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讲到八股文本身，可以分两方面谈论，一是体，一是心，或者说是形和神，即文的“体”和文的“心”。
说形体又可分两层。一是文（语言）的形式，一是文（语言）的功能。实际上两者很难严格分开。
先讲形式，论八股文“体”。
中国汉语用作书面语言的文字是表意的单音节符号，和记音的拼音字母不同。这个特点使书面语可以独立发展，可以比拼音文字的书面语离口头语更远，仿佛成为另一种语言，也可以上口，但不能充分发挥口头语的功能，却可以有口头语所没有的功能，如文字游戏。从开始在龟甲兽骨上灼刻文字连缀成文句起就可能已和口头说话的句子有区别了。这区别比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大。拼音文字不能大量只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音节）作独立的表意语言符号，而汉字却可以。用拼音字母的语言表现词的转换和关系是用语尾变化，如梵语、拉丁语，或用词内音节变化增减，如阿拉伯语，其书面语要记音，都不能像汉文即汉语书面语这样以单音字为基础而本身变音或字与字连缀而变化。单个汉字可以或拼凑或分裂辗转孳乳变出很多样子，而且可以借用或转用，一字而多形多义，或者多字多音而一义，或者简化多字多音为一字，如“子”是“夫子”或“儿子”或“君子”，或者多字多音重复合成一义，如“伟大”“在下（我）”“云云”，而且可以一字本身变音或不变音而表达不同意义和语法作用，如“孟子见梁惠王”，“冉有季路见（现）于孔子”，后一个“见”字可不改音也可不加“于”，“解衣衣我”，后一个“衣”应改音也可不改。以单个音节的字为单位可以颠来倒去变换意思。句中词序既固定，如“子曰”不能变为“曰子”，又能颠倒，如“不我欺”即“不欺我”。可以变通，如“伤心”和“心伤”。可以缩短简化，如《论》《孟》《学》《庸》。因地域广大方言众多以致一字可以各地各时读音不同而俱知其义。单字组合的成语和典故越来越多且有变换。虚字的或有或无也和口头语不同。书面通行语和口头通行语不一致，又如书面上可以简化词语及句法格式，成为通行符号语言，类似电报句子。如此等等。从一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汉文，即书面通行语，在几千年间有很多发展变化。同是书面通行语的印度梵文和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文都类似汉字，而由于用拼音字母就没有用汉字才能有的一些花样。从比较语言学观点说梵语和汉语距离很远，但从文体学观点说梵文比拉丁文离汉文还近些。例如梵文诗中也有回文诗句，同音诗句，但总是别扭而且稀少，只算文字游戏，不能像汉文回文诗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纳兰性德）那样自然。梵文和拉丁文可以简化变化以便上口说话通行。汉文在口头上从来只能半文半白，很难用文言作长篇大论，上口就要繁化。汉文译梵文佛典往往可以逐字翻译，虽然古怪，仍能接受。例如“如是我闻”，去掉原文词尾，保存原文词序。由汉文译梵文便不行。如“道可道”，不加语尾便不可通，而又很难加。尽管梵文可以连用长复合词减去语尾仿佛汉文，仍不及汉文花样繁多，很难字字对偶。汉文的这种特色经历几千年，从甲骨文卜辞直到现代白话文，和文学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二十世纪末期汉文的这一传统才仿佛要同印度的梵文一样“不绝如缕”，只怕到二十一世纪就会断绝，像古希腊文那样了。
八股文正是把这种汉文文体特点发挥到极端的典型。若没有汉文的这些特点就不会有八股文。怎么出单句、半句、截搭题？怎么作“破题”“小讲”？怎么作整段对偶的“八比”（八股）？都离不开汉文特点。汉文能填充格式腔调似通非通而又通。戏词中有“马能行”“地流平”“开言道”之类。八股文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半通句式。汉文容易“望文生义”，易懂又易误。这是难点，仿佛是优点，又是缺点。八股出题作文有时利用这类特点使人为难。清代一大文字狱即因八股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为“雍正”砍头成为“维”“止”。
八股的特点首先是命题作文。出题和“破题”中花样繁多，非汉文不能有。例如，“子曰”二字可以出题。有名的“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现成的对偶句子成为“子曰”的恰当题解。前一句破“子”，后一句破“曰”。恐怕没有另外任何语言能照样翻译还成为这样有气势的文句。便是说成口头汉语也怕不行。“孔夫子说”怎么能是文章题目？只有尼采的书名《察拉图斯图拉如是说》可比，但也多了一个“如是”。有人汉译此书名为《萨天师语录》，这才像中国书名。“一个人成了多少代人的老师，一句话成了天下的大法。”这是日常口头讲的话吗？这怎么能独立？又如另一个故事说，《论语》中每章起头差不多都是“子曰”。前面为表明是另一章便加个圆圈，这个圈儿也可作为题目。“破题”是“圣人立言之先，法天象焉”。说是圣人讲话（子曰）之前要模仿天圆的形象。