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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节线索、人物塑造、思想意义、环境描写等诸方面思考，秦钟不是《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文学作品究竟对不对？一部长篇小说，必须是或全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吗？它的任何一个章节段落，一个人物，一个插曲，只有放在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关联当中才有意义，否则就会失去意义了吗？
恐怕又是又不是。整体结构，前后呼应，人物与事件的对比，各种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等，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以人物和情节为主线，注意时空的确定性与事件的有序性、合理性的作品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但说得绝对化了就说不通。表现生活与意识的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的作品尤其不是这样。这一类作品中，“局部”的意义反倒增大了，更加讲究了。由于多少地放弃了情节悬念的吸引力，即很易奏效也很廉价地吊读者胃口的魅力，所以每一个局部都必须写得生气贯注，五光十色，俏皮灵逸而又意味隽永；每一个词乃至标点都得铿锵作响、闪闪发光。无知者以为后一种作品是信手随意写出来的，此话不差，但信手随意之中恰恰提出了对作家的修养阅历人格深度功夫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你一信手一随意都显示超级的才华、超级的内蕴、超级的水平。比如写字，描红模子层次的人难以与之论狂草；比如绘画，画写生层次的人难以与之论泼墨。
《红楼梦》当然不是“现代派”，但是此书由于对生活的忠实，对作家自我特别是他的艺术感觉的忠实，使它在诸多方面与中国的传统章回小说、演义小说、话本小说不同。中国传统小说的几个基本模式——“才子佳人”模式，“清官”模式，“忠臣遭诬终于昭雪”的模式等——根本罩不住它，而这些模式甚至对我国当代作家中的某些人仍然极其有效。中国传统小说的教化主旨——诸如忠孝节义之类，也管不住它，当然不能说《红楼梦》是什么教化小说，虽然它尽力至少在字面上不去违背。事实上此书是对小说教化模式的一大突破。结构上，它也突破了以情节主体组织全篇、每段搞点悬念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来自评话的结构方法，它比一切其他传统小说都要丰富得多、自由得多、放得开得多。
秦氏姐弟，可卿与秦钟在全书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身上放射着一种独特的与原生的美丽与邪恶相混合的异彩。王熙凤也是又美丽又邪恶，但凤姐的美丽更多的是后天的，是一种智慧的乃至政治性的又美丽又邪恶，而秦氏姐弟的美与恶却是生理性的，是与她和他的生命存在、生命形式与生命本质不可分离的。对于秦可卿，论述推理车载斗量，这里不拟赘叙。关于秦钟，这里多说几句。
早在第五回“神游太虚境”前后就提到了秦钟。“袅娜纤巧、温柔和平”的秦可卿安排宝玉到自己屋里睡中觉。一个嬷嬷质疑：“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的房里睡觉的礼呢？”秦氏笑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上月……我那个兄弟来了……两个人要站在一处，只怕那一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哪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虚晃一枪，秦钟并未出场，宝玉已经遥相思念，油然而生兴趣了。是爱姐及弟吗？这谈话发生在走向秦氏卧房的路上。是府里生活的寂寞使然吗？是宝玉的一种蒙眬散漫而又充溢泛滥的情（欲）的表现吗？
及至第七回，宝玉随凤姐到宁府，与秦钟相见，见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宝玉“心中若有所失，痴了半日……自思道：‘……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这段写得有些个奇处，对秦钟的外貌产生好感也罢，何感慨至此、自谦自贬至此，何其“言重”了啊！
宝玉确实是敏感多情，崇美趋美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本性流露得淋漓尽致。宝玉对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也常有不满的慨叹，归根结底还是越高贵越不自由的缘故。宝玉想“（我）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确实是一种自发的对本阶级的批判，虽然是内涵极其有限的批判。以至写到往后书房中宝玉、秦钟、香怜、玉爱，直到往后写到“馒头庵”里宝玉、秦钟、智能儿的种种轻薄苟且，一方面，作者毫不掩饰地写了这些阔少的偷鸡摸狗，无情地暴露了仁义道德的种种虚伪性与无效性；另一方面，仍然不失宝玉的幼稚天真，是所谓性情中人。似乎宝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红楼梦》在爱情问题上是主张灵肉统一的，所谓“知情即淫，好色更淫”，是警幻仙子也是作者的理论。但实际上，灵肉又常常脱节。宝玉对黛玉、宝钗就绝少或干脆没有这种肉的轻薄。而且宝玉越成长，年龄越大，对黛玉爱得越深，就越没有了这种轻薄。如此说来，真正的爱情确实是有一种净化作用了。
