和“做好人”的追求，使得一棵小树向上生长，这就是我说的生命力。在苏浩民故事的启发下，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庆幸的是，这一个个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更多的积极的生命力。我在想，这种向善的，向往公平、正义和尊严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如果不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给的，不是社会环境给的，那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答案。如果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生命的积累，这样的积累流淌在血液里，以生物遗传的方式编码到我们的基因里。王阳明的“心学”里最为我们熟知的是“知行合一”，“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恶”来形容我们人类，因为在我们人类的进化和遗传的积累里面一定有好的，也一定有不好的，但是，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天生具备判断好坏的良知，虽然我们是否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却不一定。说到这里，我想用哈利·波特的故事来说说我的理解：哈利遗传了父母勇敢和正义的本质，同时，伏地魔的分裂的灵魂的一个片段潜伏在哈利的身体里，这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让哈利出现不同的状态；魔法故事用这样的方式展现哈利的两面性，让读故事的孩子们思考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两面性；哈利妈妈的魔法不如伏地魔高超，谁也不懂为什么她可以在伏地魔施魔法杀害哈利的时候成功地保护了哈利，最后，当哈利成人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妈妈可以抵抗伏地魔的东西是爱，是她牺牲了自己保护儿子的爱，爱可以战胜一切邪恶的“魔法”。爱是最强大的积极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的本质也许是继承而来，但是必须通过生命过程才能激发出来，这个生命过程对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活着/体验的重要性。技术可以传承，生命体验却无法传授，只能通过自己一天天活着去体验、去获得。这也是生命故事分享与技术知识传播的本质区别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写作生命故事的原因。在生命历程中遇到的任何一次有良知的真善之举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滋养。
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把写好的一个故事的草稿发给故事主人公或者某个学者好友征求意见。我得到的反馈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好像消极的比积极的多。书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质疑：“写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自己的生活很了解，这些故事天天发生在身边，又能怎么样呢？我自己都不愿意读。”我理解这样的质疑，我也会为此进行反思。一个学者这样反馈这位女工的质疑：“故事太真实了，正因为如此工友不愿意读，因为工友不愿意读自己的故事。”我在写作过程中会去找相关的书籍来读，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很少有书里会记述女工的故事，个别书里有记述，也只是片段，没有完整的生命故事；如果想了解六十年前出生的，或者一百年前出生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故事几乎不可能；我们可以找到名人传记，但是不会找到普通人传记。那么，了解一百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对她和她那个时代有没有意义？对今天有没有意义？我认为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记述今天的女工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定名为《女工传记》。我也收到过积极的反馈，书中一位故事的主人公对我说：“读了我自己的故事，帮我梳理了思路，相信对我的未来非常重要。”我给处于痛苦和困惑中的如玉（见“1978年出生的如玉：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发了艳霞（见“1976年出生的艳霞：离婚的代价”）的故事，看看是否可以有所借鉴，如玉读了艳霞的故事之后告诉我：“吕姐，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说：“不会吧？这么立竿见影！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我和一对过着较优越生活的老夫妻提及打工者的事情，我用了“工人”这个词，老先生顺着我的话也用了“工人”这个词，他的妻子立刻很反感，说：“什么工人？！就是农民工！”我什么也没有说，不想引发不愉快，但是我的内心很痛，我感受到她对工友的歧视和不屑，而且我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我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改变，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在了解了这些“工人”以后会发生思想和看法上的改变。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人，会了解那些工友其实在很多方面和所有人一样，不仅经历着喜怒哀乐，甚至经历了更多的困难，而且为社会做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同时，她们顽强地活着并且焕发着积极的生命力。我相信，一些人不仅会改变某些成见，也许还会对她们生出尊敬和爱意。无论这是不是我一厢情愿，这是我的期望。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我并不认为今天的社会状态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相反，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女工传记》的书写本身就表现了我在斗争中的立场和观点。
