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名（1962—1963）

罗杰·斯特劳斯神魂颠倒了。到1962年4月底，他已经看完了《人在缩小：希波赖特之梦》的前80页，他计划把这部“了不起的独创”作品拿给伦敦的出版商弗雷德·沃伯格看。桑塔格成为他举办的一次次聚会上的展品。美国著名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第一次见到她是1963年3月20日在斯特劳斯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她的名字，要不可能是懒得去记，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漂亮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她是罗杰旗下的一名新秀作家。”对桑塔格，威尔逊向来都不热情。1968年，他在日记里吐露：“我与苏珊·桑塔格从来就聊得不多。我对她没什么印象，罗杰肯定要怪我了。”威尔逊曾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党派评论》圈里的女老大玛丽·麦卡锡的丈夫，他不喜欢桑塔格的文字，认为它们全是些牵强附会、自命不凡、玄而又玄的货色。

桑塔格在1962年年初某个时候见到了麦卡锡，并在日记里匆匆记下了几笔对她的印象，注意到麦卡锡的大笑、灰白头发，以及“蓝印花套装”，指出她是畅销小说《这一批人》的作者，小说是关于瓦萨学院八名毕业生的事情；桑塔格总结了这次相遇：“俱乐部女会员聊的家长里短……她对她丈夫很好。”麦卡锡对她们第一次见面有关对桑塔格的印象未作记录，但是，在《用法语做梦》中，爱丽斯·卡普兰指出，1964年8月11日麦卡锡写信给桑塔格，信中对想在巴黎发展的作家给予了有帮助的建议。麦卡锡向桑塔格保证，她也已经联系了伦敦的索尼娅·奥威尔和在更大范围的欧洲文学界的其他重要人物。正如麦卡锡的传记作家弗朗西丝·基尔南指出的那样，即便如此，麦卡锡和桑塔格也未能将关系发展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基尔南对桑塔格的采访引发了这么一句攻击：“玛丽走进房间，就像是一艘航母开了进来。”

对桑塔格也可以这么说。斯特劳斯构建了桑塔格的生涯，确保她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总能出版，而且还在国外发行。他几乎确保桑塔格每一篇随笔或短篇小说都译成外语。真是事无巨细。这样全包全揽的关照，在与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雇员和作者做访谈的时候，都会听得到；从现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该社档案里也能看到。正如鲍里斯·卡奇卡在《温室》中所说的那样，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其他的作者也受到特殊的待遇，但苏珊·桑塔格尤为特殊。虽然桑塔格第一笔不多的预支稿酬500美元反映了出版社常规条款中的价钱，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新小说家当中，极少有人能够指望哪个出版商同时也做他们的经纪人，给杂志推荐其作品、短篇小说，以及任何别的出自其笔下的文字。罗杰·斯特劳斯这样来经营她的创作生涯免不了让人有闲言碎语，说出版商与其作者之间关系暧昧。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以其一贯的坦率，对保罗·鲍尔斯放出话来：“苏珊很快就要大红大紫，因为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对她着了魔（对女同性恋他非常狂热），一心想把她那乏味不堪的小说打造成什么杰作。”在《缪斯》中，乔纳森·加拉西描述了斯特劳斯与桑塔格关系暧昧的这么一个场景：“他们并排坐在一张沙发长椅上，穿着皮夹克情侣衫，显露出那么一点交欢后愉悦的气氛。”

机敏的斯特劳斯既有好莱坞制片人的强健，又有公子哥的处事本领，真是桑塔格的绝配。他不是作家，但很有鉴赏力；他好吹嘘自己发现的作家，并予以标榜。桑塔格拿着一本表现法式精致和欧洲文化的小说向斯特劳斯走来，当然会吸引住他；须知，他素来擅长以低价征集到欧洲作家的书稿，然后，为他们在美国赢得数量不大却很忠实的读者，因此，他出版的文学书目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即使能够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赚点钱，桑塔格的第一批书也不会有多少赚头，可这真的没有关系。她是个长期投资项目。作为回报，桑塔格成了斯特劳斯独家买断的忠实作者，她再也没有把书稿给别的出版商。他们是否发生过性关系已经无所谓了。斯特劳斯始终对苏珊·桑塔格这位纽约文学界的王后十分迷恋。

