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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桑塔格师从哲学家A·J·艾尔和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桑塔格准备以价值与伦理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很快，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她对该课题没什么兴趣。无论是教学，还是英国的氛围，对她都没有持久的影响。当时，牛津大学最有名的是它对分析语言哲学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对于一个研究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陆文学的学生来讲，牛津显得是再陌生不过了——不过，艾丽斯·默多克——曾出版《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在桑塔格离开这个大学后仍然对她这个学生很感兴趣。
50年代末，女性刚刚开始攻破那些男性领域中的一个个堡垒。像桑塔格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样的美国女子到了英国学者当中，发现等着她们的是蔑视，或者是居高临下的好奇。一个高智商的女性受到的忠告是：“重要的是像男人一样思考。”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男性氛围里，桑塔格是一个杰出的外来户。她在同学朱迪丝·格罗斯曼的小说《她自己的条件》（1988）中露过面：“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个传统意义上俊俏的脸蛋。”对格罗斯曼来讲，桑塔格似乎是来自丹麦的黑女郎与黑王子的混合体。她从不穿简简单单的黑衣服，她不符合传统的女性观。同学们清楚，他们以前可从未碰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一个女大学生看着桑塔格穿着笔挺的黑裤子，从身边大步走过，不禁纳闷，她是从哪里搞来这套行头还有这张脸的：“是从南美吗？是从兴都库什山吗？”桑塔格穿着她的美国式游击队服装，还围着厚厚的围巾，她看上去很高、很黑。她是哪国人？德国人？犹太人？
男人们则在考虑：能搞定她吗？她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女人，她能像他们一样喝不醉。桑塔格看起来独来独往，他们马上就开始为她争风吃醋了。不过，唯一引起她注意的是一个名叫哈罗德·所罗门的研究生同学。他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选择。所罗门喜爱孤独，落落寡合，但他和桑塔格一样，也研究哲学。与其他人，桑塔格则保持一种让人感到难受的距离。她听得多，说得少，制造出一种“公然的怀疑主义”的气氛。每个人都试图给她留下印象，因为即使她一言不发，她在场也是那样地警觉有力。谁都不想出丑。这个沉着自如的美国人说话做事从不毛里毛糙、粗鲁无礼，你抓不住她的小辫子。她的自控能力超强。
1957年到1958年的那个初冬，桑塔格邀请格罗斯曼去她的住处。格罗斯曼去了，颇感荣幸，但又有点儿迷糊，因为自己当时年方20，是个崭露头角的诗人，不是什么哲学家。她发现她们俩很难谈得起来，因为桑塔格有的书她大多没有看过。桑塔格抱怨天冷，说为了暖和，她衣服里面总穿着睡衣；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撩开黑长裤的裤边。格罗斯曼看得出，桑塔格对英国已经不抱什么幻想，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让人感到悲哀，严重的性别歧视更是无处不在”。坐在长沙发上，格罗斯曼此时此刻似乎察觉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这时桑塔格把远在美国的小戴维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给她看，这种感觉才戛然而止。格罗斯曼回忆说：“震惊让我思绪翻滚。当时，我想我是搞错了，原以为她是同性恋。但是，以我当时的理解，不管怎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是同性恋——更别提我看见照片上这么小的孩子时心中的不安了。”格罗斯曼猜想，桑塔格对戴维喜爱极了，很想他。至于丈夫，她只字未提。照片里没他。
对认识她的英国人来说，桑塔格非常迷人，这是因为她这个女性看上去那么独立。离婚这件事，在美国不像在英国那么严重。离开丈夫，独立行事，这似乎是典型的美国做派，而在英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格罗斯曼来说，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然后便得到她之所需”。然而，在她的日记里，另一个人出现了，自我训斥着，骂自己懒、虚荣，而且轻率，还没被真正逗笑就笑。桑塔格还经常在日记里训斥自己话说得太多。她试着给自己加压去写作，试着找到她自己的声音。她试着去发现一个社团，能够充当学术研究的解药。她似乎为波希米亚主义的观点所吸引，即使是她称之为“无关紧要的”现象；而该现象如果不是与“坚固的知识阶层”相对立就不可能存在。波希米亚人只大量存在于芝加哥大学、格林尼治村，以及黑山学院这样的聚居地周围。她还考虑了爱和死亡这些主题，还有瓦格纳和D·H·劳伦斯笔下的妖姬。事实上，她做了个梦，梦中她四处走动，身体左侧有个大伤口，奄奄一息。
