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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时下，所谓的privacy
是一个令所有人都颇感头疼的问题。若要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大可以将该词翻译成隐私权，其含义不言而喻：任何人都有权避免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自己的事情（尤其是避免被与中央政权相关的特务机构监视）。如今有组织专门致力于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该权利（依我看，还是privacy一词比较正式，若说隐私权，恐怕没人会拿它当回事）。正是出于对隐私权的重视，人们担心信用卡会泄露自己的购物清单、下榻的酒店和晚餐的同伴。至于不以抓捕罪犯为目的的手机窃听行为，就更令人惴惴不安了。最近，沃达丰公司发出警告，每个国家的特务机构都有可能知晓我们的通话对象和通话内容。
这样看来，隐私权貌似一种所有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权利。有了隐私权，我们才不会生活在类似于《老大哥》真人秀的环境里（或是奥威尔描述的真实世界里）：一双无所不能及的眼睛时刻监视着我们在做些什么，甚至在想些什么。
然而，我的问题是：民众果真如此在意自己的隐私权吗？从前，危害隐私权的是八卦，人们害怕闲言碎语损害自身的清誉，让不可外扬的家丑闹得尽人皆知。可是，在如今这个流动的社会里，人人都身陷价值观和身份的危机，不知哪里才能找到识别自身的参照点。如此一来，求得社会认同的唯一渠道就成了不顾一切的抛头露面。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曾经的家庭主妇开始推销自己（从前，她们根本不愿让街坊亲友知晓自己的私事），自称应召女，她们乐此不疲地扮演这一公众角色，甚至在电视上出镜；曾经小心翼翼、假装亲密的夫妇纷纷开始参加各类垃圾节目，在观众的掌声中一会儿讲述通奸的经历，一会儿讲述遭遇背叛的辛酸；在火车上，相邻座位的旅客在电话里高声谈论自己对姐夫的看法，或是公开指点财务人员如何做假账。至于那些因各种理由接受审查的人，他们原本应在丑闻平息之前躲得远远的，如今却面带微笑争取上镜的机会，因为宁做路人皆知的小偷，也不能当默默无闻的老实人。
最近，《共和国报》刊登了齐格蒙特·鲍曼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社交网站（如脸书）已经成为监控他人思想和情绪的工具，承担起为政府提供管控手段的功能。鲍曼认为，民众对这类社交网站的热捧促成了一个“坦白型社会”的诞生。这个社会鼓励民众展示一切、暴露一切，将其描述成一种用以证实自身社会价值的最卓著、最便捷，似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换言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悠悠长河中，被监视者首次与监视者通力合作，并从中获得满足——因为他们的生命曾被他人见证。至于在他人眼中，他们究竟是罪犯还是蠢货，这都无关紧要了。
必须承认的是，一旦人们得以知晓关于所有人的所有事，且所有人指的是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那么过度丰富的信息只会造成混乱、噪声和沉寂。到那时，忧心忡忡的将是监视者；至于被监视者，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私密琐事被朋友、邻居，甚至敌人知晓——于他们而言，那是获得社会存在感和参与感的唯一渠道。
二〇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