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到28日,我在广州的U城访谈清洁工人,访谈了六位女工,由于录音故障,现在只能整理出四位女工的故事,分别是:
“1971年出生的阿龙:因为我们是正确的”
“1971年出生的阿英:一条项链一个月的工资”
“1979年出生的阿芬:美丽的烦恼”
“1981年出生的阿坚:祸福相倚”
在U城的几天时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阿英骑着电动车载着我,或者去吃中午饭,或者去找人访谈。坐她的车比较踏实,因为阿英比较高大壮实,我的个子比较大,如果身材娇小的人载着我,我很怕失去平衡把别人的车给弄翻了。阿英是一位热情的人,善于表达。她梳着波浪短发,圆圆的可爱的脸庞因为风吹日晒而染上健康的颜色,没有明显的皱纹,肌肤很健康饱满。挺拔高挑的个子,身材圆润,行动如风。
阿英载着我路过闹市的时候,经常遇到熟人打招呼。大家都对阿英载着的人感到好奇。阿英用当地话和大家解释,对方立刻用非常热情的表情看着我,我只是笑着,啥也听不懂。然后阿英告诉我:“我告诉他们,你就是那个送给我们大桃子的来自北京的好人。”事情是这样的,2014年8月份的时候,U城环卫工争取权益的事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我们为了表示对女工们的敬佩快递了我们自产的北京平谷的同心桃,二百多人一人一个,所以大家印象深刻,立刻对我产生了好感。
阿英用电动车载着我穿越广州U城
吃过午饭阿英带我去她家午休。阿英的家是个两层的新楼房,装修很漂亮,家具很漂亮,收拾得很干净,热水、卫生间设备很现代化很方便,是很好的生活。我们回去的时候还遇到了来询问租房子的人,原来阿英家有空余的房子出租,不过阿英没有资格接待,由阿英的婆婆掌管。
2014年9月27日下午,几个女工带着我去广州市中心参加一个社会活动。阿英开着小轿车来接我,到了地铁口,阿英熟练地把车停好。我每天和女工们都是在工作时间相见,她们都穿着绿色的工装;而这一天,大家都穿着漂亮的便装,阿英穿着漂亮的裙子,提着精致的挎包,开着私家车,是道亮丽的风景。
阿英1971年出生在广西梧州的农村。兄弟姊妹五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是最小的。从小到大,阿英都觉得自己很苦。小时候放牛,牛一般自己在山上跑,到时候自己回家;那一天,牛没有回家,阿英去找牛,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爸爸对阿英说:“你自己去找,找不到不要回来吃饭。”阿英就一直找、一直哭,脚上走得都是血。阿英从小就得干活,因为爸爸说:“不干活不给饭吃。”阿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能休息,爸爸还是那句话:“头痛也得干活,不干活不可以吃饭。”阿英搞不懂为何爸爸对自己这样,爸爸对姐姐就很好,姐姐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让阿英去照顾,给姐姐煮东西吃。爸爸对哥哥也不好,爸爸只对大姐和二姐好,给她们钱用。妈妈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家里妈妈不管事,没有权力,爸爸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阿英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读了,是她自己放弃的。那个时候一边上学一边干活:种田、放牛、上山搞柴卖,实在读不进去了。很怕上学,一动脑筋就头痛,倒是不怕干活吃苦,什么活都干,12岁就可以搬120斤重的东西。阿英和姐姐们上学的学费都是她们自己上山搞柴火卖了挣的钱,一斤柴可以卖2块钱,一学期的学费5块钱。阿英现在倒是很想读书,但是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大姐和二姐也都只读了小学。大哥读到初中。
不上学了以后,阿英继续干各种活,而且每天砍柴、担柴、晒柴、卖柴。早上6点就出门了,走路走几个小时,担柴到中午12点钟回来,然后下午再去。10多块钱、20块钱地挣,自己赚钱自己用。
阿英的父母在去年(2013年)先后去世了,相差两天。去世的时候妈妈76岁、爸爸78岁。他们在世的时候,妈妈跟阿英的小哥哥住,爸爸跟大哥哥住。阿英的哥哥姐姐们都在老家生活。按照阿英的说法,她们家乡就是这样的风俗,大的孩子跟爸爸,小的孩子跟妈妈,老两口不在一起住。记得一次阿英的爸爸中风了,阿英知道以后每个月寄300块钱给爸爸。在爸爸的脑海中好像并不知晓阿英所受的苦,阿英自己也无从说起,也没有怪过父母,但是,一提起自己的爸妈,阿英就落泪,觉得自己以前很可怜的,就想:自己为什么命这么苦?
