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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日上午，去丽英家访谈和蹭饭。丽英是广州S厂的女工，像丽英这样的女工，S厂有6000多位，再普通不过了。但是，作为丽英这个个体，没有人可以替代她的经历和体会。丽英住在广州番禺大龙街茶东。我打摩的到了丽英家附近的小广场，然后丽英从家里出来接我。穿过狭窄的几乎只容一个人穿行的巷子，我们来到丽英住的出租屋。一路走来，石板路面是干净的。到了丽英家，我们两个边择菜边聊天。这个时候，从邻居家传来戏曲广播，很大的声音，我们两个说话都得提高嗓门。丽英说：“这是邻居家一位当地人，一位老太太。我们租当地人的房子，房东都不住在这里，少数住这里的房东都是老人家。外地人可不敢把收音机放这么大的声音。”
丽英家出租屋外干净的小巷
丽英于1972年出生在四川广元的农村。1989年，丽英初中毕业。当时丽英的爸爸在供销社工作，正好赶上供销社内招，这样，丽英初中一毕业就去供销社上班了。
丽英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丽英的妈妈在2000年8月去世，妈妈从生病到去世，丽英的爸爸一直没有告诉丽英真实的病情，等妈妈去世以后，丽英才被告知，妈妈得的是皮肤癌。给妈妈看病花了七八万，丽英那段时间每个月开了工资之后只留下生活费，剩下的就全部寄回家给妈妈看病，到妈妈去世的时候，丽英还欠着2万元的债务。
第二年，2001年的正月，弟弟又去世了。2000年8月之前，丽英的弟弟一直在电子厂打工，妈妈去世之后，丽英的弟弟回去照顾孤单的父亲。到了腊月，弟弟开始有感冒的症状，在附近的小医院没有看好，就去了一家大一些的医院，一检查就说很严重，必须换肾。换一个肾当时说要20万，医生还说，换了肾以后有几种可能性，或者身体好转，或者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成为植物人。家里那么穷，为妈妈的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丽英的爸爸就说：“放弃了吧！”从医院出来没到半个月，丽英的弟弟就走了。
从1989年起丽英在供销社工作，开始的时候一个月70块钱。因为是一份正式工作，就一直坚持干着。那个时候消费低，一个月只花20块钱，还可以存下50块钱。
1993年，丽英结婚。1994年生了儿子。她只有这一个小孩。
1995年的时候，供销社搞承包，那个时候时兴承包，丽英承包了供销社，每个月上交2000元。做了两年，竞争太激烈了，没有货，也没有周转资金，一个月也就能挣到500多元，干到1997年她就不干了。
丽英的老公1999年4月到广州，丽英2000年5月也过来了。2002年进了S厂。丽英对初到S厂的情况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天天上班、天天加班，每天除了睡觉就是上班。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开始的时候能挣到900元就不错了。不过那个时候消费也低，吃一顿饭才花五毛钱、一块钱。
刚进厂那阵子，车间里边的管理比现在松散多了。上班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的，可以聊天，也没有人催着赶任务，你做了多少就是多少。不像现在，上班说句话都不行。
2012年前后，广州的打工者逐渐知道了关于社保可以补缴的事情。打工之初，大家都没有想到会一天天、一年年积累下来，一下子就在异地他乡打工十多年甚至二十年。等积累到了这个年数，才萌生了相应的意识，一种非常朴素的要得到应得待遇的意识。对于丽英这样年龄的工友来说，补缴了社保就意味着以后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没有社保就意味着老无所养。所以，丽英她们争取社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很大的。2013年7月，几个积极分子写了一个补缴养老保险的说明，愿意参与补缴的就签字盖章，女工们彼此通知。
9月的一天，十多名争取社保补缴的积极分子约好了8点半在厂长办公室旁边集合，好一起去找厂长。女工们走到有管理人员守护的打卡机器旁边的时候，被发现了，管理人员发现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女工不是这个部门的，就询问她们要去干吗，丽英她们说，去问一下厂长怎么补缴养老保险。这样一个回答，让管理人员慌张了，和保安一起把女工们全部拽到会议室，把门反锁了，不准出来，也不准其他人进去。估计管理者从来没有遇到过员工任何主动的行为，慌了手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8点半，陆续赶来的其他女工发现伙伴们被关起来了，也慌了，就造成了各种误会。被关起来的女工直接给厂长打电话，说：“我们被软禁起来了！”厂长过了半个小时以后赶了过来，他五十多岁，平时对员工们很和蔼，这个时候就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样子不信任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应当像一家人聊天一样地去解决，你们这么做就无法解决了。”丽英她们说：“知道厂里可以给大家补缴社保，我们希望有一个时间期限，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内拿出补缴办法。”双方僵持不下，丽英她们同意等一个月的时间，到时厂方拿出补缴方案。
