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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斯·伊文思在柏林学习的第一年，当时德国的政治舞台正在上演着群众罢工、右翼极端分子的暗杀活动，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起义使整个柏林城陷入一片混乱，而当时成立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对恢复城市正常秩序几无任何作为。当时的年轻人拒绝接受因父辈们的失败而造成的悲惨世界，他们沉迷于性与毒品。此时，达达主义者（Dadaists）和表现主义者奠定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地标。表现主义者所掀起的并不仅是一场艺术运动，而且增强了人们对生命意识的崇敬和美好愿景，期待具有全新的、纯粹的、世界主义者的广阔胸襟的人民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表现主义者视魏玛共和国为灰色民主，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由一群过于温和的政治家所领导，他们屈从于老牌帝国精英在司法和军队上的特权。这个时期，柏林的混乱结束了尤里斯·伊文思素来井然有序的生活。
1921年秋，尤里斯·伊文思开始在夏洛滕堡理工大学（the TechnicalUniversity in Charlottenburg）就读。他的父亲基斯·伊文思30年前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虽然此时尤里斯·伊文思已经22岁，他领导过学生组织，还是一名预备役军官，但他的父亲仍然为他安排好了一切。尤里斯住在大学的埃姆柯涅广场（Am Kniesquare）附近，与一对老夫妇合住在一起，如今这里已经更名为厄恩斯特·路透普拉茨（Ernst Reuterplatz）。基斯告诉他认识的几乎所有的生意伙伴们说他的儿子到该校读书请多关照。尤里斯诚心诚意地拜访了他们，但父亲所介绍的这些熟人们除了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各自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儿介绍给尤里斯之外，就是不停地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此，尤里斯很快就放弃了与他们的交往。
夏洛滕堡理工大学的光化学研究所在火车站动物园（Bahnhof Zoo）附近大学校园里一幢红砖结构的大楼上。1921年，这里摄影专业只有五名五年制学生。伊文思四个学期攻读了八门课程，包括获得“皇家顾问”称号的教摄影的福特教授（Prof. Forth）和教光化学实践课的奥托·穆恩特教授（Prof.Otto Mente）的课程。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是“皇家顾问”阿道夫·米特（Prof.Adolf Miethe）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曾在柏林做过大量有关普通摄影和摄影光学方面的讲座。但米特教授并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后来转向研究科学哲学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米特此举给伊文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一次去策伦多夫（Zehlendorf）郊区的森德林格（Sendlinger）工厂参观的途中，为了能与米特教授乘坐同一车厢，伊文思特意买了一张昂贵的二等厢火车票。而为了能与其他的许多学生一起玩乐，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买了一张三等厢车票。米特吸食可卡因，而且会在演讲时候公开吸食。在当时，很多人吸毒只不过是对柏林狂热氛围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伊文思突然变得“极度迷茫”。他会与同学在酒吧里泡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或去妓院或与女人去酒店开房。他成了莱贝拉俱乐部（Club Libelle）的常客，经常喝到酩酊大醉，偶尔会吸食可卡因，他开始“严重地背离正道，走上邪路”。“当我第二天走在大街上，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或我想要去哪里。我会乘上开来的第一辆电车，然后一直坐到终点站。当回来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一个子儿，全部都花光了，但我却不记得到底花在了哪里。”
他向来生活在一切都井然有序的世界里，而他的这种转变简直前后判若两人。四年前，他的父亲还送他去教堂，而现在却突然一切都不确定了。“只是后来，你才意识到，你迷路了。然后你才知道你所做的或是所想到的其实并不是故意的或是有恶意的。”他写道。
