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机遇（1936）

尤里斯·伊文思于1936年2月18日抵达纽约，仅带了一身套装和一双鞋子。他从莫斯科启程，途经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之后由勒阿弗尔走水路，沿着法兰西岛的海岸线向着新世界启航。在阿姆斯特丹，一位伊文思在苏联结识的荷兰工程师给了他250美元，他需要把这些钱出示给美国移民官以获得许可入境。而伊文思自己一无所有。

像每个初次看到纽约的欧洲人一样，伊文思被征服了。他异常兴奋并且意识到“美国要比我想象得更加复杂和令人震惊” 。伊文思抵达美国的时间最好不过了，那时的政治气氛很容易接受他的理念。为了将这个国家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了新政，当时在作家、记者、摄影师和电影制作者中掀起了一场揭露矿区、工人阶级和农村贫困地区等地民生凋敝的运动；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纳粹主义可能在美国蔓延的恐慌。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党追求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一种相对温和的反法西斯政策，他们同情罗斯福新政并开始在文化领域变得十分活跃。尽管美国的工人阶级仍保留了对共产主义一贯的不信任，但该政党还是持续得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伊文思必须定期向密兹拉伯姆电影厂汇报他在美国的活动，并分别于5月、8月和9月寄书面报告给莫斯科。同时，他还要向在纽约的苏联电影发行公司的沃林斯基告知他的动向。伊文思赞同密兹拉伯姆电影厂导演萨姆索诺夫的观点，他认为伊文思此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有三：第一，他希望通过讲座和影片放映来“激励独立电影制作和‘人民前线’的电影运动”。同时，他可以避开工人联合会和工会，“因为有人忠告我不要让自己处于风口浪尖，所以我的工作和活动不应该引起政治纷乱”。第二，他应该学习美国先进的电影摄制技术，以便将来在苏联推广。第三，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在美国拍一部电影。

开始的几个月，伊文思暂住在格林威治村的熟人家里。因为莫斯科方面没能及时送来他的影片，作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讲座也不得不推迟，故此从阿姆斯特丹带来的250美元显得非常必要。在费城的一个现代戏剧代表大会上，他以革命戏剧国际协会的名义做了演讲。这个协会也是由莫斯科来的欧文·皮斯卡托负责。 抵达纽约六周以后，伊文思终于可以在格林威治村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以电影放映的形式举办他的第一次讲座。之后，他在纽约和附近的大学城，包括水牛城、达特茅斯和雪城等地进行巡回演讲。讲座的入场费非常可观，每晚的收入从100美元到250美元不等。在纽约大学，他谈到了“独立电影的发展”。在放映完《雨》之后，他评论说：“刚才放映的是《雨》，它还在下着。这就是一切。”他认为电影工作者如果能把他们的作品和“人民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会更好。伊文思通过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独立”的概念：“独立”不是意味着电影艺术家需要使他的作品保持一种自主权，而是指他们应该在商业电影之外运作并将自己置身于阶级斗争中。作为他向此方向努力的例子，伊文思放映了《飞利浦收音机》，俄国版《博里纳奇煤矿》片段和《新地》。在最后放映《新地》时，观众们对艾瑟尔大坝合龙的场景感到很激动，所以当“合龙”的标题出现在银幕上时，爆发了响亮的掌声。

新电影联盟（New Film Alliance）为伊文思组织了巡讲，目的在于激励他生产更多质量上乘的政治电影。新电影联盟是根据维利·明岑贝格的努力和构想建立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个小组之一：由一些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和一些自由主义者组成的管理和咨询委员会。具体的工作由幕后一些党内积极分子进行。 新电影联盟与尼奇诺（Nykino）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是一个由一群进步的纪录片工作者组成的小组，他们在下东区的12街有一间办公室。相对于欧洲，美国的纪录片工作者显得落伍于时代。罗伯特·弗拉哈迪早年曾拍摄了第一批经典纪录电影，但是他的同僚们并没有很快地追随他的脚步，而且他本人也多年生活在国外。那时，美国纪录片的领军人物是帕尔·罗仑兹（Pare Lorentz），他当时刚完成了《开垦平原的犁》（The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的拍摄工作。伊文思在向莫斯科方面的汇报中写道：“尼奇诺是一个年轻的独立电影爱好者的团体……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技术人员，最为突出的是摄影师。” 伊文思结识了领导尼奇诺的“三驾马车”：利奥·赫维兹（Leo Hurwitz）、拉尔夫·斯坦纳（Ralph Steiner）和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赫维兹一直活跃在纪录片创作界，而斯特兰德和斯坦纳后来都成为知名的摄影师。

