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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至1936年1月，尤里斯·伊文思在莫斯科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不为人知的岁月。究其原因，主要是他自己不愿提起这段日子，似乎他根本不想有过这段记忆。譬如，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记忆力一贯非常好的伊文思却这样说道：“我在1930年和1932年分别去过苏联。接着，我拍摄了《博里纳奇煤矿》。之后，1935年我启程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七年。”
他在苏联待过的21个月就这样消失了。在他的自传《摄影机和我》中，他对这段经历只字未提。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写的稿件以及后来他的回忆录《一种目光的记忆》中对这段经历的描述也只有寥寥两页，他对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和停留时间也进行了压缩，比实际缩短了整整一年。对有关这件事的问题他总是回避，有时报以微笑，有时流露出反感。在80年代，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或多或少破裂了。对于之前的沉默，他解释说他不想被人们一直视为斯大林主义者。
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33年夏天，在巴黎伊文思和安德烈·马尔罗根据后者的小说《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改写了一个剧本，剧情是关于1927年夏天中国上海血腥镇压革命起义的事件。他们计划这是一部具有纪录片元素的虚构片，打算在中国拍摄，这个项目吸引了大量法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在与一个法国制片人的商谈破裂之后，莫斯科的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称愿意投资这个项目。《英雄之歌》的编剧约瑟夫·斯科留特想要编写该剧本，伊文思则希望可以和莫斯科剧院的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合作，梅耶荷德计划将这部小说改编为戏剧。伊文思还希望在莫斯科筹拍一部俄语版的《博里纳奇煤矿》，之前他还受托于密兹拉伯姆电影厂为苏联航空业拍摄一部纪录片，以及一部关于西伯利亚远东军堪察加半岛主题的重要电影。
伊文思手头至少有四部片子尚未完成，1934年4月中旬，他在安妮珂·范·德·菲尔的陪同下动身前往莫斯科。媒体称伊文思会从安特卫普港口乘船出发到列宁格勒，但他们却秘密地搭乘火车前往，途经瑞士、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6月下旬的时候，海伦·范·东恩还不确定要不要加入伊文思的摄制小组。“那完全取决于尤里斯将拍什么和什么时间开拍。”她说。
但不久，她也离开巴黎前往苏联首都。在莫斯科，伊文思同时保持着和这两个女人的关系。范·德·菲尔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艺术家和莫斯科艺术联合会的成员。
而范·东恩则对苏联共产主义没有多高的热情。伊文思上次访问苏联时，她写信给扬·辛说：“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以自己优秀的才华去为现代流行的‘共产主义’工作真是太丢脸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投身于伊文思的事业中。她和伟大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一起在莫斯科电影学校上一些课程，同时教授声音剪辑。她还与伊文思合作为密兹拉伯姆电影厂制作了几部备受好评的宣传电影。安妮珂和海伦似乎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接受彼此的存在。后来，她们在信件里对彼此的称呼还算友好，有时候她们甚至互相通信。
伊文思到达莫斯科两天后，患上了哮喘和严重的支气管炎，只好被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那里通常是苏联精英们的专用医院。
在医院，伊格纳·卡扎科夫医生用原菌活萃（Lysat）为他医治。四年之后，在对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里科夫等其他19人的大型审判中，卡扎科夫被判死刑，罪名是他参与“谋杀”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在治疗过程中谋杀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因为他在治疗中使用了前面提到的原菌活萃。这起控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伊文思在他的回忆录中自我解嘲地写到，当时他在中国，判决书副本送到他手里后，他被吓了一跳。“我立刻想到，他们在同意签字画押前可能受尽折磨。我在读判决书副本的时候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卖国贼。”伊文思给在阿姆斯特丹当医生的哥哥维姆发了一封电报。“你对这个原菌活萃怎么看？医生用它治过我的病，现在这位卡扎科夫医生承认说它对身体有害。”哥哥的回复很简单：“不，你没有危险。”
