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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
如今，作为内亚研究先驱和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受害者而广为人知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跟他的朋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一样，是1926—1950年间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比较史学思潮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主将。拉铁摩尔在毕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发展出一种解释人类社会在边疆地带形成、进化、成长、衰落、变异并彼此互动的“科学”模式。由此，在构建这种模式的过程当中，他基于自己的需要，从当时最流行的分析方法中选取一些心仪的为其所用，但到后来常常弃之一旁，这其中包括生态决定论（ecological determinism）、生物学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Marxist modes of production）。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他都力图挫败那些自以为是的目的论，不管是西方的“进步”观，还是中原汉地在对待游牧周邻时所持的“文明”观。
总体而言，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的研究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见解，这是一种在全球时空层面对流动人群所作的相对连贯、扩展性的分析。拉铁摩尔以其略显夸张的方式，惯于将其计划看成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各种“形式”（form）、“风格”（style）、“模式”（mode）、“规范”（norm）、“语调”（tone）所做的“科学”观察。这种分析的单位是人类群体，他对其有许多称谓：“社会”（society）、“种族”（race）、“文明”（civilization）以及“文化”（culture）。他的研究试图系统地解释这些族群是如何形成和分裂、兴盛和衰落、扩张和收缩、内部变异以及与周邻群体相互关联的。拉铁摩尔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广阔的空间领域：中国边疆地区（最著名的同时几乎专指性的“内亚边疆地区”）、中国内地、日本、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在这一计划中，拉铁摩尔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在满怀雄心从事整体历史对比的潮流之中，他是一位关键参与者，这一潮流“追寻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碰撞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形态”（Grew 1980，764；另可参见 Sewell 1967）。
尽管时不时地有复兴这种观念的势头，但这种大胆的历史设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西方汉学界销声匿迹了，而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历史书写中消失了。至少就亚洲史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铁摩尔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受到的政治打击而使之消歇了。如今似乎可以稍微冷静地重新评估这一设想了。因此，本文将不聚焦于拉铁摩尔或其敌手的政治活动，因为对这些论题早已有了很好的研究（Lattimore 1950a；Newman 1992；Harvey 2001；Herzstein 2005）。本文也不想评估拉铁摩尔对于内亚历史所做的特殊贡献，因为即便是那些反驳他很多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他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Lee 1970；Rossabi 1975；Gaubatz 1996；Crossley 1999；Elliott 2001；Di Cosmo 2002；Atwood 2002；Duara 2003）。除了行文需要之外，本文也不讨论拉铁摩尔最热衷的关于“边疆”的理论问题。恰恰相反，我将在此分析拉铁摩尔历史编纂学背后所蕴含的一整套普遍假设，并将其放到他那个时代的“大观念”（big ideas）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可以说，拉铁摩尔的亚洲研究方法契合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有关历史进程的更大思潮。
跟法国年鉴学派（Annalistes）一样，拉铁摩尔也调低了与深层结构有关的个人、事件和政权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他就写道：“将军和政治家是历史之偶然；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地区在面对文化和国家时致力于表现自身，国家和文化致力于对种族与地区施加影响，这才是历史本身。”他在1940年又写道：“政治事件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而创造它们的力量却还在更深处，这些力量源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Lattimore 1932，301；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83；Lattimore 1988，340）
拉铁摩尔历史编纂学中更大的主题是个单一的、可理解的全球进程，这是一出波澜壮阔的普遍性悲剧，在这当中，各国的历史不过是各个剧幕而已。正是通过人类各群体，这一可能被分割的全球进程才变得能够识别，首先是通过他们占据特定的（尽管并非固定的）“领土”（territory），其次是通过他们拥有（尽管并非一成不变的）“主要特征”（prime characteristics），诸如在中原地区是精耕农业。这些社会通过“分化”的动态进程而形成可以识别的方式，这种“分化”的动态进程是在彼此互动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拉铁摩尔所尝试的超然视角使他能够主动抵制所有民族中心论，不仅是西方的民族中心论，还有他所用资料方面的民族中心论——强调一下的话，就是汉文文献传统中的民族中心论。但他的方法几乎完全是相对主义的，因为他根据其古老程度、规模或实力，以及“正规”（normal）（也即根据所认知的理想类型）或“混合”（mixed）将社会分成“主要”或“次要”类别。尽管他有意识地力图回避目的论和直线发展论，但正如我们所见，拉铁摩尔所构建的模式并非没有对于发展规模的评估（Lattimore 1962b，26、506）。
拉铁摩尔早年的历史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年轻时在内亚贸易线路上做生意时，在随意阅读他随手放进行囊中的那些作品的过程中形塑的。
这些著作包括著名学者如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也包括那些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如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72年的《殉道者》（
The Martyrdom of Man
），拉铁摩尔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形成其全球视角的“灵感”。在其晚年，尤其是在饱受政治打击那段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认受到马克思学说的任何影响，尽管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拉铁摩尔主要通过魏特夫获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不过无可争辩的是，拉铁摩尔史学视野中的核心部分受到阿诺德·汤因比（1889—1945）的影响。两人初次在京都相识，在拉铁摩尔的早年生涯中，年长的汤因比将其视为门徒和专业资料来源，在其著作《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1934—1939）第三卷中权威性地引用拉铁摩尔所著《满洲——冲突的摇篮》（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1932）的相关资料。尽管拉铁摩尔逐渐远离汤因比的某些观点（此外，拉铁摩尔发现他过于“神秘主义”），但他正是从汤因比那里接受了其对民族史的厌恶态度、对于历史变化的基本观念以及很多独特词汇（Toynbee 1934—1939；Lattimore 1948；McNeill 1989）。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光，正是拉铁摩尔形成和提炼自身观点的阶段，在当时，地形和气候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强烈关注，而在相关讨论中，拉铁摩尔成为一位重要人物。在地理学中，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他引进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生态决定论的“新地理学”观点。拉策尔认为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显示出人们想获知的关于他们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人类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变更居住地的人群运动；拉策尔也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学说的一位主要构想者，这一学说为一个较强大的人类群体夺取较弱者所占领土的行为加以辩护（James 1972；Bunzl 1996）。