还有，明朝诗人何景明（大复）是“前七子”之一，少年即出名。有人考他，出题为《梁惠王章句上》。这是朱熹注的《孟子》七篇的第一篇前半的篇名。何作的“破题”是：“以一国僭窃之主，冠七篇仁义之书。”前半指梁惠王是诸侯自称王，后半指《孟子》开头的标题。第一章中孟子开口便讲仁义，所以是“仁义之书”。照语法说这是一句，照文体说分为两句，互相对偶。诸如此类故事极多。其中的妙句一变白话就无意味，甚至不成文理，和《诗经》的“关关雎鸠”变成“水鸟（鱼鹰）嘎嘎叫”差不多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新任知府去谒见乾隆皇帝。皇帝问他出身，知道是监生捐的官，便面考他作“破题”。出的题是“周有八士：伯达、伯适（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论语》）。皇帝还说他已作上句是，“纪八士而得其七”，要他续下句。他随口对答：“皆兄也。”自然而准确。于是“龙心大悦”。没过一个月，这人就升了官。这里泄露了八股文体的又一特点是对命题的人作文。考官都是代表皇帝的，所以作文也是面对皇帝讲话。不论是直接间接，都要像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仿佛就在面前殿试，要“对大廷，魁多士”（《三字经》）。所以无论层层考试多么困苦，经受多少磨折，也有那么多人忍受，好像《圣经》中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明末艾南英（千子），清初蒲松龄，都有文描绘考场困苦。艾文详尽，见《丛话》，文长不录。
总之，八股文是汉文的文学语言和文体形式凝聚的样本，和用表意的孤立字形的汉文书面语密不可分，是不能翻译的，译出来只有无意思的意思。它本身的形式就是内容。汉文文学中很多这种情况，八股文是突出的例子。古诗文译成现代话，除讲故事和讲道理的以外，还像个文学样子能为现在一般人所欣赏的怕是不会很多了。汉文的这种书面语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音调，在有意思又无意思无意思又有意思的八股文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现在讲功能。一方命题，一方作文，考生面对层层考官直到皇上，这就是八股的功能所在。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反映功能。
语言的功能是传达信息。没有信息可传达的语言便是废话。八股传达什么信息？信息都在题目里了，不许少也不许多，所以全篇都是废话。学作八股就是学讲废话，讲朱熹所解释的孔孟的话。为什么要讲废话？因为有人要听，要评论讲得好不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废话之间也大有区别。废话不废。学讲废话是一种训练，训练一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说好听的话的本领。
传达信息必有双方，所以语言不论口头书面都是对话。自言自语是说给自己听，自己兼作双方。写稿时是作者，改稿时便成为读者。实际上写作时自己同时也在读。那么八股的听话对方是谁？作八股给谁看？向谁传达已经传出了的信息？对方是从阅卷的房考官到正副主考官最后到皇帝。皇帝是当今的圣人。八股说古圣人的话给今圣人听。发蒙的塾师教作文和评作文时就代表圣人即当今的皇帝，并不是朱子，更不是孔子、孟子。有个故事（见《丛话》）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偶然有大臣之孙中式去见。皇帝叫他默写考卷，看后以为说错了。又调来进士前十名的考卷，发现都是一样说法，随即批示：十名都一样就不好处罚，若只有一个人这样讲就必定重罚，以后断不许讲错。文中之错确实是只有皇帝才看得出来而且认为严重的。原来题目是《子曰毋》，出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原思做了宰官，孔子给他“粟九百”。他不受。孔子说“毋”，不必推辞，可以给邻里乡党。这些文章都把孔圣人当作了有国君地位，又将鲁国君当作了周天子，全从国家公款立论，忘了那只是孔子说的话做的事，用的不是周天子的钱。皇帝自然要说是名分不对，借此立威，显出自己精明，使臣下小心。所以学八股，教八股，评八股，名为代表圣人孔子，实是代表当今皇帝，时时处处不能忘记了这位最高统治者，要仔细揣摩“上意”。立意不对，文章好也没用，还会有祸。因此，作八股也是练习“对策”，如何迎合上意。不用说这是学习做官之道，顶头上司直到皇帝是首先要重视的。
八股对话是讲废话而不像废话。这很难。怕出格闯祸就只好重复。最低级的是重复词句。据说有个老童生须发皆白还赶考。主考想一定要取他，一看卷子，笑了，只好勉强取在榜尾。题目是《周公谓鲁公曰》（《论语·微子》）。考卷中有一段说：“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曰乎？”出这样的题，无怪乎他编不出什么漂亮废话。中式考卷也未必比这文好多少，不过巧妙些就是了。
