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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者通常指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以及社会工作者。我的出身背景是精神科医生，做精神科医生之前做了两年神经科医生，现在在做家庭治疗工作。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加强自己的心理健康建设很重要。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帮助他人，如果自己被搞得不健康，那就没法开展工作了。
医学教育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心身医学模式，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只把来访者当作客观的研究对象，还要把他跟我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和系统当作研究对象。有一句古话，“正人者先正己，助人者先自助”，即我们要有办法帮助自己，把自己当做一个需要经常补充、修养和保健的对象。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正视危机，这既是讲给别人听的话，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注意的问题。正视危机促使我们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成长。在心理咨询中，我们自己就是治疗工具，所以我们要在人格特点中加上心理技巧，这样才能构成治疗条件，达到特定效果。我们在强调重视来访者和社会意义的同时，还要明确我们帮助的人和社会对我们自身有着怎样的意义。
从事心理卫生工作，有几点心理素质比较重要。
第一，既有自我意识，又有价值立场 。自我意识涉及哪些问题呢？——我是谁？我跟别人的界限在哪里？我为什么成长为现在的样子？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事情？什么事情对我重要？我做的事情有什么社会性意义？我对别人抱有什么样的信念？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助人者先自助，主要涉及我们头脑中的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视野和格局，知道我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工作，对于对、错、好、坏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来访者说的话、做的事，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好心做坏事，甚至导致医源性损坏——帮助人的时候给人造成困扰和伤害。
自我意识让我们对自己和来访者诚实，避免不道德地利用别人谋取私利；用健康价值观来防止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投射和强加于人，会影响我们建立正常的医患关系，因为在建立关系中，对别人产生的幻想会影响对方的形象——敌意制造敌人，善意制造友人。
教育心理学中有个重要的实验——罗森塔尔效应，神话学中有个重要的典故——古希腊皮格马利翁的传说，它们都反映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人性比较悲观和消极，那我们就会经常看到不顺眼的人。
想要增进健康的自我意识，就要有意识地促进心理的适度分化，在情感、认知上跟别人有适当的界限和交集。有一句话叫做“处人于若即若离之间”，这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如果我们低分化，没有独立性，不能经常保持中立，有很强的受暗示性，就会很容易受人影响，做任何事都没有主见；如果我们分化过高，就会显得刚愎自用，跟人的感情疏远淡漠，出现社会性的不适切，而这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或者说是高背景文化中（high-context culture），属于不成熟的表现。
怎样获取健康的自我意识呢？
首先，我们要作为求助者去体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找有经验的治疗师来做自我体验，这在精神分析中叫做自我分析。第一，要有督导制度，把自己的案例和问题交给上级治疗师，获得指导；第二，参加同辈小组并且互相讨论；第三，沉思反省，检点自己；第四，提高技能，增加知识；第五，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生活体验。
中德班（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很受大家欢迎，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传统，即参加培训的人，除了学习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外，还要做自我体验，处理自己的问题。现在，中德班专门为学员开设了团体自我体验的课程，用5个整天的时间让72名学员分为几个小组做自我体验。我在苏州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们的德国老师Liz教授上课时，让学员观察环境里面的物体：“请你们看环境里面那些红色的东西！”然后她又说：“现在闭上眼睛，告诉我，你们看到的蓝色东西是什么。”没有一个学员能回答出蓝色东西，因为提前接收到的指令是只看红色，尽管蓝色就在旁边，但闭上眼睛后根本想不起来。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们平时受到别人的诱导和指示去关注一些东西，而后把这些观察留在脑中，那些没有引进我们脑中的东西就成为盲区，再用的时候就会想不起来。自我体验就是尽可能减少这些盲区，减少头脑中沉睡的、没有用处的经验。
