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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日、3日、4日，我访谈了六位女工。她们都在S厂打工，为了争取补缴社保而走到一起。10月1日这一天，我和这些积极争取补缴社保的十多个女工一起去郊游，大家玩得很开心，大多数女工都说，这是来广州这么多年第一次去广州周边游玩，有种终生难忘的感觉。结束了一天的郊游，在回城的大巴上，我和大家约了去访谈的顺序，一天去两家，上午去一家，然后吃中饭，下午去一家，然后吃晚饭。就这样，我访谈了六位女工，蹭了六顿饭。因为是假期，我也遇到了女工们的丈夫，每个家庭夫妻的关系和彼此说话的表情、态度是那么的不同。我非常感慨的是，这六顿饭中，三顿是丈夫做的，而且其中两对夫妻明确说，平时也都是丈夫做饭。
10月2日上午10点多，我到达旧水坑总站，这是我此次访谈的第一站。鄢辉兰和丈夫已经在站台处等候我了，丈夫左手拎着活鱼、右手拎着蔬菜。到了出租屋，大概有10平方米的空间，屋子狭小整洁，看到一个漂亮的鱼缸，没有鱼。辉兰告诉我，前几天两个人一起返回老家十几天，没有人照顾，鱼都死掉了。一进屋，丈夫就开始洗菜做饭了。
恩爱的夫妻在出租屋狭小的阳台上一起做饭
辉兰1974年出生在湖南常德的贫困农村，兄弟姐妹有七个，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怀着辉兰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辉兰的妈妈之前生了六个孩子了。那个时候生产队还没有解散，生孩子的时候不能参加劳动，不能记工分，而且养那么多孩子日子已经很辛苦，辉兰的妈妈不想再要一个孩子了，想去医院做流产。知道妻子这个想法，辉兰的爸爸大发雷霆，说：“你把孩子留下，我不怕小孩多，你要是不要这个孩子，那干脆把家里的六个孩子都弄死算了。”等辉兰长大了，大家都开玩笑似的告诉辉兰，是爸爸保住了她的命。
从辉兰记事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家里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是有几个月粮食接不上，就在米里面掺点红薯，有的时候晚饭就只有红薯。辉兰从小就挑食，不肯吃红薯，妈妈就无论如何也要做点儿米饭给辉兰吃。虽然在穷人家长大，但是辉兰一直受到宠爱，没有干过农活，没有吃过粗粮，不会做饭。
家里七个孩子只有二哥念到初中毕业，其余的都是小学毕业，实在是太穷了。当时妈妈拼命劳动想让辉兰念书，看到父母那么辛苦，辉兰主动放弃了继续读书。
辉兰9岁上学，小学毕业的时候16岁。妈妈说没有文化要学点技术。辉兰就去村子里的裁缝师傅家当学徒。一年多的时间，辉兰免费帮师傅干活，同时学手艺。出徒以后，辉兰在离村子不远的集市旁边开了一个小裁缝店。那个时候在农村，多数人来店里不是做衣服，而是补衣服，一天忙得要死，也赚不了几块钱。如果细算，也许一个月可以挣到200元钱，但是，因为都是几块钱几块钱那样零散着挣，一天一点就零散着花光了，还要交房租，一个月下来就剩不下什么钱。这样干了一年多，辉兰就放弃了。
1992年的时候，村子里一个联络人介绍女孩子们去广州的一家工厂打工，说不是黑工厂，比较可靠也稳定。村子里五个女孩结伴，一起来到了位于东莞太平的S厂。那个时候没有休息日的概念，天天上班，每天工作8个钟头，工资很低，一个月200多块钱。一天吃一块钱多一点的伙食，两毛钱可以吃一顿早饭。花钱很仔细，有个本子，每天把生活费记录下来。
天天5点下班后辉兰就坐在草地上哭，天黑了，看着天空，看着星星，继续在那里哭。大家从来没有出过门，年纪又那么小，一个亲人都没有，几个人抱在一起哭。在那个厂子干了大半年，也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累，就是天天想家天天哭。妈妈很想辉兰，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寄一包吃的东西来，妈妈自己做的熟的糯米粉，用开水一拌就可以吃。最后，妈妈太惦记辉兰了，辉兰也想家，就离开了。
1991年的时候，辉兰相亲了一个男友。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很穷，相亲需要随礼，男方家拿不出订婚的钱，男友就决定外出打工。辉兰对男友说：“你不要出去，只要我们相处得好，没有钱也可以相处。”但是男友还是决定出去打工，辉兰脾气也很倔，不回复男友来信，两个人就断了。
