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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季十六岁那年，还在读高中，北伐战争胜利，学生活动遍地开花，常常上街游行或是开群众大会。杨绛的学校自然也参与了，当时的活动是上街搞宣传，拿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参与革命。阿季也被推选去宣传，但她年纪小面子薄，不想去。当时苏州常有轻薄女孩的事情发生，年轻女孩站在板凳上，说不定会被这些轻薄之人围观。这样的场面，阿季想也不会有人好好听演讲。那时，很多封建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同意，就可以推免此事。阿季也想学她们那样，回家给父亲汇报这事，没想到竟被父亲一口拒绝。父亲说：“你不肯去，就别去，别借爸爸来挡。”阿季还不放弃说：“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道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父亲给阿季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一位军阀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当时的一名下属未经他同意也把父亲的名字加在了欢迎名单里。父亲当即登报声明，他没有参与欢迎。当时有人劝他：“当作不知道就可以了，声明也可不必了。”父亲说完，问阿季：“你知道林肯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不懂得拒绝一事，往往是方便了别人为难了自己，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不懂拒绝而背上了许多负累，难免会拖慢脚步。拒绝是守住自己底线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勉强去做，总归是做不好，倒不如把这个选择的机会还给别人，别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阿季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可她并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只能去了学校说，我不赞成，我不去。后来这事被校长得知，校长训斥了阿季，可她依旧没去。后来上街演讲的同学被国民党的军官请去游园吃饭，校长生怕后有文章，这事倒也就此作罢。
父亲对于杨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父亲就像是一盏灯一样，在繁复的人情世故与道理纲常上，为她照亮一条路，让她自小就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有一次，父亲带着家眷去看望朋友，时任高官的父亲很少带着家眷拜访朋友，那一次出访家里人印象深刻。因为父亲的朋友是专门开着小汽车来接杨家一家人的。那个年代，汽车很少，而杨绛是第一次坐汽车。到了父亲的朋友家，发现汽车只是个开端，那家有着体面的仆人、芬芳的花园，还有富丽堂皇的别墅。一家人赞叹这家生活的奢华，父亲在旁淡淡说了句：“生活起居够用就好，何必浪费。”
即便大权在手，父亲也未曾奢华一点，这句话父亲常挂在嘴边，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繁华世间，能做到束身自修，做个“好人”。
杨荫杭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尊重儿女的观点，从不强迫儿女去接受自己的理念。哪怕是功课不好，也不会责备，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成长，从不呆板说教。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父亲就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不久杨绛就能把四声分辨出来了。这样放任自由的教育方式，想来只不过是对家庭教育氛围的自信，父母为榜样，儿女会差到哪里去，何须说教？父亲正派的作风让家里人都觉得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也不是真怕，却跟父亲亲近，父亲的爱藏得深，但儿女们都看得见。
杨绛嗜书如命也是得到了父亲的遗传，更多的是父亲的督促。当杨绛对某本书很感兴趣的时候，父亲便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这书又会被收回来，相当于一种谴责。杨绛怕父亲收回书去，几乎每本父亲放的书都读了。
振华女校的学习经历为杨绛的一生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她说：“我虽然初入振华，感觉处处不如启明，校舍简陋，程度浅，同学们小心眼儿，排斥我；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有过失落感，不开心。不过慢慢就开窍了，逐渐发现和体会振华办学的特点和长处，觉察自己的任性和无知。校舍虽然简陋，学生人数少，大家挤在一起，像是家庭的聚会。教学水平其实不低，很有一批优秀教师，可惜我那时太孩子气、调皮，错过了向名师求教的机会。另外，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很多本领，学会克服困难，学会做事。”
回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心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羡慕与怀念，老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淡然与甜蜜。多少人在回忆时祈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心境，生怕跌入回忆，人这一生往前走，会看脚下、看前方的灯，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回头看看曾经。
对于杨绛来说，学业繁重的学生生涯，断然不能少了趣味，可有些趣味却是以自己的尴尬为代价的。其中《记章先生谈典故》一文趣味横生。事情是这样的：杨绛就读的高中，常会请一些名人来讲座。有一次校长吩咐杨绛做记录，杨绛同大姐一起去，可大姐打扮时间太长，到了礼堂时已经迟了。杨绛作为记录人员只好坐在前台，章先生方言极重，讲的话杨绛听不懂，可她又不好意思不动笔记录，生怕章先生以为她听得不认真。杨绛这样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到了最后，听章先生讲课成了看章先生讲座。可这也透露出杨绛先生宁愿丢人也不愿意弄虚作假，看着章先生讲座虽略显奇怪，总归也是摆正了态度坐在那儿。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是木心先生写的《从前慢》，从前的人慢而真，现今的人快而假，若是一切都能如同写书或是回忆那般慢下来，世间倒也不再缺乏爱了。
爱与珍贵的品格都是时间里的蚕丝，快了是看不见、抓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