置身于各种的混乱迷茫之中，伊文思很快就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所爱，而这一切可能都归于他与“奎克”的分手。为奎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有一个我曾经爱过而且依旧会疯狂地爱着的女人”，她“可能会离开”他的生活，因为“这个时代改变了每一个人。”是奎克的父母坚持让她另找一个和她更加般配的人吗？“现在你可能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切新生事物中——新的伟大的人物和艺术家，他们给我如此强烈的震撼，因为他们打破了唯物论和人的迟钝麻木，涤荡了我曾经所迷恋的和拥有的一切。”他坚信有些理想需要一些人去坚守，以便“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任何事情都变得机械化时要坚持理想主义”，而且他获得一种“想做一个优秀的人那种纯粹的感觉。”
在这种混乱与迷惘的状态中，1922年春天，伊文思返回奈梅亨父母的家中。父亲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而他则拒绝了父亲的建议，长期依赖家庭医生给他开的镇静剂过日子。他退缩回自己的世界中。他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森林奥斯特韦克（Oisterwijk）野营，他会在一个他称作“尤里斯沼泽”（Joris Fen）的地方度过五个星期。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在这段精神疗治期中他所做的一切：“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与常人所认为和理解的正好相反。我不去想任何事情或是阅读书籍，我就像一只动物一样，只要能够完全接近自然便足够了，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让大自然来主宰我，让原始的感官来主宰一切：饥饿、口渴、疲劳、睡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文思可以再次面对人群了，他还认识了19岁的麦普·巴尔格里—古林（Miep Balguérie-Guérin），两个人相处非常融洽。这个女孩从鹿特丹来看望住在奈梅亨的叔叔，他们可以在树林中漫步而不说一句话。麦普的一位朋友这样谈论他们相处的情景，伊文思写道：“我很害怕人们对你的流言蜚语，诋毁我对你这份真诚纯洁的友谊。”
不久之后麦普去了意大利，伊文思写道：“我很想知道，每当你去乡村游玩，坐在圆顶的大马车里，透过宽敞的窗户朝外望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那种辉煌前进的感觉，渴望步入动力的时代，我们可以把一切握在自己的手中，比现在的速度快两倍甚至更多。就像将煤铲入熊熊烈火之中——乘坐在飞奔的火车里的人们依赖着你的决定，他们不害怕，他们也不能害怕。难道你没有过那种渴望吗？”
尤里斯·伊文思依旧不是过去的那个他，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爱。在奈梅亨的一个夏夜，他撞见了一位儿时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发现你与印象中的我熟悉的那个朋友相比，变化甚大。你说话的语气是软绵无力的，相当地平淡，而且有一些郁闷，表现得好像整个世界的烦恼都压在你的肩上，至少这是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人类，整个人类，让你失望。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因为小时候，你对教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孩子气的虔诚信仰，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你某一天会彻底失望。”
在确定那种混乱不会再次将他压倒之后，伊文思回到了柏林。50多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可以说，那时候我想要面对现实……但我又害怕现实，这样你就不得不要去把握它……”
这次，伊文思租住了位于马丁·路德街42号的舍内贝格（Schöneberg）一楼的两间房子，开始在专门生产照相产品的戈尔兹（Goerz）工厂进行实习。
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希望与伊文思保持着一种稳定的感情关系，因此她计划移居到柏林。她曾在洛桑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像伊文思一样，她也一直追求灵魂上的满足。伊文思曾说他俩的关系犹如两个在黑夜里开车的司机，彼此互相靠近，但即使各自在一条马路的两边，也看不清楚对方，但他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坐在前灯后面的对方。麦普写道：“尤里斯，你相信一个曾步入歧途很远的人会重新变好吗？”而他回答道：“麦普，我绝对相信，你实际上应该问的是，一个曾步入歧途的人是否还可以保持他以前的优点吗？”伊文思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他担心麦普会设法拴住他，成为他的羁绊。“因为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束缚的感觉会扼杀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他提醒麦普说自己对她而言实在是太过危险，如果她来柏林的话，他会要求她非常独立；而她则希望尤里斯的恐惧只是他的一种夸张的表达而已，最后，当她真的来到柏林，尤里斯也一度非常高兴。但仅仅三个星期以后，他们就在库弗斯坦达姆大街的布雷赫勒（Kurfürstendamm）共进了他们的告别晚餐。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在账单的背面写下“最后的晚餐”的几个字，然后失望地返回鹿特丹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麦普一次次指责伊文思，撕毁他的信件，并一度中断联系。但让她高兴的是，每次伊文思都会努力重建他们的关系，因为他非常看重两人间的友谊。直到1927年，他们最后一次愤怒地分手。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先后结婚三次，尽管她烧毁了所有丈夫的来信，却唯独保留了尤里斯·伊文思的来信。