但是，一等就等到了第二年，2014年1月15日，厂方的补缴方案下来了：从2002年以后开始补缴，分三年补完，第一年补两年，第二年补两年，到第三年把剩下的全部补完。女工们不满意，要求一次性补缴。双方僵持不下。
从4月到7月，女工们多次来到社保局请求帮助，都没有什么结果。2014年7月18日这一天，丽英等女工们再次来到社保局。女工们在那里耗了一天，什么结果也没有，还做了出格的行为，比如，把门堵住，不让工作人员出去吃饭。女工中有一位到2015年就满50岁了，如果从2002年开始补缴，她到退休的时候也不够15年，就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了，女工们希望社保局可以要求公司优先解决这位女工的问题，给她从入职之日起补缴社保，但是厂方不同意，社保局也站在厂方一边，有女工悲愤地说：“是不是跳楼才能获得赔偿？”这时办公室里有人不屑地说：“跳吧，跳了也赔不了多少，10万元都拿不到。”几个女工真的爬到那个栏杆上了，幸好窗户是全封闭的，没有出事，社保局的人还报了警。女工们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对的，如果你们监管得力事情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如果是一家小厂你们监管不到位还可以解释，我们这么大一个厂，员工到过一万多人，大家都没有买保险，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最后，社保局的人还是被这一系列的行为触动了，到了晚上，社保局把厂里的人叫来了，厂长和管人事的管理人员都过去了。厂方决定给这些不安分的女工一点儿特殊的待遇：和其他人一样的地方是“分三年补齐”；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如果离厂，就一次性补清”。并且要求丽英这些去社保局备案的二十多人签一个同意这个约定的协议。对于厂里其他六千多名员工，1月份公示的决定不变：从2002年开始补缴，三年补齐，中途离厂就不给补缴了。
提到备案，丽英她们受尽折磨。她们去稽查科申请备案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们过了两年追诉期，不收！”后来用快递的方式把申请邮寄过去，他们就只好收了。然后给我们回复，写的是：“过了两年追诉期，自己去跟厂里协商。”
厂方和社保部门一直利用一个“两年追诉期”的法律条文，让女工们觉得：法律已经规定了，如果超过两年没有去追讨，那么就不可以再追讨了。让我们一起看看法律原文。2004年12月1日施行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是这样写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法律条文是严谨的，这里写的是“不再查处”，并没有说“不可以追缴”。
说到法律、执法，再看看工友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说自明了。工友们无所依靠。
7月21日，社保稽查科的工作人员来到S厂，希望给买社保未超过两年的员工补缴入职后的社保，但是，厂方阻挠了这个过程。在厂方的安排下，只允许那二十多个在社保局备案了的女工们和厂方签订上面那个协议：三年补齐2002年以后的社保，如果中途离厂将一次性补缴完成。
对于这个结果，丽英这些比较积极主动的女工们非常遗憾。丽英她们的第一目标是希望厂方给大家一次性补缴完成；如果第一目标无法实现，第二目标是希望所有员工都可以得到“中途离厂将一次性补缴完成”的承诺。而现在，她们不仅没有达成第一个目标，对于第二个目标也只有极少的女工得到。丽英觉得又内疚又无奈。当初丽英动员其他女工和她们一起去备案，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主要原因是怕出头以后受到报复，还有就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有其他人出头去解决问题，如果有结果，所有人都可以沾光。
据丽英观察，现在厂里的货都在往外移，还隐隐约约听到一个风声，好像最近这两年订单都会移走，到那时候这里就剩不了多少人了。如果那样，到时候没补齐社保的工人就补不齐了，走了就走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丽英她们在7月21日那天希望厂方和所有员工都签那个协议，但是，厂方只肯和丽英她们这二十多个人签，不管其他人。丽英她们不忍心只顾自己签字，但是不签又担心这一年多的努力白费了。六千多人的心都是散的，丽英她们实在无能为力。当厂方人事经理说：“我们签协议现在是针对你们这几个人，不是针对全厂的，你们要签就签，不签就不签……”丽英签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权益的保障，但是心中充满了挫败和遗憾。