以废话传达无信息的信息，仍可有信息。因为语言文字，尤其是汉文，若是属于文学的，就多有歧义，或者说“指他”的意义，不属“能指”“所指”之列。印度古典诗论中八九世纪时兴起“韵”论，认为诗有字面义、内含义和暗示义，诗以有第三种义为高。这种“指他”的意义或说“韵味”“暗示”还得分析。需要照对话的发出与接收及信息与载体的格式分析其多种多样。例如前面引的“不观周公乎”一段，可谓废话之顶峰，但又可以引人（不是所有的人）发笑。笑什么？笑的就是它所指出的非字面又非内容也不算暗示的另外的其他意义。这可能是说废话过头了，引起发笑。这几句废话一点不错，用词造句都正确，吟诵起来音调也合格，这是通常文体式样共同所有的，必是有什么另外意义引人发笑。因此废话是无意义，又不是全无意义，要看用于何处，对什么人。八股也同样，而且是集中表现。无信息的语言不能说是“表达”什么，但仍给人以“印象”，所以仍起语言对话的特殊功能。（欧语中“表达”“印象”这两词有联系。）
从文学体裁说，兼及形式和功能两面，八股也可以说是集中表现。照现在说法，说理、抒情、叙事三者在八股中都可以有，因为题目来源的《四书》中都有。八股中只是叙事稀少，受字数限制，必须叙也不过是一句或几句。照古代分类法也相仿。直到汉末，“文”并没有独立作为文学或词章。《论语》中所列的孔门弟子分科，“文学”和“言语”分开，指的是做文字记录的本领。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是合举艺文笼统说。汉魏之际曹丕的《典论·论文》才列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不传。最早的文学体裁分类是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二人同时，刘勰还是“东宫舍人”，依附过这位太子，但《文选》的《序》和篇目与刘的书中所列不完全一致。《文选》的编目次序也不全依《序》。刘的排列类似萧，但立论不同，把“文”扩大为包括一切。这扩大也是还原，本来《易经》等古书就这样看。《论语》中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的“文”，朱熹说就是“道”。平实的是《文选·序》，奠定了一直到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分类。较晚的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又遵循刘勰的扩大理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自有分类。刘勰的分别体裁和他的文学理论相连，应当另论。单看《文选·序》可以发现特点。首先是提出了文“随时变改”的历史观点，指出了后代对前代“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先说文籍的产生，再说狭义的“文”的发展，然后作体裁分类，同样作历史叙述。排列是赋、骚、诗。随即说诗到“炎汉中叶，厥涂渐异”，“各体分兴”。然后细分文的颂、箴、戒、论、铭、诔、赞，随后是诏、诰、教、令、表、奏、笺记及其他，有的只是依题目用字及实际应用分栏目，如碑、碣、志、状。最后说明书中不选的是经、子、策士说客的议论，史书只收赞、论、序、述，原则是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也正是清朝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说的义理和辞章。他说的还有第三是考据，近古才有，《文选》自不会提。这许多文章分类在体裁形式和名称用字上八股文没有，在实际内容上八股文差不多都可以有。原因也是在《四书》中多少都具备，所以随着出题也定了文“体”。从上述各种分类看，文章基本是对话的各种形式。八股集中表现出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对话不仅是你、我、他三种人称，重要的是对话人的身份地位关系，万万错不得。写成文章又有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关系。在作者中又有自己和代别人的分别。前两方面容易看出来，下对上（奏议、上书等），上对下（诏、令等），大致平等不明分上下（书笺），共有三种。诗、赋、骚都有讽谏意义，所以是对上的居多，后来就自己发牢骚或显才能给同等的人看的多了。这种下对上的对话或陈述，最早在《诗经》《楚辞》中，汉代越来越多，后来逐渐转移，这是体裁的一变。另一方面，本来代笔只是祭祀时用的诗文，如《诗经》的《大雅》和《颂》，《楚辞》的《九歌》。后来就为长官以至为报酬而作文。司马相如为被冷落的皇后作《长门赋》，可说是最初的卖文，不过不用买者本人口气。到魏晋时书记（秘书）行业大盛。陈琳竟然以此著名。《文选》中收的他代曹洪给魏文帝的信里还说是陈琳有事不能代笔，所以亲自提笔，其实还是陈琳代写的，公然说谎，收入《文选》也算是陈琳的文章。那时已是南朝梁代，早已亡了的魏时王爷管不着了。这一代笔之风是中国汉以后古典文学中一大发展。从“拟”什么人作什么诗起，一直到八股文“代圣人立言”，都是训练代笔的。最高可以到代皇帝作诏书，代作诗，最低是代人写信，摆“拆字摊”。《文选》中还有代人“赠内”的，即为别人作诗给妻子（陆机《为顾彦先赠妇》）。明朝方孝孺就是因为不肯代永乐皇帝起草即位诏而被灭十族的。这一文风在八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四书》中各种地位人物关系的对话都可以在八股中表现。