戴维斯创立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培养了对拉铁摩尔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两位人物：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亨廷顿1907年所著的《亚洲的脉搏》（ The Pulse of Asia ）取材于他穿越内亚草原的亲历，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活动——他特别称之为“性格”——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决定的。而也正是因为根据大致36年“脉搏”而出现的气候变迁，当地所在环境的人群的“精神”或“道德”特征也要相应发生变化。那些受到气候青睐的人群注定支配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更有“活力”和更加“坦诚”。在20世纪20年代，跟亨廷顿一样，拉铁摩尔也大致在相同的草原贸易路线上旅行，沿途怀揣着亨廷顿的著作作为指南。另一位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学者毕士鄂（Carl Whiting Bishop，1882—1942），他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详细阐发了亨廷顿的很多观点，该文于1922年发表在鲍曼主编的《地理评论》（ Geographic Review ）上。随着鲍曼在20世纪30年代当选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主席，并从1935年至1948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成为拉铁摩尔最有影响力的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研究路径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用生物体隐喻来描述人群与其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尤其是在地理学家哈伦·H·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那里，这一概念被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一篇以此为名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充满浓浓诗意的论文发表在1936年7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帕克在文中认为，栖息地与其居民形成“共生群落”（symbiotic community），这是一种以“竞争性合作”为特征的封闭体系，经历了“均衡与非均衡”连续循环、“优势”（dominance）与“演替”（succession）的进化阶段。这种生物体隐喻，我们会发现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在此期间，历史学家也同样开始对生态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着迷。在法国，年鉴学派成员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像拉铁摩尔一样，号召历史学家超越文本资料，更加关注地形和气候。在《历史地理学导论》（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中，吕西安·费弗尔思考人类究竟在环境自然力面前“或多或少处于被动状态”，还是与之相反，“被赋予（他们）自身以能力从而能够创造和产生新效果”，最终认为真理大致就是这两种观念的某种“平衡”（Febvre 1925；另参见Bloch 1966）。在北美历史学家当中，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与拉铁摩尔一样，早年心向苏联，毕生憎恶帝国主义，在其扛鼎之作《加拿大毛皮贸易》（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1930）中凸显生态决定论的浓厚烙印，而瓦尔特·普雷斯特科·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则走得更远，他在第二年出版的《大平原》（ The Great Plains ，1931）之中，将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重大转变——技术（使用马匹运输，放弃精耕细作）、社会制度（司法体系）、文化（性别关系，服装和文体）、道德观念，甚至人类基本“心灵深处”——都归因于从东部沿海潮湿森林地带向中西部风沙暴虐的草原的扩张运动。
与拉铁摩尔有更紧密联系的是魏特夫，此人既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史学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重要的、可以离经叛道的发言权。魏特夫愤然与崛起的斯大林正统派决裂，原因就在于后者坚决主张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阶段论。而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1931）以及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众多文章中，魏特夫主张必须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水利社会”，这个社会在“半干旱”气候中实行精耕农业导致其依赖大规模官僚结构以管理灌溉工程。在此情况下，私有财产和经济阶层相对于令人生畏的国家力量而言必定是脆弱的。中国历史因此不存在西方生产方式，而只存在由魏特夫依靠马克思、考茨基（Kautsky）以及列宁早期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概括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因此，中国历史缺乏西方经历过的进步阶段，而只存在无休止（或循环）的“停滞状态”（Wittfogel 1931；英文梗概参见Wittfogel 1935，1938）。到20世纪30年代末，魏特夫已将其观点提炼为《东方社会》（oriental society）这一跨文化模式，最终形成他1957年臭名昭著的冷战檄文《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拉铁摩尔起初与这位最坚决的生态决定论史学家来往甚密，但到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不满其对于亚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单因解释，而逐渐与魏特夫疏远。
对于拉铁摩尔而言，生态显然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单个决定因素。例如，中国人就是“自身所在环境的产物”，要是对环境稍加思考的话，即便是小学生都会很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及其历史（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生态给人们施加了一种“长期的塑造性影响”，人们转而随着时间变迁形成“对于他们所处环境最佳的集体亲和力”。社会群体的典型形式——“主导社会”在“主导环境”当中形成；它们由这些社会（例如草原社会、绿洲社会）而被赋予基本特征，它们的自然“边界”（boundaries）是由生态“边疆”（frontiers）构成的。地形和气候在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中提供了“决定性”因素，而生态和经济共同形成了“整个文化综合体”。的确，拉铁摩尔曾一度努力揭示不同的世界宗教是其自身“相应”生态环境的产物（Lattimore 1988，180）。
除了传递其基本“特征”外，生态在一个社会之后的历史轨迹——其“归宿”方面——具有关键性影响。例如，地形和海岸的不同关系可用来说明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尽管从来不像魏特夫那么武断，但拉铁摩尔也会不时提及他自己的“水利社会”弱化版本。灌溉定居农业所要求的集体劳动是“（中国）社会进化至关重要的一步”。这连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但相对千篇一律的地貌一起，预先决定着中国将产生出“帝制集权官僚体系”，相应地也就未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而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却是欧洲自身极其多样的生态环境合乎逻辑的产物（Lattimore 1936；1957；1988，393；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2-23）。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科学界展开了对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辩论，随后逐渐摒弃了这一观点，拉铁摩尔自身看法也遵循着相同的轨迹。在其早期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是1928年发表的文章《内亚商路》（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在文中，他不加批判地运用从亨廷顿那里拾蕞的决定论观点。的确，生态并非长期一成不变——生态也要经历“气候脉搏”的变化——但人类社会历史却随之而无助地发生变化。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定这个看法，甚至谴责其他学者从他本人研究中吸收这些观点而形成的著作［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著《蒙古帝国史》（ L' Empire Mongol ）］。他也批评汤因比接受并进一步阐发了亨廷顿的“地理唯物论”（geographic materialism）（Lattimore 1928；1988，xii-xiii，xlix；1962b，116）。
