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诗

曾见报载去年（一九八三）冬开过清诗讨论会，以后我又读到报上几篇讨论清诗的文章。我生于清亡之后，对清代文献与史实都没有研究，所知极少，不过因为时代较近，很自然地对清代了解的比对更早的朝代主要凭文献了解的要亲切些，不免想以普通人身份来插嘴说几句。这当然对于专家未必有参考价值，只是对普通读者谈谈而已。

我觉得提到清诗或清代文学，无论是研究、整理或评述，有两个问题要先回答：一是清代文学可否依朝断代？二是清代诗、词以至文学有无统一的特色？前一问题是问：历史，尤其是文化史，是否只能有一种形式的断代分期法？后一问题是问：清代文学可否与前代相比而自有特色？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当然是根据社会性质分期的。现在的历史读物照社会性质分期论述，再分别政权、阶级情况，再列举文化特色，这是完全正确的。封建王朝是个标志，却不是基础，也不是唯一的标志。事实上，讲述东西方封建时代较长的如东、西罗马帝国和印度、日本的历史的现代书也和我国差不多，大都用分期表述法而不是同古代史书一样只论王朝兴衰。以前朝代与这种分期无矛盾，可是清史却发生了一个问题：从一八四〇年分了界，以前是封建社会，以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于是前半属于古代史而后半属于近代史。这也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不论一年之间一个大国的社会性质是否会骤然发生根本性的大变化，至少是从主要性质说，从分期表述的需要说，也只能这样。问题是在于这样做了历史分期之后，还能不能将清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时期看待？作为一个跨越两种社会的一个王朝当然可以，已经有了“清史”书籍；但是从文化、文学上还能不能将清代作为一个时期？若不可以，那清代就只是个王朝标志，讲清诗就似乎不和讲唐诗、宋诗一样了。其实唐诗、宋诗在人们心目中是个统一体，各有特色，并不是只以王朝为标志。若清诗之“清”仅仅是用一个王朝之名标志前后两个社会性质迥然不同的时代，而且又是古代，又是近代，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连元诗、明诗都是在人们心目中与唐诗、宋诗相比而自有特色的，并不仅是以王朝为标志。清诗若不成其为统一体而是由两半截拼合而成，那又何必统一研究？我以为清诗之所以长久不被重视，并不仅是由于“贵古贱今”，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贬低，而是由于对清代文化和文学的统一特色和重要意义的认识不足。下面试谈几点粗浅看法。

文化的变革和社会及政治的变革不同。一是不会在很短时期内，过几年或几十年，发生根本性的而且是大量的变化，由此前后截然分开。文学又和一般文化有所不同，反应变化很快，但形成新的文学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不一定同政治、社会变革时期完全同步、合拍。因此文学史可以有不止一种分期方式。文学史除了研究成熟的稳定时期以外，还可以注意变革时期的前后脉络以及矛盾消长。由于文学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以及旧传统的顽强性，对于变革时期更不可忽视。也许由此更可以发现文学如何适应社会基础及政治的变革而变革的深层规律。很明显的是春秋、战国以至汉初（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三世纪）的一大段变革时期，不能用“先秦”的习惯说法来概括。许多书是经过这一时期的编订到汉初才出现为现在形式的，汉墓的《老》《易》可以为证。还有一个时期是从三国到隋（三至六世纪）。这是第二次大变革时期，不仅是政权的分裂，而且是民族文化的汇合，并远涉及中亚、西亚、南亚的文化交流。此后是从晚唐、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及西域诸国等政权分裂直到宋末、元初（十至十二世纪）。这是第三次大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是了解汉、唐全盛时期文化的来龙去脉的关键。唯其复杂多变才更应重视。元、明、清三朝是个大统一局面，不仅是版图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疆域，而且是中华各民族的大汇合。这三朝是轮流以蒙、汉、满为首的统一政权，实际上是几个民族的贵族联合专政。元、明两代种族分界较严，中央政权一族独占，到清代成了汉、满、蒙、“回”（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藏为主要成分的大联合。这一种由分歧导致统一的文化形态（包括政治）的最后形成是在清代。忽必烈（元世祖）、朱棣（明成祖）、清初的以蒙古人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和满洲人多尔衮（睿亲王）为首加上一些汉人文武大臣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论对这些人的政治及道德的评价如何，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发展历史大业的重要工具。清朝兴于太后（孝庄），亡于太后（慈禧、隆裕），也说明少数民族兴起时宫廷妇女地位有了变化，正好和汉、唐时期的吕雉、赵飞燕、武则天、杨玉环等相对照。博尔济吉特氏，从辅佐皇太极（清太宗）到培养孙子玄烨（康熙），善于利用各族高级人员，警惕元朝覆亡教训，至少是参与了制定战略性的最高决策，尤其值得注意。只有她才当得起吴梅村诗句“一代红妆照汗青”，而不是陈圆圆。宣扬女性的《镜花缘》和《红楼梦》等的出现于此时期岂是偶然？这不过是文化变革的一个萌芽表现。综上所论，清朝一代实在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结穴。几乎所有古代文学形式，不论好坏，包括“四六”“八股”，在清代都有发展。甚至骈文小说《燕山外史》也远承当时已失的唐代《游仙窟》，下开清末民初的《玉梨魂》等。虽是一个朝代，却和前述三个大变革时期类似。由清代文学可以发现从《诗》《书》《易》《春秋三传》以来的传统痕迹及其最后形态。清代文化及文学是大成熟、大变革、大统一时期的文化，不是某一种文学的高潮而是全面的“总结”，因此可以断代独立。这是第一点看法。

