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来的一些文章,加上三十年代的一篇和四十年代的一篇,合成一集,题名《旧学新知集》。这会使人联想到朱熹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因此需要声明:书名只用了诗句前半,后半不仅用不上,而且恰好相反。这集子里的文章是稀松、浅薄的。这只是一些读书笔记,甚至可以说是不读书的笔记。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实情。发表出来只是因为里面多少有点自己意见,也许可供参考。为了说明,写一些话在前面,算是自序吧。
大约一九七八年以后,我才再到图书馆去公然看一点不是指定非看不可的书。许多年没有这样看书,从前学过的几乎全忘了,世上的新书和新学全不知道。无论中文书、外文书,看起来都只是似曾相识。我仿佛返老还童,又回到了六十年以前初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想找来看看。图书馆中新书不成系统,东一本,西一本,外国刊物也不容易看到。那时我不能算是读书,只是像好奇的小孩子一样看书。看着,看着,随手写下一点小文,试试还会不会写十几年或几十年前那样的文章。笔也呆笨,文也不好。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一九八一年先把一些同一范围的新旧文章合成一集,题名《印度文化论集》,交去出版。很惭愧,没有几篇像样的,还不如在这前后出版的三本翻译书,可以沾原作的光。一九八三年将新写的一些文章又合成一集,题名《比较文化论集》,也出版了,里面有不少是《读书》刊载过的。现在编成的这一集,其中很多也是《读书》上刊登过的。加上两篇旧的,是因为有人向我提到原来刊载的杂志现在不易找到,内容和近来写的有点关系。由这四十年、五十年前的文可见我实在没有多大进步,写的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练习。这些书印数很少,使出版社耗费资金,我很感不安。
这些年我健康情况不佳,几乎没有参加学术活动,缺少向前辈和同辈请教的机会,对许多国际会议和来华学人茫然无知。我的新的老师和信息来源是几位青年,其中有大学生和研究生。我不是导师,他们可能把我当作世外闲人,有时光顾和我闲谈,使我获益不少。我随着青年的兴趣跑,似乎受到感染,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问题都去插嘴,实在不自量力。直到今年,人越老,来的客越少,图书馆也难得去,应当搁笔了。所以才编这一集,名副其实是未全忘的一点旧学加上从年轻人启发而来的一点新知。
为什么我说现在看书仿佛是回到了童年呢?因为那时我就是这样读书的。教师要求我读的书我要读,但同时我又看一些自己要看的书。我有了两套读书序列。人家要我读的书当然给了我不少益处,我自己要读的书给了我也许更大的影响。家里的书非常杂乱,全是旧书。新书、新杂志只有到小学里看。我还到小学老师家里去向师母请求背地开放老师的书橱。这样,毫无系统,半懂半不懂,匆匆翻阅,什么书都看。有的书翻过去再也不看了。有的书全看一遍,又摘看不知多少遍。我胡乱看过的书比人家要我读并背诵下来的书多得多。于是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可是学的路子不对,照旧杂乱无章,粗枝大叶。这种两套读书习惯使我一辈子成不了专门家,到老来又还原成为小孩子。这大概可以贡献给青年作为反面教训。读书只要一套,不可两套。比如写字,要规规矩矩临一种帖,在“九宫格子”内学,不可三心二意写出了格子。应当遵守规定,照外来的要求读书,心无旁骛,这才能考得状元,当上宰相。《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说,孔夫子生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我不容易看到新书、新刊物,不大了解中外学术新进展,无法作专门之学,只好“温故”。是不是也能“知新”,自己不便判断。下面再略略谈一点对读书的想法。
我从小到老学语言,一种又一种,兴致不衰,但是没有一种可以说是真正学会了,自己嘴上讲的和笔下写的中国话也在内。语言究竟是怎么回事?越学越糊涂。就广义说,语言是交流信息工具。那么动物也可以说有语言,甚至植物也在互相通过香气之类中介交流信息。太阳、星辰、河外星系都在不断向我们发信息。但是语言总是指人类的语言。这不仅仅是中介或工具。人类社会创造了商品,却又产生所谓“商品拜物教”。是不是有“语言拜物教”?不敢说。人能创造工具,但工具一被创造出来,它就独立于人之外。好像上帝创造了人以后,或则说人创造了上帝以后,被创造者就不完全服从创造者,创造者就不能完全认识被创造者了。于是被创造者往往还会支配无知的创造者,创造者会受被创造者支配而自己不知道。这个创造者和被创造者(创造物)的关系是人类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也是自然界对自己内部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关系。人类语言是特殊的工具,是特殊的通信工具,是特殊的交流信息并能指使行动的中介。一个人对自己讲的话也不能知道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说,只能知道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完全知道别人听了以后所理解的意思。一句话讲出以后就不属于讲话的本人了,它同时属于听话的人了,也就是独立出去了。这好像人类创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不能由自己意志去支配它们一样。浮士德召了魔鬼来,就得受魔鬼支配。问题在于他和魔鬼之间订下的是什么契约,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语言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魔鬼。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和它订下的是什么样的不可违抗的契约。弄清楚了,我们便能支配魔鬼了,也算是得救了吧?
