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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快乐一定是要以苦难与悲伤来描边的，唯有经历难以攀爬的险峻高山才能看见最美的天空。我们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总要忍受着刺痛来握紧玫瑰，要痛过方知玫瑰艳丽的珍贵。
1917年5月初，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搜查证据，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杨荫杭就被停职了。此前，司法总长张耀曾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露，议会质问，意欲停止调查此案，杨荫杭不予理会。没承想，在搜查证据时，司法部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杨荫杭停职。虽然杨荫杭停职时间不长，但精研法律、热衷法制的杨荫杭已经心灰意冷，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失望透顶，再无意做官，于是辞职南归。
1919年，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时，一家人知道要与这座北方的城市告别了。那时阿季不过八岁，只是个好奇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在火车上问父亲：“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父亲告诉她，这是头等舱。而火车车厢的另一端阿季看见方形的车厢，没有座椅，像是客厅，有桌子，还有汽水，还有沙发。她问父亲：“那是几等车厢？”父亲没好气地回答：“二等！”她那时还不明白为何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车厢还要好，父亲为何会如此没好气，当然也就无法知晓父亲对于在华洋人特权的反感了。
火车汽笛声远去，一家人又上了轮船，船上又脏又乱，一家人互相照应着挤在一起。三姐说还没看过海上的日出，并跟阿季约定，早上要记得叫醒三姐去看日出。最后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两人人生第一次看见了海上日出：日轮一点点融化地平线，从海平面上冒出头来，光线奔涌而出，跳跃在不断波动的海水上，闪着朝阳独有的光芒。阿季那时还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样的壮阔，只是说：“好看极了！”后来忆及此事，杨绛觉得，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哪怕船脏路远也是温馨有趣的。
而后又乘坐“拖船”，等到无锡老家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时杨荫杭已经预先租下一所裘姓宅院，可又不满意，亲友便介绍了流苏声巷的一处旧宅，父母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不是别人的，正巧是钱钟书家的。当时两家人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不认识，后来两人成为夫妻，聊起的时候才发现冥冥之中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杨荫杭没有选择这个宅子，因为住在那房子的女眷说，搬进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药罐子，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晦气的房子。杨家最后还是在沙巷的裘姓宅子里住了下来。阿季不觉得这个房子差，反而觉得还不赖，因为正好有条河从院子里穿过，不用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河上大小船只来来往往，有趣极了。
江南水乡盛产鱼虾，杨荫杭住在这里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炝虾”。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小虾，鲜活乱蹦，以清水洗净，用葱椒酱油一浇，扣上碗，待小虾在碗里吸足酱料，再掀开碗，便是一道美味。父亲和家里人都爱吃，除了阿季。阿季怕吃活东西，不敢尝鲜。
不知是否是因为吃生食鲜虾不干净，一家人除了阿季都病了。父亲病得最严重，高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病重的时候说满床都是鬼，母亲站在床前，双手做驱逐扫荡状，说鬼都驱走了。父亲是留过洋的人，看病只相信西医，无奈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可西医来了只是取了血样和粪样送到上海去化验，没开出一点药。后来母亲怕父亲挺不过去，去请了中医，是位名医，可名医来了只是号了脉，未曾开方子，那时医生不给开方子就意味着没救了。父亲的老友华实甫（著名中医）也来探望，并答应母亲，“死马当活马医”，给开了方子。就这样，中药被母亲伪装成西药，父亲一服一服服下，身体竟有了起色。大概是命运眷顾，又或是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起了作用，父亲的病好了起来，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又重新落回了肚子里。
没有人能预见时间这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然接受苦难，珍惜遇到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