清朝是封建社会崩溃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没落时期，因此其文化、文学似乎不必问也是没落的。这种机械论的“退化论”只见到历史的一面。若无旧死，何来新生？旧的封建势力的没落正说明新的市民力量的兴起。当然这里还夹杂着外来殖民主义的破坏因素；但也正是沿海的外来资本主义的工厂激起本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对双生子的出现，而外国工厂中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得更早。若只看见上海租界的罪恶而不见上海工厂中工人阶级的形成，若只见工人的受剥削压迫的痛苦而不见其中蕴蓄着新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起初当然还离不开封建形态的胞衣），那岂非片面？若要了解道、咸、同、光，必须上溯康、雍、乾、嘉。外来因素只能是条件，内在矛盾才是基础。甲午海战中国将领英勇不屈至今为人称道，连对方日本人也承认（见《不如归》及林纾的序），岂可认为他们是封建军人而抹杀？正是鸦片贸易才激发了林则徐、龚自珍等豪杰，岂能以一八四〇这一年划分文化，将他们的一生归入两个时代？不仅是文化中的没落与新生是并行的和矛盾的、复杂错综的，而且列宁早就指出的“两种文化”的理论岂不是了解清代文化的指南针？要看到封建的大崩溃和半殖民地的大堕落，同时也要看到民族大复兴和社会大变革的力量正在其中诞生，看到上层的腐朽同时要看到下层的奋起。鸦片战争时期的巨人龚自珍，无论在思想上或文学上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独树一帜，他不正是在那个没落和崩溃中出现的人物？“诗界革命”尽管失败，黄遵宪仍然是诗界吸收新风气的创始人，而他难道不是在清朝灭亡前夕出现的？由极旧到极新的剧变可以体现于一人，蔡元培、章炳麟等许多人都是例证。由清代文学可以发现没落与新生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中文学如何反映并适应这变革而历尽坎坷、反复以形成自己的未来新传统。这是第二点看法。

