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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就读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来改称为第二医科大学，现在是交通大学医学院。读大学期间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时不时地跟同学炫耀心理学相关知识，现在大学同学聚会时还会被提起，可见我的兴趣爱好给同学们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
我大学毕业那年，首次实施毕业分配的双向选择，相当于现在的招聘。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毕业生都是学校统一分配，不能自主选择就业单位，所以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双相选择的新鲜感，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体会。那是第一届双向选择，各个医院都到校园摆摊招人，我走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摊位前。当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代表是人事科科长和医务科老师，那位医务科老师是王祖承教授，也是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导师，后来他成为上海市精神卫生医院的院长。
双向选择要根据学习排名来决定。我的基础课成绩较差，好多不及格，但临床实践分数比较好，拉回一些分数，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在班级的综合成绩排在40多名，属于中等成绩。我记得很清楚，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摊位前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自己特别喜爱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否具有较高的专业认同。除此之外，我还说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动手能力强，这个优势是临床科室的老师对我的反馈，这也是我唯一能说出口的优势。
20世纪80年代后期非常流行出国，大家都学习英语，考取GRE和托福准备自费出国留学。所以，精神病院很少能指望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毕业生来工作，当他们听到我是医科大学毕业的男生，能力还比较强，很自然地就把我招聘了。经过了6年医科大学的学习，毕业以后我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尽管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却对自己的选择非常自豪和庆幸。很多跟我一样到精神病院工作的人目标都很明确，他们不是为了做医生，而是在那边学英语准备出国，医院只是一个跳板。
大学里学的知识都偏理论，尽管有几个星期在医院的科室实习，但毕业后还是不能直接胜任工作，因此，到了精神科以后要从头开始学习。除了看一些精神病教材外，我还主动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那时的书很稀缺，能真正指导实践的书非常少。印象特别深的是陈仲庚教授的《人格心理学》，让我受益匪浅。
刚工作大概1个月左右，我在临床工作中收了自己的第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在工厂工作的22岁男性，在单位受了刺激发病，比较严重，经常发出怪声和乱叫，行为混乱、胡言乱语，属于精神病类疾病。看到这样的症状，当时我毫不犹豫给他下了一个诊断——心因性精神病。虽然是精神病，但症状程度明显比精神分裂症要轻。这个病人是非常典型的青春型精神病，但当时我比较重视他受刺激的诱发因素，所以诊断为心因性疾病。
后来我发现，很多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同行，都比较关注病人是否受了刺激。当时我印象很深，上级医生修改我写的病史时说：“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到底有多少症状表现，精神症状内容是不是跟他受到刺激的实际因素有关，虽然受了很严重的刺激，但发病内容跟刺激因素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反映刺激内容，是不是可以考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上级医生这样循循善诱，使我一个新手并没有太过焦虑于自己的错误判断，反而鼓励我仔细去思考这个病人的症状。这对我这样的新医生太重要了。
在职业生涯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本职工作都做不到位，那就更别指望自己的独特追求获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在同龄人中，我比其他人对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更感兴趣。而在年底医务科考核中，无论是收治的病人数、值班数还是病历的书写数量，我都获得了名次。本职工作获得的认可，对我的心理学追求很有帮助。
1990年，我们四个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医生联合在一起，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上海市第一条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运行到现在已经27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成长中非常关键的一步，让我成长很多。我们四个人分工合作，写材料、准备方案和物质方面的东西、招募志愿者。志愿者主要是年轻医生和研究生。我们每天晚上免费接听心理热线。每次接到电话后都会睡不着，反复想应该在电话中怎样应对及回答。那时没有很好的培训，全凭着一股热情以及对专业和人性的理解来做这份工作，这让我很投入，也很有成就感。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我走向心理咨询这条道路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参加中德班学习。中德班开的比较早，但早期没有连续培训项目。1990年，我进入在青岛举办的中德班参加家庭治疗的学习，虽然从那时开始进入中德班的大家庭，但没有系统学习怎样做心理治疗。现在来看，连续培训项目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如果临时培训几天就散伙，这样很难取得有效的成长。因此，从1997年开始，中德班举办连续三年的培训，每年2次，每次5天，针对同一批学员和老师，中间还有个案和作业，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文献，3年一轮。我们当时是第一轮。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次的5天培训中我们被留级了。做精神分析培训的德国老师非常注重第一次见来访者的印象和感受，咨询师对来访者是喜欢、讨厌、厌恶还是没有感觉，这种感受对我们医生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医疗系统比较强调理性分析、诊断和治疗，很难理解这种感受，而且医生总是以病人为中心，我们不太适应这种模式，感觉出不来，所以就被留级了。
第一年第二次的培训还是5天，重复第一次5天培训的内容，感受跟来访者互动时自己的情感体验。第二次培训让我们开始意识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因为这是觉察移情、反移情和潜意识各种感受时特别重要的部分，我们要放开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用头脑做理性的判断。尽管现在大家都达成共识，比较注重治疗中的感受，但在1997年的中期，做这些理解还比较困难。
工作几年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给我们医院一个学习日语的名额，这也是整个上海唯一的一个名额，当时医务科选择了我，把我送到卫生部学习一年日语。学习回来后，正好有森田疗法的专家到我们医院来访问，我担任翻译。由于我积极努力的表现，又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一年森田疗法的机会。我既有西方的精神分析培训知识，又懂东方非常实用的操作性强的森田疗法，所以在单位里我被定位为从事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当时在医院里，心理治疗还是弱势群体，生物学派依然占主流。
过去20多年里，精神医学的发展得益于日益增加的实证医学的证据，变得更加安全和耐受，发展出很多新药物，但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并不比20多年前好。现在的药物虽然副作用比较小，但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还是很困难，诊断后如何治疗精神病人，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心理治疗以心理动力学治疗为主，现在，以心理动力学为框架的主流慢慢向生物学框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