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那部确立学术声望的力作《满洲——冲突的摇篮》当中，拉铁摩尔开始摆脱生态决定论：他认为，东北地区的气候尽管因短暂生长季节吸引移民前来长期定居而显得“重要”，但并没有给社会施加涵盖面更广的“决定性”影响（Lattimore 1932，17）。但在几年之后，拉铁摩尔在担任《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 ）这一充满战斗精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编辑时，才断然远离决定论。他对美国尘暴区（Dust Bowl）的认知，是形成这一转向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人将内亚草原转变为稻田后所产生的同样适得其反的后果。拉铁摩尔为《太平洋事务》征稿的文章以及这一阶段他自己的写作大张旗鼓地声讨全球干旱化前景（Lowdermilk 1935）。这也同时展示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限制以及人类活动导致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不管是好是坏。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1938）中，拉铁摩尔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最周详的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人类—环境双向互动系统理论。在抨击“粗糙的地理决定论”时（尽管仍旧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烙痕），他写道：
我的看法是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复杂得多……我相信尽管环境强烈地制约了原始社会，但并不总是使社会进化不可能发生。而且社会在进化时，在利用环境的过程中，试图加以选择并发挥主动性……地理研究不该受到曲解，以至于试图诠释任何历史进程的全部问题（Lattimore 1938，1、5）。
拉铁摩尔承认生态尤其是气候可能因自身变化而不受人类干预活动的影响，但作为普遍原则，他认为“坚持这样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自然是被动的，主动因素是人”（Lattimore 1962b，532）。
在拉铁摩尔写作的时代背景中，他对所分析的社会单元的称谓差异很大。他所运用的词汇来自混杂的“危险思想”，尤其是在学术界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界之间的界限不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的时代，对政治、政策与公众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anton 1980；Wolf 1994）。
拉铁摩尔成长的20世纪早期是将“种族”科学研究和“人种学”普遍合法地运用到人类历史基本进程的全盛时期。自从数世纪以来跃升至显著地位，“种族”这一词语自身经历着一个进化过程，尽管以旧瓶装新酒，但新含义却没有完全将原有含义取代。在更悠久的西方传统中，种族的概念起源来自谱系学（genealogy），基于自亚当开始的“《圣经》模式”，亚当的后裔在时间长河之中，或在逆境之中［例如，含（Ham）
的后裔］繁衍生息，贯穿在随后的历史中，在道德或其他劣势下维系着相对纯洁的后裔群体（总是假定包括叙述者在内）。到18世纪，伴随着新的需求，根据林奈（Linnaeus，1707—1786）以及其他学者首倡的生理类型（physiological type）对有机体进行分类，将人群按照不同的内在“性情和道德素质”、能力和历史命运分为外表可识别的不同“生物—道德”体，由此获得科学权威，从而影响宗教界。“民族史”开始逐渐被理解为不同“种族”类型之间的斗争。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做出巨大贡献之后，种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被理解为“亚种”（subspecies）。尽管达尔文提醒我们种族基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混合，由此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种族，他的研究为种族思想增添了更多的科学可信度，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乃至更广大的公众那里形成了更为顽固的种族本质论。
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媒介，种族主义在社会和历史思想中如日中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1872年所著《社会学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中详细阐述的。在达尔文进化模式中，将人种类比为物种，斯宾塞和其追随者则将生物学差异看成人类社会命运的压倒性的决定因素，而历史就是种族之间物竞天择的进程。尽管像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著有《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那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在这一点上看法有所不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影响是将人类社会描绘为种族之间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天然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过程。当然，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推论就是最强大的种族必定内在地优于他们统治的种族。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55年所详细介绍的那样，贯穿于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在美国人思想之中深深扎根。在拉铁摩尔青年时代所居住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也许更为普遍。随着严复在1898年、1902年分别译行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黄种人”为生存而与白种人斗争的基本模式，以及需要将汉人从处于生物进化低端地位的满洲“种族”中自我解放以图生存的观点在迅速政治化的读者大众之间被毫无质疑地接受下来，并在政治上为改革者和革命者所共享。跟美国一样，改良种族血统的优生运动在中国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获得了广泛吸引力（Schwartz 1962；Pusey 1983；Dikötter 198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乃至战后的美国，对东南欧移民潮深感担忧，掺杂着社会达尔文思想，从而煽动起一股强烈的种族排外主义狂潮，这种潮流充斥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其标志就是1916年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这是反对刚刚涌现的“熔炉”（melting pot）思潮的一份盎格鲁—撒克逊宣言，1920年被《周六晚间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 ）称颂为一本“每个美国人必读”之书。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科学培训的富有的纽约律师，格兰特却凭借美国自然博物馆和纽约动物学会（他曾一度安排在他的动物园里展出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非洲俾格米人）董事会的活跃成员以及博物馆优生学家高尔登学会（Galton Society）共同创建者的身份而为其种族主义思想镀上了一层学术光环（Higham 1988；Barkan 1992，66-76；Pierpont 2004）。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反击主要来自处于学科发展之中的人类学界，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A·L·克鲁伯（A. L. Kroebe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为主将，他俩都是德裔移民。1917年在其开山之作《超有机体》（ The Superorganic ）中，克鲁伯对种族作为人类社会差异的一种解释进行了彻底的批驳，并意味深长地抨击环境决定论不过是种族主义思想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而已（Degler 1989）。而曾长期在格兰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博厄斯则强烈抨击种族主义，指责这种过于统摄一切的聚合或分类方案，并贬斥对诸如体力和智力属性那些分离变量的肤浅关联。作为体质人类学领域的热情参与者，博厄斯承认某些体质和气质特征可能的确跟不同地区人群存在某种大致关联，但他否认关联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特征可被归纳为遗传的“种族”特征，更不用说对这些人群或大或小的历史“进步”所确定的那种因果关系了（Boas 1940，3-17、191-195）。