伊文思深信，人们一定会觉得他性格乖僻和格格不入。“那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被严重误解，感觉与他人交往非常困难。看起来好像是我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殉道者。”
不过，这种孤独感很快就得以缓解。在回柏林学习的第一年里，伊文思在剧院邂逅了很聪明但却永远皱着眉头的阿瑟·莱宁。那天，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公司正在剧院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A Dream Play）
。让莱宁觉得惊讶的是，这位有名的前联谊会主席伊文思却穿着一件黑色套头衫
，这次莱宁来柏林只是参观而已，但他们的友谊之火在1922年9月重新点燃，那时莱宁和他的女友安妮·格里默（Annie Grimmer）搬到了柏林。于是，伊文思成为他们家的常客，经常到他们位于斯查普尔街（Schaperstrasse）的公寓吃晚饭，有时还借莱宁的衬衫穿。阿瑟·莱宁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读书，也在铁匠（Die Schmiede）出版社工作。期间，莱宁大量接触柏林艺术界人士，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柏林，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知名的俄罗斯人物，如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艾玛·古德曼（Emma Goldman）、亚历山大·夏皮罗（Alexander Shapiro）和格雷戈里·马希莫夫（Gregori Maximov）等。
亨德里克·马尔斯曼（Hendrik Marsman），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荷兰诗人，1922年至1923年期间他也在柏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伊文思通过莱宁认识了他，莱宁与马尔斯曼自小学时就是朋友，这位诗人拒绝宇宙中存在的任何边界，并宣称：“真正的、崭新的、广阔的乐观情绪已经主导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活力与激动。我们相信星火必会燎原，相信那些孕育的日子，相信自然的一切。”
然而，马尔斯曼并没有坚持这种理念太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文思一直到去世都坚持着这种信念。甚至到后来，在他最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生命哲学”，成为一名冒险的流浪者。
这些文艺朋友纵情在丰富的娱乐和文化的夜生活中：酒吧，剧院，画廊和俱乐部等。他们的选择很多：某个特别的晚上，可能在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导演的一出戏，下一出则可能是由欧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执导，置景则由一位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来搭建。而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er）正在上演讽刺时事滑稽剧，舞台上的裸体女人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电影院里则上映着维内（Wiene）和茂瑙（Murnau）的电影，还有名声大噪的风暴（Der Sturm）画廊，那里总喜欢展示各种最新的放纵——达达主义与表现主义最新的丰富想象力的成果。
伊文思敞开胸怀接受一切新的东西。他阅读了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巴枯宁、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尽管只是浅尝辄止。他读了一些马克思写的东西，但觉得《资本论》（Das Kapital）过于理论化了，而且每当有人说读过《资本论》时，他总是半信半疑。
