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靠八股文起家的高翰林曾在“高谈龙虎榜”时得意扬扬地向“万中书”等人传授成功的秘诀。在他看来，“揣摩”二字，就是举业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进士气”。
高翰林所说的“揣摩”，含义有二，我们分开来谈。
第一层含义是“讲求时尚”。科举考试中，试官的口味不同，录取的标准也就不同。晚明赵南星《笑赞》的一则笑话说：
宋欧阳修做考试官，得举子刘煇卷云：“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以朱笔横抹之，士人增作四句曰：“试官刷。”
赵南星由此引申道：
俗云，“文章中试官”，非虚言也。刘煇之卷，如遇爱者，即古今之奇作也。近时一贵人，批韩文云：“退之不甚读书，作文亦欠用心。”以其无轧茁语也。爱婴瘤者以细颈为丑，文章何常之有。
既然“文章中试官”，这就需要刺探大场主考官之所好，看准风向，否则只能是“不中的举业”。
“讲求时尚”，于是应试者不读经书或先辈之文，而只“读近科中式之文”，以致文格低落，世风日下。这一意义上的揣摩，一向为有识者所轻视。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以鄙夷的口气提到当时流行的“揣摩秘本”：
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于灯下手钞，闻窗外似窸窣有人，试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沉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连日听君讽诵，枨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
纪昀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连夙嗜读书之鬼也厌恶揣摩秘本，足见它除了供人博取科名外，实在不值得过目。
“揣摩”的第二层含义是：悉意探求，以期合于本旨。亦即像戏曲演员一样，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无论喜怒哀乐，恩怨爱憎，一一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使人看了也觉得和真的一样。
八股文与揣摩之间的姻缘颇深。八股文始于北宋，但一般自出议论，南宋的杨万里开始注意代古人的语气，至明太祖朱元璋，则规定八股文必须“代圣贤立言”，即作者必须充当圣贤的代言人，所以通常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眼领起。八股文古称“代言”，理由在此。
写八股文既然是“代圣贤立言”，也就需要揣摩孔子、孟子等人的情事，要善于体会，妙于想象，这便与戏曲相通了。晚明倪元璐《孟子若桃花剧序》指出，在各种文体中，经史与诗歌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的相通之处是“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
，也就是都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别人说话，表达别人的思想和感情。不同之处仅在于戏曲多代普通人立言，八股文则是代圣贤立言。清人袁枚《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亦云：
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髡、微生亩，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
明清两代流传过不少传奇剧有益于举业的佳话。据晚明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记载，黄君辅致力于举业，拜汤显祖为师。每次君辅拿自己的八股文向汤求教，汤都扔到地上，很不满意。一次，汤直率地批评黄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这四友不灵，即使再用功也无益。君辅流泪求教。汤才劝他烧掉所作的八股文，澄怀荡胸，看他创作的戏曲。君辅连声答应，于是汤授给他《牡丹亭》。此后，君辅发奋练笔，很快写出数篇，呈给汤看。汤高兴地称赞他锋刃已具，烟云已生，波涛荡漾，香泽滋润，以往的臭恶一变而为芳鲜。黄赶紧去参加乡试，果然中举，人称吉州名士。
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明末诸生。与汤显祖的次子太耆、三子开远、四子开先，同为复社成员。他的记载是可信的。汤显祖，字义仍，既是明代万历时期著名的戏曲家、诗人，也是独树一帜的八股名家。晚明汤宾尹《睡庵稿》称赞他的科举之文，“如霞宫丹篆，自是人间异书”
。，“制义以来，能创为奇者，汤义仍一人而已”
。他教人从戏曲悟八股门径，这是内行的指点。
高翰林以为揣摩是举业的金针，从技术的观点看，吴敬梓恐怕也并不打算予以否定。但作家显然别有会心。他从举业与戏曲的相通处，感到“高贵”的八股行家不过近于“贱行”的戏曲演员，于是他构想出高翰林的一种“风流”性情：格外喜欢梨园中的演员钱麻子的谈吐；聚会时如果没有钱麻子，他便感到“满座欠雅”。高老先生何以喜欢钱麻子？个中原因，大概即在于钱麻子擅长揣摩，能够说出投高老先生所好的话；并且会下棋，会唱曲，还会假作斯文地扮出一副士大夫模样，鲍文卿就亲眼看见钱麻子“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独自坐在茶馆里吃茶，俨然是“一位翰林、科、道老爷”。在高翰林眼里，这不是有趣得紧吗？
吴敬梓的用意还有一层。在小说家看来，士大夫阶层负有独立思考和移风易俗的责任，其表率作用是异常重要的。高翰林身居高位，理当维护社会的尊卑等级，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卧闲草堂评语所说：“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然而，高翰林辈自诩“风流”，歌酒场中，往往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其结果，“礼”被破坏，“优伶贱辈”甚至敢于轻视贫寒的读书人。钱麻子意态不凡地宣称：“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社会风气败坏至此，以揣摩为看家本事的高翰林能辞其咎么？这些身居显位的读书人，不仅自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甚至成了庸俗风气的推波助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