辉兰的丈夫叫福生，两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对方。辉兰和别人相亲的时候福生也知道。那个时候辉兰开裁缝店，福生会找一些借口到裁缝店找辉兰，辉兰觉察到了福生喜欢自己，但是他不敢说，也没说，因为他不知道辉兰的想法。辉兰外出打工闲着没事的时候，给福生写了一封信，很平淡的一封信，福生后来告诉辉兰，收到信特别激动，但是回信的时候什么也不敢说，回信就也很平淡。
福生家找了一个媒人去辉兰家说媒，辉兰的妈妈没有同意，原因是两家离得太近了，担心相处不好。从小到大，只要是辉兰坚持要做的事情，家人最后都听从了她。辉兰对妈妈说：“我也许以后很长时间在外面打工，我嫁得近了，每次回来就能看到你，不好吗？”其实辉兰的妈妈对福生也是满意的，因为福生聪明又可靠。
辉兰和福生1994年结婚。儿子1995年出生。因为计划生育比较严，两个人自己也不想再生，所以，就只有这一个孩子。辉兰在家里陪伴了儿子两年，然后和丈夫一起在广州打工。儿子和千万个留守儿童一样，由老人带大。
1997年，辉兰和丈夫在广州团聚，辉兰进了F厂打工。工作了半年，得知S厂工资高出一倍多，就自离后去了S厂。1998年2月4日进入S厂，到2014年就干了十六年多了。刚开始进厂的时候，从来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加班，早上6点多就开工了，经常做到晚上10点多，甚至到凌晨两三点。因为加班多，一个月的工资有1000多元。
到2010年左右，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多元。这几年，底薪涨了，加班时间少了，最后拿到手的工资还是差不多。2012年之后，随着工资上涨，奖金没了，2012年以前，奖金分为A（130元）、B（100元）、C（80元）三个等级，每个月辉兰至少可以拿到B级，2012年把奖金全部取消了。以前，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员工每月有服务费150元，2012年以后降为70元。奖金和服务费这两项，辉兰每月的工资就少了近200元。现在，底薪一个月1730元，扣医保69.7元，扣养老保险117.12元，然后，加班又不多，所以，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低于2000元了。
加班少了，据说是订单不足，辉兰听说S厂在广西南宁和湖南常德都开了分厂，估计订单都分到那边去了吧。听说还要移到泰国去。现在不比加班了，要比底薪和服务津贴了。现在很多人也不喜欢加班了。
2013年年初，辉兰不想在S厂干了，但是，干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白干啊，不能就这么走了，不甘心。S厂从2011年才开始给辉兰买社保，到2014年才买了3年，而到2014年辉兰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6年。这个时候，辉兰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厂里解雇一个大学毕业生，那个人很厉害，逼着厂里把社保给补齐了才离开。辉兰就想：“我是这个公司的人，大学生是个人，小学生也是个人啊，我走之前也应该补那些东西。”
辉兰先去找到劳动局，劳动局说让辉兰找厂里，辉兰回来找厂里面，厂里让辉兰去找劳动局……就这样被踢球一样。辉兰去找政府的信访部门，工作人员接待了她，了解了情况以后又让辉兰去找劳动局，一个坐在里间办公室的年长的人说：“你去找他补，可以补的，补得到的。”这句话鼓励了辉兰，一位工作人员说了这样的话，辉兰就有信心了。辉兰又回到了劳动局，告诉了从信访部门得到的信息，劳动局的接待人员说：“是可以补，但是你过了两年追诉期了。”辉兰说：“为什么过了两年？还不是你们监管不到位造成的？”辉兰精疲力竭，在政府门外用家乡话给丈夫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一位老乡走过来，告诉辉兰，他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然后给辉兰出主意。