伊文思痊愈出院后，遇到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为了与谢尔盖·爱森斯坦合作改编剧本《人类的命运》，安德烈·马尔罗于1934年6月抵达莫斯科。与此前他和伊文思合作的该剧本相比较，安德烈·马尔罗的这次尝试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因为爱森斯坦在这个体制中并不受欢迎，而且马尔罗也放纵地加入了自己过多的评论。
但是，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却让伊文思感到非常受挫，以至于他后来否认曾与马尔罗合作过。“那些只是记者编造的谣言。”他说。显然，伊文思忘记了他和马尔罗一起被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报纸采访过。
没有明确的原因，伊文思拍摄堪察加半岛和苏联航空业影片的计划也都搁浅了。此时伊文思的主要活动是与也是刚刚抵达苏联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古斯塔夫·雷格勒合作拍摄一个反纳粹的短片。片名可能是叫《萨尔州公投与苏联》（Saar Plebiscite and Soviet Union），电影名字并不是很确定，影片也已经遗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无人区，萨尔州的德国部分由国际联盟托管。1935年1月，这里要进行一次全民公投来决定成为德国还是法国的一部分。希特勒将此举视为所有第三帝国的德国人走向联合统一的第一步，全民公投最后变成了反纳粹和支持纳粹两个阵营的对抗较量。“那个时候对我很重要，”伊文思说，“欧洲有许多针对苏联的诽谤活动，尤其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我要把莫斯科人每天的生活展示出来，和这些谎言做斗争。正好那时古斯塔夫·雷格勒带着想法来找我。他正在关注萨尔州的一个宣传活动，想制作一部能为他所用的电影。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妙，便同意与他合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萨尔州对整个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都异常重要。”
雷格勒称，《萨尔州公投与苏联》意在赞扬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取代纳粹主义。伊文思对他解释说这样会使影片空洞无物。“只有一个很糟糕的宣传家才会讲很多方面的东西。相反，简单的东西效果最好。听着：‘纳粹党人撒谎，俄罗斯人讲真话。’我们就说这个，不说别的！”雷格勒心存疑虑，至少在他的自传中表现出了怀疑。直到伊文思带他去剪辑室，为他呈现了一部表达苏联社会主义灿烂景象的影片，他的疑虑才打消。影片中莫斯科红场的镜头之后是一片荒凉辽阔的大草原，接着出现了令人难忘的现代农场的幻景：联合收割机和筒仓在工作，渐渐地这种幻景变成了现实。影片结尾的场景宏大而理想，“如同小溪汇入江河一般，幸福的工人们奔向兴高采烈的农民，乡村和城市相会，人们激情高涨，拥入红场，那感觉就像是生命的迸发，有体操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摔跤选手，一个饥荒的国家能培养出这么多健康的人吗？唱歌的姑娘，起舞的孩童，划船的，滑雪的，登山的，还有业余飞行员，各个身姿轻盈，体态优美。镜头下摇到列宁的陵墓和季米特洛夫圆润的脸！他张开双臂，拥抱年轻、信仰和胜利”
。这位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刚刚成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这组镜头有些可能拍摄于1934年7月27日，那天13万俄罗斯男女运动员游行接受约瑟夫·斯大林的检阅。雷格勒完全被这个剪辑的场景震撼了，他的疑虑也烟消云散。但是，三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这部影片：“就像德国的童话一样，你念一句魔咒，桌子上就会摆满东西。”更多时候，他总是说《萨尔州公投与苏联》是“自欺欺人”
。
共产国际党内的人很较真，开始的时候拒绝公映影片。这位党内官方相关人是贝拉·库恩（Béla Kun）, 他是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传奇领导人。当雷格勒询问库恩对影片的看法时，库恩告诉他这是部侵略性太强的黑白对立的影片。但是，后来雷格勒在莫斯科饭店碰见这位匈牙利人时，库恩却以一副无关紧要的姿态放映了该片。雷格勒乘坐火车前往萨尔布吕肯，于1934年12月16日在长筒靴（Der Stiefel）酒吧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放映该片，因为希特勒的军队不断前进，雷格勒的德国共产党员同事们担心斯大林没有出现在影片中会有问题。雷格勒解释说看这部影片的观众越多越好，但萨尔州的德国共产党拒绝接受这一解释，并禁止影片再次放映。