1986年,阿英15岁,开始外出打工了。
第一次去的是广州方川,做磁片,计件,一个月工资100多元,有时候还挣不到100元,刚刚够吃饭,有的时候饭都没得吃。那个时候两三块钱吃一餐,早餐五毛钱就够了。在那里阿英认识了一个好朋友阿云,阿云是方川本地人,在读初中,对阿英很好,两个人像姐妹一样,干什么都一起去,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东西。阿云的妈妈对阿英也很好,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厂里没有饭的时候阿英就去阿云家吃饭。阿云家种甘蔗,阿英经常帮他们干地里的活儿。后来,阿云结婚还请了阿英去参加,彼此保持来往一直到现在。阿英在磁片厂干了四年。
然后,阿英在一家五金厂做了两个月。
1990年,阿英在一家理发店工作,做了一年多。阿英的工作是洗头。在这家理发店,阿英认识了她丈夫,阿强(化名)。阿强当时来给店里装有线电视,然后留下来一起吃饭,就这样认识了。两个人觉得彼此合得来,就交往了,也没有一见钟情,就是彼此喜欢吧。
1995年,阿英花钱租了一块空地,租了十年,自己花钱盖了一个小平房,开了一间小卖部。但是生意不是很好,就不做了,租给别人做,一个月收入500块房租,一个月还要支出300元地租。
1995年下半年,去做大排档,做了有半年左右。实在做不下去了,太累了,亏了1万多,就转租出去了。租给一个台湾老板,老板请阿英帮忙一起干,阿英做了一年,一个月工资2000块钱,包吃住。台湾老板做了一年多亏了30多万。主要亏在装修店面了,花了几十万装修店面,这个钱挣不回来啊。这位台湾老板很有意思,60多岁了,在广州这里亏了又去深圳开西餐厅,认识了一个30岁的广西女孩子,认她做干女儿,然后假结婚带她去台湾;去了台湾后,广西女孩说,为啥要假结婚,就真结婚吧,后来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女儿。阿英说,那个台湾老头人很好,对每个员工都很好,有的时候他还亲自做汤给员工吃。
1997年,阿英和一个伙伴一起开了水果摊,在马路边上卖。每天早上8点开车去拿货,拿货回来就下午2点多了,再去卖,到晚上11点半收摊,回家睡觉的时候都后半夜1点多了,每天如此。伙伴说太累了,受不了,不做了。阿英又自己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也不做了。还是去打工吧。
1999年,阿英在“奶茶咕噜咕噜”里做了五个月,然后在一个面包店里做收银,做了两年多。
2002年开始在餐厅洗碗,一直做了十年,到2012年。
阿英1990年认识了丈夫以后,就搬到丈夫住的地方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外出工作,而是在家里绣花,从外面拿活,在家里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钱。
1991年,阿英和丈夫结婚。1993年生了女儿。
1995年,阿英又怀孕了,因为和第一个孩子间隔不够四年,违反计划生育要被罚款,那个时候要罚款1万多元。丈夫给阿英200块钱让她去做流产,给了两次阿英都没有去做。阿英用这个钱做路费回到了老家广西,阿英的想法是,如果生下来是女儿,就把孩子留在广西,这样回到婆家就没人知道也不会被罚款。在广西待到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阿英去医院做B超,问医生是男是女,医生说:“无论男女都是你的孩子。”只好去问接生婆,接生婆非常肯定地告诉阿英,她怀的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要回婆家,阿英的妈妈给阿英准备了十只小母鸡带着。就这样,阿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带着十只鸡,从广西出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船,回到广州。果然生了儿子,婆婆很高兴。
阿英在伙伴们的祝福下结婚 1991年
生孩子、照顾孩子、送孩子上学、煮饭,阿英很忙。到了晚上,吃过饭收拾好厨房,阿英就开始在灯下绣花,一直绣到半夜12点多。直到1998年前后,阿英才没有再绣花了。阿英虽然有丈夫、有婆婆,但是,感觉上完全是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的。
阿英说:“十个男人里有九个不好,都会去找女人。而女人们晚上沉迷于打牌,就不用想自己的男人回不回家了。”阿英嘴里虽然这样说,但是一提到她丈夫总是赞不绝口:“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爱帮忙,谁的忙都帮,什么活都会干。谁家电视坏了他去帮忙修,谁家电路坏了他去帮忙修,就是爱帮忙。当初我老公还去参与拆迁赔偿的上访,总被抓。他们先绕道去湖南,再绕道去北京,不敢住旅馆,住在地下室,我老公去了几次,都是自己出钱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阿英张口闭口说自己的丈夫,我自然要问他丈夫现在做什么,这时才知道,阿英的丈夫两个月前因肝癌去世了,才42岁。
吕途:“昨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老公已经去世了,回忆你们两个人过的这一辈子,你觉得幸福多,还是痛苦多?”