拉铁摩尔自己对于种族概念的认知来源于他早年在阅读中对历史的地理因素的感知。在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学者之中，魏特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努力使其生态决定论完全避开“种族”话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猛烈地抨击种族理论：虽然承认它们现在“非常流行”，但指责其不过是生物学的“拙劣翻版”而已，是对西方固有傲慢的“伪学术反映”，进而主张“我们大可放心地贬损它们”（Toynbee 1934—1939，3∶209、223）。然而，对拉铁摩尔早期影响最大的亨廷顿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其1907年所著《亚洲的脉搏》中，亨廷顿将“人种”看成影响人类“性格”的气候决定因素的贮存库，认为气候环境自南向北的长期全球变化解释了为何地中海人种和中国人种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得越来越没“活力”，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和日本人种却相应地越来越朝气蓬勃。二十年后，在其影响深远的《种族的性格》（ Character of Races ，1924a）一书中，他拓展了其种族理论，进而超越了生态决定论，为其打上更明显的达尔文学说烙印：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一个人种与另一个人种之间在固有智力和体质方面的差异大体上是由三个主要因素导致的：第一，突然变异……其次，种族混合……第三，自然选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选择某些特征加以保留或抛弃，从而使某些心理特征成为种族遗产中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6-7）
1934年，亨廷顿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主席（James 1972，374-377）。
罗纳德·B·狄克逊（Ronald B. Dixon）是一位体质人类学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拉铁摩尔于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但此人问题甚多。他最著名的著作《人类种族史》（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1923）是一部怪诞的混杂作品，他对不同人群的头盖骨进行测定研究，并随意将其运用以佐证这一论点，即人类基本上由八个基本人种构成，并根据其“成就”和“遗传能力”而进行系统分级。这本书是如此草率而又武断，以至于一面世就成为世人的笑柄，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狄克逊的声誉。一位颟顸的学者竟然认为这可能是一本故意所作的讽刺书，旨在揭露体质人类学家喜欢荒唐地走极端——如果这样的话，没人能领会这一幽默。博厄斯在对这部书所做的评论中，无情地讽刺了狄克逊的假想，不过很奇怪的是，在该文发表后，他还继续当狄克逊的朋友；的确，这两位人类学家在反对科学化的种族主义的公众活动中是毕生的盟友。拉铁摩尔本人，也许有点天真，却选择借助其哈佛导师的研究为权威来贬斥将种族作为历史分析的一种有用工具（Dixon 1923；Boas 1940，160-164；Lattimore 1988，167；Barkan 1992，100-101）。
最吸引人的无疑是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员，为拉铁摩尔1928年在中国东北的研究提供资助，而在大学校长任上，又在1937年延请拉铁摩尔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作为高等学府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为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一直是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心；其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经有争议地撇开宗教领袖，邀请赫胥黎做1876年开学典礼首席发言人，而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极具影响力的“历史研讨班”（Historical Seminar）几十年来致力于记录条顿/盎格鲁—撒克逊（Teutonic/Anglo-Saxon）的胜利及其自治理念（Hofstadter 195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教员当中，生物学家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尽管公开批评优生学，私下却以同样的热忱力保大学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座安全港，而这么做显然基于社会达尔文立场。尤其是一定要将犹太人减少到最低程度，他写道：“这对我们剩下的人而言是生存斗争的必要举动——这将是谁的世界，是我们的还是犹太人的？”（Barkan 1992，217）
在1935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后，鲍曼学术研究的专注点集中在向边疆地区移民这一被称为“开拓运动”的对比研究。例如，他认为汉人移民东北类似于美国西拓运动。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早期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一样，他极度关注边疆地区的闭合问题，但却从全球角度着眼。他认为世界人口危机不再可能通过向新土地移民和发现新资源加以化解，而主张采取多种方式，其中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的方式加以弥补。但鲍曼也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分子，他为美国黑人和白人出生率的对比情况而忧心忡忡，担心低劣的南欧“人种”大量移民，并坚定不移地支持针对东亚人的排外法案，他认为东亚移民玷污了美国优越的种族遗产。拉铁摩尔将鲍曼亲切地称作“我的导师”（Bowman 1928；Lattimore 1962b，16）。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种族诠释经历着与生态决定论有些类似的进程：在其早期研究中，他接受这些理论，后来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地形成自己的史学研究模式，而与此同时，随着那些理论本身在更广阔的学术界越来越受质疑，拉铁摩尔也就更为果断地排斥这些理论观点。在其早年在哈佛大学狄克逊指导时期写就的《汉族人在新疆》（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一文中，“种族”的确在其中起着核心诠释作用。在该文中，拉铁摩尔写道：
政治体制并不是全部。这里还有种族精神，正如灯笼中的蜡烛一样光芒四射。据我所见，中国政治无足轻重，而种族精神则使其相形见绌。（Lattimore 1962b，217）
但即便在这儿，拉铁摩尔也将欧洲中心种族理论套在他们头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是，中国人不仅不是更有“活力的”白人扩张观念——西方和中国学者本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加以描绘——的被动接受者，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中国人自身也呈现出一种遗传驱使力，对其他民族施加“帝国主义”控制力。
三年之后，拉铁摩尔对历史进程的种族解释首次明确表示持保留意见。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中，他否认了亨廷顿的逻辑——“种族”是地方之函数（function of place），而认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地域情感”（regional feeling，将满洲文化不同的居民联合起来的东西）可能与“种族状况”（conditions of race）背道而驰，甚至将其理论完全推翻；尽管拉铁摩尔没有完全摒弃“种族特征”，但却认为这被“过度强调”了（Lattimore 1932，8、46）。在1937年，他也同样抵制鲍曼的观点。在由鲍曼主编的关于移民对比研究的书中，拉铁摩尔坚持认为在决定迁移模式的各个要素当中，经济要素比种族要素更为重要，“资本能够或愿意向哪流动，人群就会跟着流动”。他进而补充道，“种族适者生存”（racial fitness）的观点是一派胡言（Lattimore 1937）。到20世纪40年代，在鲍曼担任校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实际上已将种族史学抛到九霄云外。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中，他屡次抨击种族史学的实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种族”在生物学方面的概念，“是非常后起的产物，它所造成的混乱远比其所厘清的问题要多”。而到1962年，在拉铁摩尔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离开前夕，在总结自己的过往经历时，他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彻头彻尾的“错位类比”（Lattimore 1962b，25；1988，24、55-56、167）。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剧中，“种族”作为集体演员的标签被废止，那什么会将其取而代之呢？有两个现成的概念可随手择用：“文明”与“文化”，而拉铁摩尔两者兼用。到拉铁摩尔研究硕果累累的时候，“文明”观念已经受到费弗尔和越来越多其他学者批判性的审视。费弗尔指出，自19世纪后期就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往往在这个单独的标签下加以混用。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用法是指一个单一的、积极评价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存在，是由不同社会，以不同的速度穿越野蛮、未开化等较低状态而形成目的论进步的成果。“文明”在这种意义上与进化概念“种族”紧密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根本上从拉马克（Lamarck）和18世纪其他博物学家所假想的单一、渐进秩序范式那里吸收而来的（Wolf 1994）；第二个即后来的用法是属于多元论的，不一定包含价值判断，是指“在一个人类群体共同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特征”，包含他们的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活。费弗尔将这个更具相对性的用法追溯到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其他18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那里，它反映出对乐观启蒙目的论所持有的后革命幻灭感。