桑塔格圣诞假期期间离开牛津，前往巴黎学习，格罗斯曼说她的离开留下了一个真空。桑塔格的那帮英国朋友觉得受到了奚落。当然，她这样做并不表示轻蔑，她只是消失了。这年春天，哈罗德·所罗门自杀。格罗斯曼认为，这件事似乎就如桑塔格离开后引起的震荡一样——是其力量的最终证明。所罗门也许是迷恋桑塔格的几位男士中第一个丢了性命的。
格罗斯曼的朋友伊莱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体》的作者）问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写进小说。她对斯卡里讲，不介意，相反，那让她很开心。对记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将她在英国的短期逗留描述为有趣的插曲；在那里，她“身穿宽松的外衣，脚踏自行车，四处闲逛”，遇到“有趣的年轻人”。她称之为“使自己年轻的一种途径，以前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合适的学生生活，尽管我当时已结婚，而且还是个母亲。事实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婚姻的结束”。
到了巴黎，当然就意味着栖身《夜林》，这座城是“拙劣的嘉年华、一种人类动物园般的巴黎。那些城里的徘徊者希望成为他们急欲成为之人，却不能如愿”。桑塔格做着人们或许能猜中的事情：她阅读那些侨居国外的作家（比如海明威）的书；恶补法语，凝望城中辉煌的建筑，追求感官刺激，逛书店。她在离索邦大学不远的雅各布街拉丁区找到一个房间住下；在这里，她要继续做她的伦理研究博士论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学比起平静的，几乎是乡村的牛津大学来要适合她得多。严肃的巴黎学生吸引了她。这些学生靠家里紧巴巴的补贴住在破旧的旅馆里（当时还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他们不打工——“当招待、洗盘子有失尊严”。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在咖啡馆争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找到复杂性。那时候的思考路子是：“你说得对，但它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因此，这一思路被誉为“矛盾的精神”。
1957年12月，桑塔格一到那儿就发现，圣日耳曼德佩区和格林尼治村不完全一样。她怀念那种“身为犹太人共享的喜剧”，这是一个很少说到自己种族背景的作家的真情透露，不过，她在日记里写到这个时似乎轻松自在。欧夫·贾菲，巴黎的一名记者，一次除夕晚会上认识了桑塔格。他推测，因为性格不合，她已经与丈夫分手，她有个5岁的男孩和里夫及家人住。她似乎还与他们保持不错的关系，但已发现里夫对她来讲太学究气了，而且落伍、太过传统。贾菲知道，他们俩曾合作过一本书——事实上，他还记得桑塔格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取《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校样时的情景。
桑塔格和贾菲下馆子（这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还一起看过许多场电影。他记得她爱看西部片，会催他：“去吧，会很好玩的！”看电影是她主要的放松途径。她看好莱坞旧片的时候是她最最好玩的时候。谁陪她看过电影，谁就记得那个随和、贪玩的苏珊。多年后，贾菲才意识到，那些电影对桑塔格的吸引力源自其对坎普感受力的兴趣——这个概念日后让她一举成名。他喜欢苏珊，因为她是如此轻松愉快、思维敏捷、长于观察。在日记里，她描述电影是“移动的小说”，颠覆了文学反应的理性，其本身是一种主体化的媒介。她法语讲得还算过得去，除了有点美国口音。她在1958年1月2日的日记里记下：“我真的在讲法语。几个小时接着几个小时。”她和贾菲一起去索邦大学听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讲座。他们印象很深，但对波伏瓦的观点，他们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桑塔格不喜欢波伏瓦扯着嗓子、情绪紧张的演讲。在后来的岁月里，桑塔格会改进她自己的演讲，令其变成一场优雅、镇定自若、强有力的讲坛表演。