王熙凤与宁府，与贾蓉、可卿以及尤氏似乎有点特殊关系。前一回刘姥姥在场，贾蓉来借玻璃炕屏，熙凤就与贾蓉逗开了闷子。凤姐拒贾蓉于千里之外，说“你来迟了，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说不但不恼不灰心，而且笑嘻嘻半跪道：“……好婶子，只当可怜我吧。”能求可怜，便有情谊，堪称知己。凤姐又抱怨：“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贾蓉再求“婶娘开恩”，凤姐吓他说：“碰坏一点，可仔细你的皮！”话厉害事情却答应了，答应了办事再说厉害话就更透着亲热，透着过得着。写到这儿已经够充分的了，可贾蓉起身出去之后凤姐忽然又向窗外叫“蓉儿回来”，贾蓉忙回来，满脸笑容瞧着凤姐——贾蓉一见凤姐就笑，打也笑骂也笑，面不改笑。凤姐“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又不说了。如此叫人不解的举止，贾蓉只是“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
有成语道是“笑里藏刀”。凤姐是善于笑里藏刀的，如她见尤二姐时的那一套炭篓子式的热情问候与表白。但她与贾蓉的语言似乎有自己特殊的“符号系统”，这不是“笑里藏刀”，而是“刀里藏笑”，在表面的挖苦、拒绝、威吓的下面却是一种亲昵、一种交情，叫作很过得着。贾蓉对凤姐呢，则是笑里藏坏，曲意奉承、百依百顺、央告求饶后面透露出一种奸邪诡诈，一种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鬼蜮伎俩，一种阴谋和阴私的默契。王熙凤是个敢作敢当敢说敢骂敢哭敢笑的人，这位六敢女性居然想了半日“脸一红”“又不说了”，她要说什么？为何一个字没吐出来贾蓉已“抿嘴一笑”，简直可以喊“理解万岁”了！而这位在“婶娘”面前又下半跪又抿嘴儿的男子，其行状又是何等地下作！
那么到底熙凤欲说还休的是什么话呢？其中关节，全付阙如。动机可能是遮掩，效果是欲盖弥彰或欲彰弥盖，阅读效果是更加有魅力更吸引人。关节是有意地模糊，性格与人物关系却更加凸显和引人入胜。不仅如此，这一段描写还暗合着当今的一派创作方法，这一派认为心理语言只能通过外在的情状来表现，因而作家的任务应该是写好外在的情状，而不是充当全知的上帝，越俎代庖地把一个个人物当成解剖床上的尸体，喋喋不休地向读者灌输关于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一切而剥夺了读者自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观察与推理的无限创造、无限乐趣。笔者激赏过的上海青年作家陈洁写的《牌坊》就是这样的路子。
提到秦钟，凤姐对他的反应也有点奇。凤姐道：“……为什么不请进来我也见见呢？”尤氏偏偏拦阻，道理却不大说得通，尤氏说：“罢罢，可以不必见……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没见过你这样泼辣货……”可以与凤姐这样说话的，除贾母外，只有尤氏等一两人，贾琏不敢也不可能这样说，贾琏在凤姐面前经常处于被审查被数落的地位，实在难得有雅兴有还手之力或还手之趣。凤姐笑道：“我不笑话他就罢了，他敢笑话我！”贾蓉道：“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打你顿好嘴巴子！”——粗话透着亲热。果然一见秦钟，凤姐喜得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探身一把攥住了这孩子的手”。而丫鬟媳妇立即报告平儿，平儿立即做主送来了表礼，“凤姐还说太简薄些”。按书上的交代，可卿秦钟姐弟并非出身于富贵大家，但两人如此受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容貌美丽。人的相貌对于人的命运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点即使对于绝不相信“相面”的人也不可不察。
“那尤氏一见凤姐，必先嘲笑一阵。”普普通通地见一下可卿的弟弟秦钟，竟写得这样曲折有致，生动活泼，趣味盎然。从外在情状来说，音容笑貌，纤毫毕现。内里的关节实质思想情况心理动机，一概不写。一概不写却又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只把眼睛盯在情节的发展上，所有这些音容笑貌，似乎充满了内里的心理活动与人物关系的蛛丝马迹，相当微妙。中国传统小说从无大段心理描写。《红楼梦》中也无多少大段心理描写，但读《红楼梦》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人物的重重心理活动的迹象，以至掩卷后感到《红楼梦》颇不乏心理描写。这大概可以叫作心理迹象描写、心理迹象小说吧？不是有时比一切都说穿说透的心理小说更心理，叫作“无限心理迹象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