事实上，伊文思在到达纽约之前就已经成名。当他还住在苏联时，他拍摄的《英雄之歌》就已经吸引了尼奇诺成员的注意。利奥·赫维兹说：“我们立刻就成了朋友。”他把尤里斯·伊文思称作“一个榜样”。根据尼奇诺另一成员欧文·勒纳所说，伊文思的到来是“一个转折点，一剂强心针，知名电影导演对尼奇诺主张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威拉德·凡·戴克（Willard van Dyke）回忆说：“当一个政治性问题出现时，我们通常去咨询伊文思。”陈力曾在莫斯科协助拍摄《博里纳奇煤矿》并早于伊文思返回纽约，他说伊文思的精神支持、组织经验和技术对尼奇诺都非常重要。 尼奇诺是个大家庭。本·麦多提到，“大家彼此都知道每个人的私人事务。我们没有隐私生活”。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共同的政治信念，而且作为初学者和边缘电影制作者，他们同样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然而，伊文思并没有成为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他既不是初学者，也不是边缘电影制作人。

美国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of Review of Motion Pictures）也如此认为。这个国家组织的电影批评家们将伊文思的《新地》评为1936年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第二名，仅次于雅克·费戴尔（Jacques Feyder）的《佛兰德斯的嘉年华》（Carnival in Flanders），而排在亚历山大·科达（Alexander Korda）的《伦勃朗》之前。美国当权者对伊文思作品的热情并不高，并要求对《博里纳奇煤矿》和《新地》做一些删减。此外，他们还要求把抬着马克思像游行场景中的解说和这行字幕删掉：“美国农业协会主席莱格先生说：‘一口活猪吃的小麦和一个五口之家吃的小麦一样多。把小麦给猪吧，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

那年夏天，伊文思携海伦·范·东恩前往好莱坞。途中，伊文思在底特律发表了演说并参观了福特厂。他们买了一辆旧的庞蒂亚克车，因为伊文思一直没有拿到驾照，所以由海伦负责驾驶。去好莱坞的路上畅通无阻，伊文思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鼓动和宣传中心” 。在好莱坞，他们受到了演员弗雷德克里·马奇，导演金·维多、约瑟夫·冯·史登堡、约翰·福特、约翰·克伦威尔、恩斯特·刘别谦和鲁本·马莫利安的欢迎。这绝对是一场声名显赫的聚会。马奇和刘别谦是好莱坞反纳粹联盟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是自由主义者。只有金·维多自称是保守派并反对共产主义。新闻报道了这位著名的欧洲电影人在纽约放映的纪录片一定会在好莱坞引起好奇心，尤其是当时的左翼思想开始在好莱坞风行。明岑贝格的助手奥托·卡茨为建立反纳粹联盟不遗余力，他于一年前化名鲁道夫·布雷达抵达好莱坞。这个联盟迅速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很快就在电影之都成立了。 一些成员从事特殊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豪宅的游泳池边会面，用以各种名义筹集来的几千美元的资金娱乐自己，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穷人的命运和纳粹的威胁。伊文思和范·东恩暂住在激进导演弗兰克·塔特尔（Frank Tuttle）和他的苏联妻子的家中。塔特尔是无声电影时期派拉蒙影业公司最著名的导演之一。

当伊文思在美国西海岸的电影制片厂看到无与伦比的电影技术和高效的组织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拍摄现场拜访了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维多、马莫利安和刘易斯·迈尔斯通领着他分别参观了他们的制片厂。 伊文思在聚会上放了他的影片。6月，好莱坞电影艺术剧院展映了他的作品。伊文思告诉那些对他非常感兴趣的观众，他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荷兰人，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在社会主义苏联这种否定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社会，进步、道德和人民的幸福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伊文思承认在苏联仍然可以看到旧政权的痕迹，但他解释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完美的地方和偶尔的权力滥用，但苏联社会仍然比美国社会高一个层次。”

在加州停留期间，伊文思很快参与拍摄了一部讲述失业工人的短剧情片《我们劳苦大众》（Millions of Us）。主创人员是一些好莱坞人，他们组成了美国劳工电影团（America Labor Film）。在伊文思向莫斯科的汇报中写道：“由于个人间的冲突，这部电影并没有完成。素材非常好，我帮助这个摄制组完成了这部影片。” 伊文思在旧金山海湾为美国劳工电影团的下一个项目寻找拍摄地点。