桑塔格联系上了供职于巴黎《先驱论坛报》的哈丽雅特·索姆斯。在桑塔格的日记里，哈丽雅特是“最精致的美国波希米亚之花”，哈丽雅特，桑塔格“情爱的需要和渴望的”对象，现在似乎比以前更有魅力。桑塔格承认：“对我而言，形体美非常重要，重要到几近病态的程度。”但她不想把自己确认为同性恋。苏珊告诉她的朋友安妮特·米切尔森，哈丽雅特只是一时有“恶习”。米切尔森——也许很大程度上和哈丽雅特一样——把桑塔格引进了巴黎文化圈，对一个浸淫于美国学术界的年轻女子而言，这是一个新天地。
离开里夫、离开大学里的繁文缛节，桑塔格在日记里重新打造自我。当她偷看了哈丽雅特关于她的日记时，她简直惊呆了，因为那部分就像是对她当头一棒。“我很不喜欢她，”哈丽雅特写道，“她唱歌的方式，像小姑娘似的，还跑调，还有她跳舞的样子，毫无节奏感，还假装性感。我讨厌她在埃菲尔铁塔还有昨天晚上在电影资料馆时肚子痛。可怜的孩子！我并不真正认为我对她感兴趣，不过，她说她爱我，而我现在也需要听到这话！”而且，话说回来，“她可真是个美人啊！”哈丽雅特承认这一点。但是苏珊似乎也太脆弱、太心神不定了，搞得哈丽雅特无法相信她这个情人的猛烈的追求：“她是真诚的吗？我无法真正相信她说的就是她的意思。”哈丽雅特对苏珊的很多回应，似乎都被怀疑其虚假和言不由衷而令人不安地受到了影响。苏珊的胡搅蛮缠促使哈丽雅特自己找台阶下：即使苏珊床笫功夫很差劲，但她还是令人愉快的，不过，哈丽雅特不喜欢她的味道——而且，根据桑塔格自己的日记来判断，她是个邋遢人。
相反，哈丽雅特追求艾琳，“我真正的且唯一的爱人”。玛丽亚·艾琳·福恩斯，在哈丽雅特和苏珊的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聪明伶俐且娇小可爱，有着漂亮的脸蛋，“短短的黑发衬映出漂亮的皮肤，脸上略有雀斑，褐色眼睛里流露出堪称坦率的神情”。不过，艾琳将自己的心思闷在肚子里，不让人知道，有时突然就和她的情人断绝交往，让哈丽雅特，以及后来的苏珊对她又爱又恨。哈丽雅特和苏珊上床时，忘乎所以，大叫“Pupi”
这个她给艾琳起的绰号，艾琳当时在纽约开始了新生活。令哈丽雅特气恼的是，苏珊还试着安慰她：“她那笨重的身体关切地朝我扑过来。多笨重啊，她有多鲁莽啊！”不管哪方面，苏珊似乎都是艾琳的对立面。但是，哈丽雅特因为嫉妒的条件反射，她欲罢不能，躺了回去，“享受被爱的过程”。她妒忌苏珊的吸引力，让男男女女每一个人都“想要她”。
在苏珊的日记里，哈丽雅特对苏珊苛刻的看法跑了题，谈论起日记中残酷的坦陈，也就意味着，在她看来，这是要被别人偷看的。她觉得这么做自己没什么好后悔的。阅读和阐释哈丽雅特的日记也是苏珊把生活变成文学这一终生追求的一部分。于是，桑塔格试着将她与里夫的婚姻写成了小说，塑造了一个多萝西娅·布鲁克式的人物，处在毫无激情的婚姻困境中，既剥夺了她自我定义的机会，又剥夺了她床上功夫的表达。这些故事的片段似乎是努力的一部分，努力去建立她的“小”我，一个自我，不得不像艺术家那样去吼叫，而非屈服于不过是批评家的理智。令人吃惊的是，桑塔格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读者，却没有留心他那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选择把批评家定义为最枯燥乏味的概念，说他们是寄生虫。
虽然苏珊觉得她与儿子感情很深——而且，虽然她渴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要与他多多分享——但她承认，只要她知道他得到很好的照顾，她就不是很想念他。她很少梦到他，虽然与他相伴时，她爱他，甚至是溺爱。但是她似乎是那种父母，在她的孩子长大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才特别善于赏识她的孩子。尽管她很严肃，那个时候，桑塔格渴望“高高兴兴的、凡事不往心里去”的体验。只有她丈夫的来信，“可怜、脆弱、多愁善感”，让她回想起她已遗忘的婚姻生活。她为他担心。他已被布兰代斯解聘（她的日记里到处都是禁令，不允许自己谈论布兰代斯）。但是，她回国时，不会改变自己离开他的决定。
桑塔格和索姆斯又成了一对，并结伴周游欧洲，然后去了摩洛哥。正如爱丽斯·卡普兰在《用法语做梦》中指出的那样，这一对似乎没有注意到法国正在土崩瓦解，不久就失去了它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法国压迫的历史5年后会在桑塔格的小说《恩主》中得到拐弯抹角的承认，在该小说中，她的法国主人公把他的情妇卖身为奴。卡普兰指出，桑塔格的“场景是在她脑海中发生的事情”。“在普拉多
，”哈丽雅特说，苏珊“不厌其详地谈论博斯，而且刚才，解释说女性是教会的支柱。我觉得她的这些教科书式的学术演讲令人无法忍受”！苏珊很清楚哈丽雅特的不耐烦，在日记里写道：“她总是不同意我的想法，不同意她以为的我的智性。她认为她是反智的。”
哈丽雅特不管给苏珊惹了什么麻烦，大都显而易见地因为“极爽的做爱”——桑塔格在日记里对此赞不绝口——而得到原谅。这一对在巴黎、西班牙，还有希腊的合影显示，桑塔格时年25，但看上去只有18。在巴黎，她的笑容几乎是灿烂的；她是个慵懒、笨拙的姑娘，仰慕毕加索，在实地考察博物馆。在西班牙，哈丽雅特和苏珊靠在一面砖墙上，呈现了一张深厚友情的照片——不过，穿深一点衣服的苏珊笑意少一些。在希腊，她的姿势似乎更庄重些。倚在一根柱子上，她开始有点像后来那个戏剧性的、经典的桑塔格了。