同时，斯特劳斯也是一位精明的作品鉴定家，对桑塔格的才华极为信任。即使在她处于创作低谷的阶段，他也一如既往地勇于等待，欣赏她那发人深思且颇有争议的风格，并在她兴趣改变、交稿推迟的情况下，也总愿意继续与她签订出版合同。每个作家都梦想有个像斯特劳斯这样热诚的出版商，桑塔格几乎从未忽略他为她所做出的努力，并一直心存感激之情；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她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对她而言，他把她列入他的名作家名单是抬举她。在20世纪60年代初，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作者名单上就已经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T·S·艾略特、克努特·汉姆生和赫尔曼·黑塞。斯特劳斯想方设法，在斯德哥尔摩为他的作者留有住处，并为他们四方游说。

斯特劳斯是一位以穿着气派而出名的出版家，他始终极其注重仪表和形象，他意识到桑塔格也是优雅出场，而且行头的颜色搭配协调。斯特劳斯完全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学界雄狮的派头，（正如他的一则小传所说的那样，）他以“系着整洁漂亮的领结，说话尖锐辛辣”而惹人注目。正如桑塔格更喜欢认为的那样，斯特劳斯“是个表演家，但也是个讲原则的人”。尽管许多有关斯特劳斯的介绍强调他相信一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应当“凭自身的实力”，但是，弗雷·斯特劳斯的档案显示，出版社通过赞助函件、召开新书发布会以及打造个人形象来支持桑塔格——这是现代促销的全部手段了。

桑塔格的小说处女作更名为《恩主》出版，《恩主》不是什么一定会吸引大批读者的“突破之作”。假使桑塔格找到素以标举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著称的新方向出版社老板詹姆斯·劳克林，她也不可能得到弗雷·斯特劳斯所给予她的那种宣传炒作和形象打造。新方向的作者，哪怕是埃兹拉·庞德或田纳西·威廉斯，也只有简简单单介绍一下，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最多是在《纽约时报书评》黑白版广告栏中以及更小一点的地方简单提一提。

1962年春，在弗雷·斯特劳斯组织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做起了为《党派评论》写稿的美梦，她崇拜的知识分子偶像（莱昂内尔·特里林、汉娜·阿伦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德怀特·麦克唐纳还有很多其他人）都在上面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该杂志的影响力在下降，然而，在桑塔格眼里，它依然代表了思想界。自从在洛杉矶一家书店发现《党派评论》以后，她就时刻准备着，希望进入这个圈子。像《时代》这样的大众杂志的编辑仍旧向该杂志观望，希望早些了解到一点新的文化潮流以及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新动向。桑塔格走到该杂志一位编辑威廉·菲利普斯面前，问道：“如果想给《党派评论》写稿子，该怎么办？”菲利普斯说：“你得提出来。”桑塔格说：“我在提出来呢。”“可以。”他答道。在“这个魅力四射、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年轻女郎面前，毫无防备之心的菲利普斯一口答应。他从未听说过她，但是，她很有智慧。他从她的双眸、从她脸上都看得出来。他也一直在喝酒，所以，不清楚她是否利用了他当时无防人之心的状态——但是，他倒宁愿认为自己发现了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朋友——他们认为桑塔格剽窃了切斯特的想法并利用了他的影响，因此对她存有戒心——谈到她是如何在《党派评论》发表文章的时候，讲了另一个版本。他们记得，切斯特对纽约文学温床已经感到十分厌恶，就把他接的活推给桑塔格——或者确切地讲，是推荐她去做该刊的评论员。桑塔格后来的回忆是菲利普斯当时希望她继续写玛丽·麦卡锡的戏剧大事记，她就写了，尽管是三心二意，发表几篇评论后就甩手不干了。切斯特曾拒绝接任麦卡锡，说他不愿意挤进她的“旧腰带”。切斯特常常见罗伯特·西尔维斯，后者当时要办《纽约书评》，切斯特去的时候也带上桑塔格。有一阵子，桑塔格就和切斯特住在他在萨利文街的公寓里。桑塔格让切斯特非常恼火，看他用小写字母写的这句话：“苏珊要求高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放弃她了，不再给她打电话。她真烦人！”切斯特与桑塔格吵得不可开交，接着，两人又停战重归于好。他觉得被利用了，怀疑桑塔格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去结交他的社会关系。“前几天，我与桑塔格为块鸡肉大吵一架，一切真相大白。我恨她四年了，全是因为艾琳，我才对她让步的，”他在给保罗·鲍尔斯的信里写道。