第二，我们要有文化及亚文化经验意识。 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的人会互相往来，每个人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这些文化差别显著的交流对象之间，就需要有文化意识，知道自己跟别人的相似性和差别，知己知彼。简单来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经历和价值观。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多元文化的意识，心态宽容，不要少见多怪，不要惊讶于或排斥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要抱着好奇心，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我们经常对别的文化、民族、地方以及人群抱有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偏见来源于文化屏障，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本民族的根源、优势和缺陷，也不去了解别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对人产生偏见。
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包容度，就要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培养良好的语言能力，了解自己的社会性质和性别角色。比如，我们初次跟来访者接触时，要注意他的邻里关系、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对人性好坏的定义、自然秩序、社会关系、价值观以及时间维度上对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自我中心的思想。
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非常强调文化因素在诊断、治疗中的影响，提出“文化构成”（Cultural Formulation）概念，即在面对我们的记录、分析，以及总结来访者的个人史与临床问题的关系时，要十分关注与文化相关的多方面内容。
第三，我们要有分析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学会如何调控情绪。 帮助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引起情感反应的过程，有时候会有积极情绪，例如满意、惊喜、好奇以及治疗效果好的时候的得意；但大多数情况下，来访者因为痛苦前来咨询，所以我们体会更多的是消极情绪，即紧张、焦虑、困惑、无助、厌倦、受挫折、厌恶、克制、压抑等；有时候分不清楚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比如受到诱惑时。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很好的情感品质，也就是高情商。事实上，情感反应跟职业倦怠和职业枯竭密切相关。
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呢？
第一，除了我们的内在个性和价值观外，从事助人职业的动机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我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经常要问学生喜欢精神科的原因。我常常听到的回答是，觉得心理学很好玩，可以探索人心灵的奥秘，或者小时候被寄养在姥姥家，跟爸妈相处不好，所以想了解亲子关系的真相和奥秘，等等。所以，不同的学生选择专业的动机很不同。同样是从事助人行业，有些人是因为家里有人遭受痛苦；有些人是自己有心理问题，希望通过学习和培训来帮助自己和他人；有些人是为了盈利；有些人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有些人为了获得优越感……
第二，工作的应激程度和强度。超负荷的劳动常常让我们情绪不好；过于频繁的生活、职业方面的变化以及高强度的劳动对我们心情都有影响。
第三，所在机构的背景和声望。大多数人都喜欢到有名望的机构工作，这会增加自己的自豪感和声誉，感觉到被人尊重，不容易感觉到自卑或不受欢迎。
第四，职业优越感，即对职业有没有很强的认同。例如，有些人当医生，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父母觉得这个职业好而促使其选择。随着医患关系的紧张，很多医生压力大，收入不乐观，这会助长职业倦怠的产生。
第五，个人能力。有能力的人不容易受挫，自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而且学习能力和各方面业务能力都很强，更容易自信、自由并且满足。
第六，经济状况，即赚钱能力。如果太穷，做事情总是没有回报，基本生活都有问题，那工作动机可能就不够积极。
第七，如何看待权力。有些人喜欢掌权，喜欢控制人、帮助人，这样会有一种powerful的感觉。
第八，人际关系方面，特别是自己的婚姻家庭是否有问题。我身边有些同事的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便带着消极情绪工作，对病人态度恶劣。
第九，内心冲突。大家都学过冲突理论，有时候祸不单行（双避冲突），有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趋避冲突）。正如你想摘鲜花，可避免不了被刺扎到的危险。
这些因素常常影响情绪状态，有些人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将职业中的不良因素带到家庭里面，甚至下班回家就把爱人和孩子当成出气筒。由此可见，情绪调控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会过普通人的生活，适当远离社交网络，发展体育文化兴趣和幽默感，多跟家庭成员相处，少抽烟、少喝酒。我们医务人员是产生瘾君子的很大群体，如果自己问题较大，不能处理，就要寻求其他专业心理卫生人员的帮助。
现在，有一些心理督导师提供自我体验，如果不愿意找国内督导师处理自己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参加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简称CAPA）找国外老师做自我体验，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
