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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道人对本书有一段批评，叫作：“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第一时代背景不明确——导致了或决定了缺乏时代精神，第二没有政治内容也就少了教化意义。两条加在一块可以概括为不是重大题材，缺少有分量的主题思想。细想想，空空道人的评论确有道理也确有根据。几部“奇书”相较，当然是《三国演义》题材最重大，帝王将相、忠孝节义、纵横捭阖、治乱情理，俱收书中。《水浒传》也还可以的，叫作农民起义、朝廷招安等。甚至《西游记》的题材也比《红楼梦》重大，神魔较量、邪不压正、历险取经、终成正果，能小看吗？
时代背景问题也是不能轻忽的。记得我一九五六年除夕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诗《新年》，不久即受到一位对我极富好意的革命前辈兼师长的批评，他说：“《新年》写得不好，看不出是哪一年写的，放在哪一年都行！”看来，这样一种文学批评上的价值观是由来已久的。
对空空道人的批评，“石头”做了一段自我辩护，但并不充分有力。“石头”不过是反唇相讥，批评了一番那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货色缺少创造性，“讪谤君相，贬人妻女，奸淫凶恶……坏人子弟”的流行小说罢了。很妙，这里，“石头”是打着更加正统的旗号、唱着更真实地维护正统观念的调子来还击那种认为此书太不正统的批评的。这第一是实话，第二是“东方式的狡黠”。最后作者还要通过空空道人之口声明此书“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一不伤时干政，二不诲淫叛道，端的是老实百姓写的闲书是也。这样一种低调门的自我界定，有利于保护作品，却又贬抑了作品的意义。其实最好的辩护是《红楼梦》本身。《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虽不具体明确，绝不等于作品没有时代特点。而《红楼梦》的深度，突破了表面上的题材局限，使作品的政治社会意义丝毫不逊于甚至超过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