他怀疑她会从他这里拿走一切她想要的东西。1963年2月，她到墨西哥看他的时候，他害怕她会勾引他的同性恋人埃克斯特罗；埃克斯特罗都已经开始喊她“苏珊妮塔”了，亲热得很。即便是桑塔格奉承切斯特，他也起了戒心。切斯特向爱德华·菲尔德透露：“苏珊讲她前几天有个晚上参加了全国图书奖颁奖晚宴，大家都提起我了。她什么地方都去。”

桑塔格在《党派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论的是艾萨克·辛格的《奴隶》（1962）。文章显示出她对当代思想和文学令人印象深刻的把握，也显示了她捕捉重要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文章为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构思带来了进展，另一方面，她也阐明了自己作为文学辩论文章作者的立场。她的开场白是：“典型的当代小说是‘心理的’，即，该小说再现的世界的确是自我（或种种自我）的一种投射、一种具体化，其分析构成小说的主体。”在这类小说中，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家的作品中，甚至连人物都不“在场”——换言之，他们客观上不存在，而是代表“脱离了客体的情感挣扎和思想斗争”。桑塔格得出结论：无怪乎这类心理探索和语言创新的“后经典小说”会带来一种读起来像梦魇的感觉。

仅此一段，桑塔格便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权威口吻。她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博览群书和综合各种材料的敏锐能力。她也在解决她在《恩主》中的自我设问。她的叙述者——希波赖特——试图生活在一个个梦里，常常是梦魇，他在其中被控制、被折磨。他的梦是他以生命造就出来的艺术，他竭力希望使其生活与梦的直接性和感官性相吻合。像桑塔格的艺术观一样，希波赖特的梦也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一如桑塔格，他把自己想象成自我创造的。他不想为他的梦的快乐与痛苦多做什么解释，而只想使自己更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桑塔格似乎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介绍了一种完全精神的、思想的冒险。她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一本正经、处心积虑地希望把他的整个生活变成梦的人的？61岁的叙述者在回忆引人入胜的种种冒险行为，它们令人想到爱伦·坡的怪诞。一个28岁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写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竟是这番模样，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桑塔格利用周末和1961年及1962年的两个夏天创作了这部小说。经过多年挣扎着创作她那些最后未能出版的短篇小说后，她终于发现这部长篇写来得心应手，仿佛不断从笔端汩汩流淌而出，简直就是在做听写。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记得，桑塔格把小说给了他，请他提提意见。他完全折服于她的才华，不知说什么好。她问起有什么建议，他唯有点赞而已。她似乎很沮丧。特里斯特曼感到让她失望了。经验告诉他，大多数人提出让人不吝指正，其实是不能真正接受批评意见的。桑塔格对待写作的那股认真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导师肯尼思·伯克收到《恩主》新书样本后，写信向她表示祝贺。他说：“幻想作品，不管哪一类，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幻想作品当然更是罕见，而《恩主》却正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幻想小说。”他推崇她的智慧和才华，欣赏她的叙事与格言警句那迷人的融合；同时，他也指出她的语法错误，并一一记下相关页码。其实，桑塔格的小说是模仿了伯克自己的小说《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该小说1932年第一次出版。《迈向更美好的生活》是一部独角戏——或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系列的咏叹调——小说中他的主人公约翰·尼尔对这个世界及其现状表示悲叹、欣喜、恳求、告诫、说教、愤怒。尼尔就像希波赖特，是个孤芳自赏的人，专注于自我完善。