文化虽则如上所述，具体说到清代文学，清代的诗，能不能配得上这个时代？由王国维开始的（其实古已有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看法，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作为各时期所贡献的“顶峰”，由此看清代文学似乎没有某一方面形式的突出新成就，因而归之于封建王朝及社会的没落，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实际上这可以说是“皮相之谈”。这好像是指时代精神，其实只是指文学形式；只见表层，未见深层。王国维的理论背景和胡适的实际是同出一源：一个以为诗、词、曲的不同形式的文体即代表不同的时代精神，一个以为白话文即代表新文化。这都是颠倒因果。新内容选择新形式，但新形式不是“无源之水”，也不能一朝突然出现。充分运用并穷竭全部旧有形式正是为新的更进一大步的形式做准备。新的内容若还没有充分展现，新的形式如何能发展到高峰？而且新形式出现并不等于旧形式灭亡，历史上是长期并存共成传统的。何况明清“八股”文是新形式却不是新文学。清代文学继承了过去一切时代的形式和内容而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修补了旧的形式，为下一步社会根本大变革时的新阶级和新文化的新形式做准备，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岂可因为没有创出新的文体而加以蔑视？形式与内容应当并论而内容更重于形式。为说明这一点便不能不引具体例证，但也很简单，《红楼梦》即是一例。岂可因明代已有小说而认为这不算创新？若只就刻画社会下层人物的语言技巧说，吴语的《海上花列传》较鲁语的《金瓶梅词话》也未必多让。将龚自珍的《杂诗》和阮籍的《咏怀》相比，岂有逊色？清代咏时事长诗很多，未必都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渔洋山人王士祯的《秋柳》诗当然不及庾信的《哀江南赋》，但就当时的唱和对遗民的影响而论，似又胜于庾信当年。何况庾信身在异国还可以直书“大盗窃国，金陵瓦解”，而王士祯哀悼前朝只能作“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之句，只写“秋柳”而无一字及政治兴亡。除思想及艺术的高低以外，这种表现方式的明白和隐晦之分也是一能流传而另一只能当时为人欣赏事后即无知音的缘故。读文学作品既要论其本身，又要知其当时处境及表现方式，才较能得到符合历史的评价。又如清代文学理论，若只见流行的袁枚的《随园诗话》，当然觉得浅陋，但也要追究当时及以后的“上下文”才能解说其意图与影响。并不流行的叶燮的《原诗》却是独具特色，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它不但全面、系统、深刻，而且将文学观和宇宙观合一。《原诗》中“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等语，这和姚鼐的《复鲁絜非书》所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等语，由天地论文学而不只是做比方，是同一种思想。以前文学理论一直是以人事为主，《文赋》和《文心雕龙》才主要论诗艺。清初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及一些诗人和诗论家提出了新见，而叶燮论诗、姚鼐论文，言简意赅，立新体系。这种“天人合一”不是汉代有巫术意味的“感应”说，而是和西方近代、现代诗文论有类似之处的。西方的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都以自己的哲学体系讲美学，二十世纪的人将诗作为世界又将世界作为诗。他们的美学长期发展，长篇大论，系统绵密，争论繁多；而中国美学总是用古代方式表达，未能展开做出系统说明，以致难索解人，湮没不彰。综观我国诗论体系和发展道路，与印度及西方大有异同。中国有三个思想体系相继出现而并行不悖：从“诗言志”起将诗附属于伦理，作为人的社会活动之一部分（如《论语》《毛诗序》）；到中古出现了将诗独立，有了对诗本身体系的探索（如《文赋》《文心雕龙》）；最后到清代叶燮、姚鼐才看出诗原在客观自然之中，人与宇宙有同一结构规律，皆有诗。叶、姚诗论与“文章本天成”之类似同实异。这在三者之中最为晚出（也许可说其源远出于《易》理），还未来得及发展。叶燮不仅将宇宙观与艺术观合一，而且看出“正、变”与“陈、新”等的“对待”即辩证关系，并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很有近代、现代意味的美学思想体系出于清代不是偶然的。一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二是由于历代文学及哲学的积累。《庄子·逍遥游》一开头就指出了“抟扶摇而上”的道理，指出“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诗与诗论如此，另一方面，小说、戏曲、民间文学在清代出现空前盛况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清代文学不但自有特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超越了前代。自身包括了前后不同的变革，这正是古时所谓“贞下起元”“天地否”和“地天泰”“否极泰来”的卦象含义。若只知其衰，不识其盛，只察其表，不寻其里，不懂叶燮所说的盛衰互变之理，那是机械论的而不是辩证法的观点，只怕是连讲《易》的古人也会暗笑了。这是第三点看法。

我国的诗以至于全部文学从古就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仕途”相联系。在战国是靠“游说”，到后来有所谓“正途出身”，汉代是“选举”（推荐），从唐到清是考试，此外还有靠“门第”等种种名堂，“廊庙”“山林”是一回事。连出家修道的人（释、道一样）也不例外。这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现象，与欧洲和西亚、南亚的古代知识分子密切联系宗教（广义）恰成对照。说这是理解中外文化异同的一把钥匙也许不算夸张。这一点在清代文学中反映得特别强烈。翻开沈德潜的小心翼翼依所谓“温柔敦厚”选的仅有初期诗的《清诗别裁集》就可一望而知。沈德潜是叶燮的学生，是乾隆皇帝的代笔者，死后遭到“开棺戮尸”。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典型遭遇。到清中叶，龚自珍可以直写“避席畏闻文字狱”了，文学作品还是只能或直接或曲折或隐晦地反映政治。中国传统从《诗经》《楚辞》以来就是有曲折隐晦反映现实的丰富传统的，和西方大不相同。西方古人可以流亡，中国古人很难“乘桴浮于海”，成功者唯有朱舜水。屈原只能吟“美人”而投江。陶渊明、谢灵运的田园诗、山水诗也脱离不了政治背景。陶躲起来，谢被杀掉，但他们的诗在表面上几乎一字不谈政治。到清朝，除阿谀朝廷的“试帖”“八股”“律赋”之类只琢磨文字形式以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反映较之前代尤其明显而繁多，愈禁愈烈。这也是因为时代较近，我们所知较多，所以比较以前各代更能理解和体会清代文人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以及在文学表现中充分利用前代所有的文学技巧。从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到清末的黄遵宪、陈三立，诗人无不用种种方式联系政治，例外如王次回（死于明亡时）的《疑雨集》等究属少数。这里的政治既是狭义，也是广义；因此，《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批判社会也是政治。到了晚清更是自觉运用文学为工具和武器来进行政治和社会活动了。就其离我们较近因而较易了解而言，清代文学的密切联系政治，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是第四点看法。