功能和形式相连，为发挥对话功能就要讲究出言的形式。文章用语基于汉字汉文的特点，前面已讲。形式的另一面是文章结构。
《文心雕龙》把“文”的本体和功能吹得很大，但细察一下其中上篇列举的体裁仍是着重在对话。这是秘书的职责，也是文章的能事。用对话观点读古代文章可以发现，八股的结构正是集中了或说凝聚了这一方面。早就有人说过，八股体式《四书》中就有，甚至可以比拟戏曲中的台词（《丛话》）。
八股结构的一种说法是要有“起、承、转、合”。这个格式当然是古已有之，到八股才固定下来。具体说结构，八股规定的是要有“破题”“小讲”，然后一股和另一股对比，共“八比”成四对。每股短则一两句，长则一大段。还可以拉长分割，大股中夹小股。种种花样只是以对偶分解题意。有的题本为“两扇”或两方面。这既训练文才，又训练思路，注意分两点立论。还有“承题”“起手”之类是连接转换，有的很巧，有的是硬接。从经书到古文、骈体（对偶）、诗（律诗）、词（上下阕）甚至曲子、小说，都可以照八股分析结构，查出八股发展的来源。明清八股极盛，集中了也就僵化了，于是空空洞洞只剩下形体的骷髅，衰败而灭亡了。坏是坏在定死了。从出题到作文，从形式到内容，全成为无信息的废话，岂有不死亡之理？但不能因此说其中结构全要不得因而实际上取消了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反而可以用八股为钥匙去打开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不引例不明，一引又太多太长，现在溯源，只举《论语》一篇全文为原始八股结构之例。
《论语·季氏》首章。
八股出题是指出了文章背景也限制了内容。在八股以前除考试外没人出题，题是自取，更古时往往题就在文内。这篇文开头是：
季氏将伐颛臾。
这是背景，也可算题目，以下全文由此引起。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这是出题。鲁国的掌权者季孙氏要出兵去吞并鲁的附庸小国颛臾。孔子的门徒冉求（冉有）和仲由（子路、季路）去向孔子禀报，大约是盼望得到老师支持。这句话仍是引子，但也可作为题目。冉有、季路报告孔子一件大事，将发生战争，可是讳言战事，只说“有事”。下面就是师徒对话，主要是孔子的议论。照后来的格式，这就是《鲁季氏伐颛臾论》。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欤？
这正是“破题”，先下断语。“求”是冉有的名字。他是主要的谈话对手。孔子说的是：“难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吗？”“这不怪你吗？”以下讲道理，是“小讲”。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这整个是一句话，内含三句话，三个理由，归结到又一句话，是总纲。照朱熹《注》说，当时鲁国分为四份，由三“家”掌管。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得一份，季孙氏最强，独得两份。有个小国颛臾是附庸国，直属鲁国，仿佛“保护国”，不归任何一“家”。季孙氏想去吞并了，出兵讨伐。孔子说了三点。一者，鲁国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主持祭山，所以不可伐。二者，颛臾在鲁国邦域之内，是鲁国的一部分，所以不必伐。三者，颛臾是“社稷之臣”，即属鲁国全体，是公家的土地，不是季氏一“家”所当伐。由于这三点，“何以伐为？”这句的句法是古语。“何以”就是“以何”，“为什么”。“为”是问话虚词。意思是，为什么要出兵去打它？到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时还用过几次“何以故？”就是“以何故？”梵语原文是，“那是由于什么原故？”也是三个词，后两个词是“何”和“故”，语尾变化译不出来，用“何以”表示出来了。有了“何以”便不需要“故”，有“何故”又不需要“以”，但要照搬原文，所以还得译出来。“以”是译的原文语尾。这是直译，一字不差，词序也一样，又合乎汉文文法，只是“以”字不合习惯，不大通，半通不通，一望而知是佛经。八股中这类有多余字的句子不少，一见即知是八股腔。孔子说的是“颛臾”“何以伐为”？对这个小国为什么要出兵？夹在中间有三句理由，都以颛臾为主体，成了附属句，连起来好像现代译的外国文长句子。一共二十九个字连成一个句子，分成五个停顿，中间插进一个“矣”字，一个“也”字，意义上不必要的字帮助停顿时拉长音换气。还有个“者”字也是可有可无的虚字夹在“昔”字和“先王”中间，略略停顿，又可停可不停。“臾”字、“主”字下无虚字，停顿而不拉长音。全句也就是全段，意义丰富，理由充足，音调节奏长短平仄排得和意义配合，有停顿，有不停顿。有拉长，有不拉长。意义是起（夫）、承（矣、也）、转、合（为、平声）。音调是抑扬顿挫，可记五线谱。这就是从汉末传到清朝的所谓文“气”。不在口头吟诵是感觉不到的。八股文正是以文的这种“气”作为格式标准的。朱注中说，“一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可见朱子也很欣赏看重这一段。