哈丽雅特记得，桑塔格人见人爱，无论是男是女。在德国，一名男子认为桑塔格像只外国猫。男人们尾随她。在巴黎，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苏珊妩媚极了。她也害羞。她也很享受假期。哈丽雅特认为，桑塔格享受这种远离母亲责任的时光，她年纪轻轻就生了孩子。她也帮哈丽雅特做好新工作——为一家技术杂志做翻译。她很喜欢翻译。在哈丽雅特眼里，苏珊似乎还是非常年轻、非常脆弱，情感上与她九年前就认识的苏珊没什么两样。同样，在日记里，桑塔格把自己呈现为一个身处异国的天真无知的人，就是想改变她的天真无知。哈丽雅特记得听见苏珊说：“我得学会更愤世嫉俗。”桑塔格在日记里抱怨哈丽雅特讥笑她，甚至是当苏珊渴望激发出她的爱的时候。哈丽雅特则抱怨苏珊郁郁寡欢、自私自利、喜怒无常。她们分手又复合，通过做爱来庆祝一番。她们俩失和对苏珊而言最糟糕的感觉像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回到她过去的生活这一想法此刻似乎根本不可能。“人应该驱除掉夫妻之爱的这种排他性，”她宣称，虽然她不得不承认，“第一年我曾经非常想要菲利普。”不过，当他写信说他已接受了伯克利的一个职位时，她才放心。他的工作调动使得她与他的分手更容易实施。
虽然苏珊相信与菲利普分手对他的打击很大，他会伤心欲绝（他几乎没能从中恢复过来），但他也是那种她所谓的“处男型”男人，为家庭和性情这个“家庭圣殿”的概念所束缚，这是她鄙视的一种多愁善感的形式。她所称的“婚姻战争”令她筋疲力尽，她把她的新天地当作一种解放来迎接。哈丽雅特会当场给她讲解女同性恋的奇特行为。这些课程包括那些传闻：哈丽雅特与艾琳三年的纠缠，又和好了、又分手了；艾琳有时粗暴对待哈丽雅特，正如哈丽雅特粗暴对待苏珊一样。对苏珊来说，粗暴却管用的浪漫是一种新体验；她必须积累大量的情感上的一道道伤疤才能抵挡她在日记里记录下来的伤害。
到5月份的时候，桑塔格感觉到哈丽雅特对她各种不满，于是提出搬出她们在圣玛丽－加利亚酒店合住的房间。哈丽雅特软弱无力地表示反对说：“我宁可你不搬走。”于是，她们麻烦的关系继续纠缠不清。苏珊努力用“甜蜜的爱情”来安慰哈丽雅特，而哈丽雅特却无法让自己接受这个新伴侣。她责骂苏珊“笨手笨脚”，然后又说自己不厚道，承认她是因为苏珊吸引所有人的眼球而惹她生气。就仿佛是因为日蚀而黯然失色。苏珊对哈丽雅特“公开表露出的冷淡”感到沮丧，但同时也承认她自己“笨拙——我愚蠢地努力要去激发出她的爱。不谈、不把事情说清楚吧，令人窒息；谈吧只会让她要么（对她一直在干的事情）撒谎，要么实话实说，都是自我毁灭”。苏珊总结哈丽雅特：“自我，烦躁，讥笑人，讨厌我，讨厌巴黎，讨厌她自己。”有时，苏珊会被激怒到考虑是要摇晃哈丽雅特的肩膀，还是要抽她耳光——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让她的情人真正看着她。苏珊把自己描述成《夜林》中的一个角色，“整晚在恐惧与痛苦中注视着”。
对苏珊·桑塔格来说，欧洲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当。她已经有了像伯克和陶布斯这样的文学与思想导师，但她尚未结识能帮助她沉浸到当代文化领域中去的同龄作家。于是，哈丽雅特向她介绍了30岁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桑塔格拜倒在了他脚下。他散发着一种权威和率真，能激发出朋友们的诚挚。切斯特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龙在这里》（1955）、一部长篇《杰米是我的心上人》（1957），此外，还有一部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以笔名马尔科姆·内斯比特写的黄色小说。用辛西娅·奥齐克那生动的话语来说，他正腾飞到“文学名流的空中花园”里。自1951年起，他就在巴黎，所以，可以把桑塔格介绍给在《评论杂志》、《党派评论》和《巴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一些作家。他认识《巴黎评论》以及后来的《纽约书评》的创办人乔治·普林顿和罗伯特·西尔维斯两位编辑。后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又一新秀，曾把切斯特的处女作在法国出版。
切斯特长着一张娃娃脸——秃顶，红扑扑的脸蛋，像个玩具娃娃。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结果全身体毛掉光，脱毛的结果让他看上去胖乎乎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秃顶，便戴上被说成是有点黄的橙色和姜黄色的假发。他似乎养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同性恋／犹太人的炫耀习惯（与他奇怪的样子协调起来——抑或是要对立起来？），他雄心勃勃，这一点很突出。他是布鲁克林人，讲起话来像一挺加特林机枪，“第二句句子的脚趾绊在第一句的脚后跟上”。这个波希米亚人，生活就围绕着当作家来安排。除了写作，他什么都不干。他想出了聪明的法子，让他母亲在经济上资助他（比如，编了个自己结婚的谎话，通知她，这样她就会送他一件结婚礼物），躲避房东（保住一套不易得到的要交租金的公寓房，办法是穿上晚礼服，装扮成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准备翻修那房子的建筑师一起出现）。