伊文思写了一篇名为《好莱坞笔记》 的文章发表在《新剧》（New Theatre）的10月刊上。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好莱坞电影业。环顾全球，这里拥有最有利的环境，但是他们一年却只能产出四到五部优秀的电影。伊文思列出了几部他认为优秀的电影，包括约翰·福特的《线人》、查尔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弗兰克·卡普拉的《迪兹先生进城》、弗里兹·朗的《怒火》以及威廉·迪亚特尔的《万世流芳》（Pasteur）等。他说这些影片不但比那些大量的平庸之作要好，而且触及了一些社会问题。伊文思认为正直的电影艺术家应该以纽约的独立电影艺术家为榜样，把自己置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并要考虑和平组织和工人组织的需求。他还为“电影艺术基本规律实验室”的创建提出了建议。一些大型电影厂拒绝投资的实验片可以在实验工作室拍摄。这是伊文思多年的电影梦想。 在好莱坞，伊文思的政治信仰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他的电影摄制理念确实与众不同。他嘲笑说：“那些知名导演中如果有人正好在他的剧本中三次用到‘民主’这个词，那么就说明他视自己为一个革命者。”

回到纽约后，伊文思和范·东恩在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46号租了很大的一居室居住。根据这个美国波希米亚聚集地的标准，他们的住宿条件算是中等。毕竟，那时六个卧室的公寓一个月的租金只有85美元，比伊文思一次讲座的收入还要少。 可惜，伊文思并没有做很多次讲座，他们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堪忧。弗拉基米尔·波兹纳从法国到美国探望伊文思时，他们共用一件外套。在寒冷的日子里，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外出活动。

对于伊文思来说，格林威治村是他非常熟悉的环境，就像艾伦·丘吉尔在书中提到的，“当国家向民主进发时，这个村子向着共产主义发展” 。在这里，伊文思认识了左翼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多斯·帕索斯创作了《曼哈顿中转站》和《美国》三部曲等受到高度赞扬的现代主义小说。而两年前，伊文思在莫斯科曾不以为然地称这些作品为“扭曲的艺术”。这次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拍摄一部关于美国电影业的纪录片提纲，不过伊文思从来没有奢望把这个提纲付诸实施，“因为它毫不留情，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反好莱坞” 。

伊文思为能在美国拍摄影片所做的努力表明，他并不太急于返回苏联。这年春天，他接受了Amkino公司委托摄制一部关于纽约俄文学校的短片。同时他还开始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制作一部关于哈林区的电影。在伊文思9月给莫斯科方面的汇报中，他提到这部“黑人电影”的资金似乎已经解决了，但又产生了新的资金问题，以至于不能确保电影拍摄的顺利进行。但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这部电影。伊文思和科普作家兼细菌学家保罗·德·克鲁伊夫［Paul de Kruif，他的《微生物猎人传》（the Microbe Hunters）销量超过100万册］合作，欲将克鲁伊夫的最新作《为什么让他们活着》（Why Keep Them Alive）改编为电影，该作品反映了底特律的穷人们悲惨的医疗卫生服务，这项合作也以流产而告终。最后，他接受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委托合作摄制一部音乐教育影片。伊文思和范·东恩写了一个剧本，但令人怀疑的是，这部影片根本就没有付诸拍摄。

由于经济所迫，伊文思和范·东恩在11月接受了一份来自进步教育协会的工作。这个协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并与纽约大学有合作关系。他们的任务是把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压缩到半个小时左右用于教育体系，以促进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接受荷兰记者采访时，伊文思解释说：“这类电影的教育价值是次要的。它的美学意义则与此完全不相干。尽管美国人表面上随和，有着开朗的性格，但他们其实非常克制。通过这类电影的直接激发，他们的内涵就会显现出来，可能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 他们压缩制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弗里兹·朗的《怒火》。弗里兹·朗看完伊文思制作的这个短片版本后，对范·东恩夸奖自己说，“我写了一个多么好的故事”。

范·东恩继续为教育协会工作了一到两年；伊文思则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他的工作由约瑟夫·洛西（Joseph Losey）接管。洛西曾是戏剧导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以导演电影而著名。他导演的主要作品包括《该死的》《事故》《送信人》等。那时，洛西对电影这种媒介并不熟悉，所以海伦·范·东恩必须教他电影的各种技巧。 他们一起至少剪辑了25部教育片，范·东恩还经常去纽约一所高中放映，通过中学生的观看来测试影片的效果。

在纽约，尤里斯·伊文思开始感受到了一种跟他在荷兰时一样的压抑气氛。他后来将这种气氛描述为“左翼圈子、权宜之计以及被遏制的希望” 。他期待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他梦想一种广阔的视野、无限的冒险和革命英雄主义。

