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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责任几乎责无旁贷地落在读书人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古代的士，都以解说历史、提供社会生活指导为天职。这种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角色使读书人居于士、农、工、商之首的显赫的位置上，大睨雄谈，意气扬扬。西方教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已为世人所熟知。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气概稍逊，却也充满了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信念。据《史记》记载，孔子曾被匡人围困，情形十分危急。当时，孔子对弟子们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以“斯文”（礼乐制度）的延续者自居，孔子所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这种自尊心态，显示了早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豪迈感。
但士阶层的独立性从一开始就是相对的。士的祈向是“仕”，即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
，这是读书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社会并没有为每个士人准备好合适的职位，要仕，就必须赢得“人主”的信赖，在政治领袖的权势的挤压下，士的豪迈气概可能为谦恭或顺从所取代。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有三件惧怕的事情：怕天命，怕有德有位的大人，怕圣人的言语。这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对权势者的恭敬。但孔子身上更多的还是尊严感，他强调：“道”比权势更具有永恒的价值。士是“道”的承担者，理当在“人主”面前挺直腰杆。无疑，这要付出代价：自尊、自爱往往伴随着不仕，不仕又往往意味着贫困。故孔子反复表示：士，应当安贫乐道，绝不为了富贵而出卖人格；读书人有志于道而又视贫贱为可耻，这种人不值得交谈；“枉道而从势”“曲学以阿世”，放弃以道自重的节操，就不配称为士。
孔子这种以道自任的尊严感，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人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孟子傲然宣称，天下最值得看重的有三个方面：社会地位、年龄和道德。在朝廷，社会地位最重要；在乡里，年龄最重要；但真正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却是道德。孟子以这种气概与君王打交道，充盈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胆识，有热情，有风度，有气魄，从不在权势面前低三下四，倒是常常摆出师长的架势，“一编书是帝王师”
，孟子的言行较孔子更富诗意。
孔孟之后，一些儒生和文士一如既往地弘扬着读书人的尊严感，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他们被称为“狂生”，因为他们的确具有“狂”的作风。《史记·太史公自叙》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是司马迁的唯我独尊。《金楼子·立言》说：
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
这是萧绎的目无余子。韩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
韩愈所谓的“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童子之师”，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童子之师，仅仅教人学习书上的文句；思想导师则志在传授儒家之道。所以，“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谁继承了儒家的道，谁就是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在这样的表述中，韩愈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读者不难领略一二。韩愈之后，这种狂放气概的表现频率依然很高。比如，南宋的陆象山说过：“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明代的王艮甚至有过梦中托天的壮举：“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
这种唯我独尊、目无余子的狂放作风，与道统论是密切相关的。按照韩愈《原道》的说法：“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道统论有一个特征：儒家之“道”，往往得之极难而失之极易，往往几百年才出现一个重拾坠绪的人，因此，在孟子之前，也才有尧、舜等数人，孟子之后、韩愈之前，竟然一个也没有。既然如此，那么，一个自以为真能继承孔、孟道统的人，怎么会不以圣贤自居呢？以圣贤自居，于是在不知不觉间化身为道德主体，奋不顾身地向全社会推广其价值系统。
然而，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却力图横扫士阶层的这种浩然之气。他们希望士阶层依附于帝王，他们不能容忍士阶层以帝王师甚至以精神领袖自居的风范，他们想方设法诱逼读书人服从自己。嘉靖二十六年殿试，嘉靖皇帝出了这样一道策问：“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师治教之责，惟聪明睿智，足以有临。自古迄今，百王相承，继天立极，经世牧人，功德为大，是故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唐韩愈氏，乃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至孟轲而止。孟子则以尧、舜、禹、汤、文王之为君，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为臣，各有闻知见知之殊，其详略同异，果何义欤？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欤？宋儒谓周敦颐、程颢兄弟、朱熹四子，为得孔孟不传之绪，而直接夫自古帝王之统，道果若是班欤？其讲求著述之功，果可与行道者并欤？抑门人尊尚师说，递相称谓，而忘其僭欤？汉、唐、宋而下，虽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不可概少，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统之传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有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下开万世太平之基。迨我列圣，克笃前业，所以开天常，叙人纪者，历百八十余年于兹。朕缵绍祖宗鸿绪，登践宝祚，惟敬惟一，叙彝伦，惇典礼，祈天命，拯民穷，思弘化理，以成参赞继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不遑宁处。兹欲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近法我祖宗列圣心学之传，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尧、舜、禹、文之后，孔孟以来，上下千数百年间，道统之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学先王之道，审于名实之归，宜悉心以对，毋隐毋泛，朕将注览焉。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嘉靖希望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像周敦颐、程颢兄弟、朱熹这样的士人领袖，并无资格“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夫自尧、舜、禹、文之后，孔孟以来，上下千数百年间，道统之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进一步说，连孔子、孟子也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么，谁有这个资格呢？只有“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也就是他这样的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帝王，包括明太祖、明成祖和他本人，才有这个资格。
许多帝王都有嘉靖皇帝这样的心态，于是他们就要采取种种举措来达到预期目的。而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一个旨在向读书人开放权力的制度，也因此被帝王们转手用来笼络和牵制读书人。在这种情形下，读书人要坚守自己与“势”抗衡的立场，就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