桑塔格的“白日梦”似乎部分源自她早期对爱伦·坡作品的阅读；坡作品中的场景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是想象的投射。和坡一样，桑塔格将其想象避开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像希波赖特一样，她对为其住处命名、对赋予它某种色彩和深度不感兴趣，因为对她来说，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剔除了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游历欧洲，寻找文学生活，实质上，除了心境，她没别的可以考虑。希波赖特从未为他生活的城市命名，只是称之为“首都”；它显然是指巴黎，但他将其变成一个泛指的地方。与此相仿，西班牙内战成了“当时正在该国南方某地区激烈进行的内战”。博览群书者与小说玩起室内智力游戏来，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比如，小说最早一批读者就想搞清楚，那个同性恋猎艳者／作家让－雅克是否以让·热内为原型。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也曾暗示让－雅克可能是阿托南·阿尔托——桑塔格后来一篇文章涉及的对象。

要说让－雅克——教导希波赖特，同时也折磨他——像什么人的话，他应该是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切斯特的确喜欢热内，也的确像阿尔托一样发了疯。正如麦克尔·范戈尔德在《村声》中所讲的那样，“切斯特身上具有大多数20世纪艺术作品建立其上的两种伟大的、截然相反的成分：他是个聪明的同性恋——即一个永远意识到生活是一系列角色或者要摆的姿态的人；同时，他又是个疯子——一名空想家”。和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一样，让－雅克也有两个名字，不过中间的连字号产生了一个法语名字。他和希波赖特争论的话题既有琐碎的，也有深刻的。如同切斯特直面桑塔格那样，让－雅克也挑战希波赖特：“你是自我成就的捡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思想。”让－雅克懊悔地承认，希波赖特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但现在希波赖特闹独立了——正如桑塔格跟切斯特闹独立一样。让－雅克呵斥希波赖特：“我的发现之物要爬下我的架子来啦？”希波赖特对让－雅克的态度表示遗憾的时候，让－雅克把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下的结论重述了一遍：“你再也不需要我了。”

让－雅克和希波赖特上过一次床，正如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他和苏珊·桑塔格有过一次一样。切斯特的长篇——《脚》，读起来就像是对《恩主》的回应。《脚》表现的是切斯特所谓的“情景的我”，这是一种无法确定而只能在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比如他计划写的《我，等等》）中抓住的身份。桑塔格出版《我，及其他》时，她盗用的岂止是一个书名啊？像《恩主》一样，她的短篇小说集将是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表示的未明说的敬意，同时或许也是要消除其影响的举动。

像爱伦·坡的叙述者，同时也像苏珊·桑塔格本人一样，希波赖特在孤独和忧郁中度过童年。他受到“成为饱学之士这一前景的鼓舞”。他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最正经的学问来自他本人如饥似渴的阅读。对他来讲，一如对桑塔格来讲，真正的革命是“感觉和视觉的革命”。他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一个不重要的论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预示着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及其接受。希波赖特的文章“产生了争议，在文坛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由此，他得以进入那些知识分子的沙龙。他像坡笔下的许多叙述者一样，渴望达到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沉默；的确，他是沉默的美学的爱好者；沉默的美学不日将成为桑塔格的关键术语之一，后来，也成为她头两部电影的指南。他是双性恋，“做着男性方式和女性方式的爱与主宰之梦”。看到“同性恋行为的喜剧角色”的时候，他向“坎普”提供了一些想法，尽管他未用此术语。让－雅克告诉他：“你做的一切都是你，你无法以别的方式行事。”或者像希波赖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个“完全自选自的人”。

