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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多·卡鲁佐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论（四十六岁的）恩里克·莱塔的文章，称他为八十年代的小伙子，即一个成长于“热衷星期六夜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代”的人。卡鲁佐随后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时期：在某些人眼里，那个年代雅痞流行，米兰是醉生梦死之地，各种意识形态相继坍塌；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八十年代却有着相当关键的意义。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专栏中，我曾表示，八十年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冷战在那时结束，苏联在那时解体，生态主义在那时兴起，志愿者运动在那时起步，痛苦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移民潮（由第三世界国家拥向欧洲）在那时初露端倪，个人电脑革命在那时拉开了第三个千年的帷幕（尽管当时的人们还不曾察觉）。因此，我们如何能将八十年代视为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十年？至于那个年代孕育了怎样的一代人，我们拭目以待。显然，莱塔只能算是第一只报春燕，而九年后出生的伦齐直到九十年代才算成熟起来。
我想谈的是另一个问题。最近的危机表明，我们的“九〇后”制造了好些运动，却还未打造出真正的领袖。上个星期，几乎所有关于人格魅力的讨论都是围绕那些年龄在八十岁上下，甚至超过八十岁的人士展开的，如纳波利塔诺、贝卢斯科尼、罗多达、马里尼等，至于七十五岁的阿玛托、七十四岁的普罗迪和七十岁的扎戈莱波斯基，都要算作年轻一代了。为什么在高山仰止的老一辈和八〇后新一代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领袖空缺？因为我们缺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代人，即在一九六八年前后满十八至二十岁的人。
当然，任何规则都有其例外。我们的确可以列举出贝尔萨尼（一九五一年）、达莱马（一九四九年）、朱利亚诺·费拉拉（一九五二年）等名字，甚至还能算上格里罗（一九四八年），然而，前三位经历了一九六八年的学潮（包括一九五八年出生、更为年轻的温多拉也是如此），而格里罗当年还在当演员。总之，曾经的六八学潮干将从未参与政治角逐，也未曾成长为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流砥柱。
他们其中一些人陷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沼，卷入议会外斗争；另一些人选择担任较为低调的政治职务（如卡帕纳）；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革命激情只是装模作样，或者说是见风使舵之举）变成了贝卢斯科尼的幕僚。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发表政治评论，还有的干脆躲到了充斥着痛苦和不甘的象牙塔里。斯特拉达等人投身于志愿者运动。然而，在危急时刻，却没有任何国家拯救者挺身而出。
当年的六八学潮的确是一场颠覆全世界的运动，其中的参与者也的确心怀伟大的理想，这场运动令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部分改变，却始终没能触及最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当年，他们的确风华正茂，得到无数青年男女的支持，甚至可以与政府首脑面对面交流（甚至对其恶言相向）。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却忘了（或是还没来得及学会）一个普遍规则：在当上将军以前，首先得成为二等兵、下士、中尉，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若是刚上战场就当将军（只有在拿破仑所处的年代或庞丘·维拉率领的部队里才会出现类似的情形），最终只能落得个重返连部的下场，任何调兵遣将的技巧（绝非易事）也学不到。
当年，崇尚天主教和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都知道，身经百战，方能指点江山。
将时间付之一炬的那一代人，最终也在岁月的长河里将自己的（政治）前途燃成了灰烬。
二〇一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