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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的下午来到正先家，这是最后一站。正先的家位于出租房的顶层，六楼，走上来是个露台，很大的露台，水泥地面，干干净净的，可以眺望到很远的景色，炎热的天气里也有一点点微风。周围的景色不好，有丑陋的出租房和萧条的厂房，有个厂房的窗户顶端都被熏得黑黑的，玻璃都碎了，只剩下一个个黑黑的窗洞。楼下有个垃圾箱，里里外外都是垃圾。正先让我进屋，风扇拼命地吹着，位于顶层的房间被太阳晒得闷热。屋子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张单人上下铺，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
S厂有6000多工人，我只访谈了其中六个人，微不足道。然而，花费三天时间，了解六个人的生命故事，于我又是很大的事情。访谈结束，写出来以后，我有一种感觉，她们六个人虽然从2013年9月到2014年9月经历了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她们身上却发生着不同的故事，没有一个人讲述的重点是一样的。
正先1975年出生于贵州省桐梓县的农村，家里有四个孩子，大姐、正先、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现在都六十多岁了，爸爸身体还可以，妈妈身体不好。妈妈有风湿病，痛得很厉害，花了好多钱都治不好，估计是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了。
正先的爸爸是村支书，家里很穷。正先的爸爸是家里的老大，家里还有二叔、小叔和姑姑，爷爷奶奶也健在。1982年的时候，正先七岁，上小学一年级，为了让家里人住得开，爸爸开始给家里人盖房子。同时，爸爸还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山里修坟墓，就是提前用石头把坟墓修好，等去世的时候，把留好的门打开，将棺材放进去就可以了。又建房子又修坟墓，家里一点儿钱都没有了。正先读了一年级，没钱上二年级，就停了一年；等家里有了点儿钱，直接读三年级下学期；等读到四年级下学期，家里又没钱了。就这样，小学只上了一年级、三年级下学期、四年级下学期、五年级下学期和六年级。在这种情况下，正先的考试成绩当然不会太好，每次重新上学都只能考二三十分，然后三四十分，然后四五十分，一点点追赶上来。但是，最多也就是考个六七十分。等到考初中的时候就没有考上，辍学了。
正先的大姐比正先读书还少，才读了三年级就没有读了，因为家里没钱。正先的妹妹只读到三年级，因为不想忍受老师的体罚。正先的妹妹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叫她背诗，她背不好，老师打她，用一个竹片做成的棍子拼命打手心，手心打肿了，正先的妹妹就再也不去读书了。正先的弟弟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了一个党校，毕业以后在家乡的行政部门工作了两年，工资很低，他就不干了，来广州做面条批发，生意不错，从2004年一直干到了现在（2014年）。
正先小学毕业的时候13岁，辍学以后跟着妈妈一起干农活。爸爸每天应付各级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农活都是妈妈干。干到17岁的时候，正先向爸爸要了400元钱，租卖服装的摊位。进货以后，去村子周围的集市赶集。一开始生意还可以，后来竞争很激烈，就干不下去了。
18岁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公。19岁结婚，那是1994年。1995年生大女儿，1998年生二女儿，2001年生小儿子。
正先丈夫的家里没钱、没房。两个人结婚以后一直在老家。2002年花了1万多元钱勉强盖起了两间平房。本来想盖三间，但是没有钱，也想盖二层，但是，又怕以后这个房子搞好了小孩长大了不住这儿。
正先2003年2月份来到广州。她好像和S厂有缘，两次进出S厂，第二次进去以后就一直做到现在（2014年）。当初正先来到广州的时候，她老公的大哥大嫂已经在广州打工十年了，看到正先夫妻在老家苦苦维持就劝她们来广州挣钱。正先2003年5月份进了S厂，正先的丈夫同年8月带着儿子来到广州，把两个女儿留在老家。2004年的8月，儿子出了事故，他玩耍的时候把凳子全部摞起来，然后爬到最上面，就摔了下来，脚别在凳子中间摔断了腿。正先离职后带儿子回老家治病养病，照顾儿子十个月，花了1万多块钱。
2005年6月，正先又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广州。那个时候S厂很抢手，很多人想进去，招工的时候人多得不得了。结果6月的时候正先没有进去S厂，先进了其他厂子了。到了10月，S厂又有招工机会，正先才进了S厂，10月4日（9年前的今天）进去的。
合同、清单、政府部门，这一切对于从农村来的打工者来讲都显得分外陌生，对于正先也一样。在没有争取权益的想法和需要之前，工友们不会意识到这些法律文件的作用和重要性。正先在S厂打工的这些年和工厂签了多份劳动合同，一开始是半年一签，后来是几年一签，正先从来没有认真保存，几乎都扔掉了。开始争取补缴社保的时候才知道，只有提供劳动合同等文件，政府部门才会接待。正先找来找去、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了一份2012年签的劳动合同，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劳动合同，正先已经把从入职以来的保险都补上了。老赵等其他人没有一次性补缴成功（见“1976出生的老赵：二十年”和“1972出生的丽英：一辈子做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她们过了所谓追诉期，正先没有过所谓追诉期，就一次性补齐了。
