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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三月初那一期《国际报》上读到一篇短评，说英国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英国人认为丘吉尔、甘地和狄更斯是虚构的角色。相反，许多受访者（并未说明具体数字）认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罗宾汉、埃莉诺·里格比
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刚看到这条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夸大其词。首先，我想弄清楚，那些不知道丘吉尔和狄更斯是谁的人究竟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假如调查对象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伦敦人（即古斯塔夫·多雷在版画中表现的苦难的伦敦人和威廉·贺加斯笔下的那些悲苦形象），那么至少有四分之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受访者说不出莎士比亚是谁。同样，对于那些认为福尔摩斯和罗宾汉是真实人物的回答，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首先，对福尔摩斯的崇拜在伦敦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游客甚至可以前往贝克街造访他所谓的寓所；其次，罗宾汉这一形象也的确有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唯一让人觉得不靠谱的是，在封建经济时代，那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他却在干劫贫济富的行当）。其实，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水牛比尔”是一个虚构的角色，直到父亲告诉我说，这个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他还亲眼见过：那时，他的马戏团在美国西部已经不再吃香，便来到了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然而，有一个情况的确值得重视。当人们向意大利的年轻一代（就更别提美国的年轻人了）问起有关历史（哪怕是过去不久的现代史）的问题时，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某些问卷调查显示，有人认为阿尔多·莫罗
是“红色旅”头目，阿尔契德·加斯贝利
是法西斯头子，佩德罗·巴多格里奥
是游击队员，如此等等。或许有人会问：“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为什么要知道五十年前的政府领导是谁呢？那时他们还没出生呢！”能说出这话的人想必是法西斯学校的毕业生。而我在十岁时就已经知道二十年前“向罗马进军”时期的总理是路易吉·法克塔；十八岁时，我已经了解谁是乌尔巴诺·拉塔齐和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并知道发生在前一个世纪的许多事情。
如今，人们与历史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恐怕在学校里也是如此。从前，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很感兴趣，因为关于当下的消息并不丰富。想想看，一份日报只有区区八个版面。然而，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大量关于当今社会的信息迅速传播。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搜寻到那一刻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数以百万计的新闻（哪怕是最无足轻重的小事）。当然，媒体上也能找到许多关于过去的信息，例如古罗马皇帝的更迭、“狮心王”理查的生平，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详细过程，但这些信息往往通过好莱坞的电影或类似的媒体产业来呈现，并且与大量关于当今世界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电影观众就很难区分斯巴达克斯和“狮心王”之间的年代差异了。同样，虚幻与真实的界限也被彻底打破，继而消失不见了。大家说说，一个在电视机前看电影的孩子如何能够分辨斯巴达克斯是真实人物，而电影《暴君焚城录》里的维尼奇乌斯却是虚构的角色；卡斯蒂利昂女伯爵确实存在，而艾丽莎·迪·利凡布罗萨却是编出来的；伊凡四世确有其人，而蒙古暴君“无情的明”则只是电影中的形象？——在观众眼中，他们实在是太相像了。
面对此种“历史与当代重叠扁平化”的现象，美国文化界表现得相当淡定。你甚至能遇到某个哲学教授，说是否了解笛卡儿对于人类思考方式的论述无关紧要，因为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认知科学的各种新发现。他们似乎已经忘了，认知科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也是因为早在十七世纪，我们的先辈已经开始了早期的思索。所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指导今日研究的方法。
在许多人眼里，古为今用这句老话已经沦为德·亚米契斯式的老生常谈。然而，假如希特勒仔细研究过拿破仑为何会在俄国惨败，就不会重蹈他的覆辙；假如小布什仔细研究过十九世纪英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或者是更近一些的，苏联与塔利班的战争），便会在当下的阿富汗战场上采取不同的策略。
表面看来，将丘吉尔当成虚构人物的英国傻子和自以为能在十五天内摆平伊拉克战局的小布什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两种行为的根源都来自他们对历史的一知半解、糊里糊涂。
二〇〇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