这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年7月17日，驻西班牙的摩洛哥军团反抗西班牙共和党政府。他们听命于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首的一股右翼势力。该叛乱得到了西班牙国家卫戍部队的支持，但是他们企图的快速政变遭到失败，因为被迅速组织起来的民兵维护了左翼政府。该政府努力推行社会改革来推翻大地主和掌握各种权力的天主教会的势力。希特勒支持叛军，提供给叛军飞机从摩洛哥运送部队到西班牙战斗。这场血腥的战斗持续了两年半之久。这场战争及其余波夺走了约五十万人的生命。然而，这场叛乱却得到了德国和墨索里尼掌控的意大利的广泛支持，西班牙政府不得不设法获取很有节制的苏联的支持与微不足道的墨西哥的帮助。国际志愿者蜂拥而至西班牙战场，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对于尤里斯·伊文思来说，西班牙共和国象征着人民反抗暴政和贫穷。

在美国，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政府最重要的组织是北美西班牙委员会，它是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分支。而这个国际委员会正好又是在巴黎的明岑贝格组织的。这年秋天，第一批美国兵离开美国前往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电影史学家集团公司请海伦·范·东恩用一些新闻资料剪辑成一部电影，以声援西班牙共和党。这部短片名为《西班牙，为自由而战》（Spain and the Fightfor Freedom），范·东恩很快将这部短片与Amkino公司名为《禁止通行》（No Pasaran）的文献片剪辑在一起，取名为《战火纷飞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解说词由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西班牙作家普鲁登西奥·德·佩雷达撰写。 伊文思也参与了该片的制作，但他对这个充满热情的制作组说：“从文献材料里东拼西凑出来的作品，其说服力是有限的，只有到现场拍摄的电影才能够达到宣传的目的。”伊文思还补充说，他愿意远赴西班牙亲自拍摄这部影片。

伊文思与莫斯科电影厂之间的合同义务这时是什么状况呢？密兹拉伯姆电影厂已经于1936年6月5日解散。厂里非常集中的外国人已经变成了苏联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莫斯科方面早就想严格控制维利·明岑贝格这强大的政治机器，而密兹拉伯姆电影厂便是其中的一部分。电影厂解散后，伊文思便直接向苏联电影业的领导鲍里斯·宋亚斯基（Boris Shumyatsky）汇报工作，伊文思再次请求鲍里斯允许他在美国再待一段时间。不过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得到了答复。能够确定的是伊文思拍摄西班牙内战的计划超出了一年前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预期。当时的决定是，“如果可以得到一个机会在美国拍摄一部重要的影片，那我肯定会接受这份工作” 。

为了拍摄西班牙的这部电影，摄制组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当代史学家”的公司，参与者有麦克利什、伊文思、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剧作家和编剧莉莲·海尔曼、克利福德·奥德兹，以及戏剧家赫尔曼·沙姆林。最后三位是百老汇响当当的人物。伊文思本可以寻求尼奇诺中那些激进人士的帮助，但“当代史学家”公司的名人效应更有助于宣传。1937年成立的“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公司制作了一部中国电影，这将会在本书第十一章详细讨论。而且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认为伊文思对“当代史学家”公司具有严格的控制权，并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协商关系。

除海明威外，“当代史学家”公司的所有成员都是美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富有魅力的自由主义者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是美国作家联盟委员会的委员。这个联盟由美国共产党创办，旨在将进步作家联合起来。奥德兹和赫尔曼也是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同时还加入了好莱坞的反纳粹联盟。此后不久，他们与多斯·帕索斯一起加入了前线电影（Frontier Film）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尼奇诺于1937年3月命名的。伊文思被任命为前线电影的主创人员，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这个组织真正工作过。可能这个组织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名字而已。

这部拍摄西班牙内战的影片总花费预计为1.8万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由“当代史学家”公司的成员以及支持者捐助的。大多数成员每人捐500美元，而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西班牙北美委员会分别捐助了4000美元。 当募集的资金可以支付最初拍摄的成本时，伊文思立即给住在阿姆斯特丹国王运河522号的老朋友约翰·弗诺发电报：“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你能在1月到2月之间去西班牙，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但工资不高，请回电报给我答复。尤里斯。”伊文思自己并没有拿任何报酬，但是他的摄影师得到了适当的补偿。约翰·弗诺并不需要仔细考虑这件事情。他向纽约回电报，上面只写着一个字“好”。几天之后，伊文思又致信给弗诺解释事情的细节。影片的拍摄计划是：这“是一部纪录片，讲述坐落在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间一个小山村里一户人家不同成员的生活：两个儿子在前线战斗，一个儿子在舰队服役，妈妈和一儿一女生活在村子里”。

在从莫斯科抵达纽约的十个月之后，伊文思搭乘“诺曼底号”返回了旧大陆。海伦·范·东恩并不是很热衷于这种冒险的远征，她选择留在纽约。 AFn/NLxRLNYeic5H3GsJ9SpvV+Wj6/GHSOE1XdE1ImpzmW2fEjB7lMX9a6IbJ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