不久，萨尔州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在公投中支持该地区与德国重新统一。
萨尔州事件后，雷格勒返回莫斯科，但伊文思说他从没有听说过德国共产党对该片的禁令。
这不大可能，因为就算他没有再与科雷格勒在莫斯科谋面，但是1937年时他曾在马德里见过雷格勒。这更有些像是他不愿意想起的又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在苏联，他似乎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但又无能为力。
莫斯科电影界变得令人沮丧，毫无生气。爱森斯坦屡屡受挫，从1932年到1935年，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卡拉托佐夫和维尔托夫遇到了同样的困境，维尔托夫在日记中写道：“官僚的回应都是命令，没有决定只有拖延，决定永远在无休止的‘明天’，该如何抗争呢？如何向有能力的人解释我的急躁，如何向没有能力的人解释我的耐心呢？”
在这个体制中，外国友人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汉斯·李希特没有完成影片《金属》便于1933年离开了苏联。欧文·皮斯卡托与伊文思关系不错，被邀请到莫斯科拍摄安娜·西格斯的《渔民的起义》（The Revolt of the Fisherman），经历了三年的挫折后，影片总算是完成了。但影片只在影院放映几周后便被束之高阁，影片制作者被批评为“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这种批评的阴险在于它所说的只有一小点是对的。后来，尤里斯·伊文思也批评皮斯卡托说：“他的东西都不深入灵魂，无法打动人心。他视艺术为非常理性的一种脑力劳动。”
另一位外国友人贝拉·巴拉兹于1934年春天摄制了影片《燃烧的提萨河》（The Tisza Burns）。该片在首映式之前就被禁映了。“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巴拉兹写道，“从道义上来说是最耻辱的，精神上是最荒芜的，肉体上是极度的筋疲力尽，这是人生最失败的日子。这三年中，我的头发花白了。我的心也结结实实地毁了。”
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他对苏联衷心依旧。
尤里斯·伊文思到莫斯科本来有四个项目，但他最后只完成了一个项目，那就是新版本的《博里纳奇煤矿》。1934年夏，他在密兹拉伯姆电影厂为该影片增加了结尾部分。影片的主线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下工人生活的对比。影片拍摄了来苏联访问的比利时无产阶级工人与建设莫斯科地铁的俄罗斯工人的相会。他们一起坐在一张奢华的大桌子前，比利时工人讲述了第一版《博里纳奇煤矿》中的故事，只是这次更加气势宏大。莫斯科的同事完全赞同他的说法：“是的，肯定是这样的。你的话清楚地让大家感受到了你们的斗争。在风暴中动员他们，培养他们的群众自觉性……同志们，他们无法阻止我们的胜利，他们也无法阻止你们的胜利。”
这段话引自季米特洛夫的秘书阿尔弗雷德·库莱拉（Alfred Kurella），他是一位德国作家，不过他的移民同胞怀疑他是苏联情报机构的间谍。在他1947年出版的《我在莫斯科》（Ich Lebe in Moskau）一书中，他准确地表达了这位秘密警察对工作的热情：“就像在手术中一样，一个外科医生在癌症手术过程中不能只切除已感染的恶性肿瘤组织，同理，在面对威胁人们生命的社会组织时，为了你所负责的人你必须放宽视线范围去侦查。”
影片结尾出现了老乌克兰煤矿斯巴茨韦斯基村子的画面与革命时期的画面交叉剪辑在一起，然后是影片的高潮部分：格尔洛夫卡是现代矿工的居住地，从空中俯瞰这里与附近居民的情况别无二致。从居住区里拍摄的镜头看，漂亮的公寓里，桌上摆放着一个大大的蛋糕，这表明，只有在苏联矿工才能过上如此美好的生活。
该片的剪辑工作由海伦·范·东恩进行，只要影片涉及“现代潮流‘共产主义’”，她的剪法就越趋灵活。时年23岁的美国人陈力
担任导演助理。陈力在莫斯科电影学校上学，之后跟随维尔托夫和爱森斯坦工作，后来成为一位重要的电影史学家。亨利·斯多克觉得苏俄版的影片《博里纳奇煤矿》“非常荒唐，但是已经这样了”
。
在苏联期间，给伊文思带来极大荣誉的一件事情是，1935年8月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为外国代表放映了吉加·维尔托夫的《列宁的三支歌》后，紧接着放映的是伊文思的《博里纳奇煤矿》。
但是，这部电影似乎没有在苏联的电影院放映过。两年后，伊文思向一位莫斯科电影官员抱怨说：“我依旧没有听到已制作完成的俄语版《博里纳奇煤矿》和《新地》在莫斯科电影院上映的消息。你可以向发行部门提出要求吗？荷兰和法国审查我们的电影，现在美国也是，因为影片中的工人运动太强大，对工人的影响太深刻，所以他们禁映或删减这两部影片。这就更需要在苏联放映没有删减过的影片了。”