考察清代不能仅看其对过去，还要看其对未来，不仅看“上文”，还要看“下文”。清代文学，即就诗而论，也不仅是古代传统的结穴，而且是以后新时代的新传统的先河。我们不应当只照清以前的诗的范围来看，那样就会把上层文人的所谓“同光体”看得过重；还会时时感到抒情诗境界不高，短篇往往局促或轻浅，远比不上唐人。可是我们若用现在对诗的新眼光来看，那就不仅诗、词、曲是诗而且弹词、鼓词、民歌小唱也是诗。这样看来，长篇叙事诗的大发展是在清代。擅长歌行者不只是清初的吴伟业，直到清末还是长篇叙事诗较胜。从《圆圆曲》到《彩云曲》几乎可说有一条线。这两诗都是以妇女和政治为主题，这也许正是清代文学的一个特点。明代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是文人通俗之作。到了清朝就大不相同，不但有《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等等，而且有讲历史的六百几十回的长篇巨著《安邦·定国志》。现在才整理出来的少数民族长篇史诗估计也是在清代流行起来的。这些都不是文人之作。弹词的儿女情长和鼓词的铁马金戈分别代表着姚鼐所谓“阴、阳，刚、柔”。吴语弹词如《珍珠塔》等在运用口头语言技巧方面大有发展；至今弹词不衰亡，除由于演唱外，与其口语艺术成就很有关系。清代民间文学的大发展，除社会原因外，不能不和口语的“文学化”相联系，两者是“同步”发展的（例如十七世纪的法语）。《聊斋志异》实际是用文言记录并再创作的民间文学，其生动处正在于以文言写出口语，有时就是口语，如：“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花城娘子瓦窑哉！”（《翩翩》）这和《左传》《史记》如出一辙。但文言毕竟局限很大，比不上口语。若将《红楼梦》的语言和《三国》《水浒》《西游》等明代小说相比，就可看出北京口语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语言。《儿女英雄传》用北京口语表达了满族人文康的思想感情，不但写了个“侠女”，而且反映出了满族统治者的蜕变。这书本身前后就具有二重性。若作者的时代不早于嘉庆，那就正是显出了道光以前的满族上层思想腐朽。可是这书也证明了满族统治者所推行的北京语的“官话”的文学语言已经不可动摇地要在全国胜过各种方言了。这种北方普通话的文学势力到晚清更大，许多政治宣传品都用这种语言，甚至基督教的《圣经》译本也通行“官话”本。当然吴语、粤语文学依然存在，但达不到全国。若没有清代以北京口语为核心的白话的诗歌、小说、戏曲发展的量变，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文学语言的质变从何而来？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的“统一化”差不多是“同步”的。若扩大了对诗和文学的传统看法，清代的民间文学、口语文学的丰富多变正是一大特色。清代的诗和文学岂能说是没有超越前代的成就？怎么能不承认清代的整个诗和文学是为二十世纪的更进一步变化做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是第五点看法。

不过有一点应当提到的是，清代为时较近，印刷出版又较以前容易，还未经过足够的时间淘汰，因而清诗也为量很大，糟粕很多。以上只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不是笼统做价值判断。不应忘记这是个腐朽与新生互有矛盾消长的变革时代。

至于从世界史的全局角度来看清史，也就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那就更有其重要性。马克思所注意并为之编年的印度史也是着重这一时期（莫卧儿王朝）。若没有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化，从何产生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积累？若不讲英国十九世纪的东方战略方针，亚洲各国近代历史如何讲得清楚？对中国清代历史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来看，正如同对清代文学不能脱离其前后文学来看是一样的。不过这是题外闲话了。

以上草率陈词，所见既少，又无力查书，更未读到和听到当前许多宏论，妄言必多，不过是“献曝”而已。

一九八四年四月
（原载《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