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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回国，里夫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这对里夫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菲利普深爱着苏珊，”他的弟媳回忆说，而且离婚的想法令他极度痛苦。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笔下的古舟子，对参加婚礼的宾客一遍遍述说着自己的痛苦。他的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
桑塔格26岁时要回了6岁大的戴维的监护权，1958年8月下旬带着他到了纽约。哈丽雅特在日记里记着，苏珊写信说她一开始在纽约的日子“痛苦不堪”。享受过希腊的灿烂阳光和氛围后，桑塔格在“臭气熏天的街道、肮脏……丑陋的纽约”变得冷静下来。桑塔格记得，当时仅有两只箱子和70美元，但她后来强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不管适应有多麻烦，哈丽雅特注意到苏珊不再每天给她写信了，“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她开始享受她在纽约的新生活了”。到10月下旬，哈丽雅特已到了纽约和苏珊住在一起，当时，她刚刚开始经受那场将会困难重重的离婚。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这是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年所给予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终究没能完成。桑塔格的朋友、艺术史学家安妮特·米切尔森对桑塔格未能完成博士学业表示惊讶。桑塔格告诉米切尔森，太多的作家都被学术体制给彻底毁了。像西尔维娅·普拉斯一样，桑塔格避开了校历安排的折磨，避免了批改作业和试卷，避开了背后诽谤的政治和为谋一官半职而不择手段。
恢复单身，桑塔格非常兴奋，她找了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350号一栋二居室小公寓住下），还找了份工作。头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俩曾一起出去喝上一杯，有时聊聊杂志的投稿者。但格林伯格也清楚，这对桑塔格而言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想要写作，而且很快就会动笔写第一本小说。即便如此，在《评论杂志》工作刺激她去思考“犹太教对我的性格、我的趣味、我的知识类型，以及我的个性的情形本身的影响”。虽然她很少仔细考虑她的犹太特征，但她清楚这是存在的。她甚至把犹太人的节日、一些单词，还有诸如希伯来大学、魏茨曼科技学院这样的高校名字记了笔记。
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莱默有次到访编辑部，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莱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了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编辑们的穿着看上去并不引领时尚，但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身穿便装。克莱默说：“这几乎显得有点儿矫情。”无论如何，桑塔格都觉得这个工作无趣，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编辑这种单调的日常工作。而且，办公室对一个极欲追求成功的女性而言几乎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她是一个能在日记里承认自己把名人的名字挂在嘴上自抬身价的人。她还真是哎，让《评论杂志》编辑部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艾伦·金斯伯格的朋友。
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穿梭于一场场聚会，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做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他还真让摄影师罗伯特·吉拉德给他摆拍过像卡波特那样慵懒悠然姿态的照片：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只不过看上去要比卡波特凶猛——霍华德似乎不那么挑逗，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能力。他称桑塔格在结交有影响的文人方面是个“天才”：“对那些她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的人而言，她能非常、非常可爱——甚至很有魅力。对那些笨人，她直接不和他们说话。”
1959至196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面容憔悴。但是，她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来苦也甜。”而且，不管怎么说，城市学院的课都“不错”。萨拉·劳伦斯学院则另当别论了。她责备自己上课迟到还不好好备课。这一奔波兼课的阶段她依靠苯丙胺坚持了下来。