对莫斯科来说1935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社会逐渐繁荣起来，面包和其他食物的供给量第一次有了提高，在国有食品店及生活用品店的新货供应架上，斯大林的肖像总是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有的商店都是如此。人们开始了夜生活，十年来首次有了完整的莫斯科地图。不过实际作用不大，因为地图显示的是1945年城市的样子，也就是十年建设计划完成之后的情形。斯大林宣布了宪法上的一则变化，即保证更大的民主。大家普遍认为“最糟的日子已然过去了”。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活动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场血腥的镇压使数百万人受害，尤其在农村。而这次转向了党内及其新吸纳的精英分子。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州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原因无从知晓，紧接着是大批的逮捕，这就是著名的劳改营“基洛夫事件”。1935年1月，革命元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报纸新闻谩骂，备受折磨，接着他们被判刑入狱很长时间。于是，任意指控什么人，称其与基洛夫的谋杀案有关一时成了普遍现象。基洛夫死后，很快各工厂和机关都举行了追悼会和自我批评会，于是全国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悔过活动。1935年5月到1936年9月，党内肃清活动又开始了，这次开的会更多，而且要求每个人都要在会议上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国家被笼罩在一种有组织的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之中，全国各地都回响着“警惕”二字。
后来，伊文思在回忆基洛夫被暗杀之后的这段日子时提道：“从那之后，四处弥散着怀疑和不信任，最大的矛盾是，窃窃私语的谣言到处流传。有些人说是斯大林造成了这场悲剧，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知道真相很难，理解这件事也很难，人人都感觉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动荡时期。这个国家和社会主义正在遭受威胁，有人想从内部摧毁它，有人依旧对它无条件地忠诚。这个威胁就是托洛茨基派的阴谋，而斯大林个人和共产党则是忠诚的化身。”伊文思并没有犹豫：“我们支持斯大林，我们服务于苏联，服务于革命。”
伊文思的朋友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晚会，聚会上有黑面包、茶水和许多伏特加酒。他可不愿错过这样的场合，他会和贝拉·库恩、欧文·皮斯卡托、德国中央委员会成员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还有其他朋友一起在莫斯科度过许多个愉快的夜晚。
伊文思、安妮珂、海伦和汉斯·罗登贝格（Hans Rodenberg）及其妻子都成了好朋友，汉斯是密兹拉伯姆电影厂德国分部的导演。那时，伊文思还与几个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奋斗的荷兰人保持着联系。
1936年的大清洗中，这些本来清清白白的聚会突然变得异常紧张，因为如果某个参加者后来被人揭发为“人民的敌人”，那么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把其他人拖下水。1934年的下半年他们一起参加了几次晚会，18个月后，作家协会的一小撮德国党员就开始拿这些聚会做文章，于是，参加过聚会的几名同志被调查。至少有七名和伊文思一起聚会的人或被判处死刑，或在长期监禁的过程中去世，他们是：贝拉·库恩、海因茨·诺伊曼，作家海因里希·索斯金德、恩斯特·奥托沃特（Ernst Ottwalt）和玛利亚·欧斯特（Maria Osten），以及明岑贝格的同僚库尔特·索尔兰特（Kurt Sauerland），还有记者朱莉亚·安内科娃（Julia Annenkova）。
1934年年末，密兹拉伯姆电影厂任命伊文思为影片《战士》（Fighters）的导演，该片的俄语片名也是《战士》。他满怀热情地开始工作了，因为这是一部关于他非常崇拜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纪录片。与里纳斯·凡·德·鲁比的遭遇一样，1933年季米特洛夫因为涉嫌国会纵火案被捕。但明岑贝格和卡茨的棕皮书率先动摇了世界舆论。在莱比锡，季米特洛夫给出了他的评判，这条评判让人们感觉必须释放他。在莫斯科，人们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20世纪30年代早期，伊文思在柏林遇见了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黑海疗养的时候，伊文思和这位共产国际领导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俩的关系非常简单，我们之间无须戒心。季米特洛夫非常热情，会全神贯注地和你交流。他有种天赋，可以让工作伙伴感觉很轻松。这种简单的做事方式与他所承担的重大责任看起来非常矛盾。在这个政权里，季米特洛夫拥有很大的权力。”
