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下忽然不顾衰年，不惜余力，作文论八股，真是何苦来哉！不免照八股格式先“破题”。

问：何为而作此论也？

答：不是作挽歌，是作悼辞。无挽留之意，有哀悼之情。悼两千几百年来“士”的读书应考做官的道路与八股同亡，五百年间文体传统结晶木乃伊随八股化为乌有。多少年，多少人，“枉抛心力作词人”。今天，八股之名，知道的人不少；八股之文，见过的人只怕不多了。考试虽存，大非昔比。科举与文体虽是学者常识，未必为一般人注意。何妨略说，分作两股。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出现了一条不由血统或战争而能参加统治集团的做官道路。走这条路的人中名声最大的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提供咨询，传授门徒，著书立说，尊为圣人。战国时代，这些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声势浩大，最后一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辅佐皇帝统一天下。秦代统一文字，设立官学（博士官，“以吏为师”），堵塞了游学游说的进身之路。西汉时代，保留博士传授官定“经”书。另辟非由血统或军功而能做官的道路，即地方名流推荐与皇帝当场面试相结合的“选举”。殿试献策最有名的是叔孙通、贾谊、董仲舒。东汉时代，民间讲学之风大盛。做成或做不成官的读书人成群结队议论政治，和掌权太监进行激烈斗争。魏晋六朝之后，唐代规定文人单由科举考试做官。虽是单行线，仍须大官推荐，未灭汉代“两结合”余风。宋元明清这一千年内读书做官的人便只有应考的一条路了。考试科目中，历代都保留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廷试对策。可是长期都不重视，徒有虚文。所重视的是另外科目，出题作诗文。唐代重诗，宋代重文。宋代开始考“经义”，摘《五经》句出题，要求考生作文解说。南宋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将《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中《大学》《中庸》两文合编加注。元代开始考“四书义”，从《四书》中摘出考题而以朱《注》为解说标准。明代确立文体，就是通称的八股文。考试科目不是只有八股。做官道路也不是只有应考。在清朝做官就有血统、军功、科举、捐纳、保荐这几条路，都是古已有之的。

汉文文体的发展和这条读书做官道路密切有关。汉赋、唐诗、宋文都为做官扬名所必需。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八股文结构不是仅有八“股”。它的开头是“破题”，接下去是“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连接承转的话。“比”后是结语。全篇本来只有二三百字解说《四书》义，体式定后越来越长。清朝先定五百字，后限七百字。全篇文意不许越出题外。但出题是《四书》句，一句、半句、几句、全章都可以，上下不连气的“截搭题”也可以，所以不许“犯上”“犯下”，又不能不照应小题目的上下文。结构之外，传统各种文体有不少特点在八股文里集中了，凝固了，于是僵化了，成为木乃伊，不能变化发展，又捆在《四书》上不能动，所以一废科举便消灭得尸骨无存了。

以上两点悼意化为下面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八股评罪》。八股有功没有？不成问题，没有。八股有罪没有？不成问题，有。问题在于有什么罪？有多大罪？我不会作评价，也不会作断语，只是考察一番，并举八股片断为例。例子是清代诗人王渔洋（士祯）和袁随园（枚）的。

关于八股本身，只作为文学现象来考察。有两篇，分论《八股文“体”》和《八股文“心”》。这可以算是两股。从两方面说一些不知有没有人讲过的话。举的片断八股的例子是明代汤若士（显祖）、徐文长（渭）和清代尤西堂（侗）、高兰墅（鹗）的，兼说“红楼外史”高君的词以为对照。还引《论语》一章以见八股结构之源。

八股与《四书》不可分。《四书》不但出八股之题，而且出八股之体。八股文又叫做“四书文”。《四书》是朱晦庵（熹）的“述而不作”的著作。元明清五百多年间这是“显学”，但又可以说是“晦学”，因为一者是晦庵之学，二者是明受尊崇，实作招牌，真意不明，以致八股一废，晦庵之学随之而晦。究竟《四书》和八股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实际意义或功能或体式是什么？也许还是晦而不显，需要费力探索。因此，最后一篇是《〈四书〉显“晦”》。前文引过《论语》中一章。这里再引《孟子》的片断。为说明八股实有和皇帝对话的对策性质，引了清顺治六年状元刘克猷（大壮）的殿试考卷答“策问”中的精彩部分。由此可见从《四书》到八股的“一以贯之”。

以“八股”为题，始于“评罪”，中辨“体”“心”，终于“显晦”，取名为“论”，实是闲谈。能力有限，又不能去图书馆查考群籍，八股取材多出于清梁章钜的《制艺丛话》，更受限制。不过，不同于八股的只敷衍旧义，而对少量“取样”加以剖析，说是“新论”也许还可以。这两个字又是抄汉代桓谭的书名，用来作题目也合乎八股题必引现成文句的规定。我当然决不是妄自比拟古人，也未见过那部失传的古书，这想必是无需声明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