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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堕落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对照，吴敬梓设置了一个令读者深感震撼的命题：不读书，不求功名者倒有可能是君子。
《儒林外史》中有几位不读书而风标照人的商贾，他们在第三回就出场了。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挣得一个。一天，他来到乡试的考场——贡院，想到自己因不是秀才，无权参加乡试，不禁放声大哭。同行的几位生意人在弄清周进的心事后，慷慨地帮他捐了一个监生，使周进得以参加乡试，周进的潦倒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吴敬梓为何要写这种古道热肠的生意人？仅仅因为商人中确有品行卓特的君子吗？清沈垚《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一文指出：比起士大夫来，商人中讲义气的人更多，原因何在？他认为这是由于“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缘故。天下之势偏重在商，所以许多豪杰便厕身其中。“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相形之下，“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吴敬梓的意思是否与沈垚相近？
这话题不妨展开来谈。
中国古代作家，其心理结构可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偏于狂狷，如屈原、司马迁、李白、蒲松龄；一类偏于浑涵，如班固、杜甫、纪昀。偏于狂狷的，倜傥不羁，以个人感受为中心，因而发言吐语，不怕过火；偏于浑涵的，浑厚稳重，以宽恕平和为坐标，因而批评现实，相当节制。我们试以清代的两个文言小说家蒲松龄和纪昀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
蒲松龄和纪昀都是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生活中的丑类怀有强烈的不满。但当他们鞭挞丑类时，前者愤激，但求一吐为快；后者持重，努力说得中肯，其区别极为明显。
比如，《聊斋志异》卷四《胡四相公》记述：张虚一是学使张道一的兄长。因生活清贫，“往视弟，愿望颇奢。月余而归，甚违初意。咨嗟马上，嗒丧若偶”
。就在张虚一百无聊赖之际，他的狐友胡四相公送来满簏白银。这故事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说来简单，即“人不如狐”。清人余集《聊斋志异·序》由这类描写提炼出蒲松龄在艺术表达方面的个性：他出于愤世嫉俗的动机，故意把狐、鬼写得比人美好。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也拿人与鬼对比过。卷二转述了朱青雷讲的一个故事：
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隐。
朱青雷讲这故事的言外之意即“人不如鬼”。这跟蒲松龄“人不如狐”的旨趣相同。那么，纪昀的看法如何呢？他认为朱青雷的用意可以理解，但骂世骂得过火了些，失于偏激，因此在结尾处特别指出朱的话是“有激之寓言”。纪昀的态度远比蒲松龄平和。
吴敬梓的性情看来也偏于狂狷。他批评政府无能，痛斥社会风气败坏，这都值得称赞。但他因此而主张正派人全去当隐士，却只能视为偏激之论。吴敬梓想来也明了这一道理，不过他太憎恶腐败的社会风气，没法平和地表达出他的不满。
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吴敬梓着力抨击的对象。“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将社会风气的败坏全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不够公允，但部分“读书人”的堕落则是客观存在。为了将“读书人”的堕落这一命题写透，吴敬梓故意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偏激命题：“不读书”不做官，倒有可能保持心灵的高尚和清白。围绕这一命题，吴敬梓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个“不读书”不做官的君子系列，包括秦老、包文卿等人。
秦老是第一位。帮助周进的几位生意人是第二批。这些人，不读书，不做官，但偏是他们做了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说，“此是作者微词”，“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写“不读书”的君子，吴敬梓在鲍文卿身上着墨最多。而且，不只是写他的君子行为，还进一步由向鼎来评议一番，有意拿他与“中进士、做翰林的”比较。经由向鼎的言谈，作者的“微词”明朗化了；不妨说，那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声音：“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经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市井奇人荆元从事的亦是“贱行”。他开了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虽然喜欢作诗，却从不相与“学校中的朋友”。什么原因呢？“学校中的朋友”，他们的“见识”是以八股文博取功名富贵；不结交他们，“不贪图人的富贵”，这便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与纯洁。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回答前面的提问了。吴敬梓大写商贾及其他“不读书”、不做官者的侠行义举，就对题材的处理而言，乃是“有激之言”；现实中的大量“不读书”、不做官的人，未必当得起吴敬梓的赞赏。“人不如鬼”，莫非真的不如鬼么？但不这样处理，又怎能宣泄出胸中的愤慨？“有激之言”，这是艺术的特权，读者不宜挑剔，当然也不能“一一作实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