上面最后使用的短语令人想起60年代早期桑塔格一位朋友讲的话。他发现桑塔格身上有着同样的自我依恋，无论是她在家里伏案写作，还是在中心舞台宣传她的作品。确实，希波赖特尽管是一名隐士，却也迷上了演电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经历，就是成为自己的梦的旁观者。桑塔格则更胜他一筹：她导演自己的梦。希波赖特演的电影由一位名叫拉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导演，仿佛是冥冥之中有命运安排似的，桑塔格后来应邀到瑞典去拍她的头两部电影。希波赖特似乎甚至预告了桑塔格论摄影的著作，因为他宣称：“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

正如评论家罗伯特·亚当斯所说（《纽约书评》，1963年10月17日），希波赖特是“他自己的一个鉴赏家”。他是桑塔格笔下许多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其登峰造极者为《火山情人》中的爵士。希波赖特喜欢获取，为了他的梦，他敛物聚众，因为正如桑塔格居高临下地对一名访谈者所言，意识是“获取的一种形式”，是为某人自己的梦吞食世界。希波赖特像桑塔格一样，只是以模糊措辞谈及自己的家庭。他甚至都未透露他姓什么。他沉默寡言，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家庭或历史妨碍他做梦，使他放弃他认为自己是自治的幻想。但是，同样像桑塔格一样，他也抵制不了寻找父亲式人物的念头。

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档案表明，出版社认为出这本小说是胜券在握。毕竟，小说的出版得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鼎力支持。1963年9月，该社准备出版《恩主》的时候，开始收集各方赞语。其中包括：

《恩主》当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令人惊讶的噩梦——来自伏尔泰影响下的荣格。它显然不是哪个苏珊·桑塔格小姐写得出来的，这位小姐存在与否，我都表示怀疑。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怪异的、非美国的佳作。（约翰·巴思）

对于长篇小说处女作来讲，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大多数刚出道的小说家，至少是本国的，往往会犯过分表露感情、爱出风头的毛病，相比之下，《恩主》是一部特别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长篇。（弗雷德里克·摩根，《哈得孙评论》）

我刚看完桑塔格小姐的这部长篇，感觉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我表示真诚的祝贺！你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大作家。当然，她非常有创新，她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这很好。我尤其佩服她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她决不让其幻想跑野马，她是怎么能够从梦与思想中提炼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我高兴极了！我很乐意去参加首发式。（汉娜·阿伦特）

但是，护封上的推荐语，还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得最合适。她那庄重的高人一等且近乎晦涩的语气就像小说里呆板乏味的文风一样，给人以一种不舒服的过分讲究：“苏珊·桑塔格是让我极感兴趣的新作家。她聪慧，相当严肃，长于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莉拉·卡普夫就在小说在美国出版的前几天，写信给《哈泼斯》的凯瑟琳·迈耶。她引用了阿伦特的评价，并补充说：“我们发现了一位大作家……我们认为，苏珊·桑塔格很快就会与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样的作家－评论家齐名的。”

尽管有这些写得很不错的宣传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决定不用它们中的任何一条来做《恩主》的书衣，而是决定利用苏珊·桑塔格本人的神秘感。哈利·赫斯为她拍的照片占了整个封底。用来装帧长篇小说处女作，这是拍得最完美的镜头之一。“镜头”是个合适的字眼，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依然像是来自一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影片。照相机拍摄了桑塔格大半身的侧面，皮夹克闪着微光，令她的鼻子看上去比平时宽一点点——一种法国人的格调。她化了妆，突出了她丰满的双唇、深沉的黑眸和眉毛。在特写中，她双眼圆睁，目光专注。挺直的姿势显示出她的警觉。她是性感的，却不风骚。

皮夹克里面是竖起的领子，她穿的好像是一件羊毛短上衣，脖子上围了条围巾。这张照片把她半露半掩地照在一层层硬的和软的衣服之中。她的黑发——在左边很低处分开——正好剪到她上翻的衣领上边，衬托出她椭圆形脸蛋的一边，并贴在上面，营造出一种独立的韵味。皮夹克敞着的领子朝两边肩膀张开，使她那竖起的领子看上去仿佛是两个翅膀，就好像是飞行衫的一部分。卡洛琳·海尔布伦说《恩主》护封上桑塔格的照片使她看上去“像萧伯纳《错姻缘》里跳伞飞过暖房屋顶的女飞行员”。这是个准备行动的作者，其形象的每个部件都已“整装待发”。桑塔格，一个热衷于研究戏剧、电影和摄影的人，已经掌握了形式；肯尼思·伯克认为它“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举动”。1963年7月25日，伯克致函桑塔格：“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应该会对小说的成功起到大作用。”