伊文思与弗拉基米尔·波兹纳一起收集国会纵火案的相关资料。弗拉吉米尔从巴黎来到莫斯科与马克西姆·高尔基住在一起。伊文思写了一个明显无法实施的剧本，因为电影资料馆里没有足够的纪录片资料。但或许真正的原因是“为百万人民拍电影”的口号已经成为苏联电影的指导方针。而经验表明，只有虚构片才是实现“尽可能地争取最多的观众”这一效果的最好方法。
到底是拍纪录片还是拍虚构片，《战士》剧组内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他们决定拍摄一部虚构片。
这个变化当然不会让伊文思意志消沉，从《飞翔的荷兰人》开始，他就一直雄心勃勃，《人类的命运》部分上是虚构片。1933年，他和亨利·斯多克在布鲁塞尔会见了作家古斯塔夫·范·赫克（Gustave van Hecke），他们一起讨论了查尔斯·德·科斯特（Chares de Coster）的影片《蒂尔·艾伦施皮格尔》（Till Eulenspiegel）。伊文思还向密兹拉伯姆电影厂提交了改编自B.特拉文（B.Traven）的小说《白玫瑰》的虚构片的拍摄计划，并且再一次提交了《蒂尔·艾伦施皮格尔》的拍摄计划。
逐渐地，伊文思被排挤在电影制作过程之外，他对此表示了抗议。他第一次失去了对剧本的控制权，由舞台剧导演德国人古斯塔夫·冯·瓦根海姆和季米特洛夫的秘书阿尔弗雷德·库莱拉接管。1935年1月，他们把第一稿的剧情简介发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那时高尔基在苏联的话语权如同神谕。4月9日，冯·瓦根海姆、伊文思、库莱拉和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导演萨姆索诺夫为高尔基完整地读了一遍剧本，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弗里茨的德国工人听了季米特洛夫有关国会纵火案的演讲后，彻底转变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我只能说，祝贺你们！”高尔基听完后回应说。
这个时候，伊文思已经被降职为冯·瓦根海姆的合作导演。
冯·瓦根海姆最后独占了导演的头衔。伊文思发现冯·瓦根海姆是个权力主义者，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摩擦和矛盾。但是，他还是继续和这位德国人一起工作，直到1936年1月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原因可能很简单，作为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员工，他别无选择。
冯·瓦根海姆也与贝尔托·布莱希特发生了冲突。布莱希特当时在莫斯科，因为这位导演拒绝让布莱希特的女朋友海伦·威格尔演女主角而非常愤怒。最后出演女主角的是冯·瓦根海姆所在的德国剧院（Kolonne Links）的洛特·罗奥宾格。在一次聚会上，这位导演说布莱希特曾控告他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冯·瓦根海姆是个犹太人，他认为“拿政治来说事真是厚颜无耻”
。
《战士》中所有的场景都在密兹拉伯姆电影厂新建的“红色前线”有声电影摄影棚里拍摄了两遍，一次用德语，一次用俄语。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去过好几次，视察摄制进度。1935年夏，伊文思和冯·瓦根海姆带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参观了电影厂。罗兰是作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的贵宾受邀来到莫斯科的。摄制组借此机会让他发表了一段讲话并且用在了影片中。
本来是由汉斯·艾斯勒为影片《战士》作曲，但到1935年年末的时候，冯·瓦根海姆却找了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为影片作曲。大概与此同时，斯大林以个人名义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了文章，不幸的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他的攻击对象，因此他也就不能成为影片作曲的候选人了。
最后为该片作曲的是德国的汉斯·豪斯卡。
海伦·范·东恩是该片的导演助理并负责剪辑。尽管范·东恩和伊文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影片《战士》的摄制组名单中却没有他俩的名字。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冯·瓦根海姆出于怨恨把他们的名字删去了？在伊文思动身去美国四个月之后，这部影片完成了。影片中充斥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经共产国际审批通过后，俄文版于12月1日在莫斯科剧院首映。