辉兰明白了，一个人去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会理会你的，需要大家一起去争取，而且合理合法地去争取。辉兰回到厂里，开始组织联名，虽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但是，给工人上社保是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名正言顺，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啊，很快就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尤其是在得到了几位底层管理人员的暗中支持以后，就更顺利了，因为这些底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待遇相差不多。2013年7月份的时候，获得了1200多名女工的签名。S厂一共有6000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
2013年9月份的一天，辉兰和十几个同伴商量好了，一起拿着集体签名复印件和补缴社保申请去找厂长，还没有走到厂长办公室，这些穿着普工工服的人的异常举动就被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发现了，吓坏了，情急之下，把辉兰她们堵截到一个办公室里，把门锁上不让她们出来。辉兰她们开始还很紧张，被锁起来以后反而镇静了，直接给厂长打电话。厂长说：“有这种事？不用担心，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来。”这个厂长在工人中间口碑很好，当员工和管理人员发生纠纷的时候，去找他，他都会帮忙稳妥解决。过了半个小时，厂长来了。辉兰她们说明了情况，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计划和与工厂进行谈判的协议，希望厂长签字。厂长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签了这个就不是一家人了。我平时对你们这么好，每周二都开全厂例会，你们如果这么搞，我再也不管你们了。”的确，从那以后，厂长再也没有给全厂开例会。厂长的反应让辉兰她们明白了，这个“一家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坚定了辉兰她们争取合理合法利益的决心。
终于，迫于女工们的压力，工厂同意和女工们进行谈判。女工们推选出了辉兰等二十多名谈判代表。得到女工们的信任，是辉兰感觉最幸福的时刻。第一次和领导平起平坐地走进会议室，辉兰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随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女工代表们被分化、被解雇、被打压。女工们既害怕又气愤，同时，也没有放弃，毕竟关乎切身利益。
2014年1月15日，厂方突然贴出公告，宣布给全厂职工从2002年开始补缴社保，分三年补完。这个补缴方案满足了工龄短的工人利益，这样，辉兰她们期望从1998年开始补缴的期望就无法得到实现了。为了防止工龄长的女工代表继续带头提出工厂不想满足的要求，厂方额外承诺，对女工代表可以一次性完成补缴。女工们提出的诉求主要有三个方面：（1）补缴社保；（2）补缴住房公积金；（3）病假有工资。现在，只实现了第一条的部分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女工代表中间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继续努力，有人主张到此为止。曾经团结互助的姐妹之间出现了猜疑。
辉兰说：“假如我是老板，被弄了这么多钱出去，一定很生气，肯定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惩罚我们。老赵被盯上了，给她一个没有加班的岗位作为惩罚，如果厂方也那样惩罚我，我也无怨无悔。厂方报复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只能忍耐，我也不在乎，我只想要回我的社保，现在要回来了，不给加班就不加班吧，我现在老了，我不想加班了，就是收入少点儿呗。我们的位置决定了这一切。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通过法律程序要求补社保，人家首先要我们出示工资条。谁会把工资条留十几年啊。而且，即使留了也没有用，因为工资条上根本就没有写年份。拿出来也没用，人家工厂早就算计好了。