伊文思的朋友们也一致认为，他从来没有特别钟情于某个学派体系，他的世界观是非常感性的和直观的。而他最早阅读的政治读物并不是马克思的论著，而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著作。由于受他的俄罗斯朋友们的影响，阿瑟·莱宁成为巴枯宁的真正拥护者，而且毫不犹疑地把他推荐给了伊文思。伊文思和莱宁甚至曾讨论找一个出版社出版巴枯宁的著作及其相关杂志。他们的这一想法是从弗朗茨·普费姆费尔特（Franz Pfemfert）1911年创办的文化和政治杂志《行动报》（Die Aktion）获得的灵感。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行动报》成为表现主义者展示思想，力图与激进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左翼人士建立联系的平台。
据推测，莱宁和伊文思还想出版一些备受误读的诗歌，因为莱宁也参与过马尔斯曼个人出版的第一卷《诗篇》（Verzen）的出版工作。
1923年春，在一次与阿瑟·莱宁和安妮·格里默的聚会上，伊文思认识了杰曼·克鲁尔（Germaine Krull）。她身材小巧，衣着随意，卷卷的黑色头发，圆圆的脸。伊文思的身材虽然不算很高大，但他坚毅而不失温柔的脸庞，棕色的眼睛，波浪状的深褐色的头发深深地吸引了杰曼。那天，伊文思像其他朋友一样，西装配白衬衣，系着领带。他们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彻底陷入热恋之中。伊文思的新女朋友克鲁尔与麦普·巴尔格里—古林不同。麦普总是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去柏林。克鲁尔那时已经25岁，比伊文思大一岁。她总是过着一种冒险的生活，伊文思对她这样的生活甚至没有一丝的怀疑。伊文思此时正一步步向共产主义者发展，克鲁尔则已经是一位异见者。
露易丝·杰曼·克鲁尔（Luise Germaine Krull）1897年11月29日出生于威尔纳（Wilna），这地方在她出生时还属于德国普森（Pose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属于波兰波兹南（Polish Poznan）。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她出生后不久举家移居到巴黎，之后又搬到慕尼黑。1917年，杰曼完成了她在慕尼黑摄影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培训后，自己开了个摄影工作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她在一群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中非常活跃。作家兼记者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他于1918年成为巴伐利亚革命共和国的总统，1919年2月被保皇派官员暗杀。根据警方的报告，杰曼所担任的是共产党在慕尼黑与柏林之间的信使，但她很快就拒绝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她的情人，即学经济的学生塞缪尔（“米拉”）·列维特[Samuel（‘Mila’）Levit]领导的一个激进的持不同政见的左翼团体。德国国防军血腥镇压了慕尼黑起义之后，杰曼帮助许多革命者逃往奥地利。因此当局对她和她的母亲颁发了逮捕令。1920年年初，她被指控试图援助逃亡者。尽管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不久还是被巴伐利亚政府驱逐出境。而她的情人列维特则因使用假证件被判处15个月的监禁。
1921年，杰曼·克鲁尔与米拉·列维特到了苏维埃俄国。由于是“反对派”成员，他们一到达苏维埃俄国，警察就不断找他们的麻烦。很快，列维特对苏维埃彻底失望，他描述苏联革命“甚至比资本主义还糟糕”。他受邀担任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的翻译之一，但一到莫斯科，他与杰曼就双双被捕，囚禁在安全部驻扎地卢比扬卡（Lubyanka）。杰曼被枪指着带到了审讯室。“你觉得你的思想比列宁同志的思想更伟大吗？你觉得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吗？”
这是她得到的唯一解释。过了一阵子，他们被释放出狱。列维特获得了出境签证，而心烦意乱的克鲁尔则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后来她才知道，列维特获得出境签证的原因是因为他承诺以后不再从事任何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从得知这一消息那一刻起，她就视列维特为叛徒。在此后的审讯中，杰曼宣称共产党的领导已经背叛了慕尼黑革命，因此，她被苏俄以“左翼反革命分子”的名义驱逐出境。在柏林，两个从慕尼黑来的朋友弗里茨·波洛克（Fritz Pollock）和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帮她渡过了难关，这两位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合作创始人。
当伊文思遇到克鲁尔的时候，她正在选帝侯（Kurfürstendamm）大街的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在1923年5月，他们两人一起在巨人山的卡尔帕奇（Krummhübel）（现在波兰与捷克边境）度过了圣灵降临节，从那以后，他们便形影不离。克鲁尔叫伊文思“海海”（Hoi Hoi），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称呼，她的昵称是在慕尼黑时人们就叫她“佐托”（Zottl）。尽管他们有顽皮宠物一样的昵称，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那么简单。伊文思描述她变化多端，十分敏感，热情洋溢，而又会突然抑郁症发作。杰曼写道：“我感觉到自己被他深深吸引，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看待事物那种简单的方式赢得了我的信任。我给他讲所有的事情，我非常需要那样的倾诉！而他一直倾听着。我告诉他我和列维特的伟大爱情，我们为工人阶级而做的斗争，关于俄罗斯、监狱等所发生的一切。尤里斯只是静静地听，不说一句话，但却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
