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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这是一册女工的故事。称“故事”，毋宁称生命、遭遇或境况，女工们的生命遭遇与现实境况。女工们的，也是今日世界劳动者、生产者、供养者与服务者的故事。无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她们的故事记述并展示了今日世界多数人——在主流媒体上状若无声的多数人的生命境况；必须添加性别为定语，因为她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是强韧底层中的强韧者。
似乎无须再度引证斯皮瓦克著名的发问：庶民们是否能够发声？庶民们/劳动者们始终在发声：自我陈述、自我显现或大声疾呼。只是，他们的声音持续地遭到各类媒体的冷遇与屏蔽，只是，主流或自以为主流社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倾听或选择漠视。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瞩目或倾听，那声音存在着、回响着，那是今日世界真实的言说。
也无须再度陷于言说困顿：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共置终难逃“不快乐的婚姻”的宿命？迄今为止，这两个名字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议题；它们在20世纪难以风雨同舟，则是由于两者都曾是、甚或继续是某种“大叙述”因之相互排斥，或因它们曾在某些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空间占有过霸权地位，或为某些特定的人群所垄断；然而，将两者视若不容的人们间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遗忘（或选择遗忘）了这两种议题的共同，是它们都指向人类的多数，被压迫的多数，劳动与创造的多数，金字塔形社会构造的巨大的底座。遭类似遗忘或遗忘选择的，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性别议题一度成为著名的“少数（人）议题”，以至令人们在错觉中忘记了这是某种“化装为少数的多数”——而这也正是20世纪很多社会议题的共同特征：少数族裔、移民问题、农民工、打工妹、下岗工人……今天，当人们因其“少数”特质而对阶级或性别议题选择漠视或否认之时，似乎又淡忘了，在激变中的20世纪后半叶，因“少数（人）”之名的社会抗争、批判议题之所以一度替代，甚至抹除了阶级与性别之名，是在于彼时彼地的世界情势由冷战格局所统御，阶级与性别之名由两大阵营所支持并垄断。今天，冷战历史早成了刻意遗忘与葬埋的记忆，因两大阵营的对决、对峙而获得社会空间近乎悉数关闭、坍缩，而社会分化成为全球最突出、最严酷的事实，此时此地，不言多数而执着于少数议题，便成为某种可疑，至少是某种奢侈。再度因阶级之名否定性别维度的人们，似乎正是瞩目于某个似是而非的“阶级”——中产阶级垄断了女性主义而无视女性中的多数与新阶级议题的高度重合。
女工，这一社会身份与角色，正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也几乎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表征性角色：当她们从家族的人身隶属关系中获得解放之时，便也是她们成为一以贯之的最廉价劳动力的时刻。当她们成了社会中重要的，却从未获得稳定、保障的劳动者与生产者，她们并未因此而摆脱身为家庭仆从的规定——只是这一仆从角色不仅仅属于她们自己的家庭。因今日女性主义不时萦绕着中产阶级的气味而对其厌弃的人们，同时遗忘了，抑或无知于昔日女性主义正肇始于女工们的殊死抗争与运动潮汐，而中国的妇女解放与20世纪中国革命始终伴随，不离不弃。因性别议题、女性主义源自欧美而将其弃绝的人们，亦似乎盲视于现代世界历史、现代中国历史乃至今日中国的现实正是为欧美所裹挟的全球化的进程；现代中国女性，其自身已是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因此，这册女工的故事，关于底层、关于阶级、关于劳动、关于女人，正是阶级与性别命题再度相遇、再度重合的事实呈现之一。