我小时候读过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译的拜伦的《哀希腊》诗的一段,至今还记得:
马拉顿山前啊,山容缥缈。
马拉顿山后啊,水波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大概是从日文转译的,很不准确,但仿佛是拜伦化身为梁启超用汉语曲调重写的,写给清朝末年的人读的。当时英国诗人拜伦的声名从欧洲各国一路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苏曼殊的诗句有“独向遗编吊拜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现在更为大家熟悉。可是拜伦的诗却长期没有译出多少。等到出来了很忠实的翻译时,拜伦的诗已经不能那么激动人心了。
郭沫若译的歌德的《浮士德》的开篇独白那几句,我小时候读过,也至今还记得:
哲理呀,法律,医典,
甚至于神学的简编,
我都已努力钻研遍;
毕竟是措大依然,
毫不见聪明半点。
这像是郭沫若自己化为歌德用汉语写下的。可是后来的较谨严的翻译却不像这几句容易为我记住。这也许是先入为主吧。
梁译拜伦有点像曲子,郭译歌德有点像顺口溜,都不像翻译,不用对照原文也能想到是译者重作。鲁迅和周作人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就完全不同。那分明是日本人在说汉话,或则不如说是我们可以从汉文读出日本话。这也是我小时候读过至今印象还深的。这有点像鸠摩罗什和玄奘翻译的佛经,让人由汉文读出原文。旧译白话《新旧约全书》也类似。这是叫中国读者用汉语讲外国话,同梁启超、郭沫若叫外国人讲中国话恰成对照。两者各有千秋,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翻译。
我举幼年所读书的例子,想说明语言和文体能显出不同花样,使知道世界不多的孩子发现不同的语言世界。实际上不仅是不同语言、不同文体能表达或使人感到不同世界,整个语言就构成一个比我们直接由感觉得到的大得多的世界。例如一间“房子”、一个“人”,我们绝无法同时见到对象的全面,但语言却使我们不经过拼凑就得到一个整体。夜间望天上的星可以得到一个感觉世界,由银河、星座等说法又可以得到一个有组织的由语言表达的世界。语言世界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世界,却是一个可大可小超过一个人直接感觉所得的世界。这是人类的一个个群体各自共同创造的、有变化的、有复杂系统组织的、大小不定的、大家共同而又人人有所不同的世界。婴儿生下来先进入感觉的世界,接着一步步进入语言的世界。一座舞台,一眼看去是一些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东西,只有语言能说出其中的门、窗、桌子、椅子、人等等。走出剧场,不见舞台,用语言能复述出来,唤起或则再造印象。从来没有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也能经由语言而知道,例如地上的南北极和天上的“黑洞”。我们感觉所得的是一个零碎的、片面的、系统不完全的、得不到整体的世界,但我们所创造的语言世界却总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它不如独立于其外的世界那么大,但它总是比任何一个人所能感觉到的世界大。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世界之中。彼此处在一个共同世界中,但各自的世界是交错的,不是等同的。缺少听说语言能力的人、动物、植物以至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交互传达信息关系不属于人类语言这个层次。对一般人来说,一个人既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又生活在一个大家共同而又各有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无论如何出不去,自己困住了自己。不可言说的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是另一回事。
语言化为文字,换了符号,成了文本或一本书,又出现了另一个语言符号世界。书本世界不能完全符合口语世界。书本被创造出来以后自成一个世界,自有发展并且限制了进入其中的人。人进入书本世界以后常常通过书本认识世界,和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可大可小的,它不是一个人单独创造的,也不是人人都相同的。
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信(交流信息)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和小孩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样。不同的语言说着不同的世界,或则说是宇宙的不同世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若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都能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见到一排符号,站在无形的封闭的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认识的人只知道外形,对认识的人就知道他的或多或少的事,也就是这个人的世界。严格说,这只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组合起来的那一部分,不是那个全人。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造成一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来源,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这些都可以用读书来比譬。从一个个字和一个个句子结合读出整个文本的内容,也就是由解说构拟出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语言(口语、书面语、数学语言、艺术语言等),有各种语言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世界中;有的人的世界的层次少,有的人的多。
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这真是如《楚辞》的《九章·涉江》开头所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可惜我把语言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现实生活世界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注释的书,而且对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九连环,不知道这个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的世界。这样,我的新知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我从读《三字经》《论语》开始认字读书,从中国书读到欧美书,又读到印度书(包括一点印度的伊斯兰教的书),还想读日本书,可是来不及了,只好重读中国书。兜了一个圈子,结果是一无所得,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当然我这句话没有古希腊哲人的深意)。不过也算是周游列国一番,不无所见。见到了什么?没有见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只见到书本和现实混淆的模糊的语言世界。我从本世纪初期读书,读世界,读到本世纪末期,只见所读的世界是滚滚洪流,其中漩涡不断转移,不见静止,却又随时有静止的整体。我只有“望洋兴叹”了。
我幼时遥望银河听人说牛郎织女,青年时用小望远镜看到了仙女座星云,这是唯一能用肉眼看见的河外星系。我还曾在冬天彻夜不眠想观察天上狮子座的流星雨。宇宙之谜的解答不断引起好奇心,但我终于在“宫墙万仞”的数学物理语言的解说之前无法进入。同时我又对诗的世界解说也兴趣浓厚,却同样只能在艺术语言的解说之前望堡垒而叹息。也曾试图进入哲学、史学、宗教等语言所解说的世界,结果还是“钻之弥坚”。我从小到老读书一直没有读进去,原来是因为不明白读书就是读各种世界解说,书中世界并不就是生活的现实世界。又只知道把读书当作解说世界,却不知道读世界也是读书,读解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无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禁有“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之感。现在引早年自题所作旧体诗的两句骈语作为结束:
空中传恨,岂同竹垞之词?壮夫不为,甘受子云之诮。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