“无论如何，社保可以从2002年补起，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经历了这么多，同事很团结，那份感情很让人感动。以前我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厂里给什么就接受什么，不敢跟老板争取什么。这一年多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去争取自己应得的。”
辉兰的丈夫福生在12点多的时候为我们做好了丰盛的饭菜。辉兰说，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是丈夫做饭，有时候她下班早了，也要等丈夫回来。看辉兰对丈夫说话的样子，还像一个受宠的少女一般，她好像知道，在爱自己的丈夫眼里，自己永远不变老。看辉兰的表情，知道不会受到来自对方的任何委屈，在丈夫面前显得那么放松、任性和温柔。我和辉兰聊得差不多了，福生也收拾好了碗筷，坐到我们旁边，但是他并不插话。
我问福生：“你对辉兰她们这个过程是支持的吗？”
福生：“我肯定支持，如果不支持她的话，她可能都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在我们工厂有过一次维权经验，知道要去找劳动局和劳动监察大队，最开始都是我带她去那些地方。”
辉兰：“他一直支持啊，帮我充手机话费就充了很多次。我们想维权的女工也集资了，但是很快钱就花完了。”
福生：“我给他充电话费一个月都不知道充多少，因为她的电话是打的最多的。往外跑需要车费，准备材料还需要复印费，一复印就花几百块钱。还要邮寄，又花邮递费。出去办事还得请假，那几天就没有工资了。”
辉兰：“我最多一次请过七天假。”
福生：“她们想开个会啊也没有地方，就找个野地，连路灯都没有，黑咕隆咚的。我只要有时间就送她去开会，我也想听一下看一下。”
辉兰：“哈哈哈，跟看电视剧差不多。”
辉兰和福生2006年在老家村子里盖了房子，三层，花了18万元。那个时候这个钱也可以在县城买房子，但是，老人不喜欢住县城，一个是老家还有点地，还有就是觉得住县城不好玩。这么多年了，都是老人和小孩住。装了煤气热水器和太阳能，但是老人家不会用，跟没装一样。
老家几百平方米的楼房盖了八年了，夫妻两个没有住过几天，每天蜗居在广州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在这个小房间里已经住了十年了。房租一个月100多元，加上水电费用差不多200元。这个小小的简陋的空间，容纳的最多的就是一家人的温情。
吕途：“那你们觉得，这里是不是家？”
福生：“在我们心目中，老家才是家。”
吕途：“那这里是什么？”
福生：“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家。”
吕途：“也是家？”
福生：“对，肯定的。”
辉兰：“住了那么多年了，怎么不是家？也是家！那里是老家，这里是新家。每年都回老家，那里是自己的家，肯定有家的感觉。”
福生：“回家才是自己的家，这里始终是别人的地方，租的。”
吕途：“以后是什么打算？”
福生：“以前是打算把房子建起来，后来希望供儿子读书，这些都完成了。现在我们想的就是社保的问题，真的就特别想把15年交齐。我估计是交不够了，就看她的了。”
吕途：“儿子毕业了？”
福生：“儿子读完了高一就不上了，他从小喜欢做饭，来广州学习厨艺。送他到广州最好的厨艺学校，南沙的‘新东方’学习，学费一年3万，不包吃不包住。学习了两年，花了8万多了，刚毕业分配到广州大学城一家酒店实习，实习工资一个月2000元，据说实习期过了以后工资大概一个月3000多元。”
辉兰对我说：“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我儿子就可以给你做饭吃了。”
吕途：“老家还有田地吗？”
福生：“就我一个人有点儿田，一亩多田。我们那里的地不种别的，就种橘子，但是她们没有地。现在我们老了，光靠劳动不行了。买了这个社保，买够15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有一个保障，这也是工人应得的保障。生病方面我们在农村交了医保。”
辉兰：“我不想在这里干了，回去做个小生意。等着抱孙子。孙子孙女都可以，我们那里不重男轻女。有的地方不一样，我在外面打工看到，有的生两个女儿，还是要生儿子；生三个女儿，还要生一个儿子，压力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