这是汉文书面语中古代文章的精髓。八股以此为标准。在古代书面语文学中，“气”非常重要，不仅是节奏、腔调。可以为“气”而加减颠倒词句，甚至破坏文法。韩愈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不敢顶撞，不反驳老师，便将罪责推脱出去，还拉上子路陪绑。“夫子”在这里是指季孙氏，任用他们两人作“家臣”的主人。当时“夫子”还是通称，不专指孔夫子。“者”是虚词，为了节奏而用，和名字下加“也”字的下文“丘也”的性质一样，但用法不同，不能处处互换。这里的“者”不能换成“也”。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是对话中作陪的一方的发言，引出下面主要发言人的深一层的议论。照八股格式说，下文应当分股对偶了。果然如此。
孔子曰：求！
这是“起手”。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这是“出比”。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这是“对比”。
这两股正好是相对的两方面的意思，不过后来的八股体字数要求整齐，但结构一样。孔子先叫一声对方的名字：“求！”这是“起”或称“领”，以便引起下面两股，好比京戏中的“叫板”，表示“我要唱了”，定下调子。前文一开头叫“求！”与此相同。那是引出“小讲”。这是引出两“比”。下面两股都是开头一句领头，末尾一句问话，中间是各自两小股互相对称。不过前股的字多些，后股的字少些，没有八股要求的整齐。前股引古人的话加上比喻，也是对偶。古人周任说，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列”）要尽自己的力量（“陈力”）。假如一个盲人遇到危险，扶助他的“相”不去扶持他，盲人就要摔倒了。“相”不扶持他，那还用这个“相”作什么？后股加上一层，说，“你的话又说错了”。这一句配上前股第一句引古人的话。两句比喻是，老虎和野牛从笼子里跑出去了，龟甲和玉器在柜子里毁掉了，那是谁的过错呢？下文没回答，那就是说，看守人不能没有责任。清朝传说，乾隆皇帝听说宫中出了一件错事，随口说出这句“是谁之过欤？”和珅正在旁边侍候，听见了，立刻背诵朱注中的一句下文“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于是大得皇帝赏识，成为一代宠臣，做高官，发大财。照现在人的看法，季氏是那两个“家臣”的主人，怎么可以当作被看守的野兽，又当作盲人？在孔子眼中却可以。依照《春秋》和《论语》，孔子是尊周天子一统天下的。鲁国之君尚且只是诸侯，季孙等三个“家”掌握了鲁国君主应有的权力，更是孔子所痛恶的。对这两个当“家臣”的门徒和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客气的？用这类比方正表明孔子的怒气，和张口就喊“求”一样。
随后又是两大股。股之前仍有一个过渡，承上启下，还是冉有的辩护辞。他赖不掉了，只好申述理由。这说明他是主谋，子路是他拉来的，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孔子知道内情，所以决不容情，不肯表示同意，而且一再只叫“求”，不叫“由”。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今夫”的“夫”同前面“昔者”的“者”一样，是为了文“气”，是节奏需要，文法和意义不需要。“夫”“者”两字不能互换。“今夫”长期是起句套语。
冉有的理由用现在话说就是，出兵不是侵略，是为了自卫。他终于提出了政治原则作理由，于是引出了孔子的内政外交大道理。这才是主题和核心，由前面的对话一层一层一面一面引过来。冉有的理论是，一个坚固的小国离自己的府城（费是季氏的邑名）很近，今天不拿下来，到后代一定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古今中外对外打出去的国家差不多都持这种理由。其实就是说，“先下手为强”。这样的两国不和，若不用武力，应当怎么解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取之而必为之辞。
还是先有领句，指出对方是强辩。又叫一声冉有的名字，可见孔子的正言厉色，很生气。先指出他是强词夺理，是“君子”即正派人、上等人所痛恶的。不说心里想得到人家的东西而一定要制造出一种说法来。“疾夫”的“夫”和前面的“者”“夫”的用法一样。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丘也”的“也”字的用法仍和前文的“者”“夫”一样。