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阿尔弗雷德1959年2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雅特那年夏天就住在桑塔格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桑塔格为哈丽雅特接风。哈丽雅特记得自己“醉疯掉了”，跳舞的时候摔倒在拼木地板上，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下，鼻梁骨都摔断了。苏珊立即把哈丽雅特送到圣路加医院急诊室，聚会就此结束。
为哈丽雅特接风聚会标志着一段关系戏剧性的开场，这段关系将会给桑塔格一辈子留下影响，她将永远无法从这场恋爱中恢复过来，即使她后来又经历了很多别的情人。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她不仅是哈丽雅特在巴黎的情人，也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钟爱的朋友。福恩斯1958年初从巴黎回到纽约。她1930年生于古巴，1945年随母亲移民美国。19岁那年，她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便于1954年远赴欧洲，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像桑塔格一样，她也沉浸在电影之中。接着，她在巴黎看了《等待戈多》，便立志当剧作家，说她宁可讲话，不要看书。桑塔格自然喜欢她所谓的福恩斯身上的“自学成才”，也喜欢福恩斯那令人惊讶的“既纤巧又随性”的风度。她“可以在茶会上讲脏话……也没有人讲她不是淑女”。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活泼可爱，甚至惹人怜爱的女人水性杨花，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格林尼治村的一件事情揭示了她的另一面：有一天，一个色鬼尖叫起来，“举着一只血淋淋的手，上面留有牙印——艾琳的牙印”。
桑塔格相信，艾琳之所以这么有魅力，是因为她的异国情调。艾琳不是那种纽约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犹太人，爱上她让苏珊觉得是“一种巨大的释放”。像桑塔格一样，福恩斯身上洋溢出一种“戏剧性的美”（爱德华·菲尔德语）。“她有着圣母马利亚那样充满热情的大眼睛。”桑塔格到巴黎之前，福恩斯和哈丽雅特在塞纳街上的普瓦图酒店同居，用哈丽雅特的话来讲，她和艾琳“斗得来劲”时，阿尔弗雷德基本上便成为她们之间的“和事佬”。阿尔弗雷德是公开的同性恋，尽管他讲起话来可能是恶声恶气的，但他爱这三个聪明伶俐、胸怀抱负的女人。事实上，他对桑塔格着了魔，曾考虑娶她。他也非常喜欢艾琳，动辄就提到她的看法。爱德华·菲尔德记得，阿尔弗雷德说着说着，就来一句“艾琳说”。在纽约有段时间，这三个深受切斯特喜爱的女人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如当年雅各布·陶布斯身边的圈子。
但是，三个女人之间因相互欺骗关系紧张、麻烦不断。桑塔格和福恩斯没有把她们的私情告诉哈丽雅特。即使知道了，哈丽雅特对福恩斯还是一往情深，只是恨苏珊，苏珊有段时间一会儿和哈丽雅特好，一会儿又和福恩斯好。大家都说，艾琳是个很棒的伙伴，对女性有非同寻常的感觉。艾琳爱打扮，人又靓丽，而且她天生就有本事能让别的女人也觉得她们性感撩人。桑塔格对福恩斯爱的激情出现在可以称之为赖希式的50年代的背景当中；当时，诺曼·梅勒和其他桑塔格的同时代人的作品充斥着威廉·赖希的文字。赖希完全赞同性作为一种释放的力量，性高潮起到了创造性的、极富活力的力量的作用。或者像桑塔格在1959年11月19日的日记里所说的那样：“性高潮集中。我有着想写作的强烈欲望。”和哈丽雅特在一起时，苏珊是顺从、哀求的一方，但和艾琳在一起，苏珊是要求的一方：“我的爱想要完全包容她，吃了她。我的爱是自私的。”而且她还把她创作的欲望与她同性恋特征联系起来，她将此描述为一种身份，她将会把这当作一种武器，来“对抗社会反对我的武器”。
桑塔格（只对自己）承认她的同性恋取向，以及这是如何将她变成了一个现状的对抗者，这时，她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她从未能公开表达她解放的这个方面，这意味着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迫使她抵制她自己激情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特征本可以体现在她撰写的关于坎普、艾滋病的文章，以及很多她早期的小说中——这些一直是藏着掖着，与她选择的同性恋生活完全分开。在日记中她承认因为“搞同性恋”而感觉内疚。她害怕当众蒙羞。她在日记里说，菲利普·里夫在“满世界讲（她是同性恋）”。她希望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不让人看见”。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发现桑塔格－福恩斯这对情侣让人啧啧称羡，尽管谈到她们窃取他的脑力劳动成果的方式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恼火。他在给朋友爱德华·菲尔德的信里说：“苏珊让我光火，艾琳不知道要打我什么主意。女人都不是好东西！”但他认为，和他在男同性恋酒吧遇到的大多数男性相比，她们的相伴令人愉快多了。到8月份，切斯特向菲尔德报告：“苏珊和艾琳的结合渐渐露出大多数婚姻都有的样子来。苏珊毫无爱意，艾琳则因爱而活受罪。”桑塔格的日记证实了切斯特的观察：她记下，就和里夫一样，与艾琳的争吵时间持续更长了，随后是数天“痛苦的沉默”，然后“经双方同意”将问题掩盖起来。旁人眼里大胆、性感的桑塔格，日记中在她自己看来，却是犹豫不决，甚至是笨拙的，当她做爱中姿势出错时，就说“对不起”。“我的床笫功夫不行（性技巧没有‘被认可过’），原因在于我不认为自己在性方面能满足另一个人。”