在拉铁摩尔的导师当中，亨廷顿和汤因比都惯常不加以鉴别地使用“文明”这一术语。早在1907年《亚洲的脉搏》乃至1924年更具雄心的全球研究作品《文明与气候》（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之中，亨廷顿试图将文明目的论根植于其环境决定论当中，其“文明”概念不过是费弗尔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法的不经意糅合而已（Huntington 1924b）
。汤因比喜欢用“文明”一词指称他在全球史中所确定的文化相对单元，而与此同时，他将“文明”注解为自己调查过的不同“社会”在各个程度上所具有的属性。在拉铁摩尔恰巧指责过于神秘主义的这类论文之中（拉铁摩尔自己也跟着模仿），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时段是“贯穿宇宙之中的普遍具有节律的特定节拍”（Toynbee 1934—1939，3∶176、205）。
拉铁摩尔经常轻率地追随其导师使用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文明”。有时，他忽略“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范畴差异，但当他直接面对这一问题时，很显然，并非所有“社会”都是“文明”的。他在谈到亚洲、北非、地中海伟大文明帝国时，对于她们与周边“野蛮人”的互动模式大有兴趣。我们可以将“文明”推断为不同“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所拥有的属性，但拉铁摩尔往往会将这种属性所具有的内涵留给他的读者去思考。不过他明确认为，这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伴随物。繁荣的游牧社会很可能比日渐衰弱的农耕社会更“文明”或更有“教化”。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绝非历史必然的最终产物（Lattimore 1932，76；1938）。
的确，也许拉铁摩尔全部研究的中心推力就是反对“单向的”历史思维。他极其讨厌那种从采集—狩猎—游牧—轮耕农业—定居农业的历史发展顺序的假设，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目的论，他将其不仅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和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联系到一起，而且也同数世纪以来中原汉地“同化”周边民族的宣传联系到一起（Childe 1936，1951；Lattimore 1962a）。拉铁摩尔的研究的确极为有力地抨击了民族主义政治家当时所进行的规划，即通过新引进的工业技术一劳永逸地“汉化”他们的草原邻居；他认为“同化”实际上意味着“灭绝”。他在《作为游牧民的罪恶》（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1935）等文章中讥讽这些计划，而中国民族主义学者则加以还击，严厉批评了他的研究（Lattimore 1962b，415-426；Lin 1935）。
拉铁摩尔认为，游牧业绝非“原始”，反而却合理有效地适应了草原的生态条件——的确比汉人垦殖者竭力将这种地带转变为其生态所无法支撑的农田的行为更为合理。也许是为了对特纳和韦布赞颂自力更生的平原居民（plainsman）狡黠地表达赞许，他问道：“美国牧场主在文化上比农场主‘低等’吗？”他指出：“我们过于不加鉴别地看待‘进化’”，才使得我们将“游牧业”看成社会的低级方式，必须最终进化到更高阶段。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独立”的方式，同样地，它不会进化得无影无踪，而只会被富有征服欲的邻居野蛮地用推土机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一定要有时间顺序的话，拉铁摩尔坚决主张：“事实上，农业要早于游牧业。”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后来的副产品，是由“伟大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扩散而创造的”，其间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拉铁摩尔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称之为“分化”（differentiation）。一个不断扩大的人群，就其遗传和文化方面而言起初大致相同，面对一种他们不能以原有独特的经济手段加以开发的生态，于是原有人群中的一部分人采取手段加以应对，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人群。通过以生态隐喻取代进化论范式的方式，拉铁摩尔接着描述由新、老社会所形成的“共生关系”（symbiosis），这是一种处于持续紧张，实际上却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此一来，“文明”实际上就是“野蛮之母”：“文明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野蛮瘟疫”（Lattimore 1932，74-75；1938；1962b，420-421、504-505）。
而如费弗尔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有人宣布因“文明”的单一启蒙观念幻灭而索性将这一术语复数化和相对化的话，那么更普遍的反应就是用来自德国的“文化”概念来替代。由18世纪后期的赫尔德（Herder），更明确的是19世纪早期的洪堡兄弟发端，德国学者开始远离“文明”的限定化概念，而支持相对的、（理论上）价值中性的对于单个民族的研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kter）或文化（kultur）。亚历山大·冯·洪堡所使用的“文化”复数形式几乎可以和“文明”的复数形式相互替代，以描述其相对主义的调查研究对象，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也是如此，他们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了深远影响（Febvre 1973；Bunzl 1996；Duara 2003，91-92）。
但是20世纪早期对于“文化”观念最自觉的宣传者是博厄斯，他将其作为武器而与生物决定论和进化实证论（evolutionary positivism）作斗争。博厄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后天压倒先天理论的拥护者，他一方面反对生态决定论，因为自然环境对于有着不同文化态度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明确地反对种族理论家，因为“以纯粹生物学为基础来解释文化形式的任何企图注定要失败”。他也反对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主张文化在历史时期会出现变异和适应性；例如，伊丽莎白时代喜好嬉戏的英国人和维多利亚时代性格阴沉的英国人都无可争辩地来源于同一族群基因，居住在同一地域，但这两种文化思维定势（mental sets）完全不同。虽然是从还原论（reductionisms）那里得来，但博厄斯的文化观念的确保留了来源于其民族精神（volksgeist）前身的一定的整体论成分，并最终导致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后半叶将其抛弃，转而赞同更容易分解的概念“族裔性”（ethnicity）（Boas 1940；James 1972，406-407；Wolf 1994，5；Bunzl 1996，53-61）。
不管怎样，正如最近一位学者所言，拉铁摩尔受博厄斯的直接影响，将整体性的“文化”作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观念显然类似其后在民族志作品中所出现的东西。拉铁摩尔经常将他的分析单位称为“文化”，认为正是“文化特征”在历史发展中界定了这些人群，并明晰了群体成员的边界。这些文化特征至少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获得。第一，它们可能是对人群居住的生态环境特性所做出的反应，逐渐形成适应那种生态的经济和技术；例如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将中国早婚和“孝道”这种民族精神追溯到亟须繁衍大规模童工，以便“为水利工程成本提供适当的回报”。其次，文化特征在与其他文化“分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和确定，有些是在边疆地区的遭遇碰撞中形成，更通常的是抛弃母体文化本身而分道扬镳（Lattimore 1962b，495-498；1988，374）。