在八股中，这是中股的“出比”。中股是核心，后面还有“后股”“束股”。《论语》这一章中，八股不全，还没有后来的定式。这一大股中分两方面，也就是两小股。“国”是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一个国，如鲁国。“家”是鲁国内部的一个单位，有权就成为自治单位，权再大些就掌握了“国”的权力，如季氏。这同一“国”称霸就不听周天子的话一样。有国有家的掌权者，实际指季氏，应当首先管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要均衡和安定。这就不怕财货少，不怕穷，因为有了均衡，和谐，安定，就没有穷困和危险了。朱子《注》把“均”讲成“各得其分（份）”，把“安”讲成“上下均安”，这才合乎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的统治要求，和现代的理解不一样。孔和朱也未必一样。这中间比上文加了一个“和”字，一个“倾”字，标明要和睦相处才不会倒塌。前一小股讲对内，后一小股讲对外，中间加上“夫如是”（照这样，这样一来），承上启下，连接又隔离两小股。“夫”字和前面的“夫”字一样。这类“夫”字在句首时古时读音改为“扶”。对内安定了，对外怎么样？“远人”不仅是邻邦，一切外国都算上。“不服”，不友好，那也不能出兵，要“修文德”使他自己来。来了以后就安顿他，安抚他。“来”和“安”在这上下文里，照现在和欧洲语一致的语法说是及物动词，是使他来，使他安。照梵文文法说，这是“为他”，而且“致使”。这和本章第一句“见于孔子”的“见”字恰成对照。“见”字在那个上下文里不是“及物”和“为他”，而是“不及物”以至“被动”，或称“为自”，不是见到孔子而是被孔子见到，出现在孔子面前，因此必须有“于”字。这些变化在印欧语中都得变音，也是在拼音文字中变形。在汉文中不变形，但读书时应当变音。所以朱子注“见”字读成“贤遍反”（现）。但“来”字“安”字就音形都不变，只能从下文宾语“之”（他）字知道了。汉文（书面语）这时已有发展，不是把口头语记下来，而是独立地写出来的书面上的口头语，是简化的凝缩的语言。这和梵文类似而变化不相同。从《论语》可以看出，汉文这时不仅是独立发展的书面语而且已经在作文章，为文“气”需要又发展出许多词句定式。八股正是继承并固定了这些定式。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大股也分两小股，是前面“出比”的“对比”。前者以“丘也”，“我”，开头。后者以“今由与求也”，“你们两个”，开头。两个“也”字一样。节奏文“气”相等。前股讲理论，后股讲实际，两两相对，正是八股规格。“相夫子”的“夫子”仍同前文指季氏，“相”由前文“彼相”的名词转为动词。孔子将两个门徒合并指责，说他们辅佐季孙氏，既不能和睦邻邦，又不能统一国内的三“家”，反而要在国内打内战，所以危险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宫墙之内。这是回头答复冉有说的颛臾对季氏后代有威胁的话。一小股说现在，一小股说未来。朱子注说这里的“远人”指颛臾。未必专指，是暗指。前面的当是泛指。朱注还引了两家的说法。有一家说，为什么“伐颛臾”的事“不见于经传”，推测可能是冉有听从了孔子的话，季孙又听从了冉有的话，所以没打起来。他推测这两个门徒凡事都先禀报老师，经过孔子劝阻而少做了不少坏事。他是想夸张孔子的功绩，却使孔子变成了鲁国政治的后台，好像暗中操纵国事了。朱熹引来大约也是赞成的，作八股得跟着讲。这样一讲，显出孔子更像是开“政治咨询公司”的了。孔孟都是经常接受国君“问政”的。《四书》是答“问政”之书。八股同样是答“问政”之文。伐颛臾事应有下文，但文章没有收尾，不知为什么。
《论语》中有很多好文章。这一篇中有的话现在还有人引用。这是结构谨严、层次分明、道理显豁、词句讲究的采用对话形式的言简意赅的文章。有头无尾反见其似有余意未尽。就结构说，还可以就文“气”说，这可以算是原始的八股文。当然不是说，写下这一篇传说的孔门弟子远见到千余年后的八股，而是说八股由此而来。这篇作品若作为文章便是典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八股格式。这说明八股的结构和腔调是继承了两千年的书面汉语的文章发展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定下的，即使是皇帝也不成。当它自身达到无可再变而僵死时才会灭亡。（自然还有社会条件，这里只说文体本身。）试看从春秋以下的文章是不是往往多少带有这种兼骈散分层次的结构。至于对话体式，则不仅中国，古希腊柏拉图写的对话，古印度的一些经典，都有。但是在书面语言的文章中这样扩散普及，由对话直到自问自答和无问自答，也许是汉文的一个特色。事实上，还不限于高雅的文学。戏曲中的“自报家门”也不是各国都有的。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这不是“子曰”式吗？不像“子在川上曰”吗？不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吗？
八股的结构要点一是“破题”，二是“比”即对偶，三是“讲”，四是“起”“领”“承”以及“转”“合”之类的连接方式。至于头、尾、中间用或不用虚词则属于腔调。以上这些并非八股独有而是古汉文中同有的，不过八股集中固定下来了。
“破题”即文章开头，常是断案式，或揭背景，或“开门见山”，或“当头棒喝”，要“一语破的”，如“老吏断狱”，都在《四书》中有。前引的《论语》一篇已埋伏下了原始形态。以后类似破题的还不少，是常见的文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开头在说了来信之后（如同冉有报告）立即说：“仆非敢如此也。”下面的长篇大论都是这一句引出来的说明。