克鲁尔也和马尔斯曼成为朋友，她的抑郁情绪在她写给尤里斯的信里也表现了出来：“你这个深情的家伙让人多么牵挂，这些使我得了所有的病！感谢你的书，我是这样的孤独，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写不出任何东西。”据伊文思说，她痴迷于死亡和自杀，这是她在苏联的经历带给她的后果。那时伊文思是她的救世主和保护者。“她依靠我，我把她拉到我身边来。”
杰曼脆弱的天性与她的生活经验融合在一起，使伊文思很难完全把握。几乎所有的事情杰曼知道的都比伊文思要多，这让伊文思困惑不已。杰曼是伊文思的“革命、艺术和生活的领路人”。和杰曼在一起，伊文思发现了爱情。“我的意思是在两个生物体之间存在的一种超越寻常的关系，当然也是一种能够激发性欲并发生性行为的关系，但同时也是更深层次的关系，以一种你能够识别和共享的敏感为特征，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如此的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感动，因为她，你认识了这个世界，而且正一起重新建立一个属于你们的新的世界。在我们这一段关系中，我的思想、品位、激情和希望突然都涌现出来，与另一半的思想、品位、激情和希望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我可以很纯粹地说，杰曼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她之前，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是陌生的。”
杰曼认识许多人，并把伊文思介绍给她的那些朋友们。他们经常在罗马咖啡厅（Romanische Café）聚会，这是一座准罗马式建筑，正对着威廉皇帝纪念教堂（Gedächtniskirche）。这家咖啡厅靠近门口的右侧是表现主义者的固定座位，而下国际象棋的则坐在阳台上；那时，这里是柏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会的最重要的场所。杰曼在慕尼黑革命时期认识的老朋友们能来的都会来到这里聚会（如果不在监狱里）。
1922年年底，法国人认为德国无法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赔偿。于是作为一种惩罚措施，1923年1月法国占领德国的鲁尔区，此举再次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德国马克本来就已经逐渐在贬值了，但现在则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急剧下降，社会贫富两极快速分化。随着货币价格的暴跌，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也日渐下滑。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KPD）得到了极端右翼团体的大力支持而不断扩大，成员数以万计的增加。全国各地普遍爆发了罢工、游行和失业骚乱。6月3日，柏林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极右派游行示威。不久，他们宣布内战在所难免；8月，柏林爆发全面大罢工致使政府陷入瘫痪状态。10月，德国共产党正准备武装起义，但在最后时刻被迫临时取消。一个月后，德国共产党被正式取缔。大约与此同时，慕尼黑希特勒啤酒馆政变
失败。最后，到了12月底，货币改革结束了马克的贬值，而激进派双方的政治威胁也随之日渐平息。
杰曼·克鲁尔和阿瑟·莱宁力劝尤里斯·伊文思参加游行示威，但伊文思在游行中很快得出结论：游行者的政治思想是美丽的，但却非常不切实际。“我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说：列宁背叛了革命，巴枯宁是最伟大的作家，苏联正在处决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与混乱和冲突行为相比，伊文思发现共产党人在上街游行示威的对抗活动中“行动有条不紊，而且十分高效”。
至少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他们务实而有效。因此，几乎是不自觉地，伊文思从任性的表现主义态度转向了强权政治和共产主义理想。由此，伊文思认为强权政治仅适用于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比如说德国，而不适合秩序井然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当他返回荷兰后，写信给无政府主义者莱宁为他们共同计划的出版社提建议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相左。