去社保局备案的二十多位女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厂方管理部门的报复，对性格比较暴烈的就报复得严重一些，对丽英这样比较温和的就报复得轻微一些。丽英以前在产线上做“拉头”，相当于副拉长，也叫多能工，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做这个产线上的任何一个工位。丽英觉得做拉头挺累的，订单、表格、材料投入、生产日报、排加班等都由她一个人做。这些本来都应该由拉长做的，但是拉长让丽英做，丽英就必须做。现在，算是对丽英的一个报复，不让丽英做拉头了，丽英反而觉得轻松了，就做一个工位就行了。以前做拉头，稍微出一点什么事，组长就跑过来训斥一通。所以，丽英觉得这个报复不算作报复。不像菊兰和老赵，菊兰被不停地换岗，老赵被罚不许加班。
丽英在S厂打工这么多年，早就觉得上班很烦很烦。反正一上班就低着头在那里赶目标、赶目标，赶到下班就走人，就是那样。丽英说：“我们那个工作有什么乐趣？没有任何乐趣！天天上班就是拿着货在那里穿线，就是低着头在那里穿！”现在又遇到因为争取社保而受到报复，丽英就更觉得上班很烦了，很想一下子走掉算了，但是转念又一想，干吗要急着走啊，赖都赖了那么多年了，自己安慰自己吧。
丽英她们2012年左右就听说社保可以到厂里补回来，当时不懂具体该怎么做，一个是不敢，还有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懂。打工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和外界接触，下班回来就是煮饭，看一下电视、玩一下手机，就睡觉了。放假了也就是出去买个菜就回来了。
以前丽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明明知道自己吃亏了，但是也就算了；即使过后知道别人忽悠你，但是忽悠了就忽悠了，也就算了。经过了这一年，丽英觉得自己懂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要只看到自己眼前那么大一点天，而看不到其他的；要看得要远一点，要出去见一下世面啊，社会挺大的；遇到事情要大胆一些，敢于去问、敢于去找；不管怎样，只要去说了、去做了，多少都还是应该有收获的。丽英说：“如果不是为了那个社保，我就晕头晕脑过一辈子啦，就过去了。这一年，很多波折，为了利益去争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这个经历，觉得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丽英家住的出租屋
这么多年了，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丽英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六年了。现在房租200元，电费很贵，一度1块5，家里什么都用电，煮饭、电视、冰箱，一个月电费至少150元。
以前经济比现在困难，2000年的时候，丽英给妈妈治病还欠了2万多元的债务。这些年一年年地攒钱，总算有了些积蓄。丽英的丈夫打两份工，一份是送报纸，另一份是送快递。每天早上，丽英的丈夫4点钟就起床了，去拿报纸、送报纸。等送完报纸，有时候9点多，有时候11点多，回来休息一会儿、吃个饭，再去送快递。
夫妻两人开始打算在农村老家盖房，后来改变了想法，打算在广元市买房。去年（2013年）听说每平方米4800元，后来又听说房价垮了，降到每平方米4200元。如果买，丽英他们打算买个97平方米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买了也是为儿子。丽英的妹妹准备在成都买房，建议丽英也去成都买，所以，丽英他们还在犹豫。据说成都偏远地方的房价是每平方米4600元，市中心的房价肯定太高了，丽英不会考虑的。如果在成都买房，可能对儿子和孙子的将来有好处，毕竟发展的空间可能要好一点、大一点。
过几年退休了，丽英打算回老家。如果儿子结婚有了孩子，就给儿子带孩子，或者找一个适合老年人做的工作，她不喜欢闲着。
我和丽英聊天期间，丽英的儿子一直在电脑上玩游戏。我不好意思当着她儿子的面问他为何不出去工作。其实不问我也可以想象。他一直是留守儿童，上学期间就养成了玩电子游戏的习惯，现在来到广州，外出打工那么辛苦、钱又少。小伙子还是很有礼貌的，妈妈让他去买饮料他就去，让他摆桌椅板凳他就摆，让他去叫爸爸来吃饭他就去叫。对比一下丽英和她儿子，如果不去想办法改变，丽英儿子这一代是更迷茫的一代。当然了，事在人为，生活都在于人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