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随后阐发这一句。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类似“小讲”，仍是“破题”，以“夜游”点出“夜宴”，以下是发挥。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先设对方“世皆称”，然后一句点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篇不满一百字的名文全篇“起承转合”，不出它以前的《论语》和它以后的八股的格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明清两代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策论式文章格调接近八股。读“古文”有利于作“时文”，选“古文”用的是八股眼光。
这些都是在规定八股格式以前的。
《三国演义》开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红楼梦》开头有“此开卷第一回也”。
这些小说是有了八股以后的。无怪乎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有人认为他是一副八股眼光了。
不用这类格式，不点题，一上来就是长篇写景或对话，或拦腰一击，无头无脑，突然而来，飘然而去，这在现代文中常见，而在古时便是变格，要批上“起得突兀”或“如奇峰天外飞来”了。究其实，仍未出《四书》之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子改为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都是一开头就提出三股“破题”如同三股叉。《论语》也是开头三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首章的“破题”格式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和前面引的“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章属于一格。那里是孔子的回答，一句“破题”：“求！无乃尔是过欤？”这里是孟子的回答，以“仁义”对“利”，“破题”有力。下文揪住一个“利”字不放，大作文章，最后仍归到“仁义”与“利”对立。若用金圣叹的评点法便是：妙在揪住一个“利”字作文章，好像《西厢》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妙在一个“转”字。这个“利”字在梁惠王说时不过是普通意思。他当然不会说“亦将有以仁义吾国乎？”可是孟老夫子乘隙而入，不论上下文原意轻重就指出不该说“利”字，一说“利”，那就“而国危矣”。他说的“国危”是由于“上下交征利”，并不是“利”本身之故。若不争利而能平等互利，又有什么危害？并不需要把“利”字从字典里赶出去。孟子辩论往往有暗地转移论点的嫌疑，所以人家说他“好辩”。他也承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要会辩论，要会作文章。这就是“文以载道”。八股是顶点。
试看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原道》，开头四句和《中庸》的格式一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再看骈文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开头便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四个虚字表出文“气”。再往上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也下定义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都不离《四书》体，也就是八股体，可是在从魏到唐的时期，《四书》还未集合，八股更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说八股只是将古来（自春秋以来吧？）汉文文体的发展诸形式集中凝固下来因而僵死了。固定的死板格式对于考试评卷很方便，所以清康熙元年曾经废除八股文，到康熙八年又恢复。一件工具在没有代替它的东西以前，只要仍有用它的工作，它是不会灭亡的。亡了名字和形象，也亡不了精神实质。
《四书》和八股烂熟了，一张口便自然是八股腔“破题”调。有个传说故事。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有一次去南书房，进门问：老头子来了没有？不料乾隆已到。皇帝说：何谓“老头子”？有说则生，无说则死。纪昀当即回答：万岁谓之老。元首谓之头。天之子而子万民谓之子。乾隆笑了，免了他的死罪。清朝的纪昀成了汉朝的东方朔。这三句恰恰是《中庸》《原道》的调子，八股的“破题”。《四书》读得烂熟时张口便出来。