在柏林的通货膨胀中，伊文思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不良影响。反而他的荷兰盾的价格越来越高，到1923年年底，一个荷兰盾可以兑换10亿马克。与钞票相比，食物是更有价值的交换中间物，有钱的外国人在柏林买下了整个街道，就是不想与别家挨着住而已，而伊文思租住的那一居室公寓的租金也降低到一个象征性的金额。由于他有荷兰盾，他去剧院不需要预约，他可以在开演的最后几分钟里，直接去坐最昂贵的座位。杰曼的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夜总会工作。当她返回德国的时候，因为汇率非常可观，她赚的钱买下一座农场还绰绰有余。由于伊文思在柏林生活富裕，他和莱宁还组织了一个聚会，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蔓延着低沉沮丧的氛围，他们称这次聚会为“欧洲最后的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客人包括诗人阿尔弗雷德·沃尔芬斯泰因（Alfred Wolfenstein）和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以及众所周知的表现主义作家鲁道夫·莱昂哈德（Rudolf Leonhard），他是“诗只能是奢华的，因为诗源于最高级”
这一格言的作者。贝歇尔大约在这时加入了共产党，当伊文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次遇到他时，他正任职民主德国文化部部长。
1923年12月，马克价格的稳定结束了伊文思在柏林的好日子，在他的自传《摄影机和我》（The Camera and I）中，伊文思对此含蓄地说，“我的财政情况变得有些紧张，我不得不离开学校。”
但他的学费是由父亲为他支付的。是他花得太快吗？还是他对学业没什么兴趣了？经过大学四个学期的学习，他已经有资格获得学校的证书。他并不真的需要一个工程学位，因为他只是为接管自己家族的摄影器材公司做些准备而已。
1924年年初，伊文思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伊卡（Ica）和埃尔尼曼（Ernemann）进行实习培训，这两家摄影厂和胶片厂对伊文思表示热诚的欢迎，因为他的父亲是这两家公司在荷兰的老客户。在E.戈尔德贝尔格（E.Goldberg）教授的电影研究实验室里，伊文思对摄影机的构造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戈尔德贝尔格教授是35mm Kinamo手持摄影机的发明者，该产品于1921年上市。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作为电影工作者和Kinamo的忠实用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埃尔尼曼，他主要在放映机和碳灯两个部门工作。
伊文思在德累斯顿感到很孤独。“一切都做得很到位……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没有与任何人建立联系。”
德累斯顿是红色萨克森州（Saxony）的中心，是工人运动的据点。1923年10月，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政府甚至还执政了十几天，直到柏林中央政权派国防军来镇压了这次起义。在这些骚乱结束之际，伊文思所在工厂的工人为了提高工资带着他一起去示威游行。游行中，警察对着人群开枪，这件事对伊文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共产党要求伊文思拍一部反映从布雷斯劳（Breslau）到柏林游行示威的电影；因为从共产党被取缔之后，让外国人传递共产党的信息或是表达意图相对来说更安全些。伊文思买了张头等厢的火车票，口袋里装着他的荷兰护照，沿途拍摄了一些素材。
与此同时，伊文思在蔡司—耶拿（Zeiss-Jena）的镜头制作车间培训了约半年。
伊文思和杰曼在荷兰度过了1924年的夏天。他们住在奈梅亨，而杰曼的出现导致了伊文思与他父亲之间的严重冲突。杰曼在写给马尔斯曼的信中说：“我在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像一个潜在的炸药包，随时可能和我发生战争。我必须确保海海不发脾气。”
这场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丝毫没有改变基斯·伊文思对杰曼的态度，尤里斯17岁的妹妹西娅对大哥的新欢也并不大感兴趣，尽管杰曼的黑色内衣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里斯的母亲对他们则较为宽容：“我不介意你去客房和她睡在一起，但这没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后来，这对情侣在奈梅亨城外伊文思家的一个木屋里落脚。
尤里斯·伊文思还是很认真对待他的家族企业的，但他认为，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去放弃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只能活在‘爸爸和妈妈’的世界里……如果不反叛父母，那样会缺乏创造性的洞察力，有可能会步父母之后尘，不能赢得一种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新生活”。
