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第一次注意到尤里斯·伊文思是20世纪60年代在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在当时被称作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的抗议集会上，我观看了他拍摄的关于越南的影片之后印象深刻。

1986年，我见到了伊文思本人，当时是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周刊》（De Groene Amsterdammer）撰稿而专程去巴黎拜访他，并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毕生坚持不懈的个人追求与共产主义历史紧密交织的事迹深深吸引了我。采访结束后，我发给他我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我执着太久，我的乌托邦》（I Clung Too Long to my Utopias），他致电对我说：“你的文章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希望你能够条理化这些东西。”这是他觉得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我自己当时深感极权主义对人的诱惑，并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但是我怎么能知道尤里斯·伊文思对极权主义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开始萌生了为他写一部传记的想法。长期以来，我对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甚感兴趣，而伊文思一生中很大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二者的相互缠绕和影响之中。一部伊文思的传记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可以为阐释20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与此同时，这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生故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也是一部承担社会责任的艺术家与纪录电影的历史。

我对现有的关于伊文思的几本著作深感不满。有几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到20世纪60年代就戛然而止，这对伊文思的一生来说，不能不说是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伊文思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Joris Ivens on La mémoire d'un regard）于1982年在法国出版，是迄今最诚实的，也是表达得最清楚和最充分的一本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本书的写作。

我知道仅凭打着“沿着……的脚步”的旗号进行写作的书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尤里斯·伊文思曾在21个国家进行拍摄，其足迹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幸运的是，与这位电影人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收藏于欧洲，而与他相关的重要人物基本还健在并居住在欧洲。

我可以相当系统地获取收藏于欧洲的资料，此外，关于伊文思的文献资料还能够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找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相关机构已经发给过我相关材料的总览，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收藏机构如美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FBI）和波士顿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收藏馆。

还有几个地方一定会存留不少相关的重要文献档案。首先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伊文思的职业生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我最初决定先去中国调研，但从中国对我的信件和电话联系的反馈情况来看非常令人沮丧，于是，我改变了初衷。我担心仅凭个人的联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与古巴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Alvarez）探讨过这个问题之后，我更加确信，即便我去了中国，除了官方资料之外我将一无所获。（阿尔瓦雷斯给我讲述的关于伊文思的一切归结为：伊文思是“一只雄鹰，他犀利的双眼洞察着历史和革命斗争”。）我早先曾经访问过中国和古巴，对此也有体会。庆幸的是，伊文思在中国停留时期的很多文献资料都可以在荷兰奈梅亨的尤里斯·伊文思欧洲基金会馆藏中查阅到。

还有两个可能收藏伊文思信息资料的地方是苏联的克格勃（KGB）和原民主德国的斯塔西（Stasi）档案馆。但克格勃坚持说，他们没有与伊文思相关的任何文件，要查阅斯塔西的文献档案又非常困难，手续繁多，等待的时间长达数年。我希望以后的伊文思传记家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本书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撰写的：信函、笔记、日记、报告、剧本、拍摄方案等。这些资料浸润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其中传达的信息还没有被记忆所改变和褪色。通常会有几份文件和几封信函讲的是同一主题的事情，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完善和补充这个主题的图景。我想说，据粗略估计，我大概阅读了两千封信件，通览了一万五千页到两万页的其他文件，包括许多此前并没有研究过的资料。而我把那些访谈作为一种补充资料，尽管访谈是写传记非常必要的资料之一。事实上，对我而言，能够采访到在伊文思生命故事中起过一定作用的某个人是一份意外的收获。然而，众所周知，将访谈作为史料的来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在对采访对象最有利的情况下，受访者经常会被有意地误导。我相信，通过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反复比较，能够避免写作伊文思传记过程中易出现的一些糟糕的陷阱或圈套。

虽然多年来伊文思深信他的生活都是在为自由而战，但反之也不无道理，而且晚年的他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本书中包括了许多让他的朋友沮丧痛苦，而让他的敌人热烈欢迎的事件。就这样吧。我希望借此能够掀起一场关于伊文思的讨论，以反驳我对伊文思的过多批评。伊文思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党员。我相信在读了这部传记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不配被授予荷兰雄狮骑士勋爵吗？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头衔只是他作为电影人的一个点缀而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伊文思的大多数电影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战后伊文思的影片虽然不再显得那么令人瞩目，但仍然技艺精湛，有时也会令人叹为观止，如他69岁拍摄于越南战区中部的影片《17度纬线》（17th Parallel）。他与妻子玛瑟琳·罗丽丹合作的他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代表了他的电影生涯中又一个令人惊奇的新转折。

伊文思对电影终身不懈的热情启迪了许多电影人的灵感。

在对与伊文思相关的历史事件、他跌宕起伏的电影生涯和动荡不安的个人生活的调研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荷兰电影博物馆的前主任扬·德·瓦尔（Jan de Vaal）讲述的一则逸事。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漂泊多年后伊文思首次回国，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考察他的电影收藏情况。当时放映了他于1929年拍摄的影片《雨》（Rain）。当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来时，他说：“那只狗没了。”那只狗只出现在影片一个几秒的镜头中，也许更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一只狗走出了画面。从这个故事中，我感觉到了伊文思对纪录电影事业的挚爱与奉献精神。

尽管对伊文思的评价向来毁誉参半，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对他做出更加客观的评判，但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位杰出的电影人。正是这点促使我追随着伊文思的足迹，跨越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巅峰与深谷。

本书的“致谢”部分列举了对本书写作给予贡献和帮助的人。这一英文版本与荷兰语版本相比略有删节。读者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伊文思与荷兰政府官僚主义争论的细节，请参阅荷兰语版的《冒险的生活》（Gevaarlijk Leven）。

汉斯·舒茨
1999年10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