不错，较之于性别议题的困境：为某些拥有话语权群体所垄断、所阐释并因此再度遮没女性中的多数，阶级议题的弥散、稀薄甚至“非法”，仍是更为突出与急迫的社会现实。急剧、几乎看不到逆转可能的贫富分化正继续、或曰再度造就着全球的阶级事实，但阶级之名却不仅因冷战胜利者的意愿而湮灭，亦因20世纪大失败的历史债务而羸弱。与阶级之名的失效同时稀薄的是多数共同行动之可能性的丧失。于我，这也正是21世纪最急迫的问题之一：我们是否仍可能或应该在阶级之名下集结？设若我们真正成为20世纪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清理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启动新的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否仍需要一个历史主体之名？这是否仍可能是阶级之名？冷战之后，第一次反全球化、亦是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意味着曾名曰各种“少数”的多数再度现身历史舞台，同时也暴露了这尝试再度集结登场的“绝大多数”，此刻无名。为其命名的努力：曰庶民、曰诸众、曰99％，显然并未能取代或启动20世纪曰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命名和动员、召唤力。
这是一本另类编年史——这里，是女工们个人故事的口述史。一年又一年，两代或三代女工的生命故事——若干女人的遭遇，某些社会的擦痕，一个社群的轨迹。然而，出现在这里的，不是、不仅是代际更迭或命运流转，在这里，在访谈者、言说者的对话与低语间，显影而出的，是某种细密绵延的历史的印痕，也是时代转身时分的陡崖；是某种关于社会进步的寓言或反寓言；是阶级的碎裂，也是社群的凸显；是乡村，也是都市；是新工人，也是女人，新女工。不错，是历史的绵延。在一个个故事里，在倾吐与细语的接续间，可以看到这些普通、“边缘”的女人，尽管横跨激变的、重组的、中国的半个世纪，但她们有着同样的、在这疆域之外颇难一遇的自信、或曰自在，一份回首或曰检视自己生命时的从容——尽管她们身处不同的年代，性格彼此迥异，遭际各有不同：或决绝或隐忍，或跳脱或低回，或幸运或坎坷；但几乎没有卑怯、自怜，没有悲情流溢其间。在每个时段中，并为历史的激变所加剧，她们并非诸种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尽管可能是制造者与提供者），因此不是能自如于社会命运的角色，但她们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社会性的“宿命”，表现出那样一份自主与尊严。这间或来自当代中国历史之于女性群体最丰厚的馈赠，间或来自劳动者与创造者的坚韧，来自于背负并养育社会的女性生命的力量。
不错，如同所有的编年史，在极端素朴的讲述中，历史显影出它清晰的刻痕和断裂处的裸面。在这份编年开启的段落中，女工们的个人故事嵌在大时代的浪潮起伏中，她们的故事是时代巨澜中的一脉涓流，有冲击，也有共进；有被动，更有参与，她们的命运也是全社会的命运的一部分。此后，在一道看不见的历史陡崖背后，她们故事开始成为别无选择中的选择，成为“社会流动性”裹挟下的沙砾。再后，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以流动或曰漂流为常态的生命际遇。多了洒脱恣意，也多了已然失根的飘零，同时间或更自觉于别样的出路与价值。然而，本书中不时闪现的亮点，也是许多故事中一个共同的转折，是人在这沙砾般的漂泊间的彼此遭遇、彼此联结，是出而代表自己和同伴，为改善生存状况而发声、而力主、而抗争的时刻。那一刻，她们的生命显现了不同的热度，她们以自己的行动争取劳动者的权利，她们以自己的行为争取并印证着尊严的价值。也正是在这里，显影着清晰的历史裂谷：集体感、社会性的再度认知与获得，大都源自对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渴望与需要。换言之，新女工，也是新工人们可能触摸并争取的、社会的天际线，便是在生存意义上的对最基本社会保障的吁求。或许也正是新穷人这一称谓的寓意所在：在此凸显的，尚不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议题，而是劳动者是否可能、经由何种路径方可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否可能以此作为基点撑起她们和他们生命的天顶，由生存而尊严，而不是以尊严为代价去换取生存。经由吕途，我们倾听女工与女人的故事，她们的苦与乐、爱与痛、欲与求，她们的背负、付出与梦想。
因此，我们从不断爆炸的出版物中获得了这不同的一册，读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努力：为自己发声，为新工人发声，为女人发声，为自己寻找或创造主体的名字。事实上，与多数人行动之可能同时丧失的，正是多数人言说的逻辑与合法性。今天，如果我们仍不能以集体、社群的名字言说，那么就从某一群体的个人故事开始。让遭屏蔽的声音传播，让别样的经验共享，从阶级与性别的叠加处开始，寻找历史主体之名，创造关于未来的可能。
二〇一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