伊文思在奈梅亨的卡皮公司开始了他的职场生涯，他熟悉了那里的工作方法后，于1924年秋成为阿姆斯特丹卡弗街（Kalverstraat）115号的卡皮分公司的经理和技术部的负责人。尤里斯的父亲给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确实是退休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因为有了乔治，我可以真正踏实地做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各方面都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很快，尤里斯搬进了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特尔街（Amstel）190号一所宽敞的寓所，双楼梯，直通向前门，硕大的窗户使阿姆斯特尔河的风景尽收眼底。杰曼在1924年的夏末已经返回柏林了。不过，到1925年，她又来到阿姆斯特丹，住进了尤里斯在阿姆斯特尔的寓所。
晚上，他们纵情于阿姆斯特丹的夜生活中，寻找在柏林的那种世俗的欢愉。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亨德里克·马尔斯曼、画家查理·托罗普、作家让·斯洛尔霍夫（Jan Slauerholf）等。他们会在莱顿广场周围的酒吧里整个夜晚都在讨论这个世界：开始是在美国酒店（the Hotel America）的艺术装饰酒吧或是传统的荷兰酒吧雷代尔咖啡厅(Café Reynders)，然后会去德克尔因格艺术家俱乐部
一直待到凌晨三四点钟。朦胧的早晨，睡眼惺忪的伊文思匆忙地赶到卡弗店。这家摄影店是他父亲的骄傲：在1916年基斯·伊文思曾委托几位重要的象征主义和新风格艺术家将这家店从整体上改造为一件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彩色玻璃吊灯、壁画、雕塑，正面是法国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装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座建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但它仍不失为经典之作。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第一年，伊文思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他曾为几家杂志做业余摄影。1928年他加入《看图》（Het Lichtbeeld）杂志社工作。他在1928年4月至5月间的海牙国际展览上做讲座。他两次被提名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摄影讲师职位，不过最后都无果而终。
伊文思与阿瑟·莱宁合作的柏林出版社项目规模锐减到只能出版一本杂志，1926年上半年，已经居住在巴黎的莱宁特意到阿姆斯特丹与伊文思一起讨论此事。而在1927年年初则由莱宁一个人推出了《国际活报剧i10》（Internationale revue i10），显然是因为伊文思在卡皮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反倒避免了一大堆的不愉快，因为莱宁不想要任何共产主义政党的编辑参与该刊，而伊文思后来则偏偏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几年以后，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大相径庭，以至于后期干脆断了联系。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两人都已垂垂老矣。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也只是停留在如何为他们的后代保存好他们个人的档案文献之类的。最著名的现代荷兰建筑师J. J. P.奥德（J. J. P. Oud）加入《国际歌剧团i10》担任建筑编辑，作曲家威廉·皮佩尔（Willem Pijper）则负责音乐部分，另外由拉兹洛·莫霍伊—纳吉（Laszlo Moholy-Nagy）负责摄影和电影稿件的编辑工作。欧洲诸多著名的现代艺术家都曾参与过这份独特的杂志的编撰工作。
在阿姆斯特丹，杰曼·克鲁尔拍摄了一些表现港口机械题材的半抽象风格的照片。几年后，这些照片收入她的摄影专集《金属》（Métal）中出版。但对她而言，荷兰太小不足以实现她的野心。她于1925年去了巴黎，在蒙马特租了一间阁楼，她和伊文思两人经常往返于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甚至有时候会搭乘飞机，而在那个年代飞机是只有真正的精英才乘坐得起的。
克鲁尔结识了索尼娅（Sonia）和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夫妇，这对巴黎著名的画家把克鲁尔带进了巴黎艺坛。没过多久，她就成为朗万（Lanvin）、勒隆（Lelong）和波烈（Poiret）时装店的摄影师，尽管她仍然重视她的金属结构的实验摄影。这些照片后来由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作品一起展出。《金属》出版后，因其对现代艺术的重要贡献而备受欢迎，克鲁尔因此成为画报杂志《视界》（Vu）的明星摄影师，她用照片创作小说，还为《标致》（Peugeot）拍摄商业广告。
20世纪30年代初，当比利时电影人亨利·斯多克（Henri Storck）在巴黎认识克鲁尔时，与伊文思的恋情使她蜕变为“一位光彩照人，衣着高雅，在朋友中熠熠生辉的女人，像是一个明星”。荷兰作家兼作曲家娄·利赫特费尔德（Lou Lichtveld）则认为她缺乏同情心。1931年，当他与伊文思一起待在克鲁尔在圣米歇尔大道的家里时，他发现克鲁尔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她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非常干脆。毫不客气地说，她就像是在交配后会吃掉雄性配偶的蜘蛛”。