以上讲的是形体外表结构，还有内部意义结构也可略谈一二。
从上面征引的一篇文和一些文句就可以看出汉文成篇文章的意义结构常是问答对话式，一分为二、为三、为四式，亦即面面俱到式，或者是一来一去的对比式，还有逐层深入前进式。常见的是“一语破的”的判案式，也就是“破题”式，然后接上“二水分流”对比式。这是汉文的，或说是汉族文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吧？从并无八股嫌疑的《易经》的“爻辞”（不算“十翼”）也可以看出来。“乾，元、亨、利、贞。”一卦三爻，重卦六爻，每爻都有判断辞。这和甲骨卜辞的叙事语不大一样，有同有异。这类词句含有“指他”的意义，需要“象曰”等等加以说明，什么者，什么也。八股的意义结构包孕着思维结构的习惯。这也是一固定下来便僵死了。但是如果新的代替物不出来，它还是灭亡不了的。可以“刀没而利存”，“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
八股限定在《四书》朱《注》以内作文章，真的是死板得一点生气没有吗？也不见得。不妨说个故事，只讲“破题”。
明清之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到第三十八回里说，有四个小孩子一同赶考。大人叫大的各替小的作文“枪替”。其中一篇《论语》题目下来是《文不在兹乎？》。一个大孩子想，要作两篇，不能一样，便自己写个正式的，替那个小的作了一个“偏锋”的。（《孟子》题也同样，从略。）考完回家，大人把四个孩子的文稿一看，多认为那“偏锋”文章一定不会取。偏偏有一个人认为，不但会取，而且“要取第二”。于是打赌。他说，不取算他输，取第三，取第一，也算他输。一发榜，果然取了第二。他赢了。奥妙在哪里？那人自己解释说：“这也易见。童生里面有如此见识，又有才气，待取‘案首’（第一名），终是‘偏锋’。毕竟取一个纯正的冠军。不是第二是什么？况又不是悖谬。”接着说出不是“悖谬”全错的理由。这个“偏锋”“中锋”的说法正是指的意义结构中要领。“中锋”是全照朱注正面说。“偏锋”是照题意“自出心裁”。这个《论语》题《文不在兹乎？》，“偏锋”的“破题”是：“文值其变，圣人亦自疑也。”说不是孔夫子自信，却是孔夫子自疑。照本题说，并不错，照全文的朱注说，就不对了。原来这句题出于《子罕》篇，是说孔“子畏于匡”。照《史记》所说是鲁国的权臣阳虎（阳货）在匡这个地方行过暴政，所以匡人恨他。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虎，经过匡时被误认为阳虎包围起来，几乎连门人一起遇难。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说：“文”就是“道”，是礼乐制度，“兹”是指孔子自己，都是“谦辞”。这是说，周文王不在了，难道“文”，文王所行的“道”，不在我身上吗？于是接下去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子在注中引马氏说法，认为“后死者”是孔子指自己。说的是，若天要这个“文”（道）灭亡，那么，我这个比文王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个“文”了。天没有要这个“文”（道）灭亡，使我仍然参与了这个“文”（道），那么，我一定会活下去。匡人怎么能违抗天？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照这注解，孔子是自信，可是“文不在兹乎”这一句问话孤立起来出题，确实是不自信，是自疑。所以说“自信”是正面“中锋”，符合朱子的注解。说是自疑，也不是完全错，只是讲这一句话的题意。小说中那人解释为什么是第二，又说：“其实匡人围的甚紧，吉凶未料，夫子且说大话；说自疑，极有理。”这就是把意义结构的里层揭出来了。这句话从本身说，从上下文说，从朱注说，从自己的理解说，可以有不止一种说法，或层次，或方面。题目哪怕是一句，也可以上下左右联系起来再就本身探讨。这是题意内涵结构，就此作了“破题”，然后一分为二，两股两股对照发挥便成为全篇。那题下的两句便是两股，“将丧”“未丧”，全篇也是八股格式。作八股，有题便有意，甚至有了“股”。立意有了，文章好作，只要熟悉老一套，把各种陈言滥调装进去，念起来铿锵悦耳，一篇八股废话便成功了。《醒世姻缘传》未必是蒲松龄作的。假如真是他的作品，他照这样作八股文，也就难怪他到老考不取，最后才得一名秀才级的贡生了。
八股文“体”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心”了。“体”形虽固定一式，心灵还是可变的。人的“心”（头脑）毕竟不是死的。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出《四书》题能有种种不同“破”法，文章便因此而可能有种种不同风格。究竟是“代言”还是“自言”？含有自己的意思和气派便含有个性风格。“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虽然格式固定，仍然可以彼此貌同神异。文体学中一面是体裁，另一面是风格，两者是一事，而又可分。要分别讲，说“体”的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