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姚大力

几年前，《南方周末》曾要我为“我的秘密书架”专栏写一篇短文。乍见稿约，立即有一本书从脑海里蹦出来。它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从初读历史专业就接触此书，直到新出的汉译本仍被我常置手中的今天，对一个从事边疆史地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习者来说，想不出还有哪一种著作比它更耐看、更能激发出使阅读者常翻常新的感受。约定的短文终于没能写出来，写成的是一篇三万多字的书评，不适合在报章上发表。

在那篇评论里，我写道，“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涂上太多样的强烈色彩的奇人。他是从未获得过高等教育学位的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常任教授；平生最感自豪的，是能在不带翻译的情况下做到广泛地游历中国北方三大边区，即满洲、内蒙古和新疆，‘每到之处，都需要用不止一种语言从事交流’。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分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导致美国‘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或者‘反动学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他又是最早受聘为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最早接受蒙古国政府颁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北极勋章’的西方人。作为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罹害者，他至今被人批评为‘至少在道德上、智识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也有人以为，拉铁摩尔事实上‘比他本人所知更多地受操控于国民党人蒋介石，以及共产党人冀朝鼎和陈翰笙’。还有人断言，如果可以说他终生有过两个深爱的对象，那么二者中最有可能首先是内亚，然后是他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些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于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使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

想当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其实他更有理由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可见冷战如何像永久性创伤般地麻痹与毒害了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神经功能。“斗争哲学”留下的惨痛后果尚未变成“恍若隔世”的旧事，我们怎么可以就把这么沉重的教训忘记得一干二净？

“边疆”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指边境线、国界，或贴近国界线两侧的沿边地带，与英文里的border或borderland意思最相类。英文里还有一个词frontier，意思是两国之间的边界，或“紧靠尚未开发地区的发达地区边沿”。后一个意思实际上只存在于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当拉铁摩尔把几乎是从三面环绕着汉族分布地的中国“内陆亚洲”诸广袤区域称为中国的frontiers时，这个语词已经与它在特纳边疆理论中的含义大不一样了。换句话说，拉铁摩尔似乎在frontier一词中注入了某种新的含义。它与英国的“凯尔特边区”（the Celtic Fringe）一语中fringe的意思更近。相对于英格兰核心地区，这里的“边区”主要是就其“外围”属性而言，所强调的并非仅仅是它靠近国界，或其纵深幅度十分有限等特征。

在这样界定“边疆”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赋予它的一项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相同，因而不容忽视的特殊性，也就被突现出来了。拉铁摩尔把中国的这片特殊意义上的边疆，叫作“长城边疆”。这条宽幅极大的连续的边疆地带，位于最近一千年来传统汉语地区的外围，从它的东北经由北方和西北，向南一直伸延到云南藏区。中国国土由此被划分成汉地和长城边疆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划分，与差不多同时由中国学者胡焕庸提出的将中国版图大致一分为二的“瑷珲（今黑河）—腾越（今腾冲）线”，颇多暗合之处。如果说以上两说的着眼点也有所不同，那么其间的差别就尤其发人深省。

“胡焕庸线”所强调的，是以生态环境的差异为基础而形成的两大地域内人口密度及其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中国主流见解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何从中原地带，一点点拓展到西部与北部的踪迹”。确实，有关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仅只是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但是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他的学术理路最宜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凭着对中国“长城边疆”诸地域的敏锐观察，拉铁摩尔指出，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被我们称为“内亚性格”的共同属性，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至今把“中国性”（Chineseness）视为仅仅呈现了“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这实在是一帖再适宜不过的清醒剂。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

这种强调中国的内亚特性、强调从长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又被有些学者称为“内亚观”。根据这样的看法，拉铁摩尔的“内亚观”经历了一个从“中国中心论”转向“以蒙古（这里是指今蒙古国）为中心”的变化。该陈述并且还带着如下暗示，即拉铁摩尔在晚年已经校正了他本人过去所持有的颇欠准确的“内亚观”。但这极可能只是对拉铁摩尔的误读。且不论他在执教英国之后是否形成过所谓“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亚观”，将他早年孜孜不倦于从内亚视角去解读中国历史的立场与主张说成是“中国中心”的内亚观，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无论一个人选择中国或者蒙古国作为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聚焦的对象范围，都并不必定意味着他在研究中国或蒙古国时就会采取“中国（或蒙古）中心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拉铁摩尔就明确指出，在长城边疆的各地区之中，蒙古草原的历史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篇章”。可见用不着什么转向，在以中国历史为视角观察内亚时，他本来就把全部长城边疆看成是“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亚文化辐射区”。不过即使如此，把他的这一见解等同于“蒙古中心论”的内亚观，仍然是不对的。还是唐晓峰教授说得好：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