克鲁尔初到巴黎时，她和伊文思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化不大。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但她的邮件及地址已经印着杰曼·克鲁尔·伊文思字样，地址分别是“路德麦斯特78号”和“阿姆斯特尔190号”。可实际上他们的疏远已经近在眼前了。1926年10月，杰曼写信给马尔斯曼问候她的“甜蜜的小马驹”并要求他抽空去看望一下“海海”，因为他现在是孤单一人。第二年春天，克鲁尔的语气则变得更为直接强烈：“请快去看望海海，他现在非常需要你。他现在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话，除了你。拜托了。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因为我帮不了他。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不能以其他任何的方式来帮他。我现在爱上了别人，而海海正为此而痛苦。为这件事，我也一样痛苦，而我爱的那个人也痛苦。”克鲁尔曾经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伊文思，而且抱怨说：“知道一个你最亲爱的人突然间不理解你了，而且试图对你保持冷漠是非常艰难的。”这句话表明她可能一直在考虑一种最合适的三角关系。她告诉马尔斯曼她要来阿姆斯特丹的消息，并要马尔斯曼在她和伊文思谈话的时候一定在场。
那么谁是“别人”呢？在克鲁尔的回忆录中，她写道：“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一个女人，但我和艾尔莎（Elsa）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幸福，艾尔莎也是一样，我们是女同志吗？”但艾尔莎离开了巴黎，克鲁尔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是一个简短但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故事中还涉及了一个男人，“我像是被一条蛇催眠的鸟儿”。此后，克鲁尔结识了艾利·罗塔（Eli Lotar），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典型的希腊面孔，黑色的眼睛，永远一副温柔的表情。“感觉看着他就会受伤”。罗塔是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开始是克鲁尔的摄影助理，后来很快晋升为她的情人。“我知道，尤里斯比他优秀得多。我本来是可以摆脱他的，但是我对他的感觉太强烈了。”伊文思为此去巴黎为她跟罗塔大吵一番。这对伊文思而言，是非常不寻常之举，但他们最后很快就解决了纠纷。
艾利·罗塔后来成为一名摄影师，并为伊文思和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工作过。
随着他们彼此间感情的升温，1927年4月2日，他们的关系终于走向了结局，尤里斯·伊文思和杰曼·克鲁尔在巴黎的第18区政厅结婚。
克鲁尔当时处于不安全的情况下，因为她出生地领土归属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婚姻则让她可以拥有一份荷兰护照。在伊文思的回忆录中，他将这一段生活描绘得富有英雄色彩：“从我的角度来看，为了与杰曼生活在一起，我将自己的生活远远抛诸脑后。她现在是荷兰人了。”在婚礼过后不到一周，克鲁尔就发了一封感谢信给马尔斯曼，感谢他在家乡阿姆斯特尔给新郎所提供的道义上的帮助。5月21日，她写道：“和尤里斯一起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他不会也无法理解我，这让我很是绝望。”在7月11日她写给马尔斯曼的信中最后说：“尤里斯这几天在这里，但我没觉得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
伊文思已经在柏林失去了一次伟大的爱情，现在悲剧又再一次发生在他的身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应该精心地建立一种牢固的个人关系。也许他与克鲁尔之间的关系保持强烈吸引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聚少离多，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分离的。当他在德累斯顿和耶拿时，她在柏林；而当她在柏林或巴黎时，他却在阿姆斯特丹。无论如何，从伊文思后来的几段感情关系来看，保持一定的地理位置上的距离，是最适合尤里斯·伊文思的需求的。
伊文思的生活与他的父亲为他所规划的职业生涯越来越不相符。柏林自由的氛围，远大艺术抱负的朋友们，直言不讳的政治思想，杰曼·克鲁尔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激起了他对独立的渴望。虽然在家族生意上，他依旧继续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但他开始越来越偏离家人为他规划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