不过一旦形成（和不断再形成）的话，文化特征自身就变成独立变量：它们形成人群所拥有的风格（styles）、规范（norms）、特征（casts），尤其是像中国文化那样最清晰定义的“类型—文化”（type-cultures）例子之中。1932年，针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拉铁摩尔将民族“文化”与“种族”或“民族”做出明显区分，认为历史基本上是前者将其强加于后者，而后者反制前者的“斗争”。但当他逐渐远离种族（和生态）决定论后，又在世界历史中赋予文化以更为显著的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化动力（cultural momentum）在其历史研究中成为核心因果要素之一（Lattimore 1932，301；1962b，486）。
拉铁摩尔总是着迷于社会运行方式，但随着他远离早期接触到的生态决定论学说，而越来越突出强调“技术”战胜“硬环境”（hard environment）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运用技术能够改变环境本身，也许更为普遍的是，改变了环境的“含义”，就像航运技术的发展可能将河流从分隔转化为联系一样。这实际上是技术和生态之间复杂的历史相互作用，而拉铁摩尔大胆地将其构筑成周密的分阶段理论：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许不能被所在地居民加以开发，除非他们的技术发展到足够水平，但一旦社会技术水平超出环境资源禀赋，最终可能会出现“匮乏”。作为通例，一个社会最终会“不得不”通过扩张，以便占据那些已有技术能够开发的所有临时环境，但通常不会再往外扩张。例如，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中国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成为“硬”或“静态”的边疆，而南方为“软”和“动态”的边疆。在军事上，社会也有其技术决定的战略优化（strategic optimum）来帮助设定其空间参数（spatial parameters）（Lattimore 1962b，25-26、38、494）。
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包括国家的大小和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构建这一社会的技术的塑造，也受到旨在最有效地开发其环境所必需的某些“特定技术改造”的塑造。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在帝制中国时代的水利工程管理方面，“单一技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当技术更新或一个社会扩张到新环境迫使其技术加以改造时，人类行为的新模式就变得“有利可图”，文化和政治变迁则是“必然结果”。换言之，技术革新往往超前于政治变化，并推动着后者。拉铁摩尔发现，中国从境外引进马拉战车和牛耕，从而加速了中国“封建制”（feudalism）的解体（Lattimore 1962b，126-128、475-477、548）。
但是，社会形式并非完全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拉铁摩尔认为一项新技术是当地产生还是由“征服者所施加”的，其差异甚微；技术接受和影响随着是否适合接收社会的需要而变，不管其社会体制是否为此“准备”，都是如此。拉铁摩尔列出了中国人和美洲土著在接受欧洲技术方面的差异，认为一项强加的创新只能在该社会现有技术“足够高”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受益”（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63）。
在分析技术革新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时，拉铁摩尔构建出一种模式，该模式受到20世纪早期诸如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ösch）等区位理论学者的影响，并敏锐地与社会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理念相契合。
尤其是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杰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惯常援引“距离”（distance）和“范围”（range）等术语，运用“相对优势范围”“收益递减地区”等概念，甚至提出通过“距离”（distance）和“群聚”（mass）等因素的运算来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古代中国受制于其运输技术而形成一个个同心舱式（concentric compartment）的空间结构。处于基层地位的是“细胞”（cell），由一座带城墙的城市以及周围环绕的绿带构成——这是“一组无限增加的标准单位”。次一级单位就是“地区”（region），其中包含数十或数百个细胞。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坚称这两个同心舱式结构既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单位。尽管在一些商品中存在着“地区市场”，但中国的“国家市场”却从没有在本土产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单独市场所经历的繁荣和衰退循环也并不必然与其他市场息息相关（Lattimore 1988，390-395；1962b，477-480、498-499）。
拉铁摩尔尤其将这种“水平的”细胞结构与中国没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而欧洲“多处毗海，河流流向四面八方”，其“地区产品的多样性比中国更容易促进贸易繁荣”，并拥有“垂直的”城乡分工而更有助于工业化。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随着19世纪后期新运输技术引入中国，拉铁摩尔认为这个国家在社会方面已经“准备好了”——迅速克服距离的先天制约，允许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使得帝国各地区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新工业技术“打破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平衡”，并迅速摧毁了后者。
新“机器时代”也迅速改变了中国内地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轮船加速向南方“软”边疆扩张，而铁路史无前例地深入到北方“硬”边疆，在此进程中，将内亚很多地区转变为一种造福中国的“灌溉经济”（Lattimore 1937，128；1962b，501-513）。
在后来的生涯中，拉铁摩尔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以运输技术为基础为全球史进行分期。他提出了“大陆时代”和“海洋时代”的交替问题。最近几个世纪构建了一个“海权时代”，不仅将欧洲拉向亚洲，尤其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更大的欧亚大陆群集的“重心”从东向西漂移。但是铁路暗示着“大陆”时代的复活，显示出中国内部的重心移动发生反转，即从沿海转向内陆。拉铁摩尔信心十足地预测“空权”的支配地位将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新地理、技术和政治力量复合体”与之紧密相关；而在过去，这些力量之中没有哪一个能在脱离彼此的条件下被加以有效地研究（Lattimore 1962b，119-133；1988，xviii-xx、4；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1-25）。
与此同时，拉铁摩尔时不时受到马列主义对于生产方式历史分期的影响。尽管现在看来很显然，拉铁摩尔从未如告发者所宣称的那样加入过共产党，但他肯定属于政治左派。他推崇马克思，并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与达尔文、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工业时代早期的开创性思想家之一，努力探明这个世界是如何达到这一状态以及将来向何处发展，但他抗议，他从来没有“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拉铁摩尔从未完全沉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方法，却时不时为之狂热着迷。在其较晚的文章《工业对中国的影响》（The Industrial Impact on China，1960）中，他抨击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他在论述中国历史状况时认为阶级利益薄弱的假设。与之相反，拉铁摩尔采取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路径，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由地主阶级统治，为地主阶级服务”。随着技术转移将这一切打破，争夺支配地位的新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正好是受斯大林主义激发的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范畴。由此，尽管他避免引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术语，他自己所使用的范畴“社会形式”和“社会经济”却表达出大致相同的内涵（Lattimore 1937，122-123；1960；1962b，27-28、101、479-480）。
虽然拉铁摩尔随意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术语，但他要求这些术语应不断地接受批判性分析。他信心十足地谈论“资本”在其社会特定形式的具体化（奴隶、绵羊和谷物）历史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在日本侵华时，他坚决认为当时进行的领土争夺的关键并非法西斯国家所鼓吹的“种族优胜劣汰”，而毋宁说是“资本的相对需求，并在一些地区人群中加以运用，而这些地区却尚未被资本利用并加以充分开发”（Lattimore 1937，129、134；1936，588）。