看了司汤达的书后，桑塔格认真思索爱的本质，想知道汉密尔顿夫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使得一个个伟人爱上她。《火山情人》30多年后才出版，可这时她就已经关注一个女性人物，把她当作众人瞩目的焦点。如果这是桑塔格自己向往的一种角色，那么，菲利普·里夫却横加威胁来从中阻挠，他表示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他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夏天他对戴维有监护权，但他想把儿子带到德国待一年，因为他获得了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资助。用切斯特的话来讲，桑塔格担心里夫“把孩子拐跑了”。菲利普的弟媳多丽丝·里夫说，在里夫家——或在他们的朋友当中——“离婚的主要原因是苏珊性取向的改变”，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事实上，菲利普认为他可以给苏珊加上不称职母亲的恶名，因为她是同性恋。接下来，令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忍俊不禁的是，苏珊和艾琳“一身正装、高跟鞋、化了妆”出现在法庭上。正如切斯特对爱德华·菲尔德所言，法官站在了桑塔格这一边，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两个女人是同性恋。不过，伤害已然造成：《纽约每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女同性恋宗教学教授获监护权》的文章。这只是坚定了桑塔格绝不公开承认她的性取向的决心。如果说女同性恋者当时极少被起诉，但同性恋依然是一项该惩罚的罪，因而桑塔格小心翼翼地回避对少数文化的认同，因为这会污名化她的作品和事业的希望。
戴维乘飞机去加州看望父亲时，生病了。他憎恨父亲想方设法要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弄走。“我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戴维对佐薇·海勒说，“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俩在年龄上只差19岁。我意识到，这与多数孩子和母亲的关系都大不一样。结果，很难与母亲分开，极有可能花上漫长的时间才做得到。”最终，他们生活在一种戴维后来称为“令人愉悦的邋遢”之中。哈丽雅特·索姆斯记得桑塔格对她这个弦绷得紧紧的、喜怒无常的儿子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但他总是站在她一边。她声称，她写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时候，会把他抱在膝盖上。她带他去听关于精神病的讲座，去听音乐会，去参加聚会。乔纳森·米勒回忆起苏珊和戴维“相互依恋地抱在一起”。有位纽约编辑到桑塔格公寓拜访，看到小戴维也参与大人的谈话。爱德华·菲尔德这个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虔诚信徒却注意到苏珊是个细心周到的妈妈。
桑塔格在戴维的房间里摆满了玩具，但是，她承认，她把对“家的感觉”的全部需要倾注到他身上让戴维觉得做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而且，后来也难以长大成人。戴维说过他小时候并不快乐：“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童年时代是服刑，青年时代是保释……有文友说过，我思想上是有某种渊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种族上，我不知所属。他说对了。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待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
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塔
的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他们和古巴剧作家艾琳·福恩斯一起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埃韦尔托·帕迪利亚交朋友。古巴人帮着照看戴维。他高兴地回想起“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抱抱我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的稠稠的热带奶昔”。母子俩1960年6月至9月一直待在卡斯特罗建立的新古巴，戴维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这次古巴历险之行就发生在卡斯特罗第一次美国成功之行一年后，其间，他宣称自己是民主革命者。他甚至对普林斯顿的听众说：“我建议你们不要担心古巴的共产主义。等我们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将会消亡。”诸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与欧内斯特·海明威搭档），还有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曾促使“新左派”一词广为流传）这样的名人极为推崇卡斯特罗的真诚。对众多拥护左派者而言，这个大胡子革命者似乎是一名反主流文化的英雄。