只要是切斯特觉得为躲开非文学的工作而有必要做的事，他都会去做；他做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年来为作家和编辑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桑塔格向来认为，跟某种公共机构一点关系也没有，要想成为一名作家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桑塔格来说，切斯特的例子倒让她大开眼界。切斯特对苏珊·桑塔格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记得，仿佛她全部录了音一样。她仔细观察切斯特的一举一动，那样子就像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觊觎着要取代自己的导师一样。
许多人都看好切斯特，认为他似乎注定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可他永远都不会成为文学泰斗。相反，他喜欢在纽约那四年耀眼的沉浮。他追求的声名让他感到厌恶。看到桑塔格成名、变得显赫而她本人对此又非常珍视的时候，他便越发感到厌恶。他的生涯值得研究，而且是诗人爱德华·菲尔德撰写的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要娶苏珊·桑塔格的人》（2005）的亮点，菲尔德的书展示了切斯特探究桑塔格是如何成为一种令他既嫉恨又唾弃的现象的。
菲尔德为恢复切斯特的名誉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试着约过桑塔格，向她征集切斯特写给她的信札，并请她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她一直保持沉默，只有一次回答说她不能合作。桑塔格没有提供证明，好在辛西娅·奥齐克出色的回忆录《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假发》将发挥作用。1946年，奥齐克和切斯特在纽约大学同听一门写作课。他才18岁，却已经满怀“文学激情”。她是以一个大胆的说法开始回忆的，即切斯特——实际上是切斯特的思想——是不朽的。他“坚定地站在”好像是她心灵的“无法渗透的一个纯精神岛屿上”。换言之，他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写作理念：“他劲头十足地撰写唐突无礼的评论，妄自尊大，吓唬人——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男性（和极少数女性）都写的那种评论，目的是为了成名。”以下摘自切斯特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诋毁约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评论：“段落写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艺术上是如此板滞、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鸡奸烧干诗的最后一滴诗意，结果，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除了一锅黑莓散文。”看完这篇评论，戈尔·维达尔称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师，是“黑色艺术”的实践者。
正如奥齐克意识到的，“每隔五年，一批文学新人就会茁壮成长，同样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欲望之中，同样地因嫉妒而令人厌恶（或者受到激励）”。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他厉声喝道：“你竟敢说‘你的朋友S·桑塔格’？你这个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敌人！她是大家的敌人！她就是敌人！”这种极端的语言似乎会对切斯特作为一个目击者的可靠性打折扣，但正如奥齐克的文章所认为的，他的愤慨是对文学生活真实的反应。197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有生动的记忆，因为他始终有棱有角，动辄大发雷霆。他从未变得老成过。奥齐克得出结论说，他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文学”。
奥齐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脚》——已发表的部分时，间接地涉及桑塔格。这个残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写进小说的内容。比如，保罗·鲍尔斯变成了彼得·普拉特。奥齐克也提到玛丽·蒙黛，但没有明确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实显然是桑塔格，她的德国姓氏翻译过来就是星期天。