还有些人担心，揭示出中国性之中存在或包含着内亚特性，那就有可能离析中国性本身的内聚力。所以他们会很善意地提醒说，要防止所谓内亚性格被过分“夸大”。但是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首先，拉铁摩尔解读中国史的内亚视角，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知识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是要以此取代和颠覆从汉族和汉文化出发的分析视角。再者，经拉铁摩尔阐发而得以显现的刻印在中国历史中的内亚特性，如今才刚刚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开始重新对它进行认识和解读。中国性中的内亚特性，究竟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中国人自己的忽视，而如今这一局面只是刚刚才开始有所改变，抑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有害观念？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如此精神脆弱，只要听见“一分为二”就觉得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型实体，内部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一体化无法通过否认或人为消灭内部差异之客观存在的途径来达成。正相反，实事求是地承认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的存在，才能超越由这些差异以及由容纳多元化所可能导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

中国性的多元特征，甚至还要超出拉铁摩尔论述的范围。他对南部中国所知不多，因此他的讨论几乎不涉及那里。詹姆斯·斯科特在六年前出版的《逃避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以分布在东南亚陆块上由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丛林所构成的“佐米亚”（Zomia）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高地山民部落为研究对象。他指出，生活在该地域内的诸多部落或人群长期处于无国家状态之中。但与其说它是从自古以来的原生态的“原始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持续下来的，不如说是原来处于文明边缘的各人群为逃避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的命运而作出的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既不愿变成从外面逐渐逼近他们的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力图防止从他们内部产生出国家来。所谓“佐米亚”是占地广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多国之间的跨境地区，展延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这里总共约有一亿人。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的山岭地带就处于其中。长城边疆，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佐米亚”边疆，拉铁摩尔意义上的中国边疆的范围，大约才可以算是比较完整了。

我们所面对的“中国边疆”，就是这样一片占据了中国一半以上版图面积的辽阔地域。仅从这一点看，边疆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基盘的全局性问题。中国边疆的绝大部分，由各少数民族的世居历史家园构成。因此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实际就是民族关系的问题。从这样两条理由出发，重新认识拉铁摩尔，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十分必要。

一般地说起来，中国各边疆地区多由民族地区构成。具体地说，在几乎每一个幅员巨大的民族区域之内，都生活着远远不止一种世居其间的少数民族人群。他们不但在一个平面上互相交叉分布，而且还在不同海拔高度上呈现立体分布的态势。由某个世居民族单一分布的中国边疆地区，如果不是不存在，至少也不是普遍的情形。因此，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诸多世居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需要把它当作带有浓厚地域史属性的叙事来书写。它反映的主要是多个民族共享一个地域、在民族交流中求得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

凌纯声阐释ethnography（民族志研究）和ethnology（民族学）这两个专名之间的异同，很值得我们深思。ethnography一词，由ethno-和-graphy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源于希腊语词 ethnos 。亚历山大帝国时代以后，在作为西欧各人群族际共同语的希腊语里，它被用来专指作为他者的以至野蛮的人群。所以在诸如晚期拉丁语、早期近代英语等后来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它或者有异教人群，或者有他族的意思。-graphy则源于希腊语- graphia ，译言“书写”（writing）。因此，ethnography就是对某个作为“他者”的特定人群（而且最初往往是指无文字人群）及其独特文化从事描述性呈现的学科。而ethnology则带有在各不同人群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性质。从ethnography到ethnology，再到分别在西欧和美国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处在它们学术核心部位的，始终还是属于ethnography的那套看家本领，即通过“参与式”的田野工作，力图以被研究对象自身的概念、方法和世界观去理解和讲述被研究对象、他们的文化及其与被研究对象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学或者民族社会学所坚持的上述基本主张，对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不仅具有工具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如何在有关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讨论中更多地引入少数民族自己的各种叙事和声音，更充分地吸纳和反映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者们在事关他们切身利益与前途问题上的情感、意愿与主张，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在我看来恐怕都是不会过分的。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有删改） ytImMgBm07GuKcMA9QWR9cq/DbC+9OiubCToh9fftPmllx2e2Xbdd93U/ubAco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