在1928年还属于亲英派的拉铁摩尔戏谑地写道：“‘帝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只不过近年来被诡辩家所污名化，由此羞辱了很多曾引以为荣的诚实的人们。”（Lattimore 1962b，200）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在因果要素方面，首先消失的是种族主义，其后则是生态因素，之后转向技术和经济因素，他有点更接近列宁主义者对那一术语的用法——争辩，例如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认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任何“粗疏的”政治因素，能够解释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而在1957年，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而随后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帝国主义”（Lattimore 1962b，509；1988，9）。鉴于其对边缘民众长久的同情，拉铁摩尔所保持不变的，就是避免下意识地将帝国主义仅仅等同于西方；对他而言，中原人自身就一直是头等的“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他观察到雄心勃勃的国民党人向西南地区迁徙，他预见了一个新时代，在这里，沿着缅甸公路推进的西方帝国主义将会被复兴的中国“帝国主义”所取代（Lattimore 1943，481）。
在其讨论社会主义尤其是外蒙古的文章中，可以更明显看出拉铁摩尔是一只政治变色龙。1944年，他嘲弄那些警告蒙古已经“走向共产主义”或变成苏联的一个“仆从国”的评论员，认为在其社会政治上，意识形态因素一直没有像地理和民族因素那样更占显著地位。但仅仅三年之后，他充满激情地讴歌蒙古从公然采取扩张主义路线的苏联那儿引进新式“全民资源所有制”方式，使当地人从中受益；蒙古如今在亚洲各民族之间享有“唯一未受损害并日新月异的繁荣经济”，因此其明显顺从苏联“应该是（源于）感激之情”（Lattimore 1947，48-52；1962b，127）。
封建主义概念在拉铁摩尔历史视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到20世纪50年代，他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理论性文章（Lattimore 1957；1962b，514-541）。他承认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并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但却谨慎地加以援引，并完全清楚“封建”社会虽然各不相同，但在系统上有可比性，可以加以利用（Lattimore 1950b，183）。在左翼政治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编纂中，“封建主义”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充满歧义的概念。是否将其运用到当时的中国是斯大林和其对手在试图引导中国革命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斯大林坚决认为中国保持着“封建主义”，由此，有着资产阶级成分的“统一战线”是审慎的策略，对此，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加以否认），在苏联的这场权力斗争论战中，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借此最终获胜（Schwartz 1954；Rowe 1985，275-283）。魏特夫部分地由于与斯大林决裂，并基于“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越来越尖锐地辩称中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封建主义”的。当1948年德国历史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历史》（
Chinas Geschichte
）中毫无保留地使用“封建主义”概念时，魏特夫对他的做法严厉谴责，艾伯华则猛烈还击。
拉铁摩尔在那时也受到魏特夫的公开谴责，由此加入艾伯华一边进行辩论。尽管帝制中国不像斯大林所宣称的那样是封建主义的（对拉铁摩尔而言，是“后封建社会”），但中国的古典时代确实如此（Lattimore 1962b，500）。
拉铁摩尔对“封建主义”概念的理解基本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更非斯大林主义）学说，对此他抗议道，自己“从没能搞懂这一学说”。
他也从没有用这一术语具体指涉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当中，生产剩余在制度上由统治阶级凭借其土地所有权而专有。对于拉铁摩尔而言，这基本上是一种行政管辖制度，尽管某些经济和社会成分可预见地随之成为整个“复合体”的一部分。与他倾向的历史起因的一般原则相对应，拉铁摩尔的封建主义形成受到地理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当一个社会发展出军事技术进而扩张到其经济或后勤技术所不能有效覆盖的大片领土时，封建主义就出现了；授予“封臣”是其解决方法。他自己构想的“边疆封建制”（frontier feudalism）是一个继发性现象，一个扩张的社会发展出将其核心区域置于直接管辖之下的技术，但仍旧必须依赖封臣统治其边疆地区；拉铁摩尔认为，这个条件，中国（因引进技术）直到最近才开始摆脱。不过拉铁摩尔在这里，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强烈否认历史必然的直线发展进程。他明确驳斥目的论的封建主义，作为朝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普遍显著阶段，认为将一个社会的“封建主义”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从何发展而来，向何发展而去”。拉铁摩尔坚持主张，社会可以“退化”到封建主义，正如其很容易地“进化”到封建主义一样（Lattimore 1957，545）。
拉铁摩尔的历史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是一种深层结构性的历史观。然而，他坚持认为动态进程而非静态结构是其历史视野的基础。在空间上，他对于边疆分析最基本的贡献是将其重构为变化流动的互动区域而非随手划定的边疆地区。他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固定点”，同时互动区域也是暂时的，尽管历史学家需要为变化研究选择一条基准，而这一基准的“结果却是一种过渡地区”（twilight zone）（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56）。拉铁摩尔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可被视为与单一因果解释做斗争的过程，尤其体现在生态决定论方面；尽管在其后来研究中不断谴责这些决定论，他却从没有停止寻找“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也没有动摇他（也许独一无二的）识别它们的信心。历史几乎不存在“偶然”，相反，历史进程却存在着“必然性”，甚至“可预测性”，这也是他惯于乐意指出的（Lattimore 1937，128；1943，490；1988，32、251、373；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1、78）。
拉铁摩尔的历史书写中浸淫着种种隐喻，而他所选定的隐喻强调其信念，即他正在书写超越科学实证的历史。不过当他责难那种详尽地解释历史进程的做法，甚至汤因比的那些解释时，如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书写“人类生态学”狂想曲一样，拉铁摩尔也毫不羞愧地借用物理学术语（“动量”“稳定性”“均衡”“此消彼长”“引力”）来描绘社会变化的动力。尽管拉铁摩尔在其学术生涯中断然远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念并激烈抨击人类社会的直线发展方案，他却从来没有放弃社会“进化”和“退化”的措辞。拉铁摩尔“辩证”史学非常关键的是出现了退化，他对其描述的方式显露出对一种适当的，或者至少是推测的历史社会变迁路径所做的基本假设。
据我看来，最具危害的是拉铁摩尔套用生物学隐喻来揭示社会特征和描绘社会变化。受爱默生（Emerson）、柏格森（Bergson）和其他人的启发，社会如同单个有机物一样，经历着年轻、成熟和老化的观念，在20世纪早期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地区能比东亚更接受这一观念，在那里，这激励着像“少年中国学会”和《新青年》杂志那样的民族复兴运动，也激励着像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那样具有扩张主义思想的日本理论家。内藤湖南认为年轻的日本要尽孝道，保护和监督衰老的母文化——中国（Meisner 1967，21-28；Chow 1960，176-182、327-332；Fogel 1984）。拉铁摩尔年轻时代在中国也受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进一步从翻译自德文的社会思想中吸收生物体隐喻：这是拉策尔“新地理学”和斯宾格勒“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的中心思想（Lattimore 1948，104；James 1972，220-225）。到了20世纪50年代，拉铁摩尔依靠生物学的“成长”语言来描述社会历史，更具体地说，以“成熟”的社会历史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相类比。但正是在他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中，这一隐喻在他的叙述中占有支配地位。“满洲”仍旧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因而有着柔韧性和创造性；相反，中国内地不仅是“成熟”，而且也是“年老的”和“晚年的”（回应内藤湖南），因此必然是“静止的”和“重复的”。后来，在一段必定导致其深陷麦卡锡政治迫害的文字中，拉铁摩尔将年轻和年老的用语施加于西方头上：