阿英:“结婚以前老公对我很好很好,结婚以后就不好了。什么都要自己干,孩子要自己管,很烦很烦。女人生了孩子需要单独睡一百天,女人没有问题,男人就不行了。男人出去干活一年又一年,女人独自守候就可以,男人就不可以。后来我老公生病了,他对我说,都二十多年了,他还能回忆起来刚认识我的时候。他还说:‘现在房子也建好了,孩子也大了,自己有好日子过了,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出来了。’我就对他说:‘不要想那个,反正过去的就过去了。’”
阿英是外地来的媳妇,有当地户口,阿英从2005年开始拿分红,一个月950元。村子里也给村民们买了社保。阿英所在的村子,只要有户口的,人人有份。村与村不一样,有的村的分红是200元或者500元;也有不幸运的,有的拆迁户不想搬到更远的地方,在当地搭棚子住,被警察驱赶,把棚子拆掉,生了孩子也无法上户口,去上访还被抓,就什么都没有。
阿英家的二层楼房是去年(2013年)盖好入住的,在新房里过的年。2013年11月15日阿英的丈夫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房子还在装修。建这个房子花了50多万,阿英老公在世的时候还管他妹妹借了一些钱,也借了贷款。拿房产证回来的那一天还是阿英老公签的字,也就在那一天,他去世了。房产证上是阿英公公婆婆的名字,没有阿英的份儿。阿英老公的生命保险赔偿有10万元,受益人不是阿英。阿英的老公把车子留给了阿英。
丈夫去世了,丈夫的那份分红归阿英,一个月1900元,再加上她自己那份和两个孩子的两份,阿英一个月可以有4000多元的分红。阿英做保洁工一个月工资有2000多元。每个月的总收入还是不错的。
去年不再去餐厅洗碗之后,阿英做了保洁工,到2014年9月份,刚够一年。做保洁工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但是阿英辛苦惯了,身体也好,所以不觉得累。就是太晒了。
刚做了一年,碰到维权的事,阿英被选上做代表。U城二百多环卫工分5组管理,维权的时候每个组选3个代表出来。最后有18个代表,5个谈判代表。阿英不是谈判代表,是管财务的。阿英不想做,但是,既然选了她,不做也得做。阿英的看法是:“做什么样都有人说,做得好有人说,做得不好也有人说。不想做。”
吕途:“维权过程中也有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怕呢?”
阿英:“不怕。”
吕途:“为什么不怕?”
阿英:“以自己的良心去做,也不做得太过分。不应该去拿的,不要强求去拿。自己应该得的钱就不怕。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吕途:“说说你都管了多少钱啊?”
阿英:“二百多人每人收100元,后面差不多用完了,又每人收了100元。不过,最多的一个人捐了500元。我尽心尽力做事,还是被人骂了。我有时候都奇怪,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去做这个代表?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
9月26日晚上,我住在阿芬家,晚上8点多了,我正在和阿芬聊天,阿英来了。这一天是阿英的休息日,阿英进城了,她开着她的私家车去广州番禺购物。阿芬问她买了什么,阿英站起来转了一个圈,新裙子,花了1000多元;又伸出圆润的胳膊,一条三金的手链。阿芬和阿英用当地话对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猜出阿芬开玩笑问:“是否是真金?”阿英从挎包里拿出来周大福家的发票,我一看, 27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