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我们有了写这本传记的计划后，写信给苏珊·桑塔格，希望采访她，尽管她似乎不可能与我们合作。她一辈子都在创造她自己。旁人打算来讲述她的生平故事，这个想法本身就好像冒犯她了。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有一章所陈述的那样，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写她的传记，都会激怒她。更为糟糕的是，一部像样的书怎么可能出自于不了解她的人之手？而且，传主尚健在就为他／她立传，这种传记究竟有什么好处？

有些书评家也反对我们的传记的写法，指出我们缺少与桑塔格的接触，并指责我们不仅把桑塔格写成一个作家，还把她写成一个偶像。他们要么不能接受她的卓越来自她的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想法，要么他们以为她自己所进行的形象打造不重要。我们查阅了几家档案，特别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存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档案，但是，这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我们采访过她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其中许多如今已离世，其他传记作家永远都不可能采访到他们了，但是，这在他们看来也无关紧要。我们非常清楚，桑塔格的文学地位的上升，足以让我们写这类传记——她的第一本传，即不管在她去世后有多少种出来，这一本都会是引人注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传记每每为批评家所误读，也是无奈的事情，他们忙于小说和诗歌的研究，看不出传记与他们的研究之间具有的关联。

我们当时觉得，等我们的传主死了再动笔毫无道理，而希望不妨说给她一个冒险性的机会，来评论一下我们的著作。正如本书倒数第二章所表明的，我们感到失望，因为桑塔格所能想到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中伤她的传记作家，暴露出她在涉及理解传记作家如何以及为何写作时极其缺乏教养。那种对传记的粗鄙理解得到了她的友人的推波助澜，他们捏造出关于我们的著作的各种子虚乌有的故事，其中有些捏造收入了我们这个叙事作品，因为它们说明了桑塔格如何作茧自缚。

如今，接触到了桑塔格的书信和日记，我们有机会优化我们叙事的质感，加入一种直接性；这一直接性主要是因为不仅更加接近桑塔格本人的声音，而且更加接近她的友人的声音——包括在哈丽雅特·索姆斯·兹沃林非同寻常的日记和故事里听到的声音。但是，这一新证据也证实了我们对桑塔格的了解。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在他给她的日记所写的前言里承认：“做这件事，最令人进退两难的事之一，就是至少在她晚年，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个袒露自我的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完全是这样看她的。我们那时就不相信她选择了少数几个人向他们——甚或对她自己，除非可能是在心理治疗时——袒露其内心隐藏的自我。她对自己也说不了实话。然而，她的戒备未必应该被视为欺骗。有些成功人士在他们不去追究自己动机的时候，日子好过多了；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们受不了写自传的想法。因此，传记作家来替他们写。桑塔格自己发现阅读她偏爱的作家的传记是一种审判，她完全知道她为何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写出来出版。看完西蒙娜·佩特雷蒙特撰写的西蒙娜·韦伊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两卷本传记后，她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传记是对西［蒙娜］·韦［伊］的一次多么痛苦的去神秘化啊！”

桑塔格不想谈什么呢？一是其性事；二是其抱负。戴维·里夫再次证明了我们通过研究所获悉的东西：“尤其是，她不否认，但尽其可能不讨论她自己的同性恋，也不承认她的抱负。”里夫接着说，他决定出版他母亲的日记是对她的隐私的一种侵犯。所以，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是那么糟糕的事情，不管多么遗憾，现在都被宣告为真相揭秘，这一点桑塔格的儿子无法避免。她的日记竟由他来编辑，这是可悲的，不过，考虑到他与他母亲之间的纽带，她渴望把他视为她一个个愿望与抱负的投射，他决定暴露她的隐私好像也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

事实上，尽管无法指望里夫承认，但是，只有在我们的传记出版之后，才有人向桑塔格问及她的性事。采访者想要就此话题问她，但谁问及个人问题，她都成功地给谁贴上标签，说他们粗俗。连最为大胆老脸的提问人都望而却步。对她而言，传记是粗俗的终极版，她有大量的朋友迎合她的偏见。

因为接触到幕后的桑塔格，我们能够听到她私下的声音。因此，本书现在是一本更为深刻的传记，但是，假如她当年和我们聊，直接跟我们叙述她和别人、和她自己讲的话，我们的传记也还会是这种模样。我们今天并没有觉得在这本传记的初版中我们曲解了桑塔格。接下来的便是一个偶像级、充满矛盾的人物的肖像更新及增订版；这个人物从未满足于只当一名作家，尽管她热切地希望被视为一个作家以及世界文学舞台上的表演者。

卡尔·罗利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