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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精英自期的读书人向来看重个人价值。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背景之下，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常寄慨于知音难得。而科举制度将确认读书人价值的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榜上有名即意味着学识过人，名落孙山则证明了其学识浅陋。万中书推想迟衡山、武正字的学问“必也还是好的”，高翰林当即不容置辩地反驳道：“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功名成了学问的标尺；要证明自己有学问，便非挣个功名不可。浦墨卿也认为“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他还举了一个例证：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位老先生何以如此热衷于进士的功名，想来绝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为了证实自我的价值。
以科名的得否作为衡量学识的标尺，这标尺可靠吗？明朝的解缙、胡俨一同去看进士榜，解缙因为胡俨不是科举出身，就指着进士榜，说这黄榜上头都是些大丈夫。胡俨笑道：其中也有侥幸中榜的！胡俨的意思很明确，科举考试存在偶然性，中进士、登高科的，不一定就有学问。
举业无凭，功名偶然，于是有人故意诋毁举业、嘲弄功名，以“山人”自居，以隐士自居。杨执中、权勿用、陈和甫、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就是这部分读书人的代表。他们以退为进，以隐邀名，借清高为名，以获取王惠等人从科名中得到的好处，走的是唐人所谓“终南捷径”。其人生目标，与科场中人同样卑微。比如，景兰江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可知道赵爷虽不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如此心态，如此声口，不正是典型的俗儒吗？
这里我们且就“山人”陈和甫多说几句。
“处士”“山人”均为隐士的别称。既为隐士，就该淡泊名利、深藏不出，然而有人自称隐士，却是为了提高身价，以便“相与”达官贵人。这些人因此成了《儒林外史》嘲讽的对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存目七赵宦光《牒草》条载：
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
这说法一点不假。晚明万历年间的名人陈继儒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书法家兼文学家。年未三十，即“取儒衣冠焚弃之”
，自号山人，居小昆山，名重一时。他同时代的曹臣，编过一部《世说新语》式的《舌华录》，其中与陈继儒直接相关的便有二十余则。这些片段集中渲染的是陈继儒的隐士品格。据说，陈继儒还曾归纳出山居胜于城市的八种好处：不责求苛细的礼节，不见不熟悉的客人，不胡乱饮酒吃肉，不争田产，不听世态炎凉，不纠缠是非，不用怕人征求诗文而躲避，不议论官员的籍贯。《舌华录》对陈继儒的欣赏几乎已无以复加。
嘲讽陈继儒的也大有人在。原因在于：陈继儒自号山人，却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清人赵吉士编的《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载，陈继儒一向负高隐重名，著名戏曲家汤显祖了解他的底细，一向看不起他，跟他合不来。时值曾任宰相的江苏太仓人王荆石去世，汤去吊唁，陈代主人陪客，汤忍不住大声说：“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
弄得陈十分羞愧，无地自容。
清中叶袁枚的为人与陈继儒极为相似，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才三十三岁，便辞去江宁县令，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隐居。其《随园记》谈到隐居的动机时说：如果我在此地做官，那么，每月只能到随园一次；如果我隐居在随园的话，那么我可以天天在这儿游览。既然二者不可得兼，那么我宁可舍官而取园。“舍官而取园”，人品不可谓不高，他的《司马悔桥》诗甚至说：“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
只是，这位怕做官的山人却热衷于结识达官显宦，如毕沅（官至湖广总督）、尹继善（文华殿大学士）、卢见曾（转运使）、孙士毅（文渊阁大学士）……尽管他可以用“出入权贵人家，能履朱门如蓬户，则炎凉之意，自无所动于中”
的老话头修饰自己，但这并不能使人人信服。
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对袁枚就相当不满。他写了一部传奇剧《临川梦》，其中《隐奸》一出，集中讽刺陈继儒，出场诗说：“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剧中的陈继儒，据说便是影射袁枚。
对陈继儒、袁枚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且不去管他。“飞来飞去宰相衙”一句，确实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某些“处士”“山人”的老底，令我们想起晚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微词部》中的笑话“一片白云”：
金华一诗人，游食四方，实干谒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顶一片白云。”商履之曰：“此云每日飞到府堂上”。
《儒林外史》中的陈和甫也正是“每日飞到府堂上”的“一片白云”。他自称“山人”，却“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来往”。他有什么过人的能耐吗？我们记得，作为莺脰湖大宴的名士之一，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打哄说笑”，与“善以谐词媚人”的袁枚比较接近。第十回正面铺叙过他“打哄说笑”的情景。初见娄家两公子，他便侃侃而谈，吹嘘自己“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都略知一二”，“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指二十年来，已是走过九省了”！说罢，便哈哈大笑。为什么要笑？有什么好笑？不好笑也要笑，这才能造成“打哄说笑”的活跃气氛。果然，两公子当下便“让”他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看，见院宇深沉、琴书潇洒，便朗声赞叹：“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这样的话。谁不爱听？清人陈皋谟辑的《笑倒》中有《笑友》一则，列举了名姬、知己、韵小人、酒肉头陀、属意人、羽流等，陈和甫至少算得“韵小人”，他作为“笑友”是毫无愧色的。
要说陈和甫只会“打哄说笑”，就委屈他了，他卜卦兼行医，倒也并非庸医。鲁编修与夫人怄气，晚上跌了一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陈和甫来切脉，切过脉，便诊断病情，确定了“先以顺气祛痰为主”的治法，并颇有胆识地在处方中用半夏而不用贝母。说实话，他比后来改行行医的“侠客”张铁臂强多了。
陈和甫既然长于医道，有这件“寻饭吃本事”，干吗要去做什么“山人”？只是为了好听吗？当然不是。原来，有了“山人”之名，身价提高，赚钱就容易得多。陈木南曾问那个替聘娘算命的瞎子：“南京城里，你们这生意也还好么？”瞎子答道：“说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们没眼的算命，这些年睁眼的人都来算命，把我们挤坏了！就是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个陈和甫，他是外路人，自从一进了城，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欛拦着算了去……”陈和甫挟“山人”之名，别的算命先生就只好退避三舍了，好处都进了他的囊中。他凭借“山人”的名头打开了算命的市场，当然也可以凭借“山人”的名头打开行医的市场。
这里可以顺便谈谈吴敬梓生活中的一件疑案。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三十三岁的吴敬梓从故乡全椒移居南京；乾隆十年（1745），三十岁的袁枚来南京任江宁知县，三年后辞官隐居。吴敬梓的朋友如程晋芳、金兆燕、程廷祚、江昱、朱草衣、樊明征、李葂、涂长卿等多与袁枚有交往，而吴敬梓和袁枚虽长期同在南京，却未见任何酬答过从的记载；吴敬梓到过随园附近的永庆寺、丛霄道院，却未曾涉足袁枚的随园。对此，后人有过种种猜测：或以为二人实有交往，只是证据尚待发现；或以为二人的关系近乎魏晋时的桓子野之于王子猷，以形迹论没有交往，以精神论则契合无间。其实，从袁枚号为“山人”而穿梭于达官贵人之间的性情看来，年长袁枚十余岁而又崇尚清高的吴敬梓，不喜欢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形迹，还是精神，吴敬梓和袁枚都难以亲近。陈礼，字和甫，命名之义近于陈继儒（字仲醇）。蒋士铨用陈继儒影射袁枚，而吴敬梓笔下的陈和甫，则既影射了陈继儒，也影射了袁枚。这样来解读《儒林外史》中陈和甫的形象，才能把握吴敬梓的深意：他对那些“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山人”，满怀鄙夷不屑之意。