1960年秋，28岁的苏珊·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她的宗教学（102）课程大纲反映了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内容范围：
后《圣经》时期的犹太教
伊斯兰教
早期伊朗以及吠陀梵宗教及祆教
婆罗门教，印度佛教以及印度教
中国本土宗教
佛教，主要在中国和日本
雅各布·陶布斯当时是刚刚任命的教工，不过也是个杰出而孤独的人物，桑塔格当时在他的指导下教书。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文化批评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当时是哥大学生，他认为桑塔格和陶布斯有暧昧关系，不过桑塔格与陶布斯的妻子苏珊·陶布斯也很亲近，这俩女人，再加上艾琳，组成了一种作家的阅读小组。迪克斯坦在回忆录《为什么不说当时发生了什么》里写道：“我们全都疯狂地爱上了神秘且能说会道的桑塔格。”桑塔格自己似乎在想着她与陶布斯的关系，她在日记里写道：“［他是］接替菲［利普］的。”
陶布斯传递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为人知的东西，他期待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种印象中蕴藏着他的诺斯替力量。他的时间表掐得分秒不差，因为这些时代就要在简称为“60年代”的时代猝然降临。世界，借用迪克斯坦一本备受称赞的书 （1） 中的说法——就在“伊甸园之门”。真正的变化与历史决裂，正如圣保罗所争辩的，它们是天启式的。会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语言来讲，会有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这极有可能意味着暴力和革命。“作为一个预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将被摧毁，”陶布斯写道。后来，他对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说，他已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桑塔格随后会发表她自己的新左派革命的变化的议题来声援卡斯特罗的事业。
桑塔格第一学期任教快结束时，她似乎很兴奋：“特棒的课……对十来个这样的孩子，我感到充满了温情。”学生们觉得她亲切友好，而且也许和大多数教授相比，没那么一本正经。随笔作家菲利普·洛佩特当时是哥大的学生，他回避了陶布斯－桑塔格联盟，对那些有超凡魅力的教授们比较反感。然后，他忍不住把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拿给桑塔格看。当他坐在哲学大厅她的办公室里时，她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和活力”。在洛佩特眼里，她似乎“对她的椅子来说体形太大，个子太高，她的胳膊和腿拼命晃来晃去”。他可以说，他的具有精神探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故事并没有吸引她。她和其他教授不同，那些人都是先表扬几句作为开场，再开始他们的批评。她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用了太多不重要的细节，这样他的故事就凌乱杂碎了。洛佩特知道，她是欢迎学生作家的，但他当时在写的并不是她喜欢的那类实验性散文。
桑塔格周末和暑假用来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暂定名为《希波赖特之梦》。到了1961年春天的时候，她已经准备把尚未完成的小说的一部分拿给出版商看。最后，她想方设法，终于约到很有实力的兰登书屋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见面。结果，他拒绝出版这部小说，但建议她不妨找找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罗伯特·吉劳，说他有可能接受书稿。吉劳——很快（1964年）就要成为罗杰·斯特劳斯的合伙人——编过包括T·S·艾略特、乔治·奥威尔、弗兰纳里·奥康纳、爱德蒙·威尔逊，以及罗伯特·洛厄尔等一些当代文学名家的书稿——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一系列名作，吉劳一直是关键人物。他一直愿意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推出过威廉·加迪斯
冗长而晦涩的《认可》（1955）。吉劳在哈考特待了15年，于1955年加盟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除了其他原因，他说罗杰·斯特劳斯的“出版眼光”吸引了他。斯特劳斯出身于殷实之家，拥有雄厚的资金，足以使他将出版看成一种长期投资。他希望出版一系列国外名家和国内有前途的新人新作。在编辑乔纳森·加拉西写的小说《缪斯》中，斯特劳斯几乎是本色出场，名为霍默·斯特恩，他的作者们对他“正如画作对他那些更有钱的亲戚那样：有生气、会呼吸的可收藏品，是他的内在和精神物质的外在的、看得见的符号”。