由于对斯大林和国家安全局病态的崇拜，人们将基洛夫的谋杀案与外国势力插手苏联内部事务联系在一起。一种普遍的排外现象出现了。1935年春，大批在苏联的外国人被捕，在影片《战士》拍摄期间，安保部门来电影厂抓捕了剧组中的一个成员。“当时季米特洛夫就在现场，你能想象那种情景吗？”冯·瓦根海姆在一次会议上大声说。
此时在苏联的外国人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离开。只有经过投票被苏联共产党承认的外国共产党员才能留下来，除此之外，普遍遭到驱逐。
伊文思同样遭到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重要的是他现在仍然是荷兰共产党的一员，还是一位荷兰公民，但不是一名苏联共产党员。鉴于他的特殊情况，我们希望他可以留在苏联继续工作，请予批准。”报告的日期是1936年6月5日，由荷兰工程师安东·斯特罗伊克（Anton Struik）签名，他是荷兰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那时，伊文思已经动身“出差去了美国”
。就算他想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员，但入党的要求非常苛刻。“在苏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非常难，”他说，“你必须由五个人推荐，经过两年的预备党员才可以加入。”
从与他情况相似的人来看，按苏联的标准，他刚刚成为荷兰共产党的成员，且疑似是位资本家，俄语说得还不流利，他不大可能有资格成为苏联共产党员。
伊文思于1936年1月启程去美国出差或者“创作度假”，但并没有取消与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合同。电影厂告诉他在美国学习、演讲和出差五个月之后返回莫斯科。他到底有没有回去的打算很难说，但是海伦和安妮珂都还在苏联，回不回去对他来说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伊文思与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导演萨姆索诺夫一起到达美国，这位导演似乎故意为伊文思提供留在美国的办法。他告诉伊文思如果能在美国拍一部电影，他就可以留下来。
刚到纽约，伊文思就写信联系了密兹拉伯姆电影厂德国分部的导演汉斯·罗登贝格，要求他解除与海伦的合同，送她来美国辅助他拍摄一部关于哈雷姆黑人住宅区的影片。影片《战士》完成之后，海伦立即穿越大西洋追随伊文思到美国。之后，冯·瓦根海姆却声称自己在几天之内剪辑了该片。
1936年夏，伊文思要求将自己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延长半年，同时询问他递交给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几个影片意向书的可行性，包括《白玫瑰》和《蒂尔·艾伦施皮格尔》，以及一部关于北冰洋航线的纪录片。在给罗登贝格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知道，我和每一个在苏联工作过的人一样，一直梦想着回到那里，梦想着可以被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人民包围。另一方面，你也知道来这里有多不容易，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他是不是还想回到莫斯科那个大熔炉里呢？尽管他对莫斯科的信念初衷未改，让人很难接受的是他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奉献给错综复杂的莫斯科，奉献给那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和大清洗运动。几年以前，他宣称苏联是唯一能够实现他的电影理想的地方，而这个希望已经被现实残酷地粉碎了。而伊文思再次返回苏联，已经是15年之后的事情了。
安妮珂·范·德·菲尔在苏联多待了几年，甚至还在那里结婚了，好像是和一个她称呼为“菲利普”的塞尔维亚共产党人结婚的，这个名字应该是菲利波维奇（Filipovic）的缩写。
20世纪30年代后期，伊文思在巴黎与她再次相遇，那时她在巴黎学习艺术。她告诉伊文思当时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恐怖的事情”，并补充说道：“幸亏那时你不在那里，不然的话，你肯定会痛苦不堪！”
后来，范·德·菲尔返回了阿姆斯特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对相互称为“孩子”和“小狗狗”的情侣再未谋面。
伊文思刚好在苏联恐怖统治开始前夕离开了。半年后，他离开的这个国家的人民被恐怖的阴云笼罩着。1936年6月1日，冯·瓦根海姆严厉地指控他手下的一位女演员卡罗拉·内尔，她因在德国饰演布莱希特剧中的波莉以及韦尔的《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而声名大振。卡罗拉被捕入狱，六年后死于牢营中。
尽管古斯塔夫·雷格勒和加米涅夫是好朋友，但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后，他还是不顾自己的人格尊严亲手剪辑了这场公审的官方报道片。