正先补齐了社保以后，去政府部门打印社保清单和医保清单，去打印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态度还可以，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正先前几天要求厂里打印工资流水清单，希望从2005年入职起全部打印出来，工厂不给办，正先据理力争，但是厂方只答应打印最后一年的。被逼无奈，正先就告诉厂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如果不给打印就去投诉，工作人员听了很不爽，最后没好气地说，需要正先提出申请，然后上交给主管才能决定，让正先10月8日国庆假期后再去询问。
正先看起来不爱说话，看似也并不争强好胜，但是在争取社保的过程中，她和老赵是最大胆、最敢说话的，她们两个尤其爱打抱不平，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开始争取补缴社保的时候，正先并不是出头代表大家说话的女工，而是由其他几位文化程度比较高、比较年轻的女工来讲。后来，厂方把她们都解雇了。弄到这一步，正先被惹急了，她要为大伙儿争口气、要为被解雇的女工们出口气：“解雇了她们还有我们！”
后来，光霞等四人被厂方发警告书（见“1985年出生的光霞：两个人创造一个家”），因为光霞、老赵和正先等二十多人那天请假去了社保办。但是，只有光霞等四个人被发了警告书，而且是公示。正先就很为光霞等人打抱不平。光霞她们自己没有顶撞管理人员，正先和老赵的脾气上来，去厂里替光霞她们评理。
厂里的管理人员开始的时候对正先和老赵很凶，结果正先和老赵比管理人员还凶，管理人员说：“你们这个样子我们明天就给你们调岗位！”老赵就把劳动合同拿出来给他念：“调动员工岗位的话，要双方达成协议一致才能调动。”正先拍着桌子质问：“我们在现在的岗位上哪一点做得不好？！把你的理由说出来。”管理人员说：“我们做的事情合理、合法、合情。”正先说：“那把这三条一条一条解释给我听。难道我们在这个厂里面做员工的话，一点自由权都没有，你们叫我们干吗我们就干吗，那你叫我们去杀人我们也去啊？”管理人员说：“对啊，叫你杀人你就得去，叫你去抢银行你就得去。”这时另一个懂法律的人跑过来阻止了争吵，对那个管理人员小声说：“别再被抓住把柄了。”然后暗示正先她们可能带着录音设备。
事态的发展有可以控制的一面，也有出乎意料的一面。厂方对员工争取社保的行为自然是不满的，通过各种管理措施限制员工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限制员工和正先等几个比较爱出头的人接触。最后搞到连正先去上厕所都有人盯着。正先和老赵特别生气，觉得吃喝拉撒都被人监视着，实在憋着一口气。憋着憋着就走上了向上级工会申请成立企业工会的道路。她的想法比较简单：“既然企业报复我们，那我们也报复企业。”因为一旦成立工会，企业必须给上级工会交会费，反正是日资企业，给中国的工会交钱不是很好嘛，反正工人们没有任何损失。当时真是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太生气了。申请成立工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只不过，普通打工者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办这个事情，毕竟法律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但是，当倔强的人被逼急了的时候就知难而上了。而且，有的时候，人做一件事情是有惯性的，走上了那条道儿，就有下不来的状态，就要争那口气！
正先和老赵申请成立工会，把厂里面搞得人心惶惶。S厂在中国建厂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厂长和领导们真的有些气急败坏，但是又不得不面对，他们不能针对太多员工，只好针对正先和老赵这样非常不服从管理的。最后把正先和老赵调到了一个闲职，每周上班五天每天8小时，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也是被隔离起来的单独的房间。
双方不能协调的时候，就会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态。厂方这样“安排”正先和老赵，她们一个月的工资就只有1000多元钱。她们都有三个孩子要供养，如此低工资也会造成夫妻矛盾。正先和老赵又不想一走了之，因为心里憋气啊。多方打听，正先发现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其他厂子的工友，请病假期间企业还是必须给买社保，正先和老赵就想请病假，这样在S厂的社保可以继续接续，同时去其他地方工作挣钱。这是无奈的办法，但是具体能否如愿以偿还不知道，所以不敢轻易去做。
当其他姐妹遇到难处的时候，正先和老赵往往挺身而出，替别人打抱不平。现在，正先和老赵身处逆境，正先觉得其他姐妹无所作为。对厂方，是气愤；对姐妹，正先觉得很委屈。
吕途：“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感受。人跟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昨天和老赵聊天，发现她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反叛精神的女孩儿，天不怕地不怕的。你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有这样的性格特点为前提，即使在大老板、总经理面前，可能你们有话还是敢说。”
