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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读书人是以“仕进”为职业的。孔子奔走列国，孟子游说诸侯，仕进即其目的之一。但比仕进更本质的士的历史使命却是“任道”，当仕进与任道发生冲突时，为了弘道，为了向“势”显示“道”的尊严，他们宁可不再“进取”，其结果，崇拜隐逸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中国文化对隐士的偏爱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索解，《儒林外史》对于隐逸的偏爱也正基于吴敬梓对“道”的执着，对读书人的独立社会角色和文化职能的执着。这种执着，就是所谓儒生情怀。
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中曾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型：一、隐居以求其志；二、回避以全其道；三、静己以镇其躁；四、去危以图其安；五、垢俗以动其概；六、疵物以激其清。
照笔者的看法，二、五、六可归为一类，都以追求人格的纯粹为旨归。无论是“回避以全其道”，还是“垢俗以动其概”，或是“疵物以激其清”，所重视的均为“道”“概”“清”等人格范畴。《儒林外史》中的王冕、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四大市井奇人等，便属于这一类，其中虞博士名为做官，实为隐居，故杜少卿称他是柳下惠、陶渊明一流人物。他们或许会被批评为缺少社会责任感。比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就指出：阴司厌恶对名利的热衷，认为种种坏事，都由此而来；但不怎么看重隐逸，因为天地生才，原是为了有补于世事；倘若人人都做巢父和许由，那么至今洪水横流，怕是想找一块隐居之地也找不到。
纪昀的话无疑有他的道理。但清高自许，淡于名利，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代表的却正是以“道”自任的传统儒家精神，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另一种实践方式。
“去危以图其安”，属于避难之隐；王冕的母亲曾说，“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嘱咐王冕“不要出去做官”，王冕哭着答应了。在吴敬梓看来，官场是势利所在，那里处处有风波，人生之舟随时可能倾覆。一个以“道”自任的士，万不可轻易地涉足官场。
退出势利场，不受功名富贵的牢笼，这部分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有相当清醒的意识。什么叫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一句话，知识分子必须既学识渊博又人格崇高。中国古代的士，其理想的标准很接近于此。《论语》提醒读书人不可不抱负远大、意志坚强，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以仁为己任，不重大吗？死而后已，不遥远吗？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表明，中国古代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或更重社会使命感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王冕、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便大体具备这两种素质。
且看《儒林外史》如何塑造王冕的形象。
王冕是元末的著名诗人、画家。比他小二十三岁的宋濂第一个为他作传，从宋濂的《王冕传》，我们了解到，王冕确有些怪诞：“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
《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比这更为惊世骇俗：“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何以要这样怪模怪样的呢？没别的用意，只是要让世人晓得他王冕是个目空千古的豪杰。
宋濂《王冕传》记了王冕几桩玩世不恭的“狂”举：“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童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儒林外史》未写王冕骂人和戏谑部使者的情节。但时知县来拜访，王冕故意让牧童秦小二汉谎称“他在二十里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也正是“怠慢”得紧。秦小二汉的出场尤为风趣：
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
秦小二汉是受王冕之托来“撒谎”的，“倒骑水牯牛”，含有不想正眼看时知县的意思。为什么不想正眼看？王冕说得明白：“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听不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这就赋予了王冕之“狂”以深厚的人文内涵。
宋濂《王冕传》强调了王冕的“逸”，即隐逸，其中有一节专写他携妻子儿女隐居九里山的生活：“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蓬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但同时，宋濂也突出了王冕的用世之志：“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在宋濂看来，王冕的隐居，其性质近于诸葛孔明而异于陶渊明：他期待着明主的赏识，向往着建功立业。但清初朱彝尊已不满于宋濂的描叙，他重写《王冕传》，着力塑造一个没有用世之志的隐士：朱元璋听说了王冕其人后，打算任命他做咨议参军；王冕却在正式任命之前去世了。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朱彝尊以为，“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
。也就是不愿与朱元璋合作，迫不得已，只好以死来表明自己品节的高洁。
朱彝尊笔下这个将隐的品格贯彻到人生终点的王冕更合吴敬梓的儒生情怀。闲斋老人说《儒林外史》“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辞却功名富贵”，非隐而何？所以，《儒林外史》采用了朱彝尊的说法：当朝廷派人来授他咨议参军之职时，王冕已逃往会稽山，他隐姓埋名，后来得病死去。“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毫无疑问，元末的历史人物王冕不愧为名士，《儒林外史》也是将他作为名士来塑造的，只不过进一步强化了他的“逸”的品格。
《儒林外史》对王冕的塑造表明，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并非真儒，并不清高，却借着狂、逸、怪、侠的外在行为骗得高名的人。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他真能淡泊自守，“辞却功名富贵”吗？“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则最终免不了露馅。吴敬梓用“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的王冕来“隐括全文”，这个参照系的选择提示读者：《儒林外史》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区别真儒和俗儒的核心标尺；在狂、逸、怪、侠诸种人格因素中，超然于名利之外格外受到重视。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才能在与“势”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人，正是这一类读书人，他们以其中流砥柱的风采，屹立在《儒林外史》中，也屹立在读者的心中。吴敬梓的道义理想，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其厚重感和深沉感，是明清时代别的小说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