似乎没有定论，但西方已经耗尽了其创造力，现在的这一时代，政党比领导重要，国家比政党重要……在现代英国或美国政治中，不管是哈定（Harding）、柯立芝（Coolidge）、胡佛（Hoover），还是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鲍德温（Baldwin）、麦克唐纳（Macdonald）都不是“应运而生的人”（men of destiny）……苏联看来是现代世界唯一一个因国家足够“年轻”，因此拥有“应运而生的人”之国家。她创造出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萧规曹随，把握命运。苏联，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方的任何国家，正扬帆起航，蒸蒸日上，不管由谁来掌舵都不会改变（Lattimore 1932，293-294）。
正是不同国家出现的相对可预测的成熟阶段的概念使拉铁摩尔从事着他视为历史学家最崇高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比较。他在这项研究中，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那里受到启发，但更直接的是从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1939年那部不可估量的著作《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中获得灵感。拉铁摩尔自己的边疆对比研究，是他倾注更多精力的比较史学的一个特例，部分效仿梯加特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历史理解的任何有收获的尝试必须从一开始就假定“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拉铁摩尔将梯加特的罗马帝国和中国蛮族范围研究扩大到包含尽可能广泛的比较基础，包括英属印度和南北美洲的边疆地区，指出了特纳边疆假设理论所存在的缺陷，该理论狭隘地假设美国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例外和独特的（Teggart 1939，245；Lattimore 1950b，186；1962b，482、489-491；1988，xlii）。
历史比较研究必须极其慎重。梯加特谨慎地将以各个事件之中的真正联系为基础形成的合理的“相关性”，与仅仅是“对应”（correspondences），即表面上相似的现象区分开来。斯宾格勒在一个拉铁摩尔经常引用的构想中，将“形式（或‘结构’‘机构’）同源性”（homologies of form）与“功能类比”（analogies of function）区分开来；这两者都值得注意，但是史学家不应受误导而将两者混淆，也不能假定它们会共同出现。拉铁摩尔将未能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生产方式”学说的弱点，尽管这一理论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识别出不同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可比现象，但拉铁摩尔发现其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特殊性方面不够敏感（Lattimore 1957，551；1962b，27-28、479-480）。
真正“相关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各个历史事件中存在一种实际影响模式吗？梯加特和“新地理学家”一样，就如此认为；他发现，正是这些跨越空间但时间同步的相互关联才最值得调查（Teggart 1939，viii；Bunzl 1996，42）。拉铁摩尔也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他一度认为这种跨文化联系力度在1600年左右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世界历史的结合可以追溯到那时（Lattimore 1947，24）。但是他也试图走得更远，跨越时间对历史现象进行对比，没有假定相互影响的情况，他在汤因比学说中可以那么做，因为和空间一样，“时间也是相对的”（Toynbee 1934—1939，1∶172-175）。拉铁摩尔抓住了汤因比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的概念，对那些尽管存在于历史时间的不同点的社会进行对比，因为它们处于“生长”或“成熟”的可比阶段，或是在其他方面“功能相若”（functionally equivalent）（Lattimore 1948，104；1962b，536；1988，xliii）。而正是对社会的系统对比研究使得有可能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引出（如汤因比所言）历史因果原则的超然“绝对”，（按梯加特更平凡的话说）对人类事务“运行方式”做出普遍概括（Toynbee 1934—1939，1∶10；Teggart 1939，v）。
所有时刻都具有重大影响，但其中一些时刻比其他更为重要。在历史学科中，拉铁摩尔的巅峰时刻——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作为历史学家领地的民族史叙述正经历着严峻挑战。一个崭新的、高度相对主义的、跨文化对比的历史模型出现了，在此进程中，开始对“文明”本质和传播做出的沾沾自喜的狭隘假设加以质疑。“科学的”（其实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能包含这一新观念也是如此（Stone 1979）。种族思想在历史学也如同在其他学科一样，魅力日渐消退，部分原因在于纳粹主义以及类似政治活动所采取的恐怖方式，部分则在于美国对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敏感。对于人类进程的生态诠释，尽管最近受到普遍欢迎，也同样开始消退，这是由于一些对此狂热者秉持的最粗糙的决定论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在世界各地高调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显著的是中国革命以及对其成功的震惊全世界的反应，使得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时而时髦、时而遭禁，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大众意识之中激发起发自肺腑的讨论。
拉铁摩尔也参与到大多数讨论当中，并在其中一些讨论中担任主角。毫无疑问，缺乏正规学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的影响力，而他所蒙受的政治打击迫使那些的确受到其他影响的人们隐瞒了这一事实［后者很明显的例子似乎是沃尔特·普莱斯考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1952年所著《伟大的边疆》（
The Great Frontier
）中，以全球对比为基础，雄心勃勃地尝试运用特纳的理论，剥离其美国特殊性；该书出版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韦布这部著作开头的边疆对比研究文献综述中完全略去了拉铁摩尔的姓名］。拉铁摩尔所宣称的对于世界上相对来说未知和具有浪漫色彩地区所进行的专门研究、遒劲有力的行文风格、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史学研究模式、争强好斗的个性以及总是大胆地表达政治立场的作风，使他成为学术界和历史学科不可忽视的一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到他去世的20世纪晚期，拉铁摩尔所提倡的好几种历史“风格”，明显得以复兴。他被诸如摩尔（Moore）、麦克尼尔（McNeill）、科廷（Curtin）等比较史或“世界史”的倡导者公认为先驱者，但在布罗代尔（Braudel）、克洛斯比（Crosby）或克罗宁（Cronin）等新生态历史学家那里却普遍不这么认为。
但他的影响力却一直存在着。
他的影响力是建设性的吗？看来无可否认的是，拉铁摩尔所建构的历史还原论对于过去经历中凌乱的复杂性具有很大的危害，尽管他极力摆脱，但当他将这种西方产生的模式运用到亚洲史中却带有“东方学学者”式的家长作风［例如凯伦·维恩（Kären Wigen）就恰到好处地批评拉铁摩尔和当时的人乐于为东亚“未能”工业化寻找生态根源，参见Wigen 1992，7-9］。拉铁摩尔行文中的浪漫主义要旨，尤其是他着迷于源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隐喻，则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
但与此同时，拉铁摩尔和汤因比一起作为主力共同打碎了“历史统一”的目的论设想，并在众多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比较史学（Iggers 1997，7、143）。作为一位拥有专门知识而受到普遍尊重的亚洲学家，拉铁摩尔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研究比他的导师更有成效。而且，在实际上，拉铁摩尔依然是极少数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助于西方发展出更大的历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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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为英文，题为“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载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66, No.3, 2007。中文版由程秀金译，袁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