正先：“敢说！”
吕途：“但是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不敢说话的，更何况为了他人哪？！所以，并不是其他姐妹不想为你们说话，或者没觉得不公平，而是周围环境和她们自身性格特点导致的。再加上，大家也都有经济压力和家庭压力，大家不想也和你们现在的处境一样，可能最后会被逼离职啊。”
正先：“是吧。不过，我们一起的姐妹里面也有有胆量的，但是她们也远离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怕看到我们，怕我们靠近，都往边边站，所以真的很难过。”
吕途：“嗯。也许其他人有一种适可而止的想法。的确，没有实现最理想的目标，甚至得到的承诺最后都不一定兑现，但是毕竟得到了想要的部分结果，也得到了承诺。这个时候就不想继续僵持下去了。你们受到打压，其他人肯定也难过，我确信这一点。”
正先：“9月30日那天我们一起出去玩，你也去了。我们漂流下来，然后吃饭，他们叫我发言，我有点想掉泪。想想真的很委屈。”
吕途：“发言的姐妹们都掉泪了。”
正先：“不过我也不后悔，没什么后悔的。”
正先2005年2月来到广州，丈夫8月带着儿子过来，两个女儿2006年12月也来到了广州。正先的公公婆婆去世得早，即使父母健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各个都好几个孩子，也是无法照顾到。所以，正先夫妻只能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正先的儿子和大女儿来到广州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孩子们如果回去肯定不认识家、也不认识路了。
正先的大女儿在广州读的是私立学校，她2006年到广州来的时候上小学四年级，那个时候一学期的学费是2000多元钱，听说现在要4000多元了。然后继续在广州读了高中。如果想考一所不太好的大学，应该也可以考上，但是她决定不再继续读了，本来自己成绩并不理想，家里经济又比较困难，就不“浪费”钱了。
二女儿小时候学习成绩要好一些，考虑到外省人在广州无法考大学，二女儿在广州读到小学毕业后就回老家县城读初中去了，现在读高一了。回到老家无人照顾，只能住校，一年到头在学校。读初中的时候，一个学期要花费5000多元，现在读高中要6000多元，包括吃啊、住啊、学费啊。二女儿学习很用心、很听话，但是好像钻不进去，成绩不理想。在读书上，正先尊重孩子的意见，高中读完想继续读就读，不能让孩子以后埋怨父母没有给读书的机会。
正先的小儿子在广州读公办学校。外地孩子进入公办学校主要靠成绩，考试成绩够了再交钱就可以上；成绩低了，交钱也读不了；一个学期交800块钱。正先的儿子蛮聪明的，成绩也可以。语文老师说，如果他专心的话拿到班里第一名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多努力；别人考试之前抓紧学习，他却不把考试当回事儿，一天到晚玩电子游戏。
当年因为经济困难才来到广州，在广州工作生活十年了，没有攒下钱，钱都花在三个孩子上学上面了，老家的房子也没有盖。别人家在外面干十几年都可以盖一栋房子或者去城市里买一套房子，比如老赵，三个孩子老人帮助带大了，房子也盖起来了。而正先夫妻干了十来年，房子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养了三个孩子，供孩子们上学了。说起这些，正先显得很悲观。
正先家出租屋最显眼的位置贴满了儿子的奖状
听正先讲她和丈夫供孩子们读书的决心和苦楚，对照正先小时候的读书之殇，我对他们夫妻充满敬佩。正先夫妻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无奈对于孩子们却是万幸。正先小时候，因为父亲要给爷爷奶奶修坟、要给家里盖房子，小学都没怎么读完整，而现在，正先为了孩子们读书，付出所有，只求对得起孩子们。虽然她羡慕别人把房子盖起来了，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供孩子们读书的决定。
我和正先从下午2点一直聊到5点，然后正先开始做饭，我在正先家睡了一觉。广州的天太热了，我躺下就昏迷一样地睡过去了。晚上7点了，正先把饭做好了，但是丈夫还没有下班回来，正先叫女儿去外面迎一下，也把我叫醒了。7点半，正先的丈夫回来了，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很开心地和正先的丈夫说话，结果他好像心里有些怨气，说：“现在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任何进步都要一步步地来啊！”我被吓了一跳，说：“我也觉得进步要一步步地来，但是，好像经济发展的步伐很快，而工友的进步很慢，所以，就尝试争取稍微公平一些啊。如果你觉得很好、很满足，那也很好啊。”我理解正先丈夫的怨气，其实他一直很支持正先争取社保，但是后来事态发展超出了争取社保的范围，他就改变了态度。
正先做的丰盛的晚餐
吃过饭后，正先的大女儿坚持用电动摩托车送我回去。我个子比较高，她很娇小，电动车也很娇小，我都有些担心，但是她特别热心，我就欣然接受了。一路上，她说个不停，特别活泼可爱，对未来充满憧憬，说自己现在要多学、多锻炼，以后要过不一样的生活，不仅要游遍中国，还要去国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