奥齐克指出，在《脚》里，玛丽·蒙黛有个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玛丽·蒙黛。切斯特在信里指涉桑塔格具有双重人格（高贵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妓女”）。后者可以说是1958年生于巴黎，此时桑塔格意识到有一个戴着面具的自我会是多么重要，另一个桑塔格，也就是说，一个假人版。桑塔格甚至写了个题为《假人》的短篇小说，有着同样大胆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
1958年，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来说，桑塔格似乎还是个纯朴的少妇。但是，桑塔格已经在研究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同仁；这些人对艺术家这个人物，即作品背后的创造者感兴趣。他们提供了与沃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联结（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和内德·罗森海姆讨论过），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美学个性观无法分离的风格。对布勒东来说，“作者与作品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艺术家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战争刚结束的岁月里，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她吸收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兴趣的观点，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美学观，此观点打破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范畴——该范畴为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美国评论家所崇尚。20世纪60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前辈们（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历史和一般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而桑塔格则表现出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了解；这得益于她那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她为她所谓的“新感受力”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也带进对当代一些领域的讨论之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风不只是思想的一个层面。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作家是在怎样一丝不苟地润色他们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贡和布勒东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锋艺术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关艺术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进步的、无畏的，尽管比如共产党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断断续续的联合是荒谬的，注定要化为泡影。这没关系。那种想法，即全面参与的艺术家的纯精神理念，让桑塔格激动不已。于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败的行为一概可以谅解。1958年在法国，桑塔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的，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她激动不已，想着要达到类似这么高的阶层。
苏珊和哈丽雅特7月份在希腊待了很长时间，浏览了雅典卫城，看着蓝天在古城遗迹间闪烁，享受着美食（西葫芦和茄子塞肉，美味的鱼），流连忘返于周围蝉声震耳欲聋的一座座神殿，还有一座座博物馆。桑塔格赞叹“千奇百怪的群山和有点粉红色的悬崖”以及松树的气味。哈丽雅特依然讨厌苏珊，对她各种责备，于是苏珊直接说她很快就要离开。1958年夏季临近结束时，苏珊回到美国，告诉她坚定而可靠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