欧文·皮斯卡托则离开苏联去巴黎做短期访问，在他正要返回苏联时，一封来自莫斯科熟人的电报救了他：“不要动身。”
随后的几年，《战士》剧组中伊文思的几位德国移民同事都成为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弗里茨的演员布鲁诺·施密特道格（Bruno Schmidtsdorg）被逮捕后在古拉格集中营失踪；演员格雷戈尔·戈格（Gregor Gog）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知名画家兼布景设计师海因里希·瓦格拉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上遭强制疏散后被活活饿死；作曲家汉斯·豪斯卡被驱逐出境；饰演过季米特洛夫的演员亚历山大·格拉纳奇于1937年被捕，但是定居在巴黎的德国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出面干涉后，格拉纳奇被释放。
编剧阿尔弗雷德·库莱拉是那些未受波及的人之一，后来，他成为民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在文化政策中执行强硬路线。战后，冯·瓦根海姆也在德意志共和国文化部担任重要职务。
在苏联的荷兰人也没能逃脱。工程师德克·舍默霍恩曾负责建设土西铁路，他于1936年10月被捕，案子只审判了15分钟，一年后他被执行死刑。工程师塞巴德·罗格斯的儿子维姆·罗格斯是库兹巴斯的国际领导人，他也是伊文思的熟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带到了一个集中营，然后就再没回来过。
在莫斯科期间，伊文思在电影上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就。他仅仅拍摄了评论时事的萨尔州短片，但在党内一直有争议，该短片也随之消失。可惜的是，他还拍摄了《博里纳奇煤矿》的宣传片，不过宣传片都没有在苏联剧院上映过。他参与了《战士》的拍摄工作，却无处可查。他参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密兹拉伯姆电影厂的员工这一身份让他产生了依赖性。他的电影被选择性地放映给共产党观众，有的甚至从未放映过，他被简单地与运动捆绑在一起。更糟的是，他的朋友们在古拉格集中营相继去世。他是何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们无从得知。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莫斯科的大案，次要受害者的消息是在共产党内部相传的，1937年伊文思在西班牙看见了许多莫斯科的熟人，他们肯定会告诉他这些消息。回顾往事，伊文思在莫斯科待的日子里没什么好事发生，强大的压迫是让人们保持信仰唯一的方式。当问到莫斯科案件的时候，德国作家兼共产主义者安娜·西格斯答道：“我的办法是：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事情。”
伊文思动身去美国的时候，他就奔向了自由。15年之后，他总结当时的情形，说：“当然，穷人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作为电影人，你至少不会收到指令书，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他依旧是荷兰共产党的成员，荷兰共产党也一度将他视为其中一员，但是大概因为他没有履行自己的党员职责，他的名字在名单上消失了。不知道他是否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法规，在一个国家或长或短定居之后，他可以加入所在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不过，他一直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还有共产国际代表格哈德·艾斯勒（Gerhard Eisler）保持着良好联系。他是不是一名真正的党员，这其实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好像他的波兰妻子伊娃·费茨（Ewa Fiszer）后来所称的，他是“自由共产主义分子”（freelance Communist）。伊文思对共产党、党组织和党的路线方针的忠诚没有变化。他就是这样在政治运动中为自己创造了某种艺术自由：他的身份毋庸置疑。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在世界各地基层支部和联络人形成的全球组织网的归属感下，他可以自由冒险。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道：“有些共产党人无私地说：‘我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认真工作，这样我的孩子也会很幸福。’但是，我工作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为了马上就会得到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