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决定在英国推出《恩主》。该社的约翰·布赖特－霍姆斯喜欢它的法国腔调、作者的德国姓氏还有护封上的照片，桑塔格的“五官有点儿墨西哥人的气质”，这令她成了带有异国情调的新奇现象。

桑塔格作为一个作家，日后到过许多地方。她收到的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作者调查表（日期是1963年4月21日）包括一个常规的问题：“能去找你做报纸采访、电台嘉宾、俱乐部演讲，就与你目前的书有关的特别题目写一两篇文章吗？”桑塔格的回答不落俗套。在整页空白的中央，她只写了一个字：“行。”

《恩主》的封面是一个华丽的格栏状孔雀羽扇的插图，封底是一幅作者绝妙的照片，这充分说明了桑塔格和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锻造的那种庄重而性感的风格。桑塔格给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带来了辉煌，使得男性更容易接受她为一个有头脑的美人。而对于女性，她激发起既性感妩媚又严肃认真的抱负。桑塔格的形象开始出现在时尚杂志上。整整一代女性是从她的照片、从视她为当代文化领域的权威的评价中来逐渐认识她的。有人说，更多的男男女女认识的是桑塔格这个“名字”，而非他们读过的作家桑塔格。是否如此，其实仍可商榷。桑塔格也能从《女士家庭》《麦考尔》《时尚》这些杂志的改版中获益——所有这些杂志恰如贝蒂·弗里丹的传记作者朱迪丝·亨尼西所说的那样，“正在重塑自我形象”。这些杂志的编辑越来越青睐能够提出有争议想法的作家。

罗杰·斯特劳斯则致信时任白宫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这样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他肯定地说：“我不记得在过去的15年间什么时候给您寄赠过我给予极高评价的长篇小说。”施莱辛格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效力的总统“拥有一种极具票房价值的演员般的个性魅力”（诺曼·梅勒语）。肯尼迪政府大力奖掖知识分子，不仅将他们提高到决策者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成为具有新颖、活跃风格的时尚演员。这些人一方面可以包括出席肯尼迪的就职仪式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另一方面，也可以包括出席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的肯尼迪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庆典的玛莉莲·梦露。

《恩主》秋季出版前两个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曾试图将小说的一个节选交《纽约客》杂志先行发表，以推动公众对它的接受。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葆拉·戴蒙德称桑塔格“才华横溢”，她夸奖说“这是我们出版过的最具独创性、最非凡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当然，它“不落俗套、文学性极高的品格本身，以及它那极端的风格化，不会让每个读者都喜欢”。桑塔格专门为杂志改出一章，但是，《纽约客》杂志编辑罗伯特·海明威却回复说，该小说“离本刊的要求尚相去甚远”。

关于小说的接受情况，罗杰·斯特劳斯称“有褒有贬”，他对它正在获得的“大块评论空间”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在《党派评论》上，有位相当难以捉摸的理查德·霍华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就像贡斯当或者司汤达在《阿尔芒斯》中所写的那样遮遮掩掩、干巴巴，尽管在桑塔格这里，华丽的辞藻（对上述作家来讲）过于频繁地提炼为格言——作者难以抵御的种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之一”。驻《星期六评论》多年的格兰维尔·希克斯似乎有点困惑，但他称赞桑塔格“显而易见的才华，她的细致、她的沉思”。他的评价以给予她“所有怀疑的益处”结束。《纽约书评》日后将成为桑塔格许多作品的发表园地，编辑罗伯特·亚当斯认为《恩主》是“一部大胆的、有瑕疵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詹姆斯·B·弗雷克斯也给予小说高度称赞：“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勇敢、有信心，并做了打磨。非常自信。非常硬朗。”