第四，榜样的影响。 无论是好榜样还是坏榜样，都会对别人产生很大影响，身为心理专业人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行为举止会成为求助者所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所以，如果你达不到别人的期望，就是在做坏榜样。榜样的力量表现在文明礼仪、社会成熟度、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上。我们把自己认同为什么样的人，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人们在跟领导、法官、慈善家、传道士、艺术家、商人、公务员这些人打交道时，风格都会不同。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要有专业人员的形象。
我曾批评过我的一个同事，有一段时间他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我跟他说：“一个患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人做治疗，如果看到你邋遢、‘苦大仇深’的样子，他会想死。”一个人的形象会影响别人对他的期待；个人卫生不好，不讲文明礼貌，会让人觉得没有正面仿效的作用，来访者会很失望。
第五，利他主义。 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乐于助人，有爱的动机，对人的兴趣大于对物的兴趣，能从帮助人中感到快乐。帮助人不是满足低层次的需要，也不是追求奖赏或怕惩罚，而是发自内心。
第六，道德感和伦理意识。 心理健康工作人员要有很强的道德感、伦理意识，但我们在这方面训练太少，伦理意识薄弱。伦理意识和道德感的核心是不损坏求助者的利益，不应该有反社会行为。
现在社交媒体和新媒体发达到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伦理面临很多新问题。有一次，我们用三个流派进行了三个小时访谈的直播，这种行为在专业领域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别人对我们的行为既担忧又批评，认为我们没有尊重来访者，触犯了伦理道德。我对此非常理解。其实，我们访谈的来访者并不是真正的病人，而是非常熟悉我们专业的扮演者。这是艺术的创造，是一种表演。伦理是规范我们做好事情的原则，规定在一个特定情境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伦理也体现了价值观体系，可以用来判断事情的对错。
伦理跟法律有区别，伦理主要涉及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依赖于理性的权衡和判断，是谴责批评的级别；而法律是禁止哪些事情不该做，有严格的底线规定，有强制性和刚性，是处罚和制裁。
伦理在临床医学上有四大原则。第一，不伤害，在医疗过程中，我们不能让病人身心受到伤害；第二，行善，为病人谋取最大的利益；第三，自主性原则，尊重病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第四，公平原则，用公平和合理的态度对待病人和家属，老少无欺，不能因为病人的背景进行区别性对待。
第七，责任感。 我们做心理治疗，除了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之外，还要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
很多人不注重责任感，不清楚自己干预别人事务的界限在哪里、自己的权力或能力的局限性在哪里，对自己工作要求太高，造成负担过重，这样会非常累，甚至会把自己搞垮，不利于身心健康。
我们真正的责任感是，要在助人的过程中慢慢让求助者负起自己的责任，助人者的角色要逐步淡化。最好的治疗就是不治疗。我在治疗中应用的是积极心理学的资源取向——不把来访者说的问题当成天大的问题。而在实际的咨询中，我也会给来访者布置家庭作业（让来访者规划三年里做十桩可以表明自己与过去的不幸、内心纠结告别的事情）。
第八，权力意识。 我们不能过分看重权威感，权威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威严魅力，它不代表权力的滥用。
对于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同仁，在与来访者的关系上，我要提倡以下四点。
第一，谦卑、宽容、慎用权力和权威。
第二，摒弃技术至上的观点，不要认为自己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就什么都不在话下，常常表现出说话不留余地的样子。
第三，不要总是强调弱势地位。在医患关系中，不要带着敌对心态跟人打交道，交流时不要充满敌意，而是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第四，把患者当人看。我们不要把患者当成坏掉的机器，也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和对手。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把患者当成亲人，这样也会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地处理跟患者的关系。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讲，很多时候要求我们把患者当亲人来对待，但这存在问题——如果我跟服务对象变成亲人关系，患者对医生会有对亲人一般的期待，互动关系就会没有界限，医生就不能坚守专业原则，以致产生纠纷。
德国精神病学家克劳斯·多讷（Klaus Dörner）写了一本书——《疯狂是人之常情》（Irren ist menschlich），在这本书中，他给每一大类的病都起了一个名字，例如，神经官能症——烦自己也烦别人的人。所以作为医生，从生物性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病人的病理机制，但在心理社会层面上，我们要把他们当成平常人。
我的导师何慕陶说，精神科病人有一定危险，因为他们在病理性精神症状支配下会攻击人。但有些时候，他们会在病好之后攻击人。这种情况就提示我们，如果平时对待病人不好，他们在病好后可能会寻求报复。因此，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虐待病人。
我的德国老师海尔姆·史第尔林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他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的方向是历史上医生的权威和权力与他们受到暴力攻击的关系。我看过这篇博士论文的概要，结论是：历史上医生权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结论对中国医生也有启发，即在某些方面，我们是不是无意中忽略了对患者权利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