我知道，我写的故事离真正的女工传记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起这个书名的目的是：为女工立传。我写的不是一个女工的传记，是多位不同年龄的女工的传记，这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会影响处于那个历史时期中的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必然折射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通过34位女工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个体和群体，以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能量，但是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再有能量也没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无力感。
最为重要的是，我写的是“女工传记”，不是“工人传记”。我始终记得这样的论述：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是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所有压迫中最为深重的。一个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一个男人反过来会说同样的话，但是，这个我不能代言。写女性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原因之一是，我自己身为女性，有直接的女性体验；原因之二是，我硕士学位的专业是“妇女与发展”，专业学习的时候肤浅地接触了一些概念和理论，而后来，当自己经历痛苦，也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难，才开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论。写这样一本书，希望不愧对我身为女性，希望不愧对妈妈养育我长大，希望不愧对这个专业，更希望不愧对的是愿意接受我访谈并给予我信任的女工们；原因之三是，“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为一，我不认为有单一的阶级斗争，也不认为有单一的妇女解放，这两者是有机的整体，正如同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无法分割。
和上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一样，访谈对象的选择是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步确定和调整的。记得一次和学者好友聊天，说起我的写作过程，我说，有点儿像我们古人说的“道”，最初是混沌的，但是其中已经孕育了我全部的想法，随着事物的进展，慢慢生出具体的物象来。
我的写作目的是双重的：一个层面希望原生态地展现女工的生命故事；另一个层面，希望可以从那些用行动改变命运的女工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我所写的女性中没有典型的英雄式的和领袖式的人物，这是我在研究之初就确定了的。如果一个社会有希望，并不是因为凭空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而是无数普通人汇聚成进步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行。如果普通人中间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么社会就没有希望。访谈的对象有我随机选择的，也有我主动选择的。
访谈对象的年龄跨度达到四十多岁。我主要的书写对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但是，在访谈和写作进程中，我萌生了访谈国企“老”工人的想法。我知道，通过一两个故事不能达到有效的对比，但是，我相信每个生命故事中折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侧面一定有启发意义，甚至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尽量走入对方的生活和环境中，而不是把访谈对象邀请出来。我去女工家里，她是主人，她应该更自在，这也是一个我了解女工的机会。例外的情况是，我就“性行为”话题进行访谈的时候，我专门请访谈对象到我的住处，营造一种暂时脱离现场和不受打扰的对话环境，酝酿一种可以触及敏感话题的温馨轻松又私密的空间，我并没有把握我可以成功，但是从访谈效果来看，都比我预想得要好。
本书的访谈时间跨度达到六年，就是说，有的女工，我第一次访谈的时间在2010年，而最后回访的时间在2016年。集中进行访谈的时间是在2014年和2015年。本书第一稿的写作是在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期间完成的，第二稿在2016年6月完成。
当我告诉别人我要写几十个女工故事的时候，有人比较担心，说读了一个再读一个，会不会觉得重复和乏味？我觉得不会，但是在我没有写出来之前我没有把握，现在写出来了，需要读者的评判。
一个人的故事和另一个人的故事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受教育程度、辍学、工厂打工的经历、到了年龄结婚生育等；但是每个人都有特殊性，比如，都是辍学，有人是因为自己学不进去，有人是自己想学而家里没有经济条件，有人是因为身为女孩需要打工为家人、兄长或者弟妹提供经济支持。我的感受是，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的不同，其实我有很大的冲动写更多的故事，但是，我决定先停笔。每个故事的相同与不同就如同对大自然的感受，每一天都是日出日落，是一样的吗？一样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朝霞映照、晴空万里，有的时候阴云密布、狂风暴雨；更大的不一样是，在这新的一天中每个人都长大了一天，或许一株小草也长出了一片嫩叶。
写作过程中，我也在斟酌故事的撰写方式。写头几个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显得重复和乏味，我想写得文艺一些，也许每个故事都突出某个戏剧性的情节，而不是按照事件顺序平铺直叙，有几个故事尝试这样写了，但是后面写着写着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命故事讲述，从出生到成长的讲述。这个时候，我就决定，就按照这样“正常”的时间顺序写吧，愿意读下去的读者自然可以体会故事之间的不同。这又让我联想到一日三餐和作息起居，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和睡觉，的确重复，但却是必需的。
对于我来讲，研究、访谈、写作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而对话又是互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研究过程是我与社会的对话，访谈过程是我与访谈对象的对话，写作是我与生命的对话。这个过程的具体产出是这本书，而这本书的预期是和读者对话。在一些故事中，我会留下一段我和女工的对话的原始记录。
这里要特别感谢赞助方长期支持北京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中国新工人”的系列研究都是在此赞助下完成的。特别想说的是，赞助方在研究思路和写作上给予了我们充分的空间。
衷心和诚挚地感谢献给接受我访谈的所有人。
向长期支持我们研究工作的所有的同事和战友献上最深情的祝福，有了你们，一切才有了方向和意义。
201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