在爱泼斯坦的建议的鼓励下，桑塔格去见了吉劳。她劈头就是一句“贾森·爱泼斯坦告诉我，整个纽约，你是唯一能懂我小说的编辑”。吉劳发觉她的开场白让人叹服。她既奉承了他，又贬低了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显然不懂她这部小说。吉劳才看了小说的第一部分，但是，根据小说出色的开篇，他便作出决定，提供给桑塔格一份弗雷·斯特劳斯的合同，她于1961年5月24日签下这份合同。
关于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如何被接受出版的，桑塔格的说法有多种版本，但没有一种与上述的说法相吻合。这一叙述根据的是吉劳写给桑塔格的一封注明是1981年7月1日的长信摘录（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档案里，没有该信的回复）。他是针对桑塔格在国际笔会为表彰斯特劳斯和吉劳为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而举行的聚会上的发言而做的回应。她以自己初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经历，高度赞扬她的出版商：她走进他们在西联合广场“棒极了的破旧的办公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放在一只（当年用来装打印纸的）斯芬克斯盒子里，并给小说编辑留了张条。桑塔格说，她很天真，以为一个出版社只有一个小说编辑。她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她的手稿不管怎么说还是送到了罗伯特·吉劳这位“小说编辑”手上，过了几个礼拜，他便与她签下合同。吉劳写信去核实事情真相，在他圆滑、搞笑的信中，他说他在考虑撰写回忆录，作为开头，他准备写篇文章，谈谈他编过的作家的处女作。但他注意到，她的记忆与他自己的出入很大，所以，想跟她核实一下。此外，他还讲到，她的说法与“另一个目击者的回忆”也不符。接着，吉劳讲述了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建制。因为他不是小说编辑，而是总编，哈尔·沃塞尔应该登记了作者的自荐手稿。然后，吉劳描述了桑塔格与他联系的情况，即上文详尽的描述。吉劳提到的另一个目击者可能是编辑塞西尔·赫姆莱。吉劳担心桑塔格作品的商业价值不大，但当他把部分手稿给赫姆莱看时，他“完全被它迷住了”，吉劳对专门研究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社史的鲍里斯·卡奇卡说。吉劳回忆道：“他很感兴趣，问我是否允许他来做这本书的责编。”吉劳想鼓励赫姆莱，就同意了。
桑塔格自我神化的做法与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创作生涯常常传播种种凭空的幻想并无多大差别。大多数刚出道的作家都梦想着“被发现”，梦想着用不着自我推销，梦想着有个出版商马上接受他们，把他们视为前途光明的候选人。毕竟，桑塔格确实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吉劳和斯特劳斯的认可，后者几乎在瞬息之间就相信她崭露头角的才能。桑塔格的说法为她保留了一份天真，一份她一直希望相信的纯洁，这一纯洁发挥了某种防护墙的作用，以挡住她狡黠、雄心勃勃的一面。编造这一“被发现”神话，她让自己成为有说服力的榜样，每个渴望建立文学声誉的人都盼望有她这样的心想事成。通过这一神话，她成为读者的种种想象的化身。
罗杰·斯特劳斯不久就发现桑塔格不仅仅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小说家，而且是个堪与玛丽·麦卡锡这样的人物媲美甚至可能超过他们的女文人；玛丽·麦卡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聚集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子里唯一的女性。1961年，桑塔格在撰写她第一批引人注目的文章。她将以权威的笔调讨论电影和文史哲，同时也讨论纽约和欧洲的先锋派。桑塔格具有汉娜·阿伦特那样严肃的欧洲风格，也有着一个美国人的美貌、自信和精力，把当代一些领域的信息带给热切地希望改变艾森豪威尔统治时代那种迟钝无聊的文化气氛的观众。
爱炫耀的斯特劳斯感觉到桑塔格对男人和女人均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她的姿态表明，她是一个在历史中寻求自己位置的女性。她有一种命运感。斯特劳斯是与一种文化力量而非仅仅是与一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签约。
他希望在纽约文学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他是个表演家。鲍里斯·卡奇卡捕捉到了斯特劳斯效应：“每一次，只要有照相机出现，他似乎就条件反射般地抢个特写、摆个阿波罗神式的姿势，或者，晚期生活中，展示一张无牙的笑脸，笑到嘴都要咧到耳朵根的感觉，这种笑意完全荡漾开来，感染了同框的每一个人。”包罗万象的斯特劳斯将大千世界带给了作家们——尤其是带给了苏珊·桑塔格，她深谙文坛登龙术。当苏珊·桑塔格遇见罗杰·斯特劳斯，她就成功了。
（1） 即《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 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