《恩主》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自信且权威。如果说，约翰·韦恩在《新共和》杂志上赞扬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兴的技巧”，那么，他也自创了一个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责备的短语。他在思忖着让他感到烦恼的她那正式而毫无光彩的风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肯定是这个原因！原来它是‘译者的英语’——人们年轻时第一次读到的欧陆小说杰作的译本中看到的那种拼凑而成的语言。”这种判断罗杰·塞尔也在《哈得孙评论》上表示认同；青少年时期的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这份杂志，她正盼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该刊发表文章呢。

但是她收到的来自两位知名作家的信却缓和了这些褒贬不一的书评带来的压力。乔治·利什特海姆，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主题的作家，1959年曾在坎布里奇和桑塔格见过面，他1963年8月23日给她写信说：“法国已起作用了。我已跟随你的老实人一路探险，途中乐趣多多，还有些许嫉妒。”更好的是，小说家约翰·霍克斯也给她发来赞辞：

你全身心投入对小说形式全新的理解当中，你特别冷静客观的态度那引人注目的连贯性，你怀着可爱的才华与不懈对非理性之美所作的坚持，该小说中大范围的喜剧的创作，你从你的小说中获得的纯小说的认同，尤其是你对一种纯粹语言的发现——所有这些真的棒极了……我觉得，我是在读一名真正有才华的创新者的文字，而且我真的想为这次体验向你表示感谢。

尽管霍克斯对小说赞赏有加，但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满心期待着评论界和读者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截至1967年年底，小说的精装本才卖出1800册，尽管1965年元月出版了埃汶版平装本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卖出了33 750册。《恩主》精装本第一版发行不到两周，斯特劳斯就建议桑塔格出下一本书：一本文集。他敏锐地感觉到她在文学争鸣方面的才华会为她赢得更大的读者群。早在60年代初，她就发出了对抗之声。1963年秋，在一次以“当下文学批评”为题的专题讨论会上，她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说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接着，她暗示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她认为后者“获得的评价过高”——这样的评论家彻底完蛋了。（《党派评论》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对桑塔格感到厌恶，他公开讲：“特里林式的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已经过时，反常行为变得时尚。”他对玛丽·麦卡锡又加了一句：“苏珊·桑塔格，何许人也？她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者，尽管她的思想让她显得很前卫。”

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这样的老一辈评论家认为，桑塔格似乎偏爱西蒙娜·韦伊和让·热内这类追寻极端主体性的作家。正如评论家利亚姆·肯尼迪所说，特里林警告人们不要认同其自由的概念包含了与社会本身分离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担心，退入自我会导致自我的摧毁。即使桑塔格有时被归为最后一位纽约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她也经常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他是自己早期的一个榜样，但是，她与特里林及其妻子戴安娜，以及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正如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样，桑塔格在许多方面，逐渐代表慢慢被称为的新左派。她的文学批评主张促使她抛却掉掌控她扬名之前20年的新批评。与新批评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来讨论文学杰作，而是喜欢对文学和文化潮流进行概览，给人的印象是她是预见未来之物的预言家，而非仅是文学传统的维护者。

桑塔格愿意参与到大众社会之中，上一辈知识分子会认为，其参与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那个年代，像苏珊·桑塔格这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当代文化的产物和评论员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为其时代的标志与阐释者，桑塔格成为其书评者的主要话题。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一代在大众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桑塔格的任务变得轻松些了。苏珊·桑塔格的平装本作品在大学书店的书架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比如说，1969年的大学生知道苏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于1949年的大学生知道肯尼思·伯克。

桑塔格已开始结交好友，也树立了仇敌。某个为她感到悲痛的编辑哀叹她“在雅俗两方面都要出风头，还有她那犹太美国公主的行径。她个人风格（靴子和一袭黑衣……）的暴徒样和她那绝对权威的看法对人有种威慑力”。她有一众随从，“总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一帮女权主义者爱（正确的词应该是‘爱戴’）她那歹徒作风